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絕句鑒賞

田家二絕句（選一）張耒

門外青流系野船，白楊紅槿短籬邊。

張耒（1054—1114），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因體貌豐肥，人稱「肥仙」。亳州譙縣（今安徽亳州）人。祖父任職於福建，父親中進士後，遊宦四方，官至三司檢法官。外祖父李宗易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以詩文名世，長於寫詩，深受晏殊賞識。張耒幼年就讀於家鄉學宮，自稱「丱角而讀書，十有三而好文」（《投知己書》）。十七歲作《函關賦》已傳誦人口。十八歲遊學於陳州，受到蘇轍的賞識，因之結交蘇軾，成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神宗熙寧六年（1073），二十歲時中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縣尉、咸平縣丞，先後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地方官，因秩滿改官不斷往來京洛間奔波勞頓，加之父母、妻子此間相繼謝世，家境更每況愈下，經濟拮据。其詩文「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悼逝》），「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上蔡侍郎書》）說的就是這段經歷。

元豐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舊黨的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反變法派司馬光，蘇軾、蘇轍相繼奉調晉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純仁薦舉張耒參加太學學士院考試。這次被薦參加考試的還有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由翰林學士蘇軾命題，考試結果三人同被拔擢，張耒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其後歷任著作佐郎、秘書丞、史館檢討，直到起居舍人。其間與蘇軾、黃庭堅等同門師友，或舉酒論文，或同游酬唱。這是張耒一生中難得的美好時光，也是北宋文壇上的盛事。他們「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貴」。館閣八年，張耒有緣披覽國家藏書，過著「圖書堆枕旁，編簡自相依」的學究生活，其文翰學術也日有進益。

但好景不長，哲宗親政後，新黨得勢，竭力報復元祐舊臣。隨著蘇軾等人的被貶，蘇門弟子也受到株連。紹聖元年（1094），張耒在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任上徙宣州，紹聖四年（1097）貶黃州酒稅監督，再貶復州（今湖北天門）監竟陵郡酒稅。宋徽宗即位，四十七歲的張耒一度內召為太常少卿，後又被啟用為兗州、潁州（今阜陽）知州，但為時都很短促。建中靖國元年（1101），遠貶海南奉召內遷的蘇軾病卒於常州。張耒聞訊後在潁州舉哀行服，被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別駕，安置於黃州，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內第三次被貶。他在黃州柯山下先後共住了七八年，與蘇軾弟子潘大臨結為緊鄰，兩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節。崇寧五年，宋徽宗詔除一切黨禁，張耒才得以回到故鄉淮安。由於晚年長期賦閑，貧病交加，加之秦觀、黃庭堅、蘇轍、晁補之等師友同道相繼去世，心情更覺凄涼，政和四年在寂寞和痛苦中辭世，年六十一。張耒有三子，曰「秬、秸、和，皆中進士第」。張秬、張秸在陳州死於宋末兵亂。張和為陝西教官，在歸葬二兄時又被強盜殺害。陸遊概嘆曰「文潛遂無後，可哀也。」

《宋史》卷444有傳，事迹見《東都事略》卷116。近人邵祖壽編有《張文潛先生年譜》一卷。今存的張耒文集以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的《張耒集》較為完備。詞有《柯山詩餘》，趙萬里輯本。筆記體專著《明道雜誌》一卷，有中華書局1985年版。

張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學家，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也是「蘇門四學士」中結識蘇軾兄弟最早、辭世最晚和文學理論上受蘇軾兄弟影響最深的作家。「文以明理」是張耒文學思想的核心，《宋史·本傳》說他「誨人作文，以理為主」。他認為成功之作，應該是「以理為主，辭情翼之」，做到文理並重：「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主張作家創作應遵循天然之理和情性之道：「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也被當時學者奉為至言。

在文章風格上，他反對奇簡，提倡平易；反對曲晦，提倡詞達。這也是蘇軾「詞達」觀的闡述。張耒強調在創作過程的發抒真情、筆隨意驅，這確實把握住了文藝創作的真諦，但一味地否認構思、修飾、琢磨、錘鍊等在創作過程中的必要性，則又不免矯枉過正。他本人的創作也正因其自立的樊籬，多少顯得肌理有餘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其創作成就前不及東坡，後不如放翁，除才華有差外，這也可能是痼疾所在。

張耒的創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詩歌的成就最高。集中今存詩歌一千七百餘首，題材比較廣泛，其內容可分為抒情遣懷的個人愁嘆、關注民生疾苦和西北邊事、田園風光和寄贈唱和之作幾個主要方面。他能直面社會下層，用自己的詩歌來反映勞苦大眾遭受的苦難，由於他長期擔任地方卑官，對社會現實體察甚深，反映面也相當廣闊，在他的詩作中，為我們勾勒出一組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勞苦者群像，這當中有「筋骸長彀」、「半衲遮背」出賣苦力者（《勞歌》），有餓死車下，妻子抱子而泣的逃荒漢（《一畝》）；有一輩子不知鹽味，守著「壞屋疏籬」靠著「脫粟寒蔬」度日的山間老農（《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也有「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的賣餅孩子（《北鄰賣餅兒》），有「試問朱門余酒肉，幾人回首念無衣」（《北風》）尖銳的貧富對立畫面，也有「昨者飛雹幾破屋，頗說四郊妨麥熟。」（《昨者》）對農事的關心。通過這一幅幅悲慘畫面，不僅表現了詩人「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糶官粟有感》）的悲憫，以及「我身為吏救無術，坐視啼泣空汍瀾」（《一畝》）的自責和愧疚。詩人還進一步試圖探求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

持錢糶（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若貧。兼并閉倉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坐視既不可，禁之益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源，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糶官粟有感》）

詩中將造成農民極度貧困化的原因歸結為：兼并之家，囤積居奇，哄抬糧價；朝廷治國無方，無抑制糧價的得力措施，貪官污吏藉此損民以肥己。在《送程德孺赴江西》又再次指出「年來屢下寬大詔」而「赤子未免飢與寒」的原因就在於吏治的腐敗：「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詩人認為吏治腐敗才是造成農民饑寒交迫的真正原因。

詩人所勾勒的畫面和生髮的感慨，我們在杜甫的《自京至奉先詠懷五百字》、白居易的《賣炭翁》、杜荀鶴《山中寡婦》、韋應物的《寄李儋元錫》中都似曾相識，說明張耒的這類詩作是中國詩歌優秀傳統的繼承，而《八盜》則是這個傳統的進一步發揚光大。詩中寫八名強盜鋌而走險、橫行天下的傳奇故事。寫他們由於對抗官府、劫富濟貧，深受民眾歡迎、隊伍迅速壯大：由八名骨幹發展到「其徒新故有十三」，最後是「擾擾坐致幾千人」，而且深受歡迎：「朝飯南山民獻彘，主人贈刀其姓李。道逢兩夫捕鷹隼，脅之以威使從己。晚投民居迫之饋，坐有三夫願從事」。我們聯想到同時代「宋江三十六人」事和河北田虎、江南方臘，但那是民間故事，這卻出自士大夫官員筆下，儘管詩中也說到他們採取「脅之以威」也「淫污婦女」，但也許這就是草莽英雄固有的癖性和特徵，詩人只是在寫實。最後由於小人貪於百萬賞錢，致其中二人被捕，但另外六人卻成功逃脫，詩人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的。詩人在《和晁應之憫農》「為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這簡直就是杜甫「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其三）的北宋版。

安徽亳州張耒刻石像及紀念亭

這裡選錄的是他的《田家二絕》中的第一首，是一首憫農詩。在這首詩中，詩人以非常冷靜客觀的態度，平直的筆調，再現了旱、蝗災害後農村凋蔽的景象，在宋人同類題材的作品中，這首詩很有特色。

詩所描繪的是一個村莊的災後情景，用的是「見物不見人」的藝術手法，詩人並沒有著眼於災民的具體的生活現狀，因此沒有事件的鋪敘，詩人對農民的同情和對社會現實的憂慮，是在通過對具體的自然景觀的描繪中予以表現的。

「紅槿」，開紅花的木槿。木槿是一種落葉灌木，夏秋開花，花有紫紅、白色等幾種。常見於農村房前屋後，既可觀賞，又作藩筒。詩的前二句，描繪的是這個村莊房前屋後的自然景觀。孤立地看，這是一幅充滿了和平寧靜氣象的農村八月風光圖。「青流」「白楊」，「紅槿」三種鮮色，交相搭配，色彩明麗。無疑，在這裡我們是很難看到詩人對社會現實的褒貶評價的。

但是，到了第三句，隨著詩人觀察的深入，自然之境與詩人之情突然發生了矛盾。「旱蝗千里秋田凈，野秫蕭蕭八月天」，這是完全不同於前二句的一種新的情境。這種情境對詩的前二句所創造的情境而言，是一個「逆轉」。正是由於這個「逆轉」，我們才得以明白，詩人在這首詩中，是在運用情境對比的藝術。即在有意描摹自然之美中，來反襯社會現實之丑。但是，這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凈」字為中心的情境的出現，是詩人的認識的飛躍，也是感情的升華。它凸現了詩人的主觀意識和情感，並使這種意識和情感得以豐富化和整體化。於是，我們又會進一步明白，詩的前二句所創造的自然環境的「美」，是詩人有意為之的，它看似對自然的客觀描摹，其實卻正深藏著詩人的匠心；欲抑先揚，欲否定卻先肯定。在先給讀者造成一個「信以為真」的「美」的情境之後，突然點出這些「美」景只不過是假象、表象，而其實質卻正是冷落荒涼，災民逃亡後的一派死寂之貌，詩人的創造意圖，也就宣告完成了。

這種創造不同的情境進行對比的手法，在前人的詩詞中，也當然是有的。唐人皇甫松《夢江南》詞云：「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這首詞描繪的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情境，但由於前二句描寫的是實境，後三句表現的是夢幻的虛境，因此二者的對比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張耒的這首《田家》通篇所寫的都是實境，是同一空間中同時之景。在前後二句各自表現的不同情境之間，是有著緊密的聯繫的，它們之間，既有對比關係，又有承接關係，賴以進行對比的，是詩人對同一地點的自然感觀前後感受的不同，因此，前後兩個不同的情境中間，又有對對方的映襯和補充，和皇甫松《夢江南》的界限鮮明的情境對比是不相同的。

也可以說，詩的前二句，是「客觀」再現的描寫，後二句卻是詩人「主觀」的再現。因為「凈」和「蕭蕭」這兩個形容詞，顯然帶有詩人強烈的主觀感受。正是在這兩個形容詞中，我們聽到了詩人關心社會同情農民的聲音。

事實上，在寫這首詩的時候，詩人當然是有著對蝗旱為災深感憂慮，對農民疾苦極為同情的鮮明意識的。由於社會現實問題的嚴重性，往往還使一些詩人無法持冷靜的態度，而以直截了當的語言，來表明自己的看法。梅堯臣的《陶者》，唐人李紳的《憫農二首》等詩，大多運用這樣的表現方法。而張耒在寫作此詩時，卻是有意把自己的主觀傾向隱蔽，讓藝術形象說話，所以這首詩的美感比梅、李詩顯得強烈。

有人認為，張耒的這些《田家》詩，是深受梅堯臣的影響的。這種說法也許有些道理，但未免使人覺得籠統。因為梅堯臣在他的憫農詩中，追求的是平淡中的古拙，而張耒卻是在平淡中強調清新，所以二者雖都講「淡」，但韻味卻並不相同。

《田家》二絕中的第二首，也是這種風格。詩云：「新插茅檐紅槿筒，秋深黃葉已飛飛。灘頭水闊孤舟去，渡口風寒白鷺啼。」這首詩是第一首詩的繼續和補充，色調更加蒼涼，感情也更加深沉。但在布局構思上，與第一首並無不同。而梅堯臣的《田家》卻不同，其詩云．「南山嘗種豆，碎莢落風雨，空收一束萁，無物充煎釜。」平淡中帶有古樸氣，對比之下，我們是不難將它和張詩分開的。梅堯臣一向推崇和主張詩要平淡，他的「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也就成了後人信守的格言。然而，他自己的一些詩，卻被後人譏為「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詩人玉屑》卷十），可見平淡之境創造實難。然而張耒的這首詩，卻確實是一首平淡清麗的歌。宋人葛立方在他的《韻語陽秋》中說：「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讀了張耒的這首詩，我們可知此話信然。

附：哲宗年間張耒受御史攻訐情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八清·黃以周等輯

庚寅，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著作佐郎張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質獧薄，士望素輕，雖經權用，資格猶淺。平居惟以附依權貴，供撰書疏，以謀進取為事，故縉紳之論未嘗少與其為人，而執事大臣，獨以為賢也。望寢耒成命，以慰士論」〔《紀事本末》卷百一。〕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清·黃以周等輯

右正言張商英言：「按內臣陳衍，先管勾儲祥宮，大防之子數往謁，因本宮道士武宗道而與衍結識，既而（呂）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張充公往御葯院與衍關通，尋援行衍入國史院承受。而檢討官張耒、秦觀又因衍而與蘇轍兄弟道達言語，其奸狀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祿仕，甚非所以駁姦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惡，投之散地。削奪衍官，配流海島。庶朝廷宮省內外，人人畏肅，不敢懷邪，飾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詔陳衍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

侍御史楊畏言：「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論喧然，以為未允。按耒雖精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膝密交，或代為文字，故大臣力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罷耒新命，以協輿情」。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耶」。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與聞，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為吏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