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不可動搖

　　內容提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我國經濟學界沒有理由奉當代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再甘願做它的小學生。相反，應當在創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中國經濟學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學者。政治經濟學在我國滑落，主要責任是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沒能緊跟時代潮流，而習慣於固步自封，著作缺乏時代感。創新是靈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只要順應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大潮，奮勇進人理論前沿陣地，努力開拓、創新，奪取理論制高點，發揮理論創新的先進性和權威性的引領作用，就必定能堅守住主流地位。

　　1949年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學均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毋庸諱言，我國政治經濟學除上世紀50年代以來作為新尚學科曾風靡盛行一時、改革開放最初十來年也有過亢奮繁榮期之外，聲譽與影響就漸趨衰落了，當前已處於式微狀態，幾乎成了老年學，主要是一些老學者在寫些餘熱文章。在個別大學由「海歸派」獨掌控制的經濟學院，原本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著名老基地，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被清理得幾乎沒有一席之地了。我這樣說必定會遭人異議甚至激憤，可我又何嘗愛說這些連自己都不愉快的話呢？只是在當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美國經濟學在我國講壇論壇被新生代追捧為顯學而獨佔鰲頭不可一世的態勢下，強烈感到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面對這種被動局面，也有責任和義務去開創政治經濟學復興的生動局面，以適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

　　1983年3月我有幸參加了在京大規模舉行的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在中央黨校聯合召開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學術報告會上，連續幾天聽取和討論了周揚、馬洪、胡繩、張友漁、于光遠等的報告。13日那天還參加了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的萬人紀念大會，聆聽了黨中央的《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的長篇重要報告。報告中說：「現在我們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沒有馬克思的學說，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認真學習馬克思的著作，從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整個紀念活動莊嚴熱烈，深受鼓舞和教育。奄忽間今年是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了，我想復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我國的主流地位，是對這位「千年偉人」的最好紀念！復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主流地位之路，主要是要自信和強化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是以中國人的國格與人格來研究經濟學的，要堂堂正正地做中華民族復興的學者，不能永遠甘做外國的小學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德國的經濟學都是舶來品，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是外國的「小學生，盲從者，應聲蟲」。[1]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就要更遜一籌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逐步舶來中國，可舶來的主要都是經過第三國咀嚼消化的轉手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教授就更是小學生的小學生了。除了鸚鵡學舌般地人云亦云傳銷舶來品外，很少有結合國情聯繫實際提出新的經濟理論來。1937年夏炎德就有過批評意見。他說：「溯經濟學之傳入中國，於茲已四五十年，時間不可謂太短，而檢討過去，果有博通各國各家思想，針對中國國情與需要，而自成一體系之經濟學乎？曰：蔑有也。」「還觀吾國經濟學界，猶停滯於接受外來思想之時期，不少學者且視為固然，各以其留學國或師承之學說奉為圭皋，曾不思轉而自謀創造。……此余對於中國現行經濟學未能滿意也。」[2]「我國經濟學界之著作，目前因未脫除先進國影響，而達於創造時期。」[3]斗轉星移過去了七十多年，此評論所反映的情況，和今天我國講壇論壇上依然盲目崇拜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狀況又何其相似乃爾！也就是說做了一百多年西方經濟學的小學生今天還在繼續恭恭敬敬地做著。有這個必要嗎？過去有句老話叫「弱國無外交」。難道我們今天還是無外交、無語言、無經濟學的時代嗎？

　　當代西方經濟學一個標誌性的特點就是表述語言數學化，不論什麼主題都是千人一面，萬人一腔，一律以定量分析為主，充塞數學方程和數學模型。所以我國現今的許多經濟學雜誌用稿取捨都以是否有數學方程與模型的定量分析為前提，迫使年輕學者、博士生也依樣畫瓢，似懂非懂地都要生搬硬湊一些數學圖型，以致產生大量思想平庸表述蕪雜的爛文章，造成精神與物質的巨大浪費。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本已是無可厚非的，從法國數學家奧古斯丹·古諾在1838年出版《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一書開先河以來，已有170多年的歷史，數量經濟學也早已定型為重要學科。問題在於要用得恰到好處。可不論所分析的經濟問題的性質，過火地濫用數學，就是畫蛇添足了。現在我國經濟學界像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凱恩斯的投資乘數理論那樣成功地數學應用有多少？而且當代西方經濟學在定量分析上能取得重大成就者一般都是數學家，如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原本都是傑出的數學家：哈佛的埃爾文·羅斯是哈佛的運籌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伊德·沙普利是普林斯頓的博弈論博士。而我國經濟學界的數學基礎普遍薄弱，數學系畢業的就極少見。有必要都要走西方經濟學的套路嗎？更何況經濟學重在將經濟問題所在所解闡明說透，讓社會理解和接受，以促使經濟問題的解決與增進人民的福祉，因此定性定量分析應以定性為主。精通數學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不用數學演繹，有理有據地適時提出自由放任的主張影響全世界而至今長盛不衰，就是最好地說明。我們需要的首先是經濟思想家，其次才是經濟數學家。一個多世紀了，我們有何理由要再做外國永不畢業的小學生呢？

　　當代我國經濟學界面臨的是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當今世界專屬中國的獨一無二非同尋常的超大問題，是任何當代西方經濟學都不可能提供啟示的（可借鑒的只是經濟管理和經濟全球化方面的理論），需要我們自己以中國人的國格人格從國情出發去獨立自主地探索。精通西方經濟學的陳岱孫生前就說過：「任何外國的理論和模式，即使是科學的，在彼時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為我國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直接移用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外國的理論，即使是最優秀的，也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創造。」[4]陳岱孫還一直告誡「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不可須臾離開。」「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將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與世界經濟研究緊密結合起來。」[5]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說：「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也就不能動搖。因此，我國經濟學界更沒有理由奉當代西方經濟學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再甘願做它的小學生。相反，要在創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中國經濟學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學者！

　　二是要繼承馬克思主義的血脈。正確理解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傳承好馬克思主義觀察分析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先要正確理解和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基本原理，徹底克服昨是今非的本本教條主義和今是昨非的歷史虛無主義。為此這幾年我寫過數篇文章表示和堅持自己的見解。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及其著作都早已是歷史人物和歷史經典。我們永遠紀念偉人和學習其經典，最根本的是要傳承好馬克思主義觀察分析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也是富活力的血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是唯物史觀的產物，任何原理和結論都有當時的充分事實為根據，因而是顛撲不破的絕對真理。可也不能忘記恩格斯的教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定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重要的規律。」[6]同時忠告：「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7]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當然也是歷史科學，它的原理和結論的真理性同樣須臾離不開歷史性的材料。當所根據的事實因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了時，原來的絕對真理就有可能轉化為相對真理，就需要後繼者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所包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發展，提出新原理，作出新結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也是馬克思主義強大生命力的關鍵所在。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的理解必須嚴格遵循唯物史觀，堅決摒棄形而上學的本本教條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兩個極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問題的理解。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字面上確實沒有說過「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規律」這樣的話，但在內容上又確實說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產階級生活日益惡化的趨勢和事實，並在《工作日》、《機器和大工業》、《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等篇章中列舉了大量駭人聽聞、觸目驚心的事實。特別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這一章，馬克思開宗明義就講這裡就是要研究「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是：「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8]這不是絕對貧困化又是什麼呢？前蘇聯經濟學家將此概括為「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規律」是無可厚非的，符合馬克思的結論。如此明白的問題，我國經濟學界在改革開放之初竟然還引起一場大辯論。究其原因，雙方皆出於主觀主義地為《資本論》「圓說」。本本教條主義者認為不僅《資本論》里有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規律，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也仍然存在這個規律，否則就會失去當代無產階級的革命 性和《資本論》的現實意義，以此「圓」馬克思主義之說，讓歷史與現實「一致」起來；歷史虛無主義者相反，認為不僅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存在這個規律，就是《資本論》里也沒有說過有絕對貧困化規律，有的只有相對貧困化，絕對貧困化是後人杜撰的，其始作俑者是蘇聯學者，以此從另一個方面來「圓」馬克思主義之說，也讓歷史與現實「一致」起來。曠日持久的爭論就這樣發生了。如果雙方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一切從歷史和現實的事實出發，就不難取得共識。歷史上有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現實中沒有或基本沒有絕對貧困化，都是客觀事實。此一時彼一時，為什麼過去有的，現在也就必須有，現在沒有的，過去也就不能有呢？我們能說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階級和過去一樣，還在「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嗎？聽聽恩格斯對經濟規律的闡述就會明白。恩格斯說：「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9]戰後資本主義有變化是有目共睹的。我記得，上世紀50年代王亞南在課堂上就對我們講過，個別原理如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今天當以別論。上世紀80年代，薛暮橋也說：「環顧全球，現階段的資本主義世界同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已經有很大的發展。由於科學技術的飛躍進步，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群眾有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善生活。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殘酷剝削，限制了自己過剩商品的國內市場，以致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工人階級都站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線，戰爭勝利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提高，迫使資產階級實行『福利主義』。資產階級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有利於擴大國內市場，緩和經濟危機，所以也能接受。現在資產階級不但對國內的政策有變化，其國外政策也有變化。……如果不發生這些轉變，資本主義世界可能存在不到今天，至少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10]當然，當代資本主義有當代的新問題、新危機、新痼疾，如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還在繼續，最富有的美國還有3000萬處於貧困線上的窮人，溫飽沒有保障，貧困率高達14%。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在危機中西方也不得不承認馬克思學說的現實意義。

　　再一個例子是對勞動價值理論的深化認識問題。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根本性的基礎理論，對它的認識事關重大，必須慎又慎之。可我國從2000年以來的一場大討論似乎不了了之。我在《經濟學動態》、《學術月刊》、《中國經濟問題》等刊物發表過文章，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又作了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條件下的新解釋。今天不妨重申我的見解。價值無疑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實體。這是至今顛撲不破的絕對真理。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原本是二重的：價值創造和使用價值生產必須同時進行。毋庸置疑，價值完全是由勞動創造的，但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就不是單靠勞動就能生產的。除勞動之外，還需要土地等其他要素。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弟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11]「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2]在《哥達綱領批判》里也說：「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13]但鑒於當時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悲慘境遇和資本大肆掠奪剝削的血腥史，就單以強調抽象勞動創造價值這一面了。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在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需要實行多元所有制的市場經濟的新歷史條件下，就要回歸馬克思的二重勞動價值理論，對價值創造和使用價值生產要同時進行分析。價值固然是勞動創造的，但勞動只有同時通過使用價值的生產才能創造價值。而使用價值的生產除勞動外還需要其他要素。這些要素雖然不創造價值，但通過使用價值的生產對價值創造有幫助，就如陽光、空氣的作用一樣。沒有陽光和空氣，誰都創造不了價值。可陽光空氣這些自然要素是沒有產權的，可以無償使用，而土地等要素是有產權的，所有者要求參與分配就是情理中的事，也符合馬克思的二重勞動價值理論。於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就是必要的。問題在必須掌握好度！各要素按其貢獻各得其所，就是合理收入，不能叫剝削。如果損害勞動權益而多佔，多佔部分就是剝削，當取締。自認為這樣解釋是符合邏輯的，也不違背勞動價值理論。

　　所以我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必須遵循唯物史觀，要歷史地讀現實地用，決不能離開具體時空抽象肯定與否定。

　　三是要進入改革開放的理論前沿，搶佔創新制高點，以自己理論的先進性和權威性的引領實力，來堅守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已有三百多年歷史，至今仍有地位。薩繆爾森在其教科書《經濟學》中就曾說：「政治經濟學是最古老的藝術，最新穎的科學——的確，它在社會科學中，居首要地位。」[14]孫冶方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政治經濟學也是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如同數理化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一樣，政治經濟學就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15]而今天在我國卻滑落低谷。這不是因為這門學科自身有什麼問題，主要責任是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沒能緊跟時代潮流，而習慣於固步自封，留守舊陣地上打防禦戰、保衛戰，著作缺乏時代感：歷史陳述多，現實探討少；常理說教多，啟發創新少。甚至有人誤以為愈保守愈教條就愈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自己不創新，也不容許他人創新，愛說三道四，指指點點，說這也「違背」，那也「出格」等等。這種無端無謂無休止的內耗、拉扯，就必然導致話語權的自我減少，無意中丟失主戰場。我自己就經常遭批判，甚至被列入「自由化」名單中。如我提出「古典馬克思主義」就有人否定。我就不明白，既然有了「當代馬克思主義」，那末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叫什麼主義呢？叫「非當代馬克思主義」？自然可叫「古典馬克思主義」。但對這些批判，我向來不屑一顧，一笑置之。沒有共同語言的內耗有何意義！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以文藝復興為例說大變革時代是需要和產生巨人的時代。我國也正處在實現「中國夢」的復興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界也需要而且必將產生各類文化巨人。創新是靈魂，不創新就談不上堅持。就像一株大樹，不再抽新枝發新芽，就自然會逐漸敗落枯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只要不辱社會使命和大眾囑託，敢於在理論前沿打進攻戰、攻堅戰，發揮理論創新的先進性和權威性的引領作用，不斷貢獻高水平高質量的創新理論和優秀成果，回答改革開放中提出的許多重大經濟理論問題，就必定能堅守住主流地位。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隊伍，難道不應該順應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的大潮，奮勇進人理論前沿陣地，用心用力去努力開拓、創新，奪取理論制高點嗎？！

　　任何國家的經濟學說都首先是為解決本國的經濟問題而興的，民族特色非常明顯。學說史上一個非常明顯的典型例子是德國李斯特的學說。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當時的德國雖然如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教授都是外國的小學生，但也有例外，竟有李斯特這樣富有民族性個性、不願做盲從者應聲蟲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都把自己的經濟學說說成是世界性的，宣稱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一切國家的利益，是全體人類社會的利益，以便向世界推介，要以他們的「世界主義或世界範圍的經濟學」來代替落後民族的「國家的經濟學」。深諳本國國情的李斯特就不信這個邪。他說如果真按世界主義行事，落後國家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德國只能成為經濟強國的附庸，對英國等可以貢獻的就只有停留在一些兒童玩具、木製鍾、哲學書等等之類的東西了。出於這種憂慮，他竭力主張落後的德國必須努力發展自己的現代工業，國內消除割據壁壘，對外實行關稅保護，保護國內工業發展。闡明一個國家只有農業，就象人只有一個臂膀一樣，靠農產品交換別國的工業品，就要受制於人。為此他提出廣義生產力論，認為整個國民經濟是個體系，政治、制度、宗教、科學、藝術、教育等等都是生產性的，要全面發展。李斯特的學說雖然當時沒有得到普魯士容克地主的認可，1846年他就自殺了，但在他死後不久的60年代就被採用，德國工業很快發展起來，19世紀末已是歐洲的工業強國了，李斯特也被謚譽為德國的工業之父。李斯特的這種民族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1927年胡適被邀在「中國經濟學社」上海年會上發表的演說時就對盲從西方經濟學表示不滿。他說：「此種『洋經濟學』實與中國國情不甚適合。故中國經濟學家，決不當以人云亦云自囿。」[16]胡適和上面提到的夏炎德的這種不滿，不是少數。於是我國經濟學界也有不少例外的傑出者，出了一些有獨立見解的著作。如馬寅初在1935年出版了《中國經濟改造》，書中就說：「吾極端主張保護政策，以卵翼本國方在萌牙之工業，以圖掙脫帝國主義者之經濟鎖鏈。」[17]於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張。雖然其見解是否正確，當可另行評價，但不失其民族精神。1946年王亞南出版《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全面深刻地分析了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其科學精神如洞中燭照。解放後優秀論著就無可倫比地自然更豐了，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馬寅初1958年出版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孫冶方1985年出版的遺著《社會主義經濟論稿》。馬寅初不唯上，孫冶方不唯蘇，以大無畏的科學精神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即使遭到批鬥也不屈服。這種精神就值得我們學習。在必要的學習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同時，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承擔起創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中國經濟學的義務與責任。

　　政治經濟學在我國邊緣化，還因為政治經濟學以「政治」冠名，在我國就一直被誤解為是政治學科，除經濟學專業之外，都當作思想教育的政治課來開。加上過去極左思潮的影響，這門被譽為古老藝術的嚴肅學科就被在一定程度上貶義糟蹋了。我們應當明白，正如薩繆爾森所說的，政治經濟學本是「在社會科學中，居首要地位」的，不僅如此，它在經濟學中就更是處於母學地位，包涵物質財富領域的生產投資、商品流通、收入分配、公私消費、財政稅收、貨幣發行、銀行金融、世界貿易等等，論及一切經濟問題。所以，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等的政治經濟學論著的內容都很廣泛，幾乎包含現在的全部經濟學科。《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除了一般的經濟學原理之外，財政、賦稅、外貿、管理等方面都有很精闢細密的論述。如稅賦，除了論述現在看來也仍然正確的四原則（公民按收入比例納稅的義務、稅率明確而不得隨意變更、有利於完納稅賦的各種明確規定、所收稅額與入庫稅額儘可能相等）外，還分析了各種稅種稅目，直到灶捐、窗稅等。《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論述各種賦稅。《資本論》更是公認的百科全書。但是，從分工理論獲取巨大榮譽的亞當·斯密也沒有想到，政治經濟學以後會成為石榴結籽般的母體，會從它的肚子里分工分離這麼多的子學科出來，財政學、銀行學、金融學、保險學、投資學、統計學、貿易學、管理學等等。現在中國按二級學科分就有20多種，按三級四級學科分就有上百種，還會隨時增加、拉長序列。更沒想到這些子學科自立門戶後一個個都叛母忘本，不認這個娘了。還因為這些子學科應用性強，市場率高，接近銅臭，更有一種偏重功利的實用傾向，理論性降低，從事者卻又愛圖「經濟學家」的頭銜。在紛繁蕪雜的子學科面前，政治經濟學自身卻相對顯得蒼老了，太傳統了。因此，我曾主張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就叫經濟學，少稱政治經濟學了。因為，在古典經典作家中，「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全稱與簡稱的關係。鑒於以上的誤會等情況，也便於與子學科的分別以保留母學的地位，以簡稱「經濟學」為主稱得當的。實際上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與任何子學科不同，仍然具有包容性綜合性，就叫「經濟學」是最佳選擇。

　　（作者：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1]郭大力、王亞南譯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ⅩⅤⅢ頁。

　　[2][3]夏炎德：《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87、190頁。

　　[4]陳岱孫、楊德明：《關於當代西方經濟學評價的幾個問題》，《紅旗》1987年第6期。

　　[5]陳岱孫：《西方經濟學研究與我國社會主義改革》，《求是》1996年第2期。

　　[6]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5頁。

　　[7]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頁。

　　[9]《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1—192頁。

　　[10] 薛暮橋：《破除教條主義和僵化模式》，《人民日報》1987年12月7日，第5版。

　　[11][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第55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頁。

　　[14]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0版上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頁。

　　[15]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論》導言（大綱），《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

　　[16]中國經濟學社社刊《中國經濟問題》第一卷第345-346頁。

　　[17]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