魏迪英：社交媒體對美國精英政治的衝擊

從1789年美國憲法生效，聯邦政府成立以來，美國作為超大規模國家，儘管爆發多次經濟危機和社會運動，但在政治上卻長期保持了穩定，這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美國政治長期穩定的重要原因，是美國在經濟、社會，特別是政治領域的精英主義體制。

對於美國的精英主義體制，美國學術界有相當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查爾斯·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中分析了精英集團對1787年美國制憲過程的主導；賴特·米爾斯的《權力精英》和威廉·多姆霍夫的《誰統治美國？》論述了工業化時代美國精英集團的構成和影響。最近的2014年，馬丁·季倫思和本傑明·佩奇通過定量研究，證明美國富裕階層和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普通民眾。這些研究揭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精英主義體制是美國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核心。但是從2008年開始，以社交媒體的興起為背景，美國的精英主義政治體制遭到衝擊。社交媒體的發展，動搖了美國精英主義政治體制的兩大關鍵機制，即媒體篩選和政治捐款機制。碎片化的草根階層通過社交媒體聯合起來，衝破了主流媒體的篩選機制，削弱了政治捐款的影響，推動「圈外人」闖入政治中心地帶。此前在美國政壇中邊緣化的特朗普和桑德斯兩人異軍突起，就是證據之一。在社交媒體興起前，只有作為兩黨「圈內人」和精英集團一分子的資深政治家，才有機會得到主流媒體的重點報道，進而在全美國選民中獲得知名度。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和影響力，足以構成強大的過濾機制，阻止「圈外人」的衝擊。但是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主流媒體的過濾機制大幅弱化。「圈外人」即使遭主流媒體過濾，仍然能通過社交媒體直接和普通選民建立接觸，並和選民互動。特朗普是著名商人，本身有一定知名度，然而從正式宣布參選開始，特朗普在美國主流媒體的形象基本是負面的。就負面報道的規模和程度而言，在近幾十年的美國政治和媒體歷史上是罕見的。儘管有如此密集的負面報道，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的衝擊。這種反常現象令主流媒體人士倍感驚訝，以至於《紐約時報》著名記者紀思道哀嘆主流媒體的負面報道反而成就了特朗普。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研究發現，這種反常在於社交媒體影響力的迅速上升。2016年2月，該實驗室通過分析社交媒體推特的資料庫，發現對2016年選舉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和機構中，居於前三名的分別是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這說明儘管主流媒體報道偏向明顯，但社交媒體的意見導向在相當程度上不受主流媒體影響，甚至能打破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和意見導向。社交媒體的發展，導致主流媒體很難繼續壟斷影響力，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一些主流媒體因此不得不調整方針，順應社交媒體的導向，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後來就為特朗普安排了較為客觀的專訪。社交媒體不僅打破了媒體過濾，還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部分替代了政黨基層組織的功能。此前，政黨基層組織是候選人贏得支持者的基礎，而這正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短板。在共和黨組織中，特朗普不僅弱於傑布·布希等主流派，也敵不過克魯茲這樣有茶黨背景的新銳；在民主黨組織中，桑德斯也不如希拉里人脈廣泛、根基深厚。如果按照此前的選舉模式，特朗普、桑德斯這樣缺乏兩黨基層組織支持的候選人，基本在初期就早早出局了。但是2015年以來，特朗普和桑德斯藉助社交媒體，彌補了缺乏基層組織支持的短板。在社交媒體上，隨著關注和訂閱增長，特朗普、桑德斯各自的黨內支持率也迅速上升。從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訂閱量增長86%，在共和黨中的支持率從4.9%增加到36.9%。同一時期，桑德斯的推特訂閱量增長1644%，他在民主黨中的支持率從12.4%增加到33.3%。因此，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度領先的候選人，在初選中同樣優勢明顯。在美國政治中，政治捐款的過濾作用比主流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競選活動耗資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額捐款人青睞的候選人，才有可能籌到充足經費，打贏激烈的選戰。因此，政治捐款機制基本能保證當選者在政策上傾向於精英階層。然而，社交媒體的興起削弱了政治捐款，特別是大額捐款的作用。首先，社交媒體削弱了電視廣告的壟斷地位，競選廣告的投入規模，或者說競選經費規模不再是決定性的因素。其次，小額捐款異軍突起，降低了大額捐款人的影響力。儘管美國立法規定了個人給候選人捐款的上限，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額捐款的政治影響，但長期來看，在美國大選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精英階層的大額政治捐款。草根階層的小額捐款由於募集成本過高，形同雞肋，作用很有限。但2008年以後，網路支付便利了小額捐款，候選人通過大量小額捐款也能籌到大筆資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額捐款的影響。在2012年，共和黨人羅姆尼籌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額捐款佔82%，200美元以下的小額捐款只佔9%；而奧巴馬收到的捐款中，兩者分別是28%和48%，結果羅姆尼籌得的捐款只有奧巴馬的一半，最後在大選中大敗。到2016年2月底，希拉里籌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額捐款佔64%，200美元以下的小額捐款佔21%；而桑德斯收到的捐款中，兩者分別是12%和56%，結果希拉里籌得的捐款只比桑德斯略多，同時也遲遲不能在初選中勝出。這說明小額捐款聚沙成塔，在總額上完全可能抵消甚至超過大額捐款，導致美國的精英階層失去對政治的影響力。早在2010年，為了平衡小額捐款的衝擊，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論自由的表達，企業、利益集團等組織，只要不直接把錢給候選人，即可通過「超級政治委員會」無限制地募集、使用資金支持候選人的選舉。最高法院這項判決的實質是，通過各種不設限額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的精英階層可以無限制花錢助選，由此抵消草根階層的影響，來保護美國的精英主義體制。然而，從2016年的初選看，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並未能有效阻止「圈外人」對精英主義體制的衝擊。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被認為是給金權政治背書，激起了全美國範圍的抗議。各種政治不滿集中指向精英階層，特別是政府和兩黨的高層。一方面，美國最高法院、總統、國會的支持度大幅跌落；另一方面，兩黨上層精英在本次初選中遭遇前所未見的重挫。隨著傳統主流媒體和政治捐款的過濾機制弱化，美國精英主義的政治體制，暴露在草根階層政治參與的壓力下。面對這種壓力，美國的精英主義體制如何反應？美國政治體制能否通過吸納參與壓力來延續精英主義？這或將決定美國未來政治和社會的發展走向。

（作者為中國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原文登載於《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