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與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人們常把「禮」與「俗」合起來稱「禮俗」，可見禮與俗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歷代許多經學大師在給《儀禮》《周禮》《禮記》等作注作疏時，常常將禮與俗混為一談。例如關於「禮俗喪紀祭禮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鄭玄注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賈公彥疏：「俗者，續也。續代不易，是知先王舊禮，故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證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者也。」這裡鄭注與賈疏都將禮與俗混用。
事實上，俗不等於禮，但是有些風俗經過一定的整理加工便可上升為禮，有些禮本身則是起源於民間風俗的。在遠古時代，社會的各個階層就有了自己的風俗，這些民間的風俗，有些上升為民間的禮節，若能在相當範圍內受到大眾讚許並得以普遍遵循，具備了禮的要素，就成為民間的禮制。反之，某些禮儀隨著社會的發展，由於朝代的更替以及統治者的取捨不同，已經不為官方所推行，只在民間世代相傳，形成相對穩定的風俗習慣而保存下來，雖幾經改易面目有所不同，但仍依稀可見遠古時代相關禮儀的影子。《儀禮》所記載的諸種生活禮儀對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是極深遠的，這從古代所流傳的風俗習慣即可略見一斑。例如「士冠禮」對民間流行的「成年禮」，「喪服」「士喪禮」對民間喪葬習俗，「士昏禮」對民間婚嫁習俗，「饋食禮」對民間祖先崇拜、鬼神崇拜，「鄉飲酒禮」對敬老養老風俗、飲食文化、宴飲之禮等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中國的民風民俗雖不是社會意識的系統形態，但在普遍的下層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都體現出禮的精神，表現了傳統教化的特色。
每個人一誕生到這個世界上，就具有了社會性。他無時無刻不在接觸和熟悉他所生活的社會，吸收這個社會經過長期積累存留下來的各種知識，受到社會各種風俗習慣禮儀的潛移默化，正如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說的：「習俗在經驗和信仰方面都起著一種主導性作用，……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就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落地伊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到咿呀學語時，他已是所屬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長大成人並能參加該文化的活動時，社群的習慣便已是他的習慣，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文化模式》，三聯書店1988年版）而在種種社會風俗習慣中，成年禮是對一個人產生深遠影響的禮俗之一。它在精神上對人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的形式所帶來的效果。
《禮記·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祭喪，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對其成員的成年都予以相當的重視。這是因為一個人從童年到成年，其意義不僅是自身心理、生理的成熟，而更在於這是社會新陳代謝的重要環節，其重要性不亞於生命的誕生。即使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的氏族都有正規的成年禮。《儀禮》中所記載的「冠禮」正是這種成年禮的遺留，後來經過統治者的加工改造，從而具有了更完備的儀式過程。雖然它後來已不作為一種制度被推行，但它已經成為風俗習慣而被保存下來。它雖然主要是流行於貴族士人階層，但在許多所謂的衣冠詩禮之鄉，一般百姓人家也有舉行這種成年禮的。在中國各地風俗志中有許多關於成年禮的記載，不勝枚舉。民間所流行的冠禮，與古制有所不同：首先是舉行冠禮的年齡提前了，大多是在十六歲的時候。這可能與民間婚齡提前有關。再者，冠禮的儀式簡化了不少，不再如以前繁瑣，例如嘉靖《寧波府志》記寧波士農商賈所行冠禮，「一從簡樸，僅取成禮」。民間的冠禮往往與婚禮聯繫在一起，只有成年人才可以結婚，因此，又有趕在婚禮之前舉行冠禮的。冠禮在不同地區流行，往往會帶上各自的民俗色彩。例如《至元嘉禾志》記元代時桐鄉一帶風俗云：「男子十六始冠，亦有婚而冠者。女子于歸乃笄，聚族張筵。凡冠笄，皆炊大糕，饋遺親里，始諱其名而字之。」很明顯地帶有了歡樂的喜慶色彩。
民間流行的成年禮雖然在形式上與《儀禮》所記載的古制有很大區別，但基本上還是它的延續，在精神上還是一貫的。成年禮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成熟，而且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原先的兒童作為成年人的新的資格的認可。「這種授予新的地位又委以新的義務的儀式就像地位和義務本身一樣各有千秋且受著文化的制約。」（魯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在中國，成年禮所受的是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因而，我們對成年的要求就明顯地體現了儒家文化的要求。隨著「以成人見」的禮儀之後的是「責成人之道」的要求。唐代柳宗元在《與韋中立書》中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冠也。」《國語》也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趙文子行冠禮之後，去見韓獻子，獻子告誡他說：人行了冠禮，就是成人了，就像宮室有了牆屋，不能只求潔身自好，還要擔當驅除不善的責任。所謂的「成人之道」就是指成年人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這種社會責任是與儒家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具體地說，就是在家裡要盡孝悌的義務，在社會上承擔起為子民人臣的責任。
繼成年禮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的禮儀便是婚禮。《儀禮·士昏禮》所記載的著名的「六禮」的程序，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對民間婚禮儀式有很大的影響。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沿用了這一儀式程序。「六禮」在後世於程序上逐漸簡化，內容也幾經變革。例如，納采、問名、納吉諸禮合併為納采，單方面的問名改為雙方交換寫明男女姓名、出生年月日時（即俗稱的「生辰八字」）和父祖三代姓名官銜的庚帖（即俗稱「龍鳳全帖」）的訂婚儀式。此時，男家致送訂婚禮物，俗稱「放小定」，用雁是不可能的了，有些地方以鵝代替，但茶是一定要的，因而也有稱「下茶」的。而納徵與請期也往往合併，俗稱「下聘」，也稱「放大定」，是正式的聘禮，一般依各自的門第、財力而決定聘禮的豐儉，大體包括首飾衣物食品等物。親迎的程序基本上保留下來了，不過時間改在白天，用花轎代替了「御輪」。這些程序，一旦成為風俗，往往不會輕易改變，否則容易招致鄉里的非議。這也體現了中國人守「禮」的文化根源。
「人生自古誰無死」，生老病死是人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如何處理自己的身後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古人往往極看重葬禮，它不僅是對死者身份、地位的確認，而且是儒文化中「孝」的重要體現方式。民間的喪禮及喪服制度基本上仍保留了遠古時代的禮儀。從屬纊、行復禮，沐浴，入殮、飯含到殯、出殯，及出殯時的執紼、唱輓歌都被不同程度地沿襲下來。其中，執紼和唱輓歌比較多地吸收了世俗的成分，它帶有更多的地方色彩和隨意性，也體現了禮和俗的交流。輓歌在周代，只是一種民俗事象，而未入禮；到漢代，它成為上層社會喪葬禮儀的一部分，到南北朝時更為流行。由俗入禮，又由禮到俗，其中雙方的相互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傳統喪服制度自《儀禮》中規定之後，直到民國政府的《北泉禮儀錄》，固然時有變通更革，但基本上是沿襲不衰，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次，即「五服」。古代社會裡，喪服制度適用於自天子到平民百姓的社會各個階層。民間除了「五服」之外，還有一種免祖服，更輕一些，是包括同宗同姓的一類。隨著歷史的演變，服喪習俗也並非一成不變。比如整個社會喪服服飾習俗往往會隨著新的質料的出現、崇尚觀念的改變而改變。比如宋代《書儀》云：「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為襕衫、系黑鞓角帶，大功以生白絹為四腳。婦人以生白絹為背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絹為頭蓋頭，小功緦麻勿著華采之服而已。」這裡很明顯地帶有了宋代服飾的特色。其他如服喪對象、人員及服喪期等方面，各個朝代不同地區也常有所不同。
有喪必有祭，祭祖禮與喪禮一樣，自《儀禮》以來沿襲不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表現為鬼神信仰，或表現為祖先崇拜。我們從《儀禮》及《禮記》中可以看出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祖先信仰體系。對祖先的崇拜是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個特徵。孔子雖從不談論鬼神之事：「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他對祭祀祖先卻十分重視，說自己是殷人之後，從小即學習祭祖禮。民俗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方式仍是祭祀，包括立宗廟、祖宗祠堂及一系列祭祖禮儀。這種祭祖禮非常複雜，名目繁多。有「家祭」「節祭」「村祭」「族祭」等。「家祭」所祭祀的對象通常是到祖父母、父母為止，主要是在先人的生日、忌日時祭祀，儀式相對簡單。「節祭」是「家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對象仍以祖父母、父母為主，但範圍又可擴大到曾祖高祖，一般是在清明節、中元節、送寒衣節、冬至、除夕等節令舉行祭祀活動。至於「村祭」「族祭」的範圍則更廣了，祭祀的對象上推到同一村寨或同一族成員的共同祖先，一般以祠堂為祭祀活動的場所。這種種儀式都是人們對慎終追遠的倫理觀念的維護和體現。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宗族的血親祖先是最重要的、最該供奉的祖先，因為整個社會的倫理是以「己身」為出發點來構築社會關係的。中國人或許對神、對宗教不那麼熱心和虔誠，但對祖先卻是懷著十分現實而深厚的感情，混雜著自覺的敬仰與本能的折服和歸依感。因此，中國民俗中，祭祖常常是最熱鬧的最隆重的活動。從民俗文化的角度看，祭祖是人們意識趨向、內心追求和精神寄託的反映，表現了人們對家族關係的崇尚。祭祖雖是祭死去的人，其實質仍是指向現世中的人，其精神是順從和孝敬，是和睦親好，是家族的前途和榮耀。從這個意義上說，祖先崇拜是從維繫家族、氏族甚至民族利益出發的一種對於祖先的追念，這種崇拜有利於調動家族之間、氏族之間乃至民族之間所有成員彼此和睦團結的情感和道德，這才是祖先崇拜的深刻內涵和意義。
中國民俗豐富多彩，但無不有其歷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儀禮》中所載的諸種禮儀對中國民俗文化的影響可謂極為深遠。除了上述種種，民間崇尚的尊長敬老的風俗、宴飲禮節及飲食習俗、座次方位及尊卑等等，也都可以見到上古相關禮節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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