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御窯廠遺址考古調查與  發掘主要收穫及相關問題

景德鎮御窯廠遺址考古調查與

發掘主要收穫及相關問題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

一、前言

景德鎮御窯廠遺址，位於景德鎮市區珠山路之珠山南側（原市政府所在地）。珠山原為城區中心，據《浮梁縣誌》載：「珠山，在景德之中獨起一峰，高數十仞，綿亘數里，峰巒遙列，俯視四境。相傳秦時番君登此，謂立馬山。至唐因地繞五龍，為珠山。元未於光據之為行台。號蟠龍山，明稱纛山。後為御器廠鎮山。」1950年代以後隨著城市建設和改造，珠山幾乎被夷平，唯龍珠閣舊址仍保留十多米高的台地。

關於御窯廠的規模與格局，據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載：「御器廠中為堂正廳三 後為軒穿堂一為寢後堂三 寢後高埠為亭曰兀然 今改為紀綪 堂之旁為東西序各廂房三 東南有門三 堂之左為官署 大門三 廳堂三 東西廊房六堂之前為儀門三 為鼓樓二 為東西大庫房各六 內外庫八 為作二十三 曰大碗作房七間 小泥房七間 曰酒鍾作房三間 曰碟作房八間 小泥房四間曰盤作房七間 小泥房四間 曰鍾作房七間 小泥房四間 曰印作房十間 小泥房四間 曰錐龍作房一間 曰畫作房一間 曰寫字作房一間曰色作房七間曰匣作房三十三間 曰泥水作房一間 曰大木作房五間 曰小木作房五間 曰舡木作房二間 曰鐵作房四間 曰竹作房二間曰漆作房三間曰索作房一間 曰桶作房一間 曰染作房一間 曰東碓作四十六乘 曰西碓作一十六乘 為督工亭三改為緣舍 為獄房一 廠之西為公館 東為九江道為窯六 曰風火窯曰色窯 曰大小爁熿窯 連色窯 共計二十座 曰大龍缸窯十六座 曰匣窯 曰青窯四十四座 廠內神祠三 曰玄帝 曰仙陶 曰五顯廠外神祠一 曰師主 甃井二 一在南門內 一在錐龍作 為廠二 曰船柴廠屋十間 曰水柴廠屋九間 放柴廠八十七間燒窯人役歇房八間」，這是關於明御窯廠最翔實、最完備的記載。清代御窯廠的規模與明代御廠大致相同，從整個御窯廠布局來看，其生產功能全面，分布合理，規模宏大。(圖1、圖2)

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至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御窯廠延續了五百餘年。清代覆亡御窯廠撤銷，袁世凱稱帝，改設為「陶務監督署」，並燒造過一批瓷器。袁氏稱帝幻滅，該署撤銷。民國時期，在御廠之西北側設官助民辦「江西瓷業公司」。同時部分廠舍隨後為軍警屯駐，廠內許多建築任其斷瓦頹垣，建國後，唯龍珠閣尚存。

根據近年考古調查，御窯廠遺址面積周長約 1145米，總面積約 54300平方米 ，其南臨珠山路，北接鬥富弄，東至中華路，西至東司嶺，周長約1145米。從1979年以來，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市政建設，在御窯廠周圍進行過數十次考古調查與清理髮掘。2002-2004年、2014年又先後聯合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故宮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明清御窯廠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在近三十年來十多次的考古發掘與清理中，陸續發現元官窯、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萬曆以及清代官窯遺存，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窯遺迹與遺物，現將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介紹如下：

二、元官窯的發現

1988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明御廠遺址北側），現風景路中段馬路邊一條深約1.5米的溝道中發現一元代窯業堆積，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異的瓷器殘片。其品類有卵白瓷、青花、藍地白花、藍地金彩、孔雀綠地青花、孔雀綠地金彩等。其器型有圍棋罐、（圖3）大蓋盒（硯）、（圖4-1，圖4-2）直口或桶式蓋罐、（圖5）小底鼓腹蓋罐、靶盞等。這批出土遺物與傳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龍紋、八大碼、八寶紋和印「樞府」、「太禧」銘瓷器比較來看非常相似，帶有明顯元官窯瓷器特徵。其中出土的孔雀綠金彩、（圖6）青花五爪龍紋器等，印證《元典章》禁民間使用描金、貼金和《元史》禁止民間使用雙角五爪龍紋的記載，可知該類瓷器顯然為元官窯---浮梁磁局的產品。

關於浮梁磁局，據《元史·百官四·將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並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員。」該局置於至元十五年（1278年），結束於元末的戰亂--農民起義軍攻克浮梁佔領景德鎮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官窯在景德鎮存在74年。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遺物對研究元官窯---浮梁磁局有重要價值，這也是迄今發現的最珍貴元官窯資料。

2003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在明御廠（今龍珠閣）北側發掘中，陸續發現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殘片，標本均具有官窯特徵。同時在一明初地層中發現有一刻「局用」銘的明初官窯殘器，該標本說明明初官匠們仍習慣沿用元代磁局的稱謂。綜合以上考古資料看，明代御窯廠顯然是在元官窯----浮梁磁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國學者約翰·波普博士確定現藏伊朗、土耳其的極精極美之青花瓷為元代產品。陶瓷學界一般都認為傳世品中一些有特異紋飾的瓷器屬浮梁磁局的產品，如綴珠、帶火焰的馬紋、雲肩紋、蘆雁紋、蓮池鴛鴦紋、以及白鷺、角鹿、飛鳳、雙鯉、幽蘭、靈芝、百合、牽牛、竹葉紋等，飾有此類紋樣的元青花，如果器型規整，繪製工整，青花呈色藍艷，其製品當屬浮梁磁局的產品。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元代瓷器，與波普介紹的收藏於伊朗、土耳其博物館青花瓷風格相似，可見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元青花與元官窯—浮梁磁局產品有相同特徵。

根據珠山北麓出土的遺物得知，元早期燒造了大量有官窯性質的卵白釉瓷（樞府瓷），結合相關文獻推斷，浮梁磁局的設置很可能與當時元廷需要質「純」的祭器有關。據《元史·祭祀一，郊禮上》載：「元興朔漠，代有拜天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後親之，宗戚助祭……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親征北方。夏四月已亥，躬祀天於舊桓州之西北」同書同條 ：「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撿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台，設昊天上帝、皇地祗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由此可知：元初世祖中統始便十分重視祭祀之禮，並親自參與祭祀活動，祭禮用器尚「純」。由於元代「國俗尚白」，那麼，質地較「純」的卵白釉瓷顯然符合元廷祭祀的需要。

根據目前景德鎮地區考古發現，燒造這類有官窯性質的卵白釉（樞府瓷）產品窯場有珠山北麓、湖田、落馬橋等窯址，聯繫明萬曆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書》：「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總管監陶，皆有命則供，否則止」，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二：「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窯』。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的記載可知，磁局的燒造活動不是長年累月都有，而是朝廷「有命」的情況下才生產，燒造完之後窯要封停，甚至「御土」（按：這裡御土當指高嶺土）也要封存，不得私用。由此可見，磁局的窯場似乎不像後來的明清御廠那樣有獨立的廠址。因為，如果有獨立廠址，就用不著燒造完貢瓷之後，封存御土，怕別人私用了。當時磁局有可能選擇了景德鎮地區條件較好，有一定基礎的優秀民窯作為定點的窯場，官匠可能居此藉助民窯場所進行皇家用瓷的燒造，當時的明御廠珠山北麓一帶很可能屬浮梁磁局管轄的窯場之一。

三、關於洪武官窯

一、關於洪武官窯及設置之年

1979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窯廠龍珠閣東牆基建工地發現繪折枝菊紋青花折沿大盤殘片，與波普和日本學者定的元末明初瓷器相同。1988年，在明御廠東門邊的一條長9米，寬1.2米，深約1.9米的溝道中清理出一批明初瓷片，其中有釉里紅纏枝花卉大盤、多棱大罐、紅釉墩子碗殘片，這些遺物與傳世的洪武或「元末明初」瓷器完全一致。1990年，御窯廠遺址珠山東麓修建台階，景德鎮考古研究所在距地表5米處發現了一批明早期遺物，有白瓷磚、琉璃瓦、白瓷水管等建築構件，有青花、釉里紅大盤、罐以及白瓷印花小盤、碗和印有「官匣」字樣匣缽等殘片。（圖7）其出土的磚、瓦曾見於安徽鳯陽明中都遺址，其青花與釉里紅殘片與傳世的洪武瓷器相同。其中一塊用鐵料書寫題記的瓦特別重要，該瓦長38厘米、寬27.5厘米，（圖8）上半部用鐵料書寫題記：「壽字三號 人匠王士名 澆釉凡（樊）道名 風火方南 作頭潘成 甲首吳昌秀 監工浮梁縣丞趙萬初 監造提舉周成 下連都」，其中「浮梁縣丞趙萬初」提記可與文獻相印證。據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卷五「官制」洪武縣丞條下刊有「趙萬初 陳登」，趙無傳，僅小字注為咸陽人，陳登有傳，謂其為洪武后期縣丞。那麼，名列陳登之前的趙萬初當為洪武早期的縣丞了，根據瓦上的題記可印證該地層出土的遺物為洪武早期官窯遺物。由此可以推斷，洪武官窯肯定設置於洪武早期。

文獻中有關於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設置官窯之說。如果印證上述出土洪武早期遺物，關於洪武二年設置官窯說是可能的，因洪武三十五年實為建文四年，此時建文剛被推翻，永樂政權剛剛確立，要設置官窯當是永樂朝的事了。因此，文獻中的洪武二年設置官窯之說較為可靠，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延續元官窯制度在景德鎮珠山設立御廠當有可能。

二、關於出土洪武官窯瓷器

1994年明御廠東側出土一批洪武青花大盤、罐、壺、碗等大件瓷器，其形制和彩飾風格具有元青花的特徵，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生產這類青花瓷的匠人，很可能就是原浮梁磁局的工匠，由於在這批遺物中的同一地層出土有「浮梁縣丞趙萬初」提記的瓷瓦，且其遺物與傳世的洪武瓷器一致，故知其為洪武官窯瓷器。2003年由北京大學、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珠山北側進行考古發掘，清理出洪武時代葫蘆窯遺址6座，（圖9）同時出土大量洪武官窯瓷片，這些遺物與1994年出土的洪武瓷器相同。

1995年出土兩式洪武碗極為罕見：一種窩形小足青花碗，淺斜壁，足底刷白釉，內繪摘枝花紋，外飾纏枝四季花卉，有口徑28和22厘米兩種，其造型源於元代，永樂繼續燒造，但器壁較薄；一種敞口釉里紅大碗，（圖10）深腹小足，澀底潔白，胎壁較厚，有口徑38和32厘米兩種。出土的盤有兩式：一為菱口折沿大盤，（圖11）淺弧壁作成化瓣狀起棱；一為板沿圓口，（圖12）此類盤比元代大盤底厚，足底無釉呈「火石紅」。出土的執壺，壺身為玉壺春瓶形，（圖13）彎流細長與壺口平高，有趣的是壺柄下端接頭有三個仿金屬器皿的鉚釘，此為洪武執壺所獨有的裝飾，該器造型顯然仿自14世紀伊斯蘭金屬器。出土青花珠頂荷葉形大蓋罐，器型與元代的相比，腹厚、罐身長（高66厘米），但由於器身作成瓜棱和採用堅向條形花紋裝飾，因此雖然其形體巨大，卻也有幾分挺拔秀麗之感。另出土的盞與盞托，為洪武罕見之物。

人們對洪武瓷器的認識和研究，始於本世紀五十年代，1956年美國學者約翰·亞歷山大·波普根據倫敦大維德基金會收藏的一對有「至正十一年銘」的青花象耳長頸瓶，在伊朗阿德卑爾回教寺院與土爾其伊斯坦布爾托甫卡甫·沙賴博物館確定了一批「至正型」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時又指出了一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點的所謂洪武瓷器。1964年南京明故宮玉帶河發現一批洪武瓷片，1984年北京第四中學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數千片洪武瓷片。尤其是1995年御廠遺址出土的大量洪武官窯瓷器，使人們對洪武器的認識便日愈清晰了。過去學術界多數人偏向洪武三十五年設官窯說，日本學界較為謹慎，將一批有元代風格，但又不完全與元代瓷器相同的遺物定為「元末明初」瓷器。那麼，以上御窯廠遺址考古發掘的這批明早期遺物，以及根據瓦上的題記與文獻印證所得出洪武官窯設置洪武二年的結論，獲得了學術界普遍認可。

據《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已末朔甲子條載：「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樸素」。朱元璋既然規定「宮室用器一從樸素」，那麼其時的官窯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這種所謂「樸素」的時代要求似乎構成了洪武瓷器的時代特徵。根據出土資料看，洪武青花與釉里紅紋飾大體相同，其紋飾有元青花意味，但比元青花構圖簡單，層次亦顯疏朗。紋飾題裁亦大量減少，如元代流行的人物故事、魚藻、瑞獸、鴛鴦蓮池等均不見，而主要以花卉為主，常見主體紋飾有：菊、牡丹、靈芝、石榴、寶相、荷花、少見的有湖石欄杆、芭蕉、竹石、竹葉靈芝、湖石竹、松竹梅等；邊飾有卷草紋、回紋、潮水紋、蕉葉紋、纏枝靈芝及蓮瓣紋等，這似乎與洪武時代「樸素」風格相吻合。

四、關於永樂官窯

一、歷年來永樂官窯遺存的清理與發掘

1）．1982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南院東側即原市政府南大門之東牆邊的一道溝中發現永樂刻款白瓷靶盞等。1983~1984年珠山中路翻修馬路，又在溝南清理髮掘，清理面積18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可以復原的永樂瓷器。該處文化堆積層分為6層，其中：第3層為白色沙土層，出土17塊一面施有甜白釉的折角瓷磚，（圖14）根據相關文獻推斷這些瓷磚為永樂十七年以前南京修建大報恩寺白塔所用之塔磚；第4層為淡紅土夾沙層，厚約5~45厘米，其中雜有少量的白瓷殘片和青花盤殘片，幾個高足杯底心印有「永樂年制」四字篆文款；第5層為白瓷殘片層，厚5~55厘米，出土了大量的僧帽壺、碗、折沿盤等，白釉高足杯殘足110件，刻或印有「永樂年制」四字篆文款的有71件，同時出土有白釉盤口長頸瓶、梅瓶、雞心扁瓶、方流雞心扁壺、折肩深腹執壺、四系矮壺等以及仿伊斯蘭金屬器形之白釉單把水罐、方流直頸長壺、扁壺、珠頂雙環耳蓋皿、八方燭台等。2)．1984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南院西側即原市政府南大門以西約16~36米的珠山路人行橫道上（該地為明御廠之公館嶺遺址），為配合基建，搶救性發掘了約290平方米。出土物仍以永樂甜白釉瓷為主，但品種已較前期大為豐富，甜白之外，還有紅釉、紅地白花、青花釉里紅、甜白礬紅彩、孔雀綠彩、紅綠彩、高溫黃褐彩、綠地褐彩及黃地綠彩等品種。器形以碗、盤、高足杯、及梨形壺等實用器為多，陳設瓷有青花龍紋玉壺春瓶，特異造型的白釉三壺連通器、釉里紅筆盒、青花梵文大勺等也出土於此地，並首次出現海獸紋、三魚紋等，祭紅地白龍紋靶盞、碗、盤也為該期獨創之物。3)．1987年，在御窯廠西牆東司嶺下的明初填土中發現兩塊釉里紅盤口長頸瓶殘片，一口沿釉里紅書「永樂元……供養」，另一書「永樂四年……供養」，（圖15）這是迄今所見的最早永樂官窯釉里紅瓷器紀年標本。1988年4~5月，為配合在中華路鋪設煤氣管道工程，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遺址東門邊的一段長9米，寬約1.2米，深約1.9米的溝道中發現了永樂和明初瓷器殘片。該溝道中根據土色地層可分為4層，其中第3層出土了青花折枝牡丹紋折沿盤、青花纏枝蓮紋折沿菱口盤、青花折枝花卉紋蓋罐等，由於該層下面緊貼出土洪武釉里紅大盤、罐的洪武地層，從而確定此層為永樂早期堆積。4）．1994年6~8月，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景德鎮市政府在中華路修建七層高樓工程，在御窯廠東院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360平方米。該地文化堆積分為9層，在第4層和第6層之間有兩片較為集中的瓷片堆積，其中90%以上的瓷片都能對合復原。這些瓷器可分兩類：一類胎體厚重，器形碩大，料色灰淡，畫筆勁健，為明初官窯瓷器，即洪武瓷器，有釉里紅纏枝花卉大碗等；另一類胎釉細膩，器形豐富，胎壁較薄，青料深藍並微有暈散，畫風瀟洒飄逸，為永樂中期以前器物，品種有青花、白釉金彩、白釉綠彩等。其中罕見的器物有影青刻海浪青花龍紋罐、青花花卉紋蓋皿、青花海浪仙山雙耳三足爐、（圖16）青花纏枝牡丹紋大窩盤、松竹梅紋大窩盤和湖石雞冠紋大窩盤等。5）．1999年7月，在御窯廠遺址西南側（東司嶺西約20米處），因基建挖地基時發現明永樂瓷片堆積，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對這一堆積作了清理，發掘了長約4.6米，寬約2.3米的探坑。該地地層可分為4層，其中第3層為永樂瓷片堆積層，厚約20厘米。出土的永樂瓷片有青花、釉里紅、白釉、黑釉等品種，其中有青花龍紋海水歇爵山盤、青花海水刻白龍紋梅瓶，紅釉梨形壺，白釉瓷鎛，黑釉「永樂二十一年」銘雙耳三足爐等。6）．2003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對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地點在珠山北麓，發掘面積788平方米。此次發掘出土明洪武中期到永樂時期的葫蘆形窯6座、落選御品埋藏坑16個和落選御品5大片。其中，永樂時期的埋藏坑14個，瓷器絕大多數為紅釉和釉里紅，（圖17）經過拼對，修復有青花釉里紅雲龍紋梅瓶、釉里紅雲龍紋梅瓶、紅釉刻劃雲龍紋梅瓶、里紅釉外釉里紅趕珠龍紋大碗、紅釉僧帽壺、紅釉梨形壺、紅釉高足杯、紅釉印花蓋盒、釉里紅花卉小碗、釉里紅雲龍紋高足杯、紫金釉高足杯、黑釉劃花鼎式香爐等，種類非常豐富。

二、關於出土的永樂官窯瓷器

1、根據1987年出土兩塊永樂釉里紅「元年…」、「四年…」銘標本，印證《明史·成祖一》中有建文四年「詔：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明年為永樂元年」與明人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政志》中謂：「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記載，說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樂元年明御廠便開始為朱棣燒造宮廷用瓷了。從該標本看，其釉里紅色調保留了洪武時代釉里紅泛灰的特點，與永樂後期色調較純正釉里紅不同，說明永樂官窯釉里紅器有早、晚之分，其早期泛灰，後期則色調純正。

2、出土的永樂官窯瓷器中以白瓷最富，如：白釉荷葉蓋罐、甜白釉盤口長頸瓶、白釉三壺連通器、（圖18）白釉浮雕蓮瓣紋束腰三足座、（圖19）白釉帶蓋豆、白釉單把罐、白釉雙耳扁壺、白釉八方燭台、白釉軍持、白釉雞心扁瓶、（圖20）白釉方流雞心壺、白釉方流直頸執壺、甜白釉折肩深腹執壺、甜白釉四系矮壺、甜白釉錐花僧帽壺、甜白釉花口洗、甜白釉梅瓶、甜白釉素麵雙環珠頂蓋皿、（圖21）甜白釉爵、（圖22）甜白瓷磚，甜白釉錐花龍紋梨形壺等，多為舉世罕見之器。根據這些出土永樂甜白瓷器來看，永樂帝似乎對甜白瓷甚為青睞，如《明大祖實錄》永樂四年（1406年）十月丁末條記：「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還，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庫亦有之」。

3、出土了一大批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瓷器，計有：環底雙耳扁壺、三足雕花器座、八方燭台、直頸短流把壺、單把小罐、環底缽、筒狀器座（又叫無擋尊）、青花龍紋扁瓶、青花花卉紋扁瓶、青花花卉紋執壺、釉里紅花卉筆盒等，這些瓷器有些造型與十四世紀伊斯蘭金屬器十分相似，充滿了異域風情。（圖23）

4、有不少品種不見於以往的考古資料和傳世品，屬於首次發現，對於研究永樂官窯瓷器有重要意義。如，出土的綠彩靈枝竹葉紋器托、黃彩靶盞、礬紅彩雲風紋碗、綠地醬彩龍紋小碗、（圖24）錐花紅地綠龍紋小盤、金彩缽等，（圖25）這些釉上彩瓷在工藝技術上有創新，為宣德鬥彩的出現準備了工藝條件。如，出土的永樂海水仙山紋香爐、永樂三壺連通器、永樂白瓷鎛，這些器物綜合運用了鑲、鏤空、異形粘接等技術，這種嫻熟的成型技術，好似用模範澆鑄金屬器皿一樣，顯示了永樂官窯高超的成型技術和造型能力。

五、關於宣德官窯

1982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今珠山路北側御窯廠大門前，東起中華路口至公館嶺160米地段（即明代御器廠儀門故址），清理出明代殘瓷窯一座，官窯廢品堆積七處，出土了一批有書宣德年款以及一批無款的明初官窯殘器。1983、1984、1988年又陸續在御窯廠東牆以及東南側與西南側一帶發現大量宣德瓷器。1993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基建，在御窯廠東側中華路一帶清理髮掘大量宣德遺物，資料十分豐富。

根據歷年來出土資料看，宣德官窯不僅燒造量大，其品種之多也是空前的，根據考古修復瓷器統計，器型有：碗、盤、杯、碟、靶盞、壺、盆、洗、罐、漏斗、渣斗、缽、瓶、爐、缸、筆盒、硯滴、水盂、燈和鏤空香薰、花盆、盆托、水仙盆、花插、蟋蟀罐、鳥食罐等，仿伊斯蘭金屬器造型：八方燭台、方流執壺、雙耳扁壺、網格紋蓋皿和單把罐（花澆）。祭祀及佛教禮器：壇盞、豆、三足香爐、軍持及僧帽壺等。瓷器品種有：甜白、影青、天青、寶石藍、鮮（祭）紅、紫金釉及仿宋名窯的仿建窯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龍泉、仿哥及茶葉未釉等；澆黃、灑藍（雪花藍）、孔雀綠、瓜皮綠等；青花、釉里紅、醬彩、鐵紅彩、青花鬥彩釉里紅、寶石藍地白花彩；青花鬥彩、青花填黃、青花填礬紅及青花孔雀綠彩等；單純礬紅彩、釉上綠彩及黃地填綠釉彩等。印證《大明會典》宣德八年，一次「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記載，根據出土資料來看，這一記載似乎可信。（圖26、27、28、29、30、31、32、33）

1993年在明御廠宣德地層出土的一塊青花書「樂一號」、「樂三號」銘青花試料盤，（圖34）該盤青花色調淡雅，所謂「樂一號」、「樂三號」可能就是樂平青料（即文獻記載的所謂陂塘青或平等青）。關於宣德青花料學界歷來有兩種說法：一是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所謂國外「蘇麻離青」，二是「蘇麻離青」和國產料摻合使用。根據這一情況，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御窯廠出土的8塊典型宣德青花瓷片給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測試。據測試分析，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種低鐵高錳的國產料，這對我們認識宣德青花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由於宣德青花料中減少了鈷鐵著色而增加了鈷錳著色，故形成純正藍色中「略帶紫色調」，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於、而又勝於前朝的原因。

從出土的宣德瓷器來看，其時的製品絕大數都有年款，並有固定的形式。書體有楷書和篆書二種，從工藝與裝飾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鐵繪款與釉上礬紅款；字數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單行（橫排、豎排）、雙行、三行排列；有加雙圈、單圈或長方單框之類。宣德碗盤底多施盤，款識流行書於器底，大盤則書於外壁口沿處，瓶罐類則多書於器物之肩部，還有在同一器物上書寫二個年款的（如蟋蟀罐和筆盒）故前人有「宣德款識滿器身」之說。

1993年出土大量精美宣德青花蟋蟀罐，相同造型而不同紋飾有10餘種，如行龍、鳳穿花、花卉、瓜果、天馬、蓮池珍禽、櫻桃畫眉、白鷺黃鸝、獵犬飛鷹、洲渚水禽及蘆洲鴛鴦紋等，（圖35、36、37、38、39、40）其中有些紋樣是過去從未聞見的，尤其是其後三種紋樣在構圖狀物方面極富繪畫趣味。宣德青花有「殿中畫院人遣畫也」的記載，故其「粉本」可能出自宣德時供職於仁智殿的宮廷畫家。這批遺物不僅證實宣德宮中尚蟋蟀之戲，且宣宗本人也有斗蟲之好。

出土大量宣德仿宋名窯單色釉瓷，有仿紫定釉、建窯黑釉和汝（淡青）釉、哥釉碗及一批仿龍泉青釉碟、缽、花盆和帶座梅瓶等，這批實物充分說明，宋代名窯的工藝技術與藝術風格已在宣德官窯中得到運用併產生影響。（圖41、42）

出土的宣德鬥彩鴛鴦蓮池紋盤與收藏在西藏薩伽寺的傳世宣德鬥彩鴛鴦蓮池紋碗、靶盞相印證，說明宣德官窯已有鬥彩製作，這標誌中國釉上彩技術開始成熟。（圖43）

六、關於正統、景泰、天順官窯

1988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基建，在御窯廠西南側今東司嶺一帶，清理髮掘出大批明正統官窯瓷器殘片，同時清理出明正統時期窯爐五座（2004年又清理出正統至萬曆窯爐14座，均為饅頭窯）。（圖44）出土瓷器有：青花纏枝寶相花紋葫蘆瓶，青花海水紋靶盞與碗盤，（圖45、46）青花八寶紋碗，（圖47）青花海浪海怪紋缸，青花蓮池紋盤，青花海水白龍紋碗和青花刻白龍紋盤，青花龍紋填紅直壁碗，青花鬥彩蓮池鴛鴦紋碗等。（圖48）其中青花雲龍紋大缸，腹徑達88厘米，器型碩大，似為明朝最大的一件瓷器。（圖49）青花海獸仙山海潮紋器座，（圖50）內外兩面彩，器足底亦飾有青花捲草紋，十分罕見。青花雙耳球花紋瓶，其頸部之小雙耳，似為「空白期」富有特色且流行的樣式，如景德鎮陶瓷館藏景泰四年墓出土民窯青花折枝牡丹紋雙耳瓶，具有與該器相似的特徵。

這些出土瓷器的主要特徵有：青花色調與宣德青花相似，色調呈現深沉濃麗的特色。器型和同類的宣德器型（如靶盞、碗、盤）相似，而龍紋大缸、海怪缸、器座、雙耳瓶則既不見早於它的宣德，也不見晚於它的成化官窯，屬該期特有的器型。其中青花龍紋大缸可與《明史》關於太監王振令景德鎮為三大殿(奉天、謹身、華蓋)燒造青龍白地花缸的記載相印證。紋飾方面，龍紋、纏枝花卉、邊飾紋樣與宣德相近，其洶湧海潮、海獸、雲氣、福海仙山和球花紋等為正統獨特紋樣。八寶紋中之「魚」紋，畫成「單魚」，八寶排列順序是：輪、螺、傘、蓋、罐、花、魚、腸，與宣德和成化八寶排序「輪、螺、傘、蓋、花、魚、罐、腸」稍有不同。鬥彩蓮池鴛鴦紋中的小鳥般鴛鴦和花大而葉小的蓮荷紋樣均為正統特色，成化官窯有仿正統鬥彩蓮池鴛鴦紋作品,而這類製品源自於宣德鬥彩蓮池鴛鴦紋盤。

關於景泰、天順官窯遺存。1、1990年御窯廠成化地層之下出土無款青花印紅魚蓮蓬形大碗，推斷為不早於正統初，不晚於成化末的製品。該器敞口斂腹，圈足矮小，底與壁下部較厚，碗心繪青花雲龍，雲龍紋周圍以一圈海水為邊飾，外壁下部飾以仙山海水，上部飾三紅鱖魚，其裝飾奇特；即紅魚紋處的碗壁內凹外凸，當用魚形模具印壓而成，此裝飾方式目前僅此一例，其製品極為罕見。該器整個風格與正統和成化既有相似處又有相異處，它極可能是天順官窯遺物。2、1993年，在御窯廠遺址西側（原市政府大樓西側前食堂）基建工地上發現一批宣德、成化紀年官款瓷片和無款青花瓷片，這批遺物無疊壓關係，可能是明早中期的擾土和填土，其中無款青花瓷片上的纏枝寶相花極似正統風格，但色澤較正統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統精細，盤的圈足比正統圈足大，且低矮微內斂。其風絡與正統和成化有異，似為景泰或天順官窯遺物。景德鎮陶瓷館藏景泰四年墓出土青花寶杵紋盤與這類出土遺物相似。3、1995年在珠山龍珠閣成化早期地層夾雜著一些無款青花靶盞和碗、盤殘片，其造型和紋樣與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較粗，青花色調略顯灰暗，與同時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調區別較大，這批遺物可能是正統之後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順官窯製品。

以上遺物說明，正統、景泰、天順有官窯燒造，從現有出土遺物判斷，其時官窯燒造量似不大，品種亦不如前代豐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產，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燒造。宣德官窯瓷器盛行書寫年款，而在它之後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官窯卻不書寫年款，這一現象頗使人費解，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明代正統、景泰、天順這二帝三朝的28年時間裡，可謂多事之秋，由於不書年款，其官窯面貌模糊不清，所以陶瓷史上稱其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過，綜合考察以上出土資料，並聯繫相關文獻可知，所謂「空白期」，並非完全空白。

七、關於成化官窯

1987-1988年，御窯廠遺址內珠山之頂修建龍珠閣，在珠山東北側，清理髮掘明成化官窯堆積三處：第1處（87H1）出土的成化瓷器有：青花、青花填紅、青花鬥彩、底溫黃綠彩、孔雀綠釉瓷片其中以青花為主。器型有長方形花盆、香爐、靶盞和長腹蓋罐之類。絕大多數器物都作「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其器型和花紋多與宣德相近。第2處(87H2)距第1處堆積北距6.8米，出土瓷器以青花為主，還有紅釉、黃地青花、黑第孔雀綠、底溫黃釉、黃地紫龍、黃地綠龍、瓜皮綠以及寶石籃地白鳳紋碗，以上遺物以碗盤為主。第3處(88H3)堆積在珠山東北角，南居第2處堆積為2.6米，出土大量鬥彩瓷，同時出土有青花、青花釉里紅、祭蘭、黃釉、孔雀綠、瓜皮綠、仿官、仿哥等品種，其中素三彩鴨薰，（圖51）紅綠彩靈芝紋爐等罕見之物。

綜覽出土成化官窯遺物，可獲得以下認識：1、成化瓷器造型多俊秀端莊，體多小巧輕薄，以小件居多，常見為小杯、盅、碟、碗和盤等，而大件罕見。鬥彩人物紋小杯、雞缸杯、葡萄紋小碟等均為成化官窯代表作。（圖52、53、54、55、56、57、58、59、60）成化青花鶴頸瓶、（圖61）長方花盆，三彩鴨形香薰等則為成化官窯罕見精品。2、成化胎質與宣德器相比更為潔白緻密，經測試發現，這是因為其瓷胎中的氧化鐵含量比宣德少，三氧化二鋁又比宣德高的緣故。瓷釉比宣德器白度更高，光澤度亦顯柔潤溫和，玉質感極強。成化青花瓷釉中鐵鈣含量不僅比元至明宣德低，而且比明嘉靖官窯瓷器也低。所以說，成化官窯瓷質為明官窯之冠。3、關於成化官窯瓷器分期。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可將成化官窯瓷器分為三期：一期(即87H1)為成化四年以前，二期（即87H2）為成化四年至成化十七年之間，三期（即88H3）為成化十七至成化二十三年。可將成化青花瓷分為二類：前一類青花為成化早中期（成化1—16年）的製品，其風格受宣德影響；後一類青花則為成化後期（成化17—23年）的製品，所謂成化風格便是指該期燒造的別具一格的瓷器。成化早期多沿用宣德紋樣或簡化前代紋樣，後期使用畫意清新的紋樣，如高士、三秋、子母雞、湖石山茶、十六子、池塘蓮荷等。其青花紋飾畫法上用雙線勾勒再填色，線條細硬流暢；釉上彩紋飾填色則採用平塗法，有花無陰陽、葉無反側的特點。中國硅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曾根據傳世品將成化青花瓷分為二類：即「沿用蘇泥麻青而帶有黑斑」一類和「青色淡雅而稱著」一類，似可與考古資料分期相對應。4、成化鬥彩瓷空前增多，在工藝上有以下創新：宣德鬥彩花紋均先在胎上刻划出極細輪廓線，再按其釉下刻線填色，而成化鬥彩則一律改用青花描畫紋樣，釉上填色均在青花線條之內；（圖62）宣德鬥彩色料只有紅、綠、紫、黃四種，而成化鬥彩除紅、黃二色與宣德相同外，綠色有大綠（深綠）、苦綠（草綠）、水綠（淡綠）三種，紫有茄花紫、丁香紫二色，因而其色域比宣德豐富，使鬥彩在工藝上有新突破。5、成化前期產品款式方面多有模仿宣德，甚至出現有成化官窯瓷器直接書寫宣德年款的製品。成化官窯後期首次使用「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方款，為以後的官窯瓷器款式創造了一個新的樣本。

八、關於弘治、正德官窯

1987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珠山東北側建國瓷廠食堂地下，清理出一批弘治官窯黃釉瓷片和少量青花瓷片，主要是碗、盤殘器。2000年，在御窯廠東門清理出一批弘治青花碗瓷片，這些青花碗大小各異，可以修復。（圖63）1987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窯廠珠山東麓，清理一批正德官窯遺物，數量雖然不多，但基本都能復原，有綠地淡描團龍碗、（圖64）黃地青花草龍紋碗，有黃地綠龍紋盤，該盤黃地上填以礬紅，即所謂的「黃上紅」器，（圖65）屬即罕見之器。

2014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在御窯廠龍珠閣西南側東司嶺一帶進行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為330平方米，出土一批弘治、正德官窯遺迹與遺物。

遺迹主要有作坊、灰坑、轆轤坑、牆基、天井、排水溝、澄泥池和掩埋落選御用瓷器坑的遺迹等，其中房基11座，牆基10道，灰坑30個，水溝2條，天井和路面各一，分別為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遺迹；轆轤坑3個，時代為清初到清末；澄泥池2個，大缸2個，時代分別為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遺物有瓷器、彩繪顏料、窯具、制瓷工具、瓷磚、建築構件等。瓷器品種按時代劃分主要有：元代有青花瓷、樞府（卵白釉）瓷、青白粗瓷。器型有高足杯、碗、盤、小杯等。明代有青花、鬥彩、五彩及各種高低溫釉彩器。器形有碗、盤、罐、杯、研缽、研杵、豆、花盆、筆洗、香爐、渣斗等。紋飾主要有龍紋、鳳紋、海怪、魚藻及花卉花鳥、人物山水紋等。以出土的正德官窯瓷器最為豐富，如完整的正德刻龍紋盤（半成品），（圖66）鬥彩花盆和托缽等。（圖67、68、69、70）

此次發掘出土的遺迹中最重要的一處是一座明中晚期作坊遺迹，（圖64）根據遺迹與相關遺物推斷，該作坊遺迹很可能是明正德—嘉萬時期的釉上彩作坊遺址，這類遺址在御窯廠歷次發掘未見，目前已揭露出遺址面積為300多平方米，而且有向四周擴展的跡象。其釉上彩作坊遺址相對完整，這對研究明代御窯廠整個作坊群分布、規模、制瓷工藝、作坊內部分工形式具有主要的科學價值，填補了這一陶瓷工藝考古空白。此次發掘的遺迹與遺物對於研究御窯廠作坊的建築構造、布局，作坊內製瓷過程的分工形式，提供了科學的實物資料和地層學的證據。尤為罕見的是此次發掘明代正德地層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顏料、配製釉上彩的原料，以及大量較為完整的正德官窯釉上彩半成品，對研究明代官窯釉上彩製作工藝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九、關於嘉靖、萬曆官窯

1983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重建龍珠閣，在龍珠閣原址清理髮掘出一批明清官窯瓷片，其中以嘉、萬時期瓷片為多，但都不能修復，主要是青花瓷為主。

1987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龍珠閣故址上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面積約400平方米，出土有大批明成化、嘉靖等官窯殘器，這批嘉靖瓷片也不能復原，產品略粗。這種情況可能與嘉靖出現的「官搭民燒」制度有關，明御窯廠的生產似已開始衰落。2007年考古人員曾在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出刻有「大明嘉靖年制」款和繪青花五爪龍紋的官窯瓷片，（圖71、72）質量似不比明御窯廠出土的差，說明此時的御窯廠已不是官窯產品的唯一燒造地了。2014年為配合修建御窯廠東圍牆，在御窯廠東門深約1米的溝道里出土幾件可以復原的萬曆款鬥彩花卉紋碗，其彩飾不如弘治、正德精緻，可見嘉、萬以後官窯已沒有過去前那樣管理嚴格和興盛了。

關於明御廠的停燒之年，有萬曆與天啟、崇禎之說。傳世官窯遺物中萬曆款為多，而天啟、崇禎款瓷器稀少。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認為天啟、崇禎有官窯燒造。不過，根據明御窯廠考古發掘的資料看，天啟、崇禎似沒有了官窯燒造，因為至今未發現一片這一時期的官窯產品。印證景德鎮陶瓷館藏《關中王老公祖鼎建貽休堂記》碑文，似可得出結論。碑文謂：「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廠為御器廠，欽命中官一員，特董燒造，肅皇帝（嘉靖帝尊號）命中官，而任復歸捕臣，顯皇帝（萬曆帝）十七年復命中官為政，三十六年輟燒造而撤中官，因革不常」該碑結尾署「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夏日之吉」，從碑文我們知道，萬曆三十六年至崇禎十年御廠沒有燒造，而崇禎十年之後，李自成農民軍揭起，女真人入侵，天下大亂，崇禎帝惶惶不可終日，無暇顧及官窯燒造，明官窯在萬曆三十六年便停燒了，而傳世的幾件天啟、崇禎款瓷器當為偽托款。

十、關於清代官窯與出土遺物

1980年代之後，明清御窯廠遺址地面建築已蕩然無存，根據歷年來考古清理與發掘看，清代官窯堆積較少，從陸續發現的一些清代官窯遺物來看，清官窯瓷器保存完好而摧毀的情況幾乎不見，出土的瓷片都比較零散和細碎，目前還沒有發現像明初官窯那樣集中摧毀掩埋的堆積，但也發現一些很重要的標本。1982年，在御窯廠內一清初地層發現一批書「大清順治年制」款的青花碗盤殘片，書有康熙、雍正、乾隆年款青花、豆青釉等瓷片和清初官窯試釉照子標本。2002年的發掘中，在清代地層出土有清中晚期的官窯瓷片及「江西瓷業公司」款的瓷片。2014年發掘出土一批清代各時期的官窯瓷片，有青花、粉彩、郎紅、霽藍和紫金釉等品種；器形有碗、盤、杯、大罐、瓶、香爐及筆洗等；紋飾主要以龍鳳紋、山水人物紋、竹石飛禽紋、杏林春燕、荷花牡丹紋等；款式有官窯年款、名堂款和寄託款等，遺物都較為細碎，不能復原。

上述遺物中一批書「大清順治年制」款青花器較為重要，（圖73）這是有確鑿紀年順治款官窯標本，據康熙二十一年《浮梁縣誌》載：「國朝順治間奉旨燒造龍缸欄板等件未成，巡撫張具疏停止。康熙十年燒造祭器等項」，乾隆刊《浮梁縣誌》載「國朝順治十一年奉旨燒造龍缸」，印證文獻可知上述製品可能是順治十一年以後開窯燒造的產品。

關於清官窯遺址考古發掘，近年的二次發掘值得關註：1、2014年發掘，出土清代瓷器主要以青花、粉彩、郎紅、霽藍、新彩、紫金釉等，器形有碗、盤、杯、大罐、缸、香爐、筆洗、筆架、試料、粉盒、器座等，紋飾主要以龍紋、鳳紋、山水、人物、竹石、飛禽、杏林春燕、荷花、牡丹、詩文等，款式有官款、名堂款、寄託款等。

2、2016年9月，為配合2002-2004珠山南麓保護房改擴建項目的順利實施，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四家單位，對珠山南麓保護房南部改擴建區域進行了約兩個月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到目前為止此次發掘共布探方6個，布方面積共計500平方米，實際發掘面積為401平方米，（局部擴方區域未計算在內）。

發現主要遺迹；有窯爐4座、練泥池或澄泥池11座、灰坑1個、轆轤坑8個、（圖74）牆基2道、排水溝1條等。窯爐，共發現窯爐4座。其中清代窯爐兩座，分別為Y1、Y2，位於T0203探方北部北隔梁下，此兩座窯爐大致呈東西向排列，窯頭朝南，窯尾在北，已看不出原貌，此兩座窯爐保存較差，後期破壞或擾亂嚴重，僅剩火塘、窯門、窯前工作面等局部，其中窯前工作面形制規整，大致呈長方形，窯前工作面邊緣殘存有個別柱礎，似乎能大致判斷出當時的規模。

制瓷工具主要為模具、軸頂帽、盪箍等。建築構件為刻雲龍紋瓷磚（黃地綠彩半成品）。清代瓷片主要分為青花、(圖75、76)白釉、青釉、藍釉、紅釉、（圖77）黃地綠彩、黃釉等，器形有碗、盤、小杯、碟、執壺、花盆、小罐、長頸瓶、象棋子、粉盒、瓷算盤、筆架等。民國瓷片以民窯青花、粉彩、（圖78）紅釉等為主，器形也以碗、盤、杯、碟、鳥食罐、瓷塑動物、人物、仿生器等為多。

根據考古資料看，清代官窯從順治開始延續明代官窯，歷代都有燒造，一直到宣統才告結束。清官窯的遺物處理方式與明初官窯完全不同，幾乎不見有完整器。江西瓷業公司可以看作是明清官窯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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