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為何刺殺托洛茨基？

斯大林為何刺殺托洛茨基？ 惠可

　　列寧有一次批評斯大林，說他只會燒一樣辣的菜，他擔心他死後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衝突會引起黨內的分裂，所以他在遺囑上提議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的職務，不幸，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列寧的預言，但如果認為歷史是由個人的性格來決定的，那就陷於唯心的錯誤了，列寧只是指立足在兩個階級之上的黨，如果不能存在一種協調，則崩潰是不可免的，個人之間的鬥爭，是兩個階級鬥爭的表現，在這種鬥爭中個人性格如何，似乎是無足重輕的瑣事，但有時這種瑣事會具有決定性。

　　從1923年起，斯大林在黨內逐漸佔有優勢，到1927年，托洛茨基所有職位通通被撤消，而且被開除黨籍。1928—33年，他被充軍至新疆邊境阿拉木圖，後又被放逐至土耳其的普林基博島，他的同志，朋友，家屬，有的充軍到西伯利亞，有的被軟禁，有的被槍殺，他的大女兒因被斯大林取消護照，在柏林自殺。[i]（錄入者註：他的大女兒不是「因被取消護照」才自殺的，但的確因為處於30年代納粹崛起的極其壓抑和恐怖的德國[納粹特別反共、反猶太人，托洛茨基及其子女這兩項都佔了]，而他的大女兒季娜又特別富於革命的敏感氣質，她難以到土耳其的父親身邊，又由於斯大林取消護照不能回到莫斯科的母親身邊，終於精神分裂而自殺，參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第三部《解除武裝的先知》）[/i]

　　1934—37年，由於基洛夫在列寧格勒被刺，斯大林在莫斯科連續進行震駭全世界的審判案，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均羅織在內，任何公開審訊的罪犯，異口同聲自認為法西斯走狗，且均受託洛茨基主使，西道夫——托氏長子為聯絡人。西道夫於1938年因病在巴黎一家醫院中留醫，被格柏烏毒死，托氏秘書克利孟也被綁架，肢解後投入塞納河中。

　　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有系統地揭發審判案的虛偽，以美國杜威博士為首的世界和平人士，組織了保托委員會，用傳訊托洛茨基方式，證明托洛茨基無罪，後來德國法西斯覆沒後，在紐倫堡如山堆積的秘密檔案中，找不出一件與斯大林炮製的托季中心案有關的文件，托氏遺妻向法庭追問，有蘇聯參加的法庭竟默不作答。

　　放逐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說來，是一大失策，到斯大林希望與希特勒勾結，瓜分波蘭時（1939年9月），他已決定刺死托洛茨基。

　　1940年5月24日午夜，突然約有30名暴徒，冒穿墨西哥警察制服，騙開托洛茨基家的大門，用手提機關槍向托氏寢室掃射，臨走時還丟了兩枚炸彈。托氏夫婦和他的外孫立刻滾下床，平卧在地板上，奇蹟地竟沒有受傷。當時守門的托氏秘書及衛士羅拔·赫特，事後在一所荒屋中發現屍體，上面蓋著石灰。

　　不久，墨西哥探破了案，證明被捕的暴徒都與墨西哥共產黨有關。

　　托氏事後寫了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死》，他預言說：

「這次罪行準備得這樣周詳，花這樣大的力量，卻遭遇偶然的失敗，這對於斯大林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格柏烏一定要向斯大林要求將功贖罪。斯大林一定要證明他的權力。罪行的重演是不可免的……」

　　這以後，就出現冒名為傑克遜的格柏烏兇手，他於8月20日利用時機，用鶴嘴鋤劈中了托洛茨基的天靈蓋，斯大林如願以償。

　　這是格柏烏處心積慮布置下的陰謀。

　　傑克遜從巴黎到英國來的假護照，原是1937年3月發給英籍加拿大居民東尼·巴比希的，他生於1905年6月13日，在南斯拉夫的洛文那克出世。巴比希當時參加西班牙的國際志願軍，誰都知道，國際志願軍受斯大林黨支配。後來據蘇聯駐西歐的格柏烏首領克里維茨基的暴露，當時所有戰死的國際志願軍或被格柏烏殺死的人，其護照均為格柏烏所沒收，供以後製造假護照之用。巴比希的護照於是改成為假名傑克遜的護照了。

　　傑克遜是格柏烏手中這樣的工具，他被安置在托洛茨基有關的朋友當中，假作同情第四國際，在第一次暗殺托氏不成之後，他設法接近托洛茨基，陰謀得逞，偉大的世界革命領袖倒了下來。

　　托洛茨基的衛士們衝進房間，打倒傑克遜，托氏呼喊：「告訴孩子們，不要殺死他，要留他做活口。」

　　傑克遜被打倒時，不自主地悲哭道：「他們監禁了我的母親……他們叫我做這事情。」

　　傑克遜被捕受審，他袋中早就預備好一份自白書，內容如下：「一、他是第四國際同志；二、第四國際總部派他到墨西哥；三、他對托洛茨基幻滅了，因為托氏命令他去蘇聯進行怠工；四、他不得不殺死托洛茨基，然後自殺。」這種自白書和莫斯科審判案中被告們的口吻如出一轍，克里維茨基在美國一家旅館中被格柏烏暗殺時，袋中也有這樣的自白書。

　　墨西哥當局知道他的自白書及證供前後矛盾，但當兇手自知免於被殺之後，他的神情愈清，口供也就愈狡猾。墨西哥早已廢除死刑，他以殺人罪被判二十年，刑期一滿，格柏烏就把他弄走，後來不知所終。

據托洛茨基的秘書約翰·韓生的記述：「自從1937年9月以後，托洛茨基諸秘書就想實行一種制度：每個到屋裡來的人都需經過搜查，看有暗帶武器沒有。他們又圖謀定下一條規則，即：托洛茨基無論何時都不可單獨在書室與任何一人說話的。托洛茨基不能容忍這兩個辦法。我們信任的人就讓他進來，無須搜查，否則乾脆不讓他進來。他不允許搜查他的朋友。無疑，他覺得，即使搜查也沒有用處的，而且反能給我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覺。格柏烏人員如果進來了，他總有辦法使得我們的搜查全無功效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有好幾打這樣的朋友，被他的衛士們視為兇殺未曾發生以前的傑克遜一流人的。至於無論何時須留下一個人在他的書房裡面——這提議也行不通。他的客人有多少同他談私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不能在衛士們面前自由談論的！違反他的意思，那時他和我二人都感覺不舒服的；除我以外，他不允許他人有此失禮事情。托洛茨基是政黨的建設者和思想工作者，他寧願信任他的朋友而不願猜疑他們。

　　托洛茨基底衛士們都要猜疑一切的人。但托洛茨基並不以本人得到護衛為滿足，他還要教衛士們以組織一個政治運動底一些根本原則。互相猜疑，在他看來，比較包含一個姦細在組織中更有渙散組織的作用，因為這種猜疑對於一個十分靈巧的姦細是沒有用處的，托洛茨基深恨人們對於第四國際黨員和同情者的個人的猜疑。他認為這個猜疑比較它所欲醫治的病症更加有害些。

　　每逢談起這個問題時候，他常愛告訴我們以馬林諾夫斯基底故事。馬林諾夫斯基做了布爾什維克黨政治局委員，國會代表，列寧心腹。那時馬林諾夫斯基乃是可怕的帝俄秘密警察派來的密探。他送了幾百個布爾什維克去流放，去死。然而為了維持他的被信任地位，他不得不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這些思想畢竟斷送了他。無產階級革命是強過於最狡詐的密探的。

　　衛士們能夠防止托洛茨基被謀殺么？他們如果小心一點能夠防止傑克遜混進屋內來么？能夠防止另一種更巧妙的方法？能夠防止下毒藥么？能夠防止郊遊時暗中開槍射擊么？能夠防止格柏烏特別製造的武器，實行直接的自殺式的攻擊而為我們有限的手段所不能察覺的么？

　　格柏烏自己經過他們的密探傑克遜之口已經回答了：『下次攻擊時格柏烏要用其他手段的』。」

天真的讀者也許要疑問：人類的歷史既然使我們脫離了原始的野蠻狀態，好容易經過漫長的，曲折的道路，達到了原子能解放的最高階段，為什麼我們還突然發現在文化，政治和道德方面，闖到最黑暗的時代去呢？最令人不解的，就是這些罪惡都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而行，或者更正確地說，這些罪惡都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已在一個國家取得初步勝利之後發生的。當斯大林在全世界人類面前吹奏「一國社會主義」完成時候，他卻搬演一場可怕的戲劇，可怕程度只能與中世紀末期才能相比。我們看見了規模更大的異端審判所（莫斯科審判），女巫和妖精（托洛茨基派）的追捕，火刑柱代之以更細密和科學的精神與肉體的殘酷刑罰，懺悔與被迫的自供，公然流行的謊言，極端顛倒的是非觀點，馬克思主義代之以馬基雅維利主義，為目的不擇手段，整批整批的伽利略式的人物公開在「法庭」宣誓放棄自己的「錯誤」學說，當然我們也見到布魯諾式的倔強人物被處以較火刑更殘酷的死刑。這幅圖畫在人類過去歷史上找不到同等程度的色彩，羅馬末期，文藝復興初期，都要對之黯然失色，為什麼如此呢？托洛茨基有如下的解釋。

　　「我們的時代類似於文藝復興時代，這是我們生息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意義而言的：垂死掙扎中之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以及將要代替它的新世界。社會的矛盾又已重新達到異於尋常的尖銳性。……」

　　「當作一個通例，可以說：階級鬥爭愈尖銳，愈緊張，社會的危機愈深刻，政治所取得的性質愈緊張，則國家權力也愈集中，愈無情，也愈加坦白地『剝除道德的外衣』。……」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說謊的時代。……說謊是矛盾，鬥爭，階級衝突，個性壓迫，社會秩序的果實。在這個意義上看來，它是全部人類歷史的一種屬性，有些時期，社會矛盾來得特別尖銳，說謊超出常態，說謊變成社會矛盾的極度尖銳性的一種屬性。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以為在全部人類歷史中，再難找出任何事物，足以和在斯大林領導下的，克里姆林宮所組織的龐大說謊工廠相比的了。……」

　　這樣精闢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我們只須加上一點補充的說明就夠了。這個人類底新的偉大過渡時代的偉大悲劇，它的一切線索的樞紐之所以出現於莫斯科，就是因為蘇維埃國家正是代表一個異常不穩定和尖銳的過渡政制。它是異常不穩定的——因為它是建立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最弱一環上面；它是異常尖銳的——因為在一個狹小，孤立的過度貧乏的民族範圍內，它的社會主義手段並且沒有根本解決一切緊張的社會矛盾，它的象徵式的勝利只是造成新的更緊張的社會對抗。在這一意義上，蘇維埃國家永遠徘徊於這條歧路之中：或者走向徹底的世界變革，因此在世界規模上造成一個稀有穩定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繼續壓縮在狹小的舊圈子裡，在愈來愈尖銳的社會矛盾中枯萎下去。蘇維埃那個稀有惡毒的官僚政制正是過渡時代的歷史過程過分拖延，而蘇維埃底社會矛盾又異常複雜和緊張的產物。不懂得「一國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便不會懂得1500萬強迫勞動的可怕現象，不懂得勞動力的可恥的屈辱和墮落，便不會懂得格柏烏的審判案和謀殺。但如果不把所有這些黑暗的現象與十月革命——列寧和托洛茨基——國有財產——計劃經濟及其成果配合起來看，便不會懂得整個蘇維埃制度及其深刻的內在矛盾。蘇維埃官僚之所以成為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最機動的傳力帶，正因為它的特權的地位安置在最尖銳，最複雜，最不穩定的歷史交叉點——蘇維埃制度之上。

　　與列寧共同創造了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他永遠把個人命運與整個人類的命運連結起來看的（錄入者註：更準確說是與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命運連結起來看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突然被抬到政權的高峰，那完全由於歷史火車頭的作用，所以當革命高潮退落時，他除了及時採取守勢，竭力保持既得陣地——至少是理論陣地，團結革命精英，教育新生一代，忍受一切迫害——被逐，監禁，充軍，流亡……之外，別無其他僥倖辦法。他說：「不要把個人的野心放在事業之上」，這是一個革命家的生活態度。當第一次襲擊之後，他對墨西哥警察當局說：「斯大林將選擇希特勒向西歐進行閃電攻勢時，再來一次謀殺。」他懂得斯大林將小心地利用炮火的掩蓋來結束這一代偉大革命家的生命。戰爭既然無情地每天將整千整萬人送上屠場，人類哪裡還能保護一個托洛茨基！

　　但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他在革命退潮中逆流前進，他以殉道者的堅忍刻苦精神，為下一階段的革命作準備，並以此鍛煉新的革命家。他在人類歷史的永遠進步上看待反動時代，他成為革命的樂觀主義的化身，他在《自傳》的最後一章說過如下的話：

　　「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曾圖謀改進人類生活，消滅定期性的猛烈危機，而立下一種更高的文明之基礎。這就是十月革命的意義。自然，革命提出的任務並未曾解決，但這任務本來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解決的。還有一層，必須把十月革命看做整個人類新歷史底出發點。

　　十月革命要求人們採取更大的歷史距離來測量。惟有那些教不會的蠢材才能責十月革命未曾於11年之間（按托氏《自傳》寫於1929年）給人類以普遍的撫慰和繁榮。如果拿德國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底尺度來測量——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上兩個階段，其間相隔差不多三個世紀——則我們只消指出底下事實就可感到驚異，即是：落後而孤立的俄國，革命12年之後，群眾底生活水平已經不低於戰前水平了。這已經是個奇蹟了，但十月革命的意義自然不在這裡。它是一個試驗，為了達到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個制度將要修改，重造，也許連基礎都要重造。它將建立於一種完全新的技術之上，而呈現完全不同的性質。但是經過幾十年後或幾百年後，新的社會制度將回頭看看十月革命的，正如資產階級革命回頭看看德國宗教改革或法國大革命一般。……

　　那麼你個人的命運怎樣呢？——我又聽到這個問題，其中求知心夾雜著有嘲謔意味。這裡，我只能添加很少的東西在本書說過的話上面。我並不拿我個人命運的尺度去測量歷史過程，恰恰相反，不僅客觀上而且主觀上我都在那與社會發展過程不可分離的聯繫當中估計我個人命運的。」

　　他又在《自傳》的跋文上說：

　　「拿土耳其做放逐我的地方，這對我的敵人們雖然有種種好處，但比較廣義的遠離還是未嘗做到的。俄國朋友被流芳了和監禁了，但外國朋友，一般忠實的，填補了他們的空位。一些青年同志到普林基博島來，在我們家庭中過了幾個月或一年以上的生活。其中有法國人，有德國人，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有英國人，有美國人，有中國人，也有印度人，私人的新交際和新友誼，緩和了我們在小島上的生活；這些關係乃是工人運動中政治派別新結合底特殊表現。俄國左派反對派漸漸具有國際的性質。於是產生了幾十國支部和幾十種刊物。文明人類底一切語言都產生了一種廣闊的文獻。當我寫這幾行字時候，左派反對派運動已經確定地同共產國際決裂了，已經提出準備新國際——第四國際的任務了。……

　　說到這裡，懷疑論者一定要打斷我的話，問我道：

　　『你加入第二國際一共有多少年頭？』

　　『從1897年到1914年——即是17年以上。』

　　『後來呢？』

　　『後來，大戰一開始，我就與第二國際決裂，以後大約五年我寫了創立新的國際而鬥爭，這新國際創立於1919年。』

　　『這是說，你有14個年頭中，屬於第三國際了？』

　　『差不多是這樣。』

　　『現在你要創立第四國際了么？這不好象一隻松鼠在籠內兜圈子一樣么？』

　　『不，不是這樣。人類底發展不是沿著一條直線的，而是沿著一條複雜的線——因為並沒有什麼羅盤和規矩來指示道路，道路乃是各方面活力底鬥爭所辟成的。工人階級底歷史底軌道也不例外，每次大成功之後，無產階級——當代人類中唯一進步的階級——便以幾次新的失敗，幻滅和退守來償付代價。第二國際當時曾完盡一個偉大的教育使命，但民族主義和改良主義底狹隘精神葬送了它。資本主義從上升時代過渡到停滯時代，改良主義便喪失其立足地了。他方面，民族疆界對於經濟發展也已變成狹小了的：社會愛國主義帶了一種深刻反動的性質。第二國際被第三國際所代替。十月革命就是第三國際底歷史洗禮。但革命也是一種深刻矛盾的過程，革命各階段是由當時當地環境所決定的。革命產生出一個新的領導層，他們採取了最近視的最保守的官僚主義手段去保衛革命所創立的社會制度，同時也腐蝕這個制度。蘇維埃官僚藉助於十月革命權威以壓服共產國際，埋沒其個性，損毀其力量。最近幾年來，這個官僚給予無產階級的只有一種悶塞人的警察制度，一些致命的錯誤和一些嚴重的失敗。無論它願意不願意，結果它總幫助了那些被歷史判決死刑的社會民主黨暫時再生起來。它在口頭上猛烈攻擊社會民主黨，而在事實上把地盤讓給它們，以此就開啟了門戶，放那歷史上未之前聞的反動鑽進來。德國法西斯底勝利正是第二第三國際聯合投降所造成的。這類罪惡是不能饒恕的。那些擔負最大的政治失敗責任的黨，是註定要退出舞台的。無產階級或遲或早總會從這個可怕的反動出來而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那時無產階級將在一個新的旗幟底下集合其隊伍。這就是第四國際準備工作底歷史意義。讓懷疑論者先生們去冷譏熱嘲罷！歷史不是懷疑論者做成的。』……」 蘇聯共產黨所以稱為的托派，他們本來自稱為「左派反對派」，以後全世界共產黨組織內部都陸續形成了「左派反對派」，他們一致認為聯共黨和第三國際雖然墮落，仍有從內部改良的可能。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客觀上完全得力於斯大林的「第三時期」的政策，此時證明要從內部改良聯共黨和第三國際已完全無望，全世界托派認為要組織第四國際，才能負擔世界革命的任務，於是在1938年9月3日，在瑞士某地召開了第四國際成立大會，通過了托洛茨基起草的《過渡綱領》，而列寧與托洛茨基創立的第三國際，則在德蘇戰爭後，斯大林為要取信於民主帝國主義國家，於1943年自動宣布解散。

　　第四國際今年召開了第十次世界代表大會，支部分布所有國家，它繼承了第一，第二，第三國際的革命傳統，誠如托洛茨基的最後遺言所說：

　　「我確信第四國際將得勝利，前進！」

斯大林與列寧和托洛斯基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