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碑誌楷書探析（上）

于右任碑誌楷書探析（上）董 瑋 引 言

楷書於漢末從隸書草體中逐漸產生，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經歷了兩次高峰，一是南北朝時期的魏碑，二是唐代的唐楷。前者一般歸為碑學系統，後者一般歸為帖學系統。隋唐以後，雖然宋、元、明時期也有很多名家擅長楷書，但大都沿襲晉唐帖系風格，個性面目不夠突出，楷書一直處於衰落的境況。時至清代，由於考據學的興盛，碑版的大量發掘，使清代、民國的書家把目光重新投入到了漢魏碑版上，開始嘗試用碑版的方法寫楷書，走碑帖結合的路子，如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于右任、弘一等，為楷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說，清末、民國時期碑帖結合的楷書是繼魏碑、唐楷後，楷書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而于右任因其楷書風格之獨特、成熟度之高、造詣之深厚、作品數量之眾，實可謂是這座高峰上的代表人物。因此，于右任的楷書在書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可能是由於于右任碑體行草書的名氣太大，楷書成就為之所掩，目前見到的有關於右任研究的文章，大都是關於其碑體行草書的，很多文章對於右任的楷書隻字不提，有提及的也是一帶而過，缺少專門的論述和深入的分析，如著名書法家王澄先生寫過多篇介紹于右任書法藝術的文章，如《魏體行書及其代表書家》、《于右任書法評傳》、《碑體行書近想》、《碑體草書及其歷史價值》等，其中對於右任行書和草書都有專門的論述，卻很少提及于右任的楷書。以研究于右任著稱的鐘明善先生寫了很多有關於右任的文章，但也沒有專門介紹于右任的楷書。這樣的研究狀況未能充分認識于右任楷書的價值和歷史地位，全面反映于右任的書法成就，也不利於後人的學習借鑒。

本文相對系統地對於右任碑誌楷書進行了梳理，分析了于右任碑誌楷書的取法淵源，並根據取法和風格的不同對於右任碑誌楷書進行了分期。最後，通過與晉唐楷書、魏碑以及同類型的書家相比較，探討了于右任碑誌楷書的價值和歷史地位。

于右任傳世的楷書墨跡極少，其楷書主要集中在為他人題寫的碑誌上。由於于右任書丹的楷書碑誌數量眾多，紀年清晰，信息量大，故本文以于右任的碑誌楷書為探討的重點，旁佐墨跡楷書。

碑誌包括碑碣和墓誌，是古代喪葬風俗的產物，起源於秦漢時期，魏晉以來長盛不衰,至民國時期漸趨衰亡，碑誌數量減少，由名家書丹的更不多見。但于右任卻是一個特例，他不但搜集了大量的漢魏碑刻，還身體力行，從上世紀初開始，為許多民國革命烈士及社會賢達撰書碑誌（以墓志銘為主），如《張清和墓誌》、《鄒容墓誌》、《佩蘭女士墓誌》、《秋先烈紀念碑》等，數量眾多，書藝超絕，成為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書壇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由於時代的變遷，于右任以後為先人樹碑刊志的習俗幾乎消失殆盡，將來很難再出現名家題寫的碑誌，因此，于右任所書丹的碑誌可以說是中國碑刻書法史上的絕唱，具有特殊的意義。

據考證，于右任書丹的碑誌大約有四十餘方（其中墓誌約佔五分之四，碑刻約佔五分之一），加上遺失和不為人知者，應該有近百方。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于右任撰書這麼多碑誌確實令人詫異。關於于右任的這個「特例」，青年學者姜勇在《于右任書碑誌略論》一文中的解釋我覺得較為合理：「首先是三秦風俗使然。于右任籍陝西，這裡喪葬樹碑撰志之風自古有之，歷代不絕，他所作碑誌，絕大多數為陝西之事或三秦人氏。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于右任從1918年開始收集珍藏墓誌，沉浸其中研習，碑誌書風最為其偏愛，碑誌文法也最為其所諳熟，且他中年書名即播振海內，又一生舉事為民，研習倡用，加之不以書家自貴，有求必應的作風，這些碑誌作品的產生便是情理中事。」另外，于右任志於國事，而能從細微處著眼，書寫碑誌，為國為民，傳之千古，亦不朽之盛業，君子之雅事，這也應當是他樂於斯道的一個原因。

于右任書丹的碑誌既有楷書，也有行草書。目前所知，于右任書丹的楷書碑誌約近二十方，書刻時間主要集中在於右任四十歲至五十三歲之間（見附表一），正值人生的壯年時期。其後于右任興趣轉移到了草書的研究上，所書丹的碑誌也幾乎全是草書，楷書碑誌極少。

因載體、製作的特性，于右任碑誌上的行草書遠不如其墨跡行草書精彩，而楷書卻非常適合鐫刻，銘於石上後更顯體魄雄強，神采熠熠，因此最能代表于右任碑誌書法成就。

自晉代以來，以二王為代表的帖系書風長期在書壇處於主導地位。清代乾嘉時期，金石考據之風興盛，帶動很多書家把目光和興趣從刻帖轉移投向碑版和石刻作品，從而促使了碑學理論的產生，開創了有別於二王帖系的碑派書風。

于右任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其時，碑學振興已百年有餘，繼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包世臣《藝舟雙楫》之後，康有為正在編著《廣藝舟雙楫》。在實踐上，已經出現了鄧石如、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等碑體書法大家，正是帖派一脈急劇衰微，碑派一統天下，成為書壇主流的時期。康有為曾這樣描述咸同時期的書法風尚：「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此言雖有所誇大，但也說明了碑派書風在當時的影響之巨。

于右任的出生地關中地區是中原文化的發祥地，周秦漢唐字跡多有遺存，具有自然質樸之美的北碑也不鮮見。據傳，于右任兒時在山野牧羊，見到斷碑殘碣，便對上邊的字生髮了濃厚興趣，常以手指或樹枝在地上比劃。

圖1 圖2 圖3

于右任七歲入私塾讀書習字。儘管當時正值碑學鼎盛時期，自己也對碑碣感興趣，但為了應對舉考試的需要，以及私塾先生的影響，于右任學習書法還是從帖系楷書入手的。據親身受過於右任教誨的劉自犢先生講,于右任早期「學趙孟頫,寫得肥而舒」。書刻於一九一九年的《劉仲貞墓誌》（圖1），是迄今可見到的于右任書寫最早的楷書墓志銘，用筆速暢，字跡遒麗，清勁舒展，除了趙孟頫的影響外，捺畫的舒展，體態的頎長，還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褚遂良《枯樹賦》（圖2）、虞世南《孔子廟堂記》（圖3）的影子。總之，完全是二王一路正宗帖派面目，全無北碑影響。

圖 4 圖5 圖6

于右任對帖系楷書的學習借鑒不只限於學書的初始階段，在其致力研究漢魏碑刻後仍沒有放棄對帖系楷書的學習。如于右任一九一二年書寫的《贈召卿楷書四屏》（圖4）完全是魏碑風格，而同一年所書的《王太夫人事略》（圖5）卻與之大相徑庭：《贈召卿楷書四屏》用筆以方為主，一些長筆畫如橫、捺直來直去，字形瘦長，中宮緊收，屬斜畫緊結類型；《王太夫人事略》用筆圓厚，長畫多曲，強調一波三折，結體寬博，屬平畫寬結型。《王太夫人事略》是于右任為蔣介石的母親王太夫人所書的碑文，據說書寫此碑時，于右任應蔣介石的要求在魏碑體的基礎上加入了顏楷的成分。從《王太夫人事略》的風格特點看，確實與顏真卿晚年所書的《顏家廟碑》（圖6）有很多相似之處，證明這一說法是比較可信的。

圖7 圖8 圖9

圖10

時隔多年後，于右任成熟期的楷書作品《曾孟鳴碑》（圖7）、《秋先烈紀念碑》中也顯露有顏楷的影子。而與《曾孟鳴碑》立於同一年的《耿端人少將紀念碑》（圖8）卻書寫得敦厚溫潤，精氣內斂，與鍾繇《薦季直表》（圖9）、王羲之《黃庭經》筆致相近。如果把《薦季直表》、《耿端人少將紀念碑》中相同或相近的字形放置在一起（圖10），會發現二者字形結構非常相像，只不過《耿端人少將紀念碑》的點畫相比要圓潤一些。由此可見，于右任對帖系楷書一直是很重視的，並且取法非常的廣泛。

于右任楷書取法的另一個主要對象是魏碑。據王澄先生考證，于右任入手魏碑的時間為一九二0年。事實上，于右任著手魏碑研習的時間應該更早。據記載，一九0六年，于右任到日本考察報業，得識孫中山先生。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革命黨人多喜北碑，于右任在隨後與眾人的交往中也加深了對北碑書法的理解。于右任曾告訴友人，孫總理提倡北碑，就是因為北碑有「尚武」精神。孫中山等人的影響促使了于右任從帖向碑的轉變。王澄、李義興先生所編《于右任年表》中記述，一九0七年，于右任創辦《神州日報》，「辦報期間專習北魏碑帖，尤以臨習何紹基藏《張黑女墓誌》極神似。」另外，民國九年（1920年），于右任見到在白水縣史官村出土的《廣武將軍碑》，如獲至寶，賦詩讚美，並說：「我初學魏碑與漢碑，後來發現《廣武將軍碑》，認為眾美皆備，即一心深研極究，臨寫不輟，得大受用，由是漸變作風」。這也說明于右任開始臨習魏碑的時間在一九二0年以前。可能是由於前期的碑體楷書不如帖系楷書成熟，于右任不願示人以璞，抑或作品遺失的緣故，我們目前能見到的于右任最早的碑體楷書作品書於一九二一年，其前所能見到的作品均是帖系風格。

也許是少年時即對北碑的喜愛之情，由於學帖受到了長期的「壓抑」，加上受孫中山先生影響，把學習北碑與濟世救國相關聯的緣故，于右任一經入手魏碑，就迸發出了極大的熱情。于右任對魏碑的熱情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一九二四年開始，不遺餘力，四處搜集收購漢魏碑刻，後來竟多達三百八十餘方，其中僅北魏墓誌就有一百四十九方。當時對魏碑的痴迷和收集的艱辛，于右任有詩為記：「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還，水沉千福寺，雲掩五台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二是勤於臨池，朝夕不輟。「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于右任寫於一九三0年的這首詩，是對前期學書的概括，從中可見其對漢魏碑刻的虔誠、投入。當然，詩中提到的《石門銘》、《二十品》只是對漢魏碑刻的代稱，于右任臨習的對象遠不只此。據說于右任案頭常見的碑拓，除《石門銘》、《二十品》外，還有《三公山碑》，《封禪國山碑》、《爨寶子碑》、《曹娥碑》、《龍門造像》、《鄭文公碑》、《張猛龍碑》、《夏承碑》、《華山廟碑》、《石門銘》、《瘞鶴銘》、《曹子建碑》、《大公呂望婢》、《吊比干墓文》等等。這些碑刻的影子在於右任的碑誌楷書中也時有閃現，如一九二四年書刻的《鄒容墓表》（圖11）、《張清和墓誌》(圖12)，方筆起收，中宮緊結，以險取勢，風格與《張猛龍碑》（圖13）、《元遙墓誌》非常相似。1927年書刻的《佩蘭女士墓誌》有《張黑女墓誌》的影子。

圖11 圖12 圖13

由於于右任收藏、觀摩了大量的漢魏碑刻，對於碑版、帖系楷書的取法非常的廣泛，加上幾乎無臨摹作品傳世，自己所書楷書也面目多樣，絕無完全擬古之作，因此不可能精確的對其取法一一列舉，以上也只是大概的分析。

圖14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于右任碑誌楷書的取法主要有晉唐帖系楷書和魏碑兩大類，另外從於右任楷書的字形結構和筆畫形態上（圖14），還可以看出取法篆隸、行草書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