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世界觀轉變時間新探

毛澤東世界觀轉變時間新探

時間：2014-09-16 07:58:31 來源：《毛澤東百周年紀念：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王興國

目前，學術界大都否定毛澤東自己關於他在1920年夏天已經基本實現世界觀轉變的說法，認為這個轉變完成的時間，是1920年冬天，或1921年春天。我歷來肯定毛澤東自己的說法。現將近年來對這個問題研究的一些新認識寫下，與學術界共商。

讀三本書與世界觀轉變的關係

　　毛澤東1936年和斯諾談話時曾說，他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時，讀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之後，「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80年代初，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術界有人考證，發現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出版於1920年8月，柯卡普著、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出版於1920年10月，考茨基著、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出版於1921年1月。這樣，毛澤東本人的回憶便出現了前提（讀三本書）與結論（世界觀轉變）之間的矛盾。在解決這個矛盾時，有人相信他的前提，即確實是讀了三本書之後才有世界觀的轉變，而不相信他的結論，即既然當時三本書還未出版，也就不可能讀到，因此他不可能有1920年夏天的世界觀轉變。按照這種邏輯推論下去，主張「冬天說」者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當時這三本書還沒有出齊。如果要等這三本書出齊，至少要到1921年春末夏初，毛澤東才能全部得到這些書，閱讀之後，還要有一個消化的過程。按照這個邏輯，毛澤東的世界觀轉變的時間要推遲一年，即1921年夏天。顯然這又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我認為，比較合理的辦法是，不要把讀這三本書與毛澤東的世界觀轉變的時間過於直接地、機械地聯繫在一起。必須承認，這三本書對青年毛澤東的確產生過很大影響，因為他不但在1936年與斯諾談話時講過這件事，而且在1941年9月對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講話時，又一次談到了它：「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與1936年談話相比，這次談話就比較客觀一些，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一些，它沒有和毛澤東自己世界觀轉變的時間直接掛鉤。我所以不主張將毛澤東讀三本書與他世界觀轉變的具體時間直接聯繫起來，還有三條理由：

　　其一，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並不是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而是站在費邊主義的立場所寫的書。書中對馬克思學說的介紹，並沒有超出當時中國報刊已有水平，相反，卻對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基本上予以否定，如說歷史唯物論「常含有一種宿命論在裡面」，說馬克思講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在歷史上是不真實的」。作者還特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認為讓無產階級去做解放全人類「這樣偉大的歷史上的職務，能夠做得好嗎?能夠有所成就嗎?」顯然，毛澤東要從這樣一本書中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由於該書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系統介紹從聖西門開始至1913年以前西歐各國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發展情況的書，從而為毛澤東了解社會主義運動及其發展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一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後便多次提到它。

　　其二，毛澤東讀的《共產黨宣言》完整譯本，雖然是在1920年8月陳望道的譯本出版之後，但是他接觸和了解《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的時間，則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的時間還早。我這樣說的根據，就是1919年7月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概括馬克思主義的「辦法」表明，如果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有相當的了解，是不可能概括得如此準確的。而從當時國內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情況來看，是為這種概括提供了一定條件的。遠的暫且不說，僅以五四前後為例，如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16號曾發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最後一部分譯文，即從「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起，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止，當時發表的這段譯文雖然比較生硬，但卻是《共產黨宣言》中極重要的一段，因為它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同年5月5日至8日，北京《晨報》發表了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寫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譯文，該文前一部分翻譯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前言的第一段話和全書結束的一段話，還翻譯介紹了第一章的主要內容，後一部分翻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唯物史觀那段著名的話，並詳加註釋。李達1919年6月18日和19日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先後發表了《什麼叫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的》兩篇短文，文章鮮明地將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對立起來，並指出，近時很有人「把無政府主義置在社會主義頭上，實在可笑得很……這也別怪他，我們中國人近今才有聽見『社會主義』四個字，但是頭腦里社會主義的思想還太薄弱。就有曉得的，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有把這張三的帽子硬送給李四戴的怪事。」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於1919年7月14日，第2號出版於7月21日，時間都在上述這些文章發表之後，從《〈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和《民眾的大聯合》（一）的內容來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的區別是很清楚的，沒有李達所說的「把無政府主義置在社會主義頭上」的混亂。而他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概括馬克思派的辦法則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之後，還必須要有國家，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從我們現在接觸的有限資料來看，毛澤東用朱熹的這句話來概括馬克思派的主要思想，雖不是唯一的，但卻是比較早的人。陳獨秀也曾用這句話，但已是1919年12月1日了，陳在該日發表的《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奉勸那些「失勢的帝王貴族」，把自己不能夠闊吃闊用的財產送給勞動界同人，自己也歸到無產階級的旗幟底下，來和那班新帝王貴族即資產階級，一決雌雄。「像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雖然有點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貴族——財產工商階級——斷乎不便說：『只許官家放火，不準百姓點燈。』」陳獨秀的這段話，表明他是擁護馬克思主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的。可是為什麼毛澤東當時不贊成這個辦法呢?就是因為他還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否定一切強權，首先是國家的強權。所以儘管他當時讀過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卻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和暴力革命思想，而繼續贊成無政府主義反對國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

　　其三，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他1892年寫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的中譯本，惲代英和新青年雜誌社大概是為了通俗和當時鬥爭的需要，將該書第五章的標題改為全書的標題，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1891年10月在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由於這個綱領草案公布之前，在恩格斯堅持下，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這個綱領的草案（由倍倍爾、李卜克內西起草）公布之後，恩格斯又寫了《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因此正式公布後的綱領從總的來說，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水平。但綱領也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如沒有提馬克思反覆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原理，沒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等。考茨基是這個綱領理論部分的起草人，所以在綱領通過後於1892年寫了《愛爾福特綱領解說》，對綱領的理論部分進行解說。但是考茨基這本書也有嚴重的缺點，如隻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並極力鼓吹議會道路，否定暴力革命。如說社會革命「可以採取各式各樣的形式、並不一定非採用暴力手段和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屢有這樣的先例：統治階級由於眼光特別遠大，或者由於懦弱無能而在必然的趨勢面前自願地退出舞台了。」⑧又說：「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參加議會鬥爭（主要是競選和議會本身中的鬥爭）的時候，議會制度便開始改變它的最初特性，議會不再單純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了。」這些都反映了考茨基的機會主義思想。如前所述，考茨基這本書的中譯本是出版於1921年1月，公認的是在毛澤東世界觀根本轉變之後，加之該書有如上所述的嚴重缺陷，所以，它對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不可能發生根本的影響。但是考茨基是一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本書也同樣證明，他善於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通俗化的解釋。該書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著重論證了經濟發展本身像自然規律的必然性一樣將導致社會主義的勝利。該書有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它對當時西方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了透澈的分析，第二，它對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也作了初步分析，指出產業工人與乞丐、奴僕不同，他們是「近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現代大工業的機器生產，給他們「教了協力的道理」。第三，該書駁斥了社會上種種關於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諸如共妻、消滅家庭、消滅個人財產、消滅個人自由，等等。總之，這本書雖然不論就其在中國出版的時間還是其內容來看，都沒有也不可能在毛澤東世界觀轉變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它卻有效地幫助毛澤東將當時已經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化，引導他初步了解了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形勢，學會了如何進行階級分析的一些初步方法。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讀了《共產黨宣言》和《階級鬥爭》之後，「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中，真正有可能直接影響毛澤東世界觀轉變的，只有《共產黨宣言》一書。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期間，雖然不可能讀到陳望道《共產黨宣言》的全譯本，但他讀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國民》雜誌第2卷第1號上發表的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全文，則是完全可能的。據黎錦熙回憶，他在北京看到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是1920年1月4日。此《共產黨宣言》可能即《國民》雜誌上發表的該書第一章。應該指出，毛澤東這時讀《共產黨宣言》與他在五四運動時接觸《晨報》及《新青年》雜誌上有關《宣言》的摘譯或介紹文字時的環境和思想基礎是不一樣的。第一次到北京時，他主要還停留在理論上的探討，文字上的鼓吹，而第二次到北京是為了進行驅張運動。當時擺在他面前的不僅有一個同武裝到牙齒的軍閥張敬堯的鬥爭問題，還有一個驅張之後湖南如何建設的問題。面對這些嚴峻的現實問題，任何無政府主義的空談都是無濟於事的，所以他只好到馬克思主義那裡去找方法。這時他的思想狀況，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信中所說：「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如果將他在《湘江評論》時期對無政府主義持明確肯定態度相比，這一說法則表明他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已經動搖了。這也是1920年3月12日他寄給黎錦熙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產生的思想背景。在「商榷」中，他不僅承認「省長」、「縣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認「軍隊」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這些都屬於無政府主義「絕對不承認」的「法定之權力」的範疇。無政府主義是十分推崇托爾斯泰抗賦稅、抗兵役的，毛澤東等人既然承認軍隊、警察的存在，就勢必承認兵役。商榷還明確規定了「舉辦遺產稅、所得稅及營業稅」。可見，「商榷」的形成，標誌著毛澤東從反對強權，否定國家到贊成強權、肯定國家的重大轉折。

李大釗與陳獨秀的影響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從北京到達上海，後來他在和斯諾談話時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和陳獨秀討論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當然不可能包括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但是《國民》雜誌上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及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的「馬克思主義專號」及6號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是完全可能的。據有人考證，《新青年》第6卷第5號雖然印的出版時間是1919年5月，但實際出版時間卻是在當年9月份，已在《湘江評論》被查封之後。李大釗的這篇長達2萬多字的論文，是中國人自己寫的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即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剩餘價值學說）的最早著作。李大釗指出：馬克思「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錢，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他的《資本論》也是首尾一貫的根據那『在今日社會組織下的資本階級和工人階級，被放在不得不仇視、不得不衝突的關係上』的思想立論。關於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於最後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李大釗在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除了多引《哲學的貧困》中的一段譯文外，引用《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話與前述河上肇論文的引述基本上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還以一節的篇幅專門論述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李大釗對階級鬥爭學說如此強調，顯然影響了毛澤東，所以他後來專門讀了考茨基《階級鬥爭》一書。

　　當1920年5月毛澤東從北京到達上海，並與陳獨秀討論他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時，陳獨秀已經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他不僅在1919年12月1日發表的《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肯定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而且在此後半年的文章中反覆告誡工人，要起而爭自己的統治權。1920年1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作題為《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指出：「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而所謂要求「管理權」，即「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國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和第一步覺悟時僅僅要求不做工的人於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5月1日，在《我的意見》一文中，他又說：「大家要曉得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了。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勞動者要求資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樣的勞而無功，徒然失了身分。」毛澤東說，在陳獨秀和他討論他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時，亦曾向他談自己的信仰。陳獨秀這些談話的內容現在雖無處可考，但其中心內容大概是不會離開他當時在報刊上反覆宣傳的由工人自己掌握政權這個主題的。還必須注意，陳獨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發表的《談政治》一文，是當時從理論上對無政府主義進行系統批判的較好文章。儘管此文發表在他與毛澤東談話之後，但文中一些基本觀點在談話時肯定已經形成，甚至他們還可能互相討論過。因為當時的毛澤東恰好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國家觀點的不對，他自己後來在回憶中把這個時期視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是十分準確和恰當的。所以陳獨秀對他談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才能夠對他「產生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世界觀轉變中，起了良好的酵母作用和巨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所以我認為，儘管毛澤東講的陳望道等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在1920年上半年還沒有出版，我們也不應該輕易否定毛澤東自己關於世界觀轉變時間的回憶。我認為，對於1920年夏天的毛澤東來說，關係到他世界觀轉變的，不是知不知道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問題，這個問題如前所述，他在《湘江評論》時期已經基本上解決了，而是如何擺脫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強權的思想束縛，真正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問題。通過前面的分析和往下的分析，我們看到，到了1920年夏天他的確也是解決了。

如何理解「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

　　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要結合毛澤東自己的回憶和他1920年的思想和行動的實際進行分析。必須指出，在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根本解決」口號，實際上包括著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種不同的理解。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觀，就是認為改造社會，最根本的就是要從政治革命入手，改造社會的經濟基礎，即消滅生產資料的地主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這一點，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講得很清楚。無政府主義的「根本解決」觀則與此相反，他們除空喊「根本改造」外，是拒絕從事任何實際的政治運動的。無政府主義者將一切罪惡都歸於政府和強權，就否定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變成了「政治決定一切」、「強權決定一切」。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否定了「強權」，推倒了政府，就實現了根本解決。除此之外，他們否認其他任何具體政治運動，例如民國初年的反袁鬥爭。當時新民學會及社會上的一些人批評毛澤東搞驅張和湖南自治是違背了「根本解決」的原則，就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立場立論的。毛澤東雖然也贊成過無政府主義的根本解決觀，但他與無政府主義者拒絕從事任何具體的政治鬥爭（即所謂「枝枝節節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同，他是主張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反動統治者作鬥爭的。這一點，可能與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批評無政府主義的空談，主張多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有一定關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毛澤東投入驅張運動的實際鬥爭之後，認識到了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無用。《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表明，他已開始拋棄無政府主義否定一切國家的觀點，承認國家的必要性，這就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觀逐步奠定了基礎。而到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便明確地表述了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根本解決」觀。他在1920年9月5日發表的《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中說：「以政治組織改良社會組織，以國家促進地方，以團體力量改造個人，原是一種說法。但當在相當環境相當條件之下，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於流水之原，不崇朝而佔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毛澤東這裡說的「徹底的總革命」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觀。儘管他當時認為這種「徹底的總革命」在中國還行不通，但是關鍵在於他已經表示「贊成」了，也就是說他已經在理論上接受了這種「根本解決」觀。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毛澤東自己說的他已經「在理論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應該承認，這的確是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一個巨大的飛躍。其一，它說明毛澤東不僅拋棄了五四時期否定一切國家的觀點，轉而承認了國家的必要性，而且開始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因為所謂「以政治組織改良社會組織」，就是由無產階級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進而解決經濟基礎，即資本主義所有制，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洗刷上中階級」。其二，它表明毛澤東已開始拋棄他一貫主張的「溫和的」的「呼聲革命」主張，而承認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可以實行暴力革命。因為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通過武裝起義的手段，沒有工農紅軍，是不可能「掃蕩反革命黨」的。其三，它表明，毛澤東認識到俄國革命的成功是由於具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即「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如果說，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致周世釗的信中，仍在說他對種種主義「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的話，那麼在這裡他既然肯定俄式革命，當然也就肯定了其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其四，它表明毛澤東已認識到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所謂列寧「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有真正可靠的黨眾」，就說明了這一點。其五，它表明，毛澤東認識到勞農大眾不僅是革命的主體，而且必須由他們自己當家作主，掌握政權。所謂「佔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就是說只有動員大多數民眾，革命才能成功，而所謂「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就是要將貴族、資本家的政權推翻，建立人民主權。而這種人民主權思想在湖南自治運動中表現尤為明顯。

　　上述情況表明，這時毛澤東對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已有相當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毛澤東當時雖然認為像俄國式的「徹底的總革命」還不能立即實行，但他卻和他的戰友們在1920年8月22日在長沙發起並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雖然是以學術研究為宗旨，但其企圖刺取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以為中國革命之借鑒的目的卻是顯然的。關於這一點，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彭璜在俄羅斯研究會成立之後的第五天，即8月27日起在湖南《大公報》上連載發表的《對於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的感言》一文，說得十分清楚：「俄人歷來寬洪大度，虛心聆教，幾百年前，法蘭西有種什麼啟蒙哲學，德意志有種什麼羅曼哲學，先後輸入俄國，俄人總是歡迎接待，近來有了馬克斯的經濟學出世，俄國人見了毫不驚奇，大家研究起來，盡吸收其精華。至今俄國的革命，還是馬克斯經濟學的產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中國人的古訓，可愛的俄人，早有了這種謙虛的態度，現在中國人，不也應該有這種態度來研究俄羅斯嗎?」值得注意的是，彭璜在分析有人同情俄國革命的目的，而不贊成其手段，即「多數專制」、「勞農專制」的指出：「人民的知識與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線上的時候，社會的改造，只有比較的圓滿與和平的方法。『無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勞農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經過的階段。」彭璜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從五四運動、驅張運動、湖南自治運動到組織文化書社、成立俄羅斯研究會，他們兩人均是志同道合、協力進行的。彭璜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沒有幾天，毛澤東便發表了前述論俄國革命經驗的那篇文章。當時兩人完全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彭璜的這篇文章也是毛澤東當時已贊成十月革命經驗，特別是勞農專政的強有力的旁證。因此，我認為就毛澤東和彭璜來說，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的成立，標誌著他們世界觀轉變的基本完成。

　　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說，他在1920年夏天，還只是「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說明他對自己世界觀的轉變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他歷來主張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因此所謂「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就說明他認為自己還沒有完全做到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根據他與斯諾談話的內容分析，他認為自己的這種理論與實踐不夠統一，主要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湖南自治運動。過去，有的論者在否定毛澤東自己回憶世界觀轉變時間是1920年夏天時，除了前述以毛澤東講的讀陳望道等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還沒有出版作論據外，另一個重要論據就是湖南自治運動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為了回答這種責難，我想作以下兩點說明：

　　1.毛澤東在和斯諾談到自己1920年夏天世界觀已經轉變時，是注意到了湖南自治運動是「一般地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的問題的。他說：「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一般地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這正是毛澤東自己所說的「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原因。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能說一轉變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是如此，青年毛澤東也不例外。

　　2.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且被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掌握之後，他們在實踐中立即遇到了一個革命的戰略問題：既然共產主義者是主張「根本解決」的，即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那麼如何對待當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逐步有了明確認識，並被概括為「兩步走」的戰略。但在五四運動至建黨之前，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人們雖然對這個問題還缺乏明確的認識，但在實踐中卻經常遇到且不得不回答它。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指出：「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之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陳獨秀在1920年9月1日發表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則講得更明確：「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李大釗和陳獨秀在五四前後都積極鼓吹聯邦制或地方自治，目的也是企圖找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列寧說：「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時，這種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即在無產階級領導這些群眾的條件下得到實現。」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中當然還沒有這麼高的理論自覺，但他希望通過建立湖南共和國以為「根本解決」創造必要條件的思想則確實是存在的。1920年11月，他在《新民學會通信集》的按語中說：「驅張運動只是簡單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下去的強權者，自治運動只是簡單的希望在湖南能夠特別定出一個辦法（湖南憲法），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境，我們好於這種環境之內，實現我們具體的準備工夫。」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建黨之前，即注意在實踐中對「根本解決」與當前現實鬥爭關係的探討，所以在黨成立後不久召開的「二大」上，便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從而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革命戰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不能只看到湖南自治運動的消極方面，同時，要充分認識其在青年毛澤東政治思想發展進程中的積極作用。

　　其二，毛澤東這樣講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當時還沒有去從事直接的工人運動。他說，直到「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也就是說，這時他開始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實際運動。這裡講的「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並不是講組織工人運動，這是中共一大以後的事，而是指建團、建黨工作，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裡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不同意那種認為毛澤東搞湖南自治運動是脫離了當時革命中心——建團、建黨工作的說法，因為它不符合歷史事實。毛澤東等人領導的湖南自治運動的高潮，是1920年9月至10月初，他發表的有關自治運動的論文也集中在這個時期。這時，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以陳獨秀為首的上海小組於1920年8月才建立。「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最早響應這一號召的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待其成立也已經是1920年10月了。根據有關史料記載，1920年10月，毛澤東收到陳獨秀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後，立即開始在湖南發展團員，籌建長沙團組織。1920年11月，與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共產主義小組，這說明他對革命的中心工作是跟得很緊的。何況他在自治運動期間還先後創辦了文化書社，組織了俄羅斯研究會，為創建共產主義小組做了思想和組織準備工作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毛澤東關於他世界觀轉變時間的敘述是實事求是的，是不應該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