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耕：為什麼寫作社會學理論史

　　 ——讀默頓《論理論社會學》

　　 一門學科的理論史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通常從理論史的寫作對於該學科的意義出發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問題相應地也就變成了一門學科理論史對該學科的意義是什麼? 這兩個問題並不難區別:前者指理論史可能會在專業學科之外有「理論」或者說「思想」本身的意義,而在後者那裡,理論史編纂必須獲得本學科之內的合法性,或者說它應當首先具備本學科的一項專門研究的身份。那麼這兩種理論史的意義之間有什麼關聯,它們的差別是否對我們理解和研究社會學理論,甚至是社會學構成實質的影響呢? 作為現代社會理論的「兵工廠」,社會學的理論史寫作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非常飽和的張力。我們不妨先從社會學家默頓的《論理論社會學》中對社會學理論的體系和歷史的區分來討論這個問題。

　　 「歷史」和「體系」之分是默頓寫作社會學理論史的前提。前者代表著一種龐雜的整體,所有被稱為社會學理論的都可以進入「理論史」的討論,魚龍混雜,其中不乏錯誤的假設、陳腐的教條和不會帶來任何幫助的錯誤;而後者代表的是「過往社會學理論的選擇性積累( selective accumulation) , (也正因為有此選擇) 這些理論經受住了經驗研究的檢驗」(Merton , 1967 :3) ,默頓強調在清楚區分二者的前提下,才談得上互動。很顯然, 「包容性」(inclusiveness) 並不是分清系統和歷史的合法標準(Jones , 1977 :290) ,相反,它正是默頓要批評的理論史的缺陷。理由很明顯,大雜燴很容易走向簡單的學說編年史,從而使得理論史工作對理論的體系無甚助益(Merton , 1967 :2) 。默頓開門見山地表達了他對社會學理論史處於一種「半吊子」狀況的不滿:對過往理論的批評性總結的編輯,再佐以對理論家生平的考察實則是不倫不類(Merton ,1967) 。在他看來,必須重新樹立更為「標準」的社會學理論史寫作,它也將成為在社會學內部建立這個專門研究領域的契機。默頓以為,這個專門的理論史恰恰不能交還給那些熟悉經典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社會學家去寫作和教授。

　　 那麼,社會學需要什麼樣的理論史呢?對默頓來說,處於自然科學(成熟的「科學」) 和人文學科之間的社會學有觀念史(history of idea) 和科學史(history of science) 兩種寫作理論史的路數。不難看出,前一種路數的許多問題正是默頓通過對社會學理論史的討論要檢討的。尤其是在處理理論發展中的「連續」(continuity) 與「斷裂」( discontinuity) 時, 觀念史的「好古主義」頑疾(antiquarianism) 更是理論史本身容易掉進的陷阱(Merton ,1967 :8 - 26) 。因此,從一開始,默頓就表明,社會學理論史的半吊子狀況,不在於熟讀傳統的社會學家自認為可以兼任這項工作,而在於他們的寫作本身也不符合「有社會學品位的社會學理論史」(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Merton ,1967 :2) 。他在本書伊始就表明,我們需要通過「科學史」,準確地說是庫恩(Thomas Kuhn) 之後新的科學社會學,來重寫社會學的理論史(Merton ,1967) 。前人理論對於後發理論來說,究竟是一種早已存在但沒有被注意到的「已發現」(prediscovery) ,還是一種真正具有前驅意義的「預見」(anticipation) ? 對默頓而言,理論史中的「理論寫作」(比如塗爾干關於「失范」的理論或韋伯關於科層制的理論)和科學史中的「發明」或者「發現」有類似之處。默頓以心理學家阿爾波特為例說明「已發現」和「前驅」之間的差別及其在科學史上的截然不同的意義(Merton ,1967 :15 - 17) 。

　　 這種從科學社會學的意義重新寫作的社會學理論史在默頓那裡最根本的改變是它可以構成社會學理論的( 標準的) 積累機制(accumulative mechanism) 。默頓在比較社會學和成熟科學的差別時就指出前者沒有自己的知識積累機制,因此社會科學家常常也和人文學者一樣不斷重返本領域的經典作家那裡去獨立回溯目前研究的智識基礎。默頓引用了普賴斯(Derek J . de Solla Price) 的比喻:「(自然) 科學的積累結構(cumulating structure) 充滿了短結( short-range connexions) ,就像編織出來(knitting) 的一樣;相反,人文學科中學術研究的成果更像是隨意的聯結(random network) ,其中的每個點與另一個點都有同樣的聯結可能」(Merton ,1967 :27) 。換言之,在物理學或者生命科學中抓住一點能順勢而上,觸及源頭,而在社會學中則做不到這一點。而一旦如默頓所說,通過新的科學社會學的思路,避免傳統的觀念史所犯的諸如「好古」的毛病,那麼我們就能夠真正釐清理論史中的斷裂和連續,我們就能更加明確目下特定的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研究究竟是如何從馬克思、韋伯和塗爾乾的傳統走過來的(Merton ,1967 :14) 。（注1）如此一來,社會學知識的增進和相互分享似乎就有了一個類似自然科學那樣的累積結構:我們能清楚地知道哪些社會學的發現是我們當下研究的真正先行者,哪些發現是我們自己的理論貢獻;而對他人的理論和研究的批評能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知識脈絡,我們知道別人的研究在這個脈絡上處於什麼位置,在多大程度上能為我所用,等等。（注2）

　　 默頓對社會學理論史的分析更像是一篇科學社會學的文章,正如他所說的,經典理論的各種作用,無論是那種純粹的美學情趣,還是那種通過印證而對自己的理論問題有所幫助的做法,抑或是通過經典社會學理論獲得了具有社會學教育意義的學科品味,所有這些都由社會學理論知識目下這種並不完善的積累機制所致(Merton ,1967 :37) 。在這個學科「硬傷」的意義上,社會學理論史的確應該成為所有社會學研究者的必修課(Merton ,1967) 。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默頓的立場很明確,社會學的理論史意義就在於它對社會學(這裡實際上是默頓那裡的「體系」) 的知識積累的貢獻。在默頓看來,一部真正的社會學理論史「必須處理理論和下列問題之間的關係: (理論的) 社會起源及其倡導者的地位;社會學組織的變化;組織的傳播給理論帶來的變化及其與周遭的社會與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Merton ,1967 :34) 。因此,三個方面的內容是需要的(Sztompka ,1986 :23) :首先是選擇性的閱讀,以默頓自己的話說就是在「博古」(erudition) 與「獨創」(originality) 之間保持平衡,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一點孔德所謂的「大腦衛生」( cerebral hygiene ,Merton ,1967 :33 - 34) :在社會學理論歷史中首先閱讀與我們手頭的社會學問題相關的資料;其次是需要「辨別」的工作,也就是說經典理論與我們當下的「具體的理論」(working theories) 之間到底是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這一步的工作正是上文科學社會學的思路所要處理的;最後則是保持讀得新鮮(reading anew) ,這與我們說的仔細閱讀和「解讀」無關,而是說一旦研究的問題和研究者的興趣改變,那麼我們對已讀著作的理解也會不同(Merton ,1967 :36) 。

　　 我們發現,構成理論史寫作的「實質前提」既不是社會學理論,也不是經典的理論傳統本身,而是當前的社會學研究,或者說社會學的「實踐」,在默頓要建立的社會學知識累積結構中,每一個結點的構成既不是社會學理論中的經典作品,也不是核心的理論問題,而是那些能夠確切證明與經典理論之間的源流關係的社會學研究。換句話說,實際上是確知了始發和到站的一段路徑。在這個意義上,默頓通過社會學理論史的寫作的確不僅解決了理論本身的問題,也解決了教授社會學理論的問題:社會學理論的確承擔起了知識累積的重任,因為這樣的理論史告訴我們,在社會學研究的方方面面,我們都能夠找到從社會學的經典傳統到手頭的研究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標準路徑」,以及我們可以怎麼樣加以延續。

　　 這樣一來,默頓幾乎很好地回答了本文開頭的第二個問題,但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這種做法潛在地取消了理論思考本身的意義,默頓始終認為從「體系」出發去寫作社會學理論史是不成問題的,那麼一個相應的疑問是,倘若我們從當下的理論問題入手,像默頓那樣帶著「大腦衛生」去重讀經典著作是不是就能夠弄清楚理論是怎麼走出來的呢?在默頓之後,社會學理論史中最廣泛的爭論正是歷史主義(historicism)對「輝格黨歷史」(Whiggish history) ,或者說「當前論」(presentism) 的批判。默頓的文章在兩方面與它們密切關聯:首先,研究社會學的過去(社會學歷史以及社會學的前史,比如蘇格蘭啟蒙運動和黑格爾哲學)對現在的社會學研究意義何在? 默頓的對策是:「在一定界限內」研究社會學的歷史是需要和有幫助的,所謂界限是以當下的社會學問題和興趣來界定的,超過這一點就會是學理上的好古和教條,比如,默頓反對去尋找某些經典思想中的「社會學」,在他看來,社會學已經無法包容這樣的思考方式,當下的社會學局面和特定的興趣決定了這種做法只能是「惟古」,進而言之,理論史的寫作應該越來越放棄成為理論思考的要求。其次是怎麼研究的問題。默頓的回答是社會學理論史不能只是故紙堆。在理論史研究中,這兩個問題因為「輝格黨歷史」而連在一起。

所謂輝格黨歷史,也就是那種將整個理論生髮的過程化約為現今某種現象的生成過程,這種做法「首先查找與當下的現象相仿的過往現象,然後就按照簡單的時間進程建立起以當下的現象為終點的譜系……而一旦對這種當下有某種程度的規範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 ,那麼這種查找起源的做法還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進步』(progress) ……在這個領域充斥的是判斷,而不是理解,歷史也會成為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間的鬥爭」(Stocking ,1968 :3 - 4 ;另可參見Butterfield ,1931) 。而要走出輝格黨歷史的陷阱,正如斯托金所說,需要通過「特定時段里科學本身的話語去理解它」(Stocking , 1968 :8) ,簡而言之,一種理論史當中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 做法。這種歷史主義的做法強調理論史的工作核心是重新理解理論經典的問題,即經典理論家到底說了什麼。這個看似平實的問題之所以在社會學理論史上曖昧不清,在於以往的理論史研究中它被等同於「經典理論家的貢獻在哪裡」的問題。這當中的陷阱有兩個:首先,宣稱經典理論家做出了某種「理論貢獻」者,很可能是出於自身的理論前提(preconception) ;其次,這很可能導致一種本質主義的做法,認為這些經典理論家們在寫作時是有一個實質和統一的理論意圖的(不管我們是否已經發現,參見瓊斯[Jones ,1977 ]為此整理的一系列的理論研究策略) 。瓊斯(Jones ,1977) 認為要走出這個陷阱,就要重讀社會學的經典。卡米克則進一步認為,僅僅理解被狹隘界定的「社會學經典」並不能真正走出輝格黨歷史,因為這樣做的前提是我們首先要判斷哪些書是社會學理論的經典。那麼,我們怎麼對待「非社會學」的理論經典,比如休謨、斯密的著作呢(Camic ,1979 :518) ?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體制化導致了那些有「理論」而不在「其位」(作為專業的社會學家或者社會理論家) 的思想被忽視(Camic ,1979) ,從而產生種種社會學思想上的「迷思」(myth) 產生,而清理這些迷思,則是克服了按圖索驥式做法的理論史的功用之一,卡米克對社會學思想中的「功利主義迷思」的討論即是一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