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化與阿里夫?德里克的後殖民理論研究

　　後殖民研究在當代國內外學術界都是一個熱點問題。其原因一方面和當代西方思想界政治哲學的興起和文學研究領域的政治轉向有關,更重要的是,後殖民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方法和西方世界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密切相連。同樣,對中國學界來說,其理論依據和操作方法,不動思想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問題,而且直接與我們對百年歷史和現實的理解相關聯。但是,在中國學界後殖民研究的認識視野中,愛德華·薩義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三劍客的後殖民理論長期佔據中心地位,而以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等①為代表的,對後殖民理論進行批判和反思的聲音,則往往被我們忽略,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阿里夫·德里克(1940—　)是土耳其裔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革命史,主要著作包括《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撰史學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 1978)、《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1989)、《革命之後:警覺全球資本主義(After the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1994)等等。近十幾年來,德里克發表的一系列論述後殖民理論的文章以其獨到的視角,引起了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中文結集出版的主要有《後革命氛圍》和《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等。德里克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敏銳眼光,揭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後殖民理論存在的盲點及其意識形態內涵,並憑藉自己對東亞歷史的深入了解,解析了一系列東方後殖民現象。在德里克的後殖民研究中,將問題歷史化是其一貫堅持的原則。本文將從「歷史化」這一切入點,介紹一下阿里夫·德里克的後殖民批評理論和批評策略。

一、非歷史化與後殖民理論

德里克認為,愛德華·薩義德開風氣之先,以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為代表的當代後殖民理論存在嚴重的非歷史化傾向,即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現實,僅憑一己建構的抽象理論來談論複雜的後殖民問題。在德里克看來,這種將歷史的維度從後殖民理論中祛除的做法,不僅無助於將問題清晰化,反而會造成極大的混亂。首先,後殖民理論的非歷史化傾向,模糊了後殖民理論本身的譜系,並將其本應具有的激烈批判鋒芒消解和掩蓋。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理論的發展至少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 20世紀70年代之前,以弗朗茲·法農等為代表的殖民地理論家的後殖民批評,作為第三世界反對第一世界殖民者壓迫的理論武器,曾在被殖民者的反抗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批判作用。當代後殖民理論雖然繼承了後殖民批評的激進形象,但本質上卻是一種西方世界的理論產品。它既需要繼承早期批判傳統的外衣,又不願意真的採納其激進姿態。為了掩蓋這一內在矛盾,它便策略性地改寫後殖民理論的歷史。比如,在當代一個著名的後殖民研究讀本的序言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後殖民理論』在名字產生之前,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帝國主義語言與當地經歷頗有爭議但生機勃勃的混合造成了一種張力,一旦殖民地民族有理由思考和表述這一張力,後殖民『理論』就應運而生了。」(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995:1)在這樣的論述中,後殖民性和後殖民理論成了某種意識覺醒後獲得表達能力的產物,尖銳的政治經濟對立變成了文化上的張力,後殖民理論彷彿既與殖民地的鬥爭實踐無關,也與殖民和獨立的歷史分期無關,而僅僅是伴隨殖民主義與生俱來的一種文化現象。其次,後殖民理論的非歷史化傾向,模糊了殖民和後殖民之間的界限,將殖民/後殖民時代塑造成了一個不確定的歷史時期。德里克認為,在很多後殖民理論家那裡,「後殖性」概念已經脫離了其所標示的,前殖民地國家從殖民統治中獨立之後的狀況這一內涵,而泛化為殖民主義開始以來的全部歷史。比如阿什克羅夫特、格利菲斯和蒂芬等後殖民文學理論家就認為,後殖民文化包括「所有殖民化以來受到帝國主義文化影響的文化」,因此,美國文學也屬於後殖民文學,「其後殖民屬性沒有得到廣泛認可」,只是「因為美國文學當今處於霸權地位而已」。(Ashcroft,Griffiths, and Tiffin 1989:2)在這樣的後殖民論述中,二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所反映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尖銳對立彷彿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殖民和後殖民主體的界限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對殖民和後殖民進行歷史分期,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進行身份鑒別,都不

僅不可能,而且沒有意義了。這種模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界限的後殖民理論,典型地表現在霍米·巴巴對「混雜性」(hybridization)的論述中。巴巴傾向於認為,在文化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不是簡單的征服與被征服的二元對立,而是處於一種相互影響、相互模仿的矛盾狀態中。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接觸區」(contactzone),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殖民他者,對文明/野蠻的界限提出了挑戰,很多殖民「雜種」甚至變成了超越殖民地和宗主國二元對立的世界主義者。德里克認為,巴巴對混雜性的認識乃是建立在去歷史化和文化本質主義基礎之上的。對「混雜性」的文化身份的確認,不能脫離這種文化身份形成的特定社會和歷史語境。一方面,文化的混雜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不同的混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有以和平方式進行的,也有以暴力和壓迫方式進行的,脫離混雜性身份得以形成的具體語境談混雜性是毫無意義的。另一方面,混雜性的形成也絕對不是簡單的雙向互動和跨越界限等理論所能一筆帶過的,我們必須將其放置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來認識。最後,尤為重要的是,混雜性根本不能反映出殖民或後殖民世界中的普遍狀況。對此,德里克作了一個有趣的比喻,當蘋果和桃子雜交而產生油桃的時候,我們不能因為有了油桃,就忽視了蘋果和桃子的存在了。相反,世界上大量存在的還是蘋果和桃子。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混雜性,但是並不代表殖民地和宗主國的區分就真的不存在了,一味盯住油桃的做法,並不可取。①從哲學史的角度看,非歷史化的理念體系在康德哲學中達到了頂峰,而在黑格爾之後基本上已經被拋棄了。德里克認為,當代後殖民理論家熱衷於此,決非偶然。後殖民理論雖然以一套特定的範疇將自己打扮成普世的真理,但是「後殖民」概念本身卻是一種歷史時間的表述,包含了一種歷史分期的內涵,因而本質上只能是對歷史的一種有意的非歷史化重建。對於這個問題,詹姆遜的一段話是有啟示意義的。他說:「我們需要考慮我們同過去交往時必須要穿過想像界,穿過想像界的意識形態,我們對過去的了解總要受制於某些深層的歷史歸類系統的符碼和主題,受制於歷史想像和政治潛意識。」(詹明信: 152)在德里克看來,尤其當我們通過「後殖民」這樣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概念與「過去交往」時,更需要注意這一概念本身所受制於的「歷史想像和政治潛意識」,正是這些「歷史想像和政治潛意識」決定了後殖民理論對待歷史的態度。當代後殖民理論將歷史的維度從自己的論述中抽離,彷彿後殖民狀況歷來如此,在任何地方都如此,正是為了掩蓋自己所受治於的「歷史想像和政治意識」。這種「歷史想像和政治意識」的作用,就是對早期後殖民話語中的批判精神和革命意識進行拒斥和擦除。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理論家們正是通過非歷史化的策略與過去的激進遺產決裂,進而在自己需要的基礎上重構過去的歷史。在這一重構過程中,曾經有的許多重要但卻與後殖民理論家的理念相悖的歷史事件被擦除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觀念。德里克不無嘲諷地說:後殖民理論在概括現代歷史時,剔除了最近歷史中的革命替代物,以後殖民性同化之,或者乾脆視而不見。更嚴重的是,後殖民性的認識論前提根本不把革命看作有意義的事件。實際上,後殖民論不僅沒有考察昔日的革命,以之為產生自身的可能條件,反而企圖將自身烏托邦化的(因而也是脫離歷史的)影響投射諸過去。(德里克,1999: 84)在當代後殖民批評那裡,革命彷彿是個不存在的東西。因此,德里克斷言,「後革命(以後與反對)比後殖民能更好地概括後殖民理論的前提和要求。」(德里克,1999: 83)有鑒於此,德里克提出,要正確認識當代後殖民理論,還原後殖民研究的批判性特質,就必須「將後殖民歷史化……將批判的社會視角引入關於後殖民性的討論中。這對於把後殖民從與當代權力形式的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共謀關係中解救出來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出發點。」(德里克,2004: 19)一種真正的批判理論,永遠不能擺脫歷史意識。不考慮後殖民性及其理論的歷史定位,不考慮後殖民知識分子與產生他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權力的關係,後殖民理論必然流於空疏無力。

二、批判概念與意識形態

「歷史化」的方法論為德里克提供了銳利而極具洞見的分析眼光。通過把問題還原到其所生髮的歷史語境中,從而將同一個概念背後多重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內涵揭示出來,是德里克非常擅長的一種分析手段。德里克對「後殖民」和「本土主義」兩個概念進行的「批判性」內涵和「意識形態」內涵的區分,就是這種方法運用的範例。

如上文所述,基於對後殖民概念進行的知識考古學分析,德里克很自然地將當代後殖民理論與70年代之前的後殖民批評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德里克認為,以法農等為代表的早期後殖民批評,乃是一種在殖民者/被殖民者二元對立中運作的解放話語,它具有針對殖民者和資本主義的強烈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當代後殖民主義對歷史維度的忽略,消解了自身的批判色彩,使自己變成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共謀話語。兩者雖然共用後殖民這一概念,但是意義卻決然相反:前者是批判概念,後者是意識形態。德里克定性地指出,當代後殖民主義理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霸權獻祭」,是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殖民地和宗主國的關係上,「後殖民話語與其說是痛苦地尋求認同的表現,就像它每每顯示的那樣,不如說是苦心經營新的權力的表現」,(Dirlik,1994:339)其背後恰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強勢話語。德里克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證了這一論斷。

首先,後殖民理論中所謂的「後殖民性」問題,滿足了全球資本主義對概念的需求,完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更新,建構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體系。德里克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把從前作為歐美資本主義對象的殖民地居民整合為獨立主體」,後殖民理論對此可謂不遺餘力。它一方面通過「將後殖民性延伸至過去,彷彿現在與過去無甚區別,從而為資本目的論提供了文化與意識形態藉口」,(德里克,1999: 95)另一方面,則不遺餘力地瓦解「第三世界」的概念,破除區隔,削弱民族國家的功能,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概念障礙。其次,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壓抑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經濟不平等。當代後殖民話語中充斥著對殖民主義完結的喝彩,似乎剩下的全部工作就是清算殖民主義的孽債。在德里克看來,這種思維方式壓抑了人們對全球資本主義下世界經濟布局嚴重失衡的關切,掩蓋了全球資本主義情狀下的經濟剝削,充當了全球資本剝削的「遮羞布」。第三,薩義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後殖民知識分子」的身份十分可疑。他們雖然出身第三世界,卻是第一世界學術界的寵兒,他們操持的後殖民話語本質上也是一種西方話語。更重要的是,這些後殖民知識分子,幾乎全都有意無意地否認當代後殖民理論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德里克認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個跨國資產階級,傳統的殖民地/宗主國的區分早已不能限制這個階級的流動。後殖民知識分子正是這個階級的智識代言人,他們通過知識、理論的生產,影響意識形態運作,進而為跨國資產階級的行為提供合法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建構的後殖民理論,正是這個跨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表徵。「本土主義」是德里克結合社會歷史背景進行分析的另一個重要概念。20世紀以來,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對本土社會的入侵,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開始了卓有成效的抵制運動。90年代早期為拯救和重建本土社會而展開的本土運動,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統治的話語存在,其中婦女運動和生態運動的成績尤為突出。但是,德里克認為,在本土主義旗號下進行的運動,並不都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抵制。對抵制運動來說,本土是一個充滿希望而又矛盾重重的領域。一方面,在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和全球已經糾纏在一起,無法完全分割開來。作為抵制運動的狹隘本土主義,很可能成為資本在全球內對抗不同社會的游擊戰爭的犧牲品。迅速轉移的跨國公司會利用不同本土之間的矛盾坐收漁利。另一方面,本土固然可以作為「徹底廢除舊有的不平等和壓迫的一個談判場所」,但是本土意識也可能將人們禁錮在懷舊情緒中,助長對新型霸權民族主義的嚮往。(德里克,2004:159)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主義,都是本土主義過度發展的惡果。因此,德里克提出,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代世界中存在著兩種本土主義:作為抵制運動的「批判性本土主義」和作為意識形態的本土主義。基於這一概念區分,德里克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興起的「儒學復興」運動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七八十年代之交,隨著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一種新的儒家現代性觀念開始出現。這一理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不是現代性的唯一形式,東亞經濟的崛起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性範式:儒家現代性。儒學提供的一套價值觀念,不僅能夠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可以療救西方資本主義的病症。以新加坡為代表的一些東亞國家,還大力鼓吹儒家倫理觀念,推廣儒學教育。一些學者也紛紛表示,儒學復興可以抵制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是把東亞從歐美中心論的霸權體系中解放出來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德里克看來,以本土主義面貌出現的儒學復興可能並不像很多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抵制,它也沒有提供一種脫離西方體系的新的現代性。實際上,儒學復興不僅不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抵制,而恰恰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認同。通過返回歷史現場,德里克發現,儒學復興起源於西方。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停頓和危機,東亞經濟卻繁榮發展。為此很多西方學者開始著手研究東亞經濟的繁榮和傳統儒學觀念之間的關係。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與社會學家彼得·伯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研究目的,既不是為了使亞洲擺脫歐美中心主義話語,也不是為儒學做免費宣傳,而是為了給處於危機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尋求濟世良方。在德里克看來,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和西方學者尋求新出路的學術努力,共同建構了儒學復興的契機,儒學復興首先是一個西方危機的產物。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儒學復興的東方鼓吹者,在儒學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上,都沒有脫離韋伯話語的框架。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滋生的資本主義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東方的儒教倫理則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儒學復興話語雖然在儒學和資本主義之間重新建立了聯繫,但是這不等於否定了韋伯的論述。因為它不是通過否定韋伯的理論本身來建立這種聯繫的,而是通過發現韋伯在儒學中所沒有發現的資本主義精神,來論證儒學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用德里克的話說,這「無非是將儒學韋伯化;即在儒學中找出與韋伯式新教倫理相似的特徵,以此論證韋伯斷定的資本主義的障礙實際上是另一種資本主義的動力」。(德里克,1999: 256)從這一意義上說,這一被製造出來的儒學已經完全脫離了儒家思想得以生長的歷史和現實土壤,歪曲了儒家思想的本真意義。所謂儒學復興,不過是用西方現代性的規範對傳統儒家思想進行閹割的產物。從這一意義上說,東亞的儒學復興運動不僅不是為了追尋一種與西方不同替代性的現代性,而恰恰是為了證明東亞在全球資本主義中佔有的重要地位,是東亞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將自己推向全球資本主義中心的文化表徵。換句話說,儒學復興並不是本土主義對資本全球化的抵制,反倒是全球資本中的一股新興力量極欲進入全球權力中心的意識形態表達。

三、解殖與後殖民理論的耗盡

從理論上講,無論是早期第三世界對殖民主義的批判,還是當代的後殖民理論,其根本目的都應該是為了研究殖民支配的各種形式,進而為消除殖民主義的歷史和現實影響尋求可行的途徑。後殖民理論和批評的終極目的應該是而且只能是「解殖」。但是,通過對殖民主義現象和反殖民鬥爭的歷史分析,德里克認為,無論是早期反殖民主義者所提出的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還是當代後殖民理論家鼓吹的文化身份、越界、混雜性等理論,都不可能達到「解殖」的目的。因此,德里克提出,後殖民理論已經耗盡了。(Dirlik, 2002:445)

首先,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民族解放運動並不能徹底消除殖民主義的影響。德里克認為,民族國家的悖論在於:作為一種解放政治的實踐,它卻在客觀上傳播了歐洲殖民者的結構體系,並在被殖民國家的內部複製殖民主義邏輯。民族國家並不是殖民主義的對立面,相反它恰恰是殖民主義的產物。正如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的,從歷史上看,民族國家的理念最早起源於歐洲,而歐洲民族國家雛形的出現正是羅馬帝國衰落後,不同民族間相互征伐、進行內部殖民的結果。很多第三世界早期的反殖民主義鬥爭都有一個預設,即認為民族國家在當地是一個先於殖民主義而存在的獨立客體;反對殖民主義就是要擺脫宗主國的控制,恢復民族國家的獨立這一觀念其實是複製了歐洲殖民者的民族國家理論,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無法徹底擺脫歐洲殖民者的影響。更為嚴重的是,為了對外鬥爭的需要,新興民族國家必須模仿以往的殖民者,借用他們遺留的殖民機構和管理方式,在內部實行嚴格的中心化和集中化管理,甚至壓制被殖民者內部的差異和矛盾,對內部形態各異的文化進行同質化處理,人為建構統一的國家文化從理論上講,這不過是將歐洲殖民主義的邏輯轉換到了民族國家內部而已。雖然民族國家可能獲得了獨立,但並不能真正清除殖民主義。正如德里克所說,「民族國家並不能終結殖民歷史而是在其內部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並在將其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Dir-lik, 2005:26)德里克認為,當代後殖民理論的一大貢獻,就是反思了早期反殖民話語中殖民者/被殖民者二元對立邏輯的困境,並指出了民族國家內部和第三世界內部的重重矛盾。一些當代後殖民理論家發現,共同被壓迫的經歷並不能成為他們團結一致的原因。不同的利益衝突和文化差異同樣存在於被殖民者之間。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也不完全是簡單的對立關係,他們也相互模仿、交流甚至混合。儘管如此,德里克仍認為,作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當代後殖民理論和解殖的目標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德里克指出,近代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

主義緊密相關,而當代後殖民理論卻迴避了這個焦點,將研究重心放到文化上,以至於其和解殖的目標南轅北轍。德里克以歷史的眼光指出,殖民主義是個貫穿人類歷史的現象,只要有人類利益共同體,就會有以征服和佔領為目的殖民。但是,近代殖民主義與其他一切歷史時期的殖民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其與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正是資本主義塑造了近代歐洲殖民主義的特徵,「不提到與推動了它的資本主義的聯繫,近代歐洲殖民主義就是不可理解的」。( Dirlik, 2002:441)當代後殖民理論有意迴避這個問題,不僅使自己的理論成了空洞的、不解決問題的理論,而且還掩蓋了真實問題,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同謀。另一方面,當代後殖民理論中充斥的關於身份混雜和文化越界的理念,只是將那些通過特權抵達現代性的人的經驗泛化為一種普遍經驗,卻漠視了大量存在的不平等現實。當後殖民知識分子大談文化身份和跨文化生存的時候,「在真實的邊界上,而不是在抽象的後殖民理論批評中的邊界上,基於種族、性別、階級和第三世界性的壓迫和歧視從未離開」。(Dirlik, 2005:28)正如一位研究美國移民問題的專家指出的,「19世紀,美國法律公開根據種族和民族起源排斥移民,與之相比,今日的美國移民政策則根據階級、教育和社會背景,以及他們將在美國所處的階級位置來為移民分出層次。」(Sadowski-Smith,79)平等的、無障礙的混雜和跨文化流動從來沒有存在過這一現實,卻在當代後殖民理論關於混雜性的冗長敘事中被壓抑了。難道我們能指望這樣的理論幫助我們從殖民主義的邏輯中走出來么?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理論已經耗盡了。那麼,與解殖背道而馳的後殖民理論是否毫無前途了呢?如果不是,那麼出路在哪裡?德里克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闡釋,他只是提到,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保持對過去的激進運動所產生的過失的清醒認識,「自下而上地創造民主的空間也許是探討當下問題的最恰當的方法」。(德里克,2004:24)雖然如此,德里克的分析思路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啟示,據此我們不妨作一點大膽的推論。

首先,一種有效的後殖民理論必須從資本主義的角度考慮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問題。尤其在全球資本主義情狀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並不是決然對立的分布在殖民地和宗主國之中,在前殖民地內部,同樣存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中心和壓迫主體。僅僅從宗主國/殖民地這一二元對立的角度看問題,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前的形勢。在後殖民研究的概念體系中,再次引入階級範疇刻不容緩。這正如阿赫默德所說的,「後殖民性也象大多數事物一樣,是個階級問題」。(阿赫默德: 270)其次,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支配關係不僅僅是個文化問題,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巴黎手稿的發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發生了分化,出現了兩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關於人道主義、異化和文化的獨立性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最深刻的洞察和理論創造,仍然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壓迫首先是一種經濟壓迫的理論。這一觀點在當代後殖民理論研究中仍然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當殖民和後殖民問題無法脫離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時,經濟和階級概念必然是後殖民理論研究中最根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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