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背後大歷史 | 元楨墓誌：生於平城葬洛陽 草原驕子融入中原

三年前的夏天，我和妻兒去大同看望孩子的姥爺姥姥。一個天朗氣清的上午，我帶著兒子去玉河東岸的大同市博物館遊玩。

大同在北魏時代稱平城，曾作為這個鮮卑族建立的帝國首都達百餘年。雖然年代已很遙遠，但大同人喜歡提起曾是國都的榮光。大同火車站站名、街頭的商店招牌和公共汽車站牌，多是用魏碑體寫就——這讓我這樣喜歡北碑的書法愛好者很是喜歡。

那時候兒子才四歲，自然看不懂博物館裡的文物，只是覺得那些古代的刀劍、器具和石雕好玩。二樓大廳里，有一塊石碑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碑為《元楨墓誌》，字體氣勢雄奇，意態恣肆，點畫如刀削斧劈一樣有力度，看上去好似一個個雄武的鮮卑騎兵縱馬行進在廣袤的草原上。

▲元楨墓誌

我知道這是一塊複製品，原碑出土於洛陽城北，後一度歸於右任先生收藏，今存於西安碑林。

大同市博物館把這樣一塊碑的複製品擺在博物館顯眼的位置，我以為大有深意焉。《元楨墓誌》是迄今為止出土的北魏皇族諸宗子志石中年代最古老的，刻於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而當時北魏孝文帝將國都從平城遷到洛陽剛剛兩年。

墓主元楨在孝文帝遷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墓誌曰：

使持節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南安王楨，恭宗之第十一子，皇上之從祖也。......用能端玉河山，聲金岳鎮，爰在知命。孝性諶越，是使庶族歸仁，帝宗攸式。暨寶衡徙御，大訊群言，王乃應機響發，首契乾衷，遂乃寵彰司勛，賞延金石。

恭宗景穆帝拓跋晃，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父親，獻文帝拓跋弘的祖父，孝文帝元宏的曾祖父。這位元楨是恭宗拓跋晃的兒子，輩分上是當時在位的高祖孝文帝堂祖父，那麼可以想見他在皇族中話語權甚大。這段碑文先恭維了死者的品德高尚，才能出眾，是宗室的楷模。然後特意點出了元楨的歷史貢獻。

「寶衡徙御」指孝文帝遷都洛陽，「大訊群言」當然是說徵詢大夥的意見，這個「群」肯定不是一般的官員和百姓，而是指鮮卑貴族特別是拓跋氏的重要人物。「王乃應機響發，首契乾衷」，即言南安王元楨馬上響應，第一時間贊成皇帝的遷都意見。

堂叔父的這個態度對遷都遇到舊貴族極大阻力的孝文帝來說，不啻為雪中送炭呀。《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亦記載：

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

北魏孝文帝將國都從平城遷到洛陽，是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大事件。遷都，使一個崛起於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權轉型為一個中原王朝。

遷都洛陽是北魏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原來的都城平城以及京畿大同盆地，在雁門關以北，是中國游牧區和農耕區的過渡地帶。大同盆地北有陰山余脈，東有熊耳山和軍都山，西有管涔山脈，南有恆山與五台山。桑乾河和渾河從盆地流過，滋潤著這一片肥沃的土地。處在崇山峻岭環繞之中的大同盆地易守難攻，歷史上曾是中原王朝防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線，也是草原政權兵強馬壯時問鼎中原需要首先佔領的戰略要點。

北魏的鮮卑族政權不斷向南擴張，攻城略地，統治範圍已經越過黃河，延伸到秦嶺--淮河一線，處在帝國北部的平城便不適合當首都了。當時的平城通向南方疆土只有兩條路：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說是大道，其實很長一段是穿越在險峰和斷崖之間的羊腸小路。帝國的官員和兵士派往南部地區，南部地區盛產的糧食運到首都平城，成本實在是太高了。而平城處在內蒙古高原的南部邊緣地帶，氣候寒冷，多風沙。六月風雪，風沙常起，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說：「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

孝文帝對平城的評價是：「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在孝文帝決意遷都之前，北魏對南部漢族地區的統治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初期道武帝的征伐與搶掠，完全是游牧民族武裝的特點，攻下城池，搶掠一空，載著戰利品北歸；第二個階段是對漢族地區的羈縻。當統治時間略長，原先殺雞取卵的搶掠已經不合算了，搶來的土地變成自家的土地，那麼就要好好經營。但是北魏在人才和統治技術等諸方面還不具備精確治理的能力，於是採取「宗主督護」的模式，依靠南方大族的宗主自我管理。這當然是一個節省成本的方式，但時間一長對統治者來說，划不來。宗主豪強統治一個個小共同體，族中的百姓只知道有宗主，眼裡沒有朝廷，而且戶口隱匿嚴重，許多稅收不上來；第三個階段是「三長制」，即打破宗主對宗族的控制，在基層社會挑選出「三長」，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如此，王朝對社會進行了全面統治。這就是此前歷代中原王朝以編戶齊民的方式對社會進行精細化管理，如果都城還在大同盆地，此種管理模式的效果一定會大打折扣。

孝文帝遷都洛陽是以一個「美麗的謊言」開始的。

太和十七年（493）五月，孝文帝召集百官，宣稱要御駕親征，大舉伐齊。他先讓太常卿占卜吉凶，一卜得《革卦》，高興地說：「《革卦》的彖辭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沒有此卦更吉利啊。」據《資治通鑒》記載：

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

孝文帝想傾國都而出，以南征的名義造成遷都的既成事實，但大臣們也不是傻瓜，知道皇帝的小九九。那些在北方勢力甚大的鮮卑貴族知道一旦南下，離開了草原，他們就如魚兒離開了大海，將完全受制於皇帝。從這番皇帝與任城王拓跋澄的對話，可見當時北魏朝廷尚有部落首領聯合議政的遺留（滿清八旗早期亦如此）。當任城王反對皇帝率大軍南下時，年輕的孝文帝說了句狠話：江山社稷是老子的，你憑什麼管喲？哪知道拓跋澄毫不示弱，生生地頂了一句：臣是社稷之臣，看到危險有提醒陛下的責任。

沒辦法，孝文帝只好單獨召見任城王，給他做思想工作，他對任城王說：

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

取得任城王等皇室重臣的支持後，孝文帝終於邁出了以南征為名遷都為實的第一步。大軍到了洛陽，孝文帝和漢族尚書李沖演了一出雙簧，讓大臣認可遷都洛陽的既成事實。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以說書人的口氣繪聲繪色描寫了這一幕：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雲？」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競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殷勤泣諫。帝乃諭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孝文帝故意在大雨中要率領大軍從洛陽繼續南下，眼看離北方故鄉越來越遠的群臣跪在馬前阻擋，李沖以為皇帝安全著想的理由也勸皇帝勒馬休兵。皇帝只好讓一步，說：如今這麼大規模的興兵，卻沒有取得任何成果，怎麼做後人的榜樣？朕世代居住在幽州、朔州一帶的北方，想要南遷到中原；如果不南征，就遷都於此，各位王公大臣以為如何？同意遷都的站在左面，不願意的站到右面。

這就是生意場上「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做法。如果你們想讓我停止南征，那就得同意把洛陽定為首都。這時候，另一個重要的配角南安王拓跋楨出場了。他接過皇帝的話說：要建立大功勛的人不必徵求大家的意見。如今陛下若能停止南征，遷都洛陽，這是臣等的心愿，也是百姓之幸。

孝文帝和南安王拓跋楨這個傳切配合堪稱完美，一下子就堵住了反對遷都者的口。南安王這種善解君王之意的表現當然會得到犒賞。本來在此之前，拓跋楨因「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慾，殖貨私庭，放縱奸囚……」等罪，被削除封爵，貶為庶人。關鍵時刻他旗幟鮮明地站在皇帝這一邊，馬上受到重用，復封南安王，出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

可以說，皇帝不喜歡你，就是「方肆貪慾，殖貨私庭」的罪過；皇帝一旦再寵信你，那麼就是「孝性諶越」，是「帝宗攸式」。好與丑，功與過的評價標準在皇帝那兒。

遷都洛陽後，孝文帝進行一系列的漢化改革，包括易服裝，不許說鮮卑語，鮮卑貴族改漢姓，南安王拓跋楨也跟著皇帝改姓「元」了。墓碑中「元楨」這名字，南安王只用了不到兩年的短暫時光，然後和志石一起埋進幽暗的墓室中，直到十幾個世紀後才重見天日。孝文帝漢化改革還有重要的一項是王公大臣去世後，不許歸葬平城，一律埋在中原，皇族的籍貫也一律改為洛陽。

我在《元楨墓誌》前久久佇立，那志石上的漢字似乎活了起來，讓我看到了1500年前洛河邊的那一幕。從那以後，一個馬上征伐多年建立了龐大帝國的草原民族，開始融於中原。生長在平城的元楨，死後的屍骨再也回不到塞北的故鄉。洛陽，成了這位草原驕子的埋骨地，也成了他子孫的故鄉。

▲元倪墓誌

北魏正光四年（523）刻的《元倪墓誌》可以佐證這種融合與演化。

《元倪墓誌》的墓主是北魏寧遠將軍、敦煌鎮將，他是道武帝的玄孫，卒於太和二十一年（497），比元楨卒年只晚一年。墓誌說正光四年二月遷葬於景陵東山之陽，墓誌是遷葬時鐫刻的，字體的風格已與《元楨墓誌》大不一樣。

《元楨墓誌》筆畫茂實剛勁，結體緊峻，猶帶有塞北的粗勵與質樸。27年後的《元倪墓誌》，書法呈現秀逸瀟洒，圓潤典雅的風格，橫畫多有一個美麗的弧度，頗有南朝之風度。

融入中原的鮮卑族在明山秀水間，一點點變得柔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