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酒文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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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酒文化（四）

魏晉南北朝酒風之頹魏晉南北朝飲酒之盛，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相比的。不僅民間飲者甚多，達官顯貴則更多，尤其是魏晉文人，更是離不開酒，他們或飲酒消愁，或以酒避世，也有的借酒放縱。

曹操有名句「何以解優，唯有杜康」，早已被人們所廣泛吟誦。符堅飲酒「以極醉為限」，於是趙整作《酒德歌》，雲「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劉伶著名的《酒德頌》，鼓吹惟酒至尊的思想，為千古絕唱，卻充分反映了魏晉時期文人的境遇和心態。據說劉伶饞酒叫妻子備置，妻子哭勸他戒酒。劉伶謊應夫人之說有理並要在鬼神面前發誓。待供上美酒佳肴。劉伶口中念念有詞：「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斛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妻子知他內心的痛苦，從此不再勸他戒酒。劉伶醉酒，脫個精光裸奔，自謂「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裳」。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不安，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統治者對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文人不得不借酒澆愁，或以酒避禍，以酒後狂言發泄對時政的不滿。「隱士」是縱貫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文化和政治景觀，「竹林七賢」只是典型而已。這些自我放逐的文士表面麻木不仁，內心卻十分覺醒。始終處於難於「覓明君而侍之」，急於入世而不能的焦慮之中，於是遁世避禍，隱於酒鄉，整日頌揚老莊學說，縱酒清談，苟存性命於亂世，用自我麻醉來掩飾自己的非我。宋人葉夢得這樣看待他們：「晉人多飲酒，至於沉醉，未必真在乎酒。蓋時方艱難惟托於酒，可以疏遠世故而已。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傳至劉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為保身之計……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耳」。末世、衰世之人多嗜酒，它透露出的往往是一種浸入骨髓的絕望

隋唐茶酒文化之盛宗教、文人與茶酒的結合，是隋唐茶酒文化繁榮的根本原因。茶酒雖列飲品之中，卻並非純為補充體液。它們能予飲者超出實用的享受，是讓生活更加藝術化的飲品。所以茶酒必須與一定的環境、氛圍相匹配，才能給飲者以更多的美的享受。茶宜獨品，酒宜交友；群居交流宜佐之以酒；獨自品味人生宜飲茶；飲茶境界宜清幽，飲酒境界宜熱烈。古今對飲茶的環境是相當講究的，如涼台、靜室、明窗、曲江、僧寺、道院、松風、竹月等；茶姿也各有追求，或晏坐、或行吟、或清談、或掩卷。

酒中之趣或在於酒精，兼有興奮與麻醉作用。它能使人暫忘喜憂哀樂、約束矜持，「百慮齊息，萬緣皆空」。怯者飲之壯膽，愁者飲它解憂，成者飲它陶然，敗者飲它頹喪。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對社會人、文化人、理性人人性扭曲的一種反思與反感，試圖借酒追求某種解脫，那怕它是暫時的、虛幻的。酒後潛意識和直覺意識支配了人的言行，我們見到的往往是人類原始、率真、自然（當然也有醜惡）的本性。這或是千百年來酒仙、酒徒層出不窮的緣由所在，不可單從一種角度去審視飲酒的好與壞。發自文人人性深處的率真以及硬朗的人格，只有在他們飲酒時才表現得特別充分。那酒中的豪情、酒中的長歌、酒中的飄逸、酒中的蒼涼、酒中的酣然，以千形萬態表現著中國傳統士人的精神氣質和生命形象。

俗謂茶近禪、酒近仙，說明這兩種飲品與佛道之間有著密切的共生關係。茶最初的推廣與普及即與佛教禪宗有關，《封氏聞見記》「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不寐，又不餐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煎煮，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唐時一長壽高僧（130歲）由洛陽抵長安，宣宗問服何葯以長壽。僧答少貧無補，唯嗜茶而已，有時飲百碗不以為多。宣宗為此賜茶五十斤，入「保壽寺」，命僧人飲茶處所為「茶寮」。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神仙；七碗吃不得，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元稹《一言至七言》茶詩，別具一格（金字塔式）：「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碗轉麴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茶》：「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玩，況是春深酒渴人」。蜀茶、春酒、員外情，詩人滿足之意溢於言表。溫庭筠《西嶺道士荼歌》「疏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鶴心通杳冥」，似乎更重視茶後的品味。自信與開放的隋唐文化，造就了許多酒仙與文豪。他們借酒以抒胸襟，留下了千古絕唱。杜甫《飲中八仙歌》概述了賀知章、王進、李適之、崔宗之、蘇進、李白、張旭、焦遂的酒事，「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王進）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適之，唐宗室）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平時口吃，一句話難得順全）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杜甫沒有談到自已，但好酒卻不亞於八仙。他流傳至今的酒詩竟佔總詩篇（1400首）的1/5，比李白多出近一倍。當然文人好酒，尤以李白醉讓高力士脫靴最富傳奇色彩。且聽李白醉後的高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卻鸚鵡洲」。平時潛藏於心的「自我」，終以「狂言」形式得以表達。這種浸潤著酒意的自在與酣暢伴隨他走到生命盡頭。《唐摭言》這樣記載李白的死：「李白著宮錦袍，游採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其神態何等浪漫瀟洒。唐人與酒相關的詩文幾乎可以信手拈來，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李白「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杜甫「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白居易「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王翰《涼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王維《渭城曲》「渭城朝雨悒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茶酒文化帶動了茶酒商品經濟的繁榮，酒榷茶引成為朝廷重要稅收來源。茶馬互市是唐宋以後民族關係與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茶酒文化也帶動了茶酒的學術研究，中唐時期陸羽寫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學論著——《茶經》。書中系統總結了前人的飲茶經驗，並結合自身採茶、制茶、煎茶實踐，對茶的起源、歷史、栽培、採制、烹煮、器具、用水、品飲等問題作了精湛論述。後世尊陸羽為「茶聖」、「茶神」。

胡姬酒肆。受傳統觀念影響，中國古代青年女子多以當壚買酒為有傷風雅的下賤行業。隋唐時期茶酒文化繁榮，不少外商在長安西市開設酒店，史稱「酒家胡」。酒店的侍者多為域外女子，稱之為「胡姬」。這些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漾溢著異域風情，給餐飲服務業帶來了無限生機。胡姬酒肆備受文人雅士的青睞，成為雅集聚會的必去之處。李白這樣的浪漫主義詩人是胡姬酒肆的常客。他的《少年行》寫道，「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頗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貌如花」的胡姬的侍飲與歌舞了。唐代文學家王績待詔門下省，每日飲酒一斗，時稱「斗酒學士」。他不但是胡姬酒店的常客，而且賒欠酒賬，有詩為證：「有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常道貰（式音），慚愧酒家胡」。張祜《白鼻媧（馬旁）》「為底胡姬酒，常來白鼻媧，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韋巨源甚至專寫「胡姬詞」：「妍艷照江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香度傳蕉扇，妝成上竹樓。數錢憐皓腕，非是不能愁」，似乎有涉及酒色之嫌。胡姬酒肆經營的多為西域名酒，如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漿、龍膏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