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儒家的異端——王艮

儒家的異端——王艮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兩個在其家庭出身、早年經歷、思想內容和風格以及歷史地位等方面都極為相似的人物，這就是唐代的慧能和明代的王艮。慧能是樵夫出身，王艮則是鹽丁出身；慧能可能一字不識，王艮則年幼輟學，不過粗識文字而已；慧能開創了南禪，王艮開創了泰州學派；慧能展開了一場佛教改革運動，王艮發起了一場儒學改造運動；慧能在宗教領域推崇平等和個性自由，王艮則力圖在社會生活中倡導平等和個性自由；慧能門下高足輩出，都是沙門豪傑；王艮身後亦人才濟濟，「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慧能和王艮，這兩個平民思想家、「布衣哲人」，一僧一俗，各領風騷，並各自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所不同的是，慧能的個性解放思想是出世的，與莊子極為相近，屬於古代思想史，而王艮的個性解放思想是入世的，反映了商品經濟和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具有近代啟蒙意義。王艮可以說是近代意義上第一個啟蒙思想家，如同唐寅是第一個啟蒙藝術家一樣。

一、獨特的治學經歷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公元1483年，即明朝成化十九年，王艮誕生於江蘇安豐場(今東台安豐)一個貧窮的鹽民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煮鹽的灶丁。王艮於7歲入學，因家境貧困，不得不在11歲時輟學，跟隨父親以煮鹽為生。 經過八年艱苦的煮鹽勞動，王艮長大成人了，他離開家鄉，到山東從事商販活動，由於他具有很高的經財理用的才能，所以不過幾年就發了財，改變了家庭的經濟地位。生活富裕了，王艮又重溫兒時的讀書夢，希望自己能變成一個有學識的人。山東是孔子的故鄉，王艮在經商之餘，參拜了孔廟，以及顏淵、曾參、子思、孟子諸廟，緬懷諸子千秋功業，王艮禁不住「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暗暗下定決心：自己也要做一代繼往開來的聖人。25歲時，王艮便放棄經商活動，回到家鄉，刻苦學習《論語》、《大學》、《孝經》等儒學經典。因為文化水平低，常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把書放在袖子里，碰上有學問的人就拿出書來請教。這樣學習了幾年，王艮覺得孔孟教義難以解釋各種社會現象和自己所遇到的種種人生問題，也不符合自己的個性需要。於是，在27歲那年，他開始閉門靜思，默坐體道，希望能憑自己的思考來解答種種社會人生問題。他終日冥思苦想，但各種觀念矛盾交錯，過了兩年，仍然沒有形成清晰的見解，不由得憂從中來，坐卧不安。 一天夜裡，王艮夢見天墜壓下來，所有的人都在驚號逃命，而他則奮身而起，以雙手把天支撐起來，不一會兒，就見日月星辰重新恢復了秩序，萬民歡呼拜謝。醒來時，大汗淋漓，浸濕床席。他坐起來，回想起這個夢，心中忽如電光石火，長期以來糾纏自己的問題一下子解開了，明白了：原來只有人才是宇宙中最尊貴的存在，才是宇宙的根本，而程朱理學卻把天理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要求人無條件地去服從它!王艮喜極而狂，心地一片充實和光明，他覺得自己彷彿與萬物融為一體了，整個宇宙都進入了自己心中! 從此以後，王艮就按照自己的這一開悟對儒學經典加以批判的研究，尤其是批判了朱熹的天理說和格物說，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以個體去衡量和改變天地萬物的格物學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史稱「淮南格物說」)。他還按自己的學說為族長及各鹽場的官民出謀劃策，排憂解難，很快在當地聲譽鵲起。有一件事充分表明了王艮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明武宗曾帶著太監、官兵到安豐圍獵，因鷹犬走失，便向民戶勒索，王艮憤然評論說：「鷹犬是禽獸，是天地間最卑賤的，而人都是至尊至貴的，今以最卑賤的來貽害於至尊至貴的，這難道合乎人情嗎?」通過這件事，王艮覺得自己不能忍心讓百姓處於無知狀態，應毅然以先覺為己任，把「人是至尊至貴的」這一道理教給百姓。於是他在37歲那年開門傳道。他按古代《禮記》等書的記載，為自己做了一套衣帽，帽子叫「五常冠」，取仁、義、禮、智、信之義；衣服叫做「深衣」，是一種上古時期的連衣裙。王艮穿戴著這套衣帽，手捧笏板，開始傳道，並在門上大書「此道貫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 1520年，王艮已38歲，他從當地一個江西吉安籍的塾師黃文剛那裡了解到王陽明的良知說，覺得王陽明的良知說與自己的格物說有些相似，又不太相同，於是決心遠道到江西去找王陽明當面辯論。到南昌後，王艮穿上那套奇裝異服，通過滿街圍觀他的人群，來到王陽明的巡撫衙門，以「海濱生」的名義求見，守門人不理他，王艮便當即賦詩二首，叫守門人送進去：

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似春。

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蹉磨第塊無胚朴，請教空空一鄙民。

這兩首詩表達了自學的艱難和求知若渴的迫切願望，王陽明一看此詩，立即請他進來。兩人一見面，王陽明劈面就問： 「你戴的什麼帽子?」答：「有虞氏冠。」 「你穿的什麼衣服?」答：「老萊子服。」 「為什麼穿這套衣服?」答：「表示對父母的孝心。」 「你的孝貫通晝夜嗎?」答：「是的。」 「如果你認為穿這套衣服就是孝，那麼脫衣就寢時，你的孝就不能貫通晝夜了。」王艮只好說：「我的孝在心，哪裡在衣服上呢?」 「既然不在衣服上，那何必把衣服穿得這麼古怪呢?」 第一個回合交手，王艮敗下陣來，便虛心表示「敬受教。」 隨後又進行了第二個回合的辯論。王陽明看不起這個海邊的「鄙民」，便說：「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說，天下的事不是你這樣的人該管的。 王艮毫不示弱地回答說：「我雖然是草莽匹夫，但是堯舜愛民之心，沒有一天忘記過。」 「當年舜住在深山中，與鹿豕木石共處，快樂得忘記了天下。」 「那是因為有堯這樣的聖君在上啊!」 這一下輪到王陽明無言以對了。要知道當時的明武宗是個有名的昏君，於是王陽明表示同意王艮的看法。 經過兩番交手，兩人都對對方取得好感，於是王陽明對王艮解說了自己的良知說，經過辯論，王艮認為此說簡易直截，為自己所不及，便下拜稱弟子。回到寓所後，又覺得不服，後悔自己草率拜師，於是第二天又闖進巡撫衙門與王陽明繼續辯論，終於不敵，便再次下拜執弟子禮。本來，王艮是不通過王陽明而獨立地形成「身是萬物之本」觀點的，當王艮29歲開悟時，王陽明也剛建立自己的理論不久。但王艮一來文化水平低，理論思維水平也不高，缺乏必要的哲學修養，難以構築完整的思想體系，加之他僻處黃海之濱，孤陋寡聞，與當時時代思潮脫節。這些都使他的格物說停留在個人體驗和感性樸素的階段，不能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因此，儘管他的思想與王陽明已有原則的分歧，但他並沒有真正自覺到這種分歧的理論意義和社會意義，加上他們的理論又確有某些相同之處，而他的哲學修養和論辯能力又確實不如王陽明，所以一旦交手，必然敗北，而按王艮耿直和敢於認輸的性格，自然會拜王陽明為師了。 王艮帶著9歲的兒子王襞，在王陽明門下呆了8年，在這期間，王艮一方面努力加強哲學修養，用王陽明的良知說來充實和完善自己的格物說，另一方面又堅持用自己的格物說來改造王陽明的良知說，使王陽明的良知說由先驗的道德主義轉向經驗的個人主義。他寫下了自己的代表作《樂學歌》、《復初說》、《明哲保身論》，用新的理論形式提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 40歲那年，王艮曾一度離開王陽明北上，到京城去傳播被自己改造過的王陽明學說。他自己設計並創造了一輛蒲輪車，上書「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在北京講學期間，由於王艮的衣帽、車子過於招搖，他所講的一套又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朱熹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相徑庭，引起封建統治集團的注意和警惕，所謂「事迹顯著，驚動京廟」。王陽明在京的弟子把他的車子藏起來，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勸他趕快離開北京。回到王陽明身邊後，王陽明對他非常嚴厲，三日不見，王艮不得不長跪謝過。自此收斂鋒芒，苦心致學。但他並沒有拋棄自己的觀點，而是發展和鞏固了自己的觀點。不久以後，他又應邀到安徽、泰州等地講學，打著王陽明的旗號宣傳自己的學說。同時，還爭取得到王陽明的首肯。王陽明也知道自己難以說服王艮，只是希望日後他能夠自己明白過來。

二、百姓日用就是道

那麼，王艮的思想體系是什麼呢?他究竟在哪些方面背離了宋明儒學兩個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即朱熹和王陽明呢?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充分地發揮了孔子學說中客觀唯心主義的一面，創立了一套龐大的哲學體系。他的基本觀點是：「天理」是整個世界的本體，是萬事萬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內，都是它的產物。人們應該通過「即物窮理」、「格物致知」的途徑，也就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去把握這個天理。由於人受許多世俗慾望的迷惑，使人往往沉溺於情慾，難以認識天理，因此應當滅絕人的情慾以符合神聖的天理。這就是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慾」。 王陽明不同意朱熹的這套觀點，他發揮了孔子學說中主觀唯心主義的方面，尤其是繼承和發揮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了自己的「良知說」。他指出，天理不在人心之外，而就在人心之中，這就是良知。因此不必向外追求而只要返歸本心，啟發自己的良知，自然就會符合天理。人心中有天生的良知，同時也有私慾，這種私慾時時蒙蔽人的良知，因此應當通過「省、察、克、治」等修養工夫來消除這些蔽障，從而使良知大放光明。這就是著名的「致良知」、「破心中賊」。不過，儘管朱熹、王陽明有這樣大的區別，但雙方的根本宗旨又是一致的：朱熹的「天理」和王陽明的「良知」的內容都是忠孝仁義之類封建道德規範，他們都主張通過克制和消滅人的慾望和自然本性去符合這些道德準則，只不過朱熹把它們放在人心之外，強調它們對人的規範箝製作用和人對它們的無條件服從，而王陽明則把它們放在人心之內，激發人自覺地把它們發揚光大，激發人去做積極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聖人。 王艮對兩人都不同意。首先，他以自己的格物說去對抗朱熹的格物說。朱熹的格物是要人們在事事物物上下功夫，以革盡人慾，復盡天理，以個人服從天下國家，服從天理；而王艮的格物卻恰好相反，是要人們充分自覺到自我的價值，並以自我去格正天下國家。他說，物有本末之分，吾身就是本，而天下國家是末。格就是度或格式，度於本末之間，從自我出發去調整和安排天下國家，就叫做格物。 單就自我是世界的本原這一觀點而言，王艮與王陽明是一致的，並且都與朱熹相對立。但是為什麼王艮能進一步提出「吾身是本而天下國家是末」這一富有近代啟蒙精神的人道主義命題，而王陽明卻仍然是一個封建衛道士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在明代中後期，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沒落時期，全國各地到處爆發農民起義，明王朝的統治危機四伏，其內部陷入腐朽崩潰狀態。與此同時，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資本主義的因素已經出現。在這種條件下，封建士大夫痛切地感到封建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僵化和危機，因此應當調動高度的自覺性去做「存天理、滅人慾」的功夫，以挽救陷入「病革臨絕」的封建社會，而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階層，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出現，開始萌發了主體的自覺和個性的意識。這樣一來，關於提高人的主體自覺性的問題成為社會各個階層所共同關心的主題，封建士大夫和平民知識分子共同掀起了一個以提高主體自覺性為主題的時代思潮，只不過前者的目的在於維護封建名教，後者的目的在於表達新的歷史要求。在這一思潮中，王陽明是始作俑者，但他一旦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大大提高了主體在世界中的地位，要想把主體自覺性完全限制在封建禮教的範圍內就不可能了。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階層有與封建士大夫不同的主體要求，一旦他們通過「良知說」意識到自我價值所在，就會對良知作出適合於自己需要的解釋，以建立一個向封建禮教發出衝擊的主體結構。王艮正是第一個這樣的人，他雖然用王陽明的良知說補充了自己的格物說，但對良知、自我、天理、道等範疇作了全新的解釋，使之能夠表達下層民眾的利益和要求。 王陽明把自我分為良知之我和情慾之我，他主張去情慾，致良知，因此，他所高揚的自我，只是良知而無肉體，他的自我是先驗的個體，這個個體不過是封建等級制度的人格化而已，而王陽明反過來以這種先驗的自我去彌補和恢復已瀕於瓦解的現實的封建等級制度。王艮則充分肯定情慾之我的合理地位，並把它歸入良知本身之中。他不把自我稱為「心」，而是稱為「吾身」，就足以證明他對人的生命、肉體、情慾的肯定，這實際上是肯定下層民眾的物質需要和物質利益，以及對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尊重。自我或良知的一部分是自然情慾，另一部分則是人的社會感情，王艮雖然仍然用忠、義、孝、弟等詞來表達這種社會感情，但卻在其中加入了平等的內容，使之與封建禮教所說的忠、義、孝、弟區別開來了。他在《孝弟箴》中有過這樣一段話：

「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所為若是，終身踐跡。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覆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陷之不義，於心何擇。父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為，無過此職。」

在這裡，孝弟已不是單方面的對父兄的服從，而是對父兄的一種合理的敬愛，其內容不僅包含努力遵循父兄正確的、善良的教導，而且包括對父兄不正確的、惡劣的言行的勸阻、抵制和糾正。如果片面地服從父兄，就可能縱容他們的惡行，從而陷他們於不義，這正好不是一種孝弟的行為。在君臣關係上，王艮也反對對君主的無條件服從。他認為知識分子自尊自信的人格力量高於帝王的權力，因此知識分子不僅應當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而且應當大膽地去「格君心之非」，並把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傳授給君主和公卿大夫，而決不能「以道殉人」即懾於權勢而犧牲真理，就像妾婦犧牲自己以迎合男人一樣。 王艮把人的自然情慾和社會感情結合起來，就赫然推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經驗的自我，一個獨立於封建等級制度的經驗的個體，這與王陽明的作為封建等級制度人格化的先驗的自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正是王艮與王陽明的根本區別所在。 王艮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吾身」、「良知」與「天理」、「道」之間的關係。吾身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就是每個人都具有的良知，就是人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自然情慾和社會感情。

都道蒼蒼者是天，豈知天只在身邊。 果能會得如斯語，無處無時不是天。

茫茫何處尋吾一，萬化流行宣著一。 得一自然常惺惺，便為天下人第一。

這天理，這道，不是神秘而遠離人生、遠離人民生活的。王艮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題。「百姓日用」是什麼?就是以人的生理本能為內在動力的日常生活，就是眼視色、耳聽聲、口辨味，就是飢欲食、渴欲飲、寒欲衣，這些人事就是學(智慧)，就是道(天理)。「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根本，也就會失去道；饑寒切身而要民眾不為非作歹，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說，「身與道原是一體。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遵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王艮由此又提出一系列大膽的思想：

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知修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為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卻不曾立得天下國家之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 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

「明哲保身」在後世演變為「世故、「自私」、「貪生怕死」、「臨難苟免」等等的代名詞，這實在是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扼殺進步的異端思想的一種可怕的機制，遭受此種命運的辭彙還有「任性」、「猖狂」、「飛揚跋扈」等，這種機制就是：通過有意無意地在這些思想和辭彙上加上一些人們所公認的貶義，來達到扼殺其精神實質的目的。試問，在殘酷的、草菅人命的封建專制制度下，提出「明哲保身」、「愛身如寶」，究竟有什麼罪過呢?難道這本身不是一種勇敢的抗議，一種對人民生命的珍視嗎?王艮尖銳批判了比干之類萬世傳誦的忠臣的愚忠行為，他們明知君主荒淫無道，卻還要以死相諫。他還猛烈批判了那種烹身、割股以保父命的愚孝行為。他說：「若夫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捨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王艮並未因此而得出極端利己主義的觀念。他又說：「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 王艮渴望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在這裡，「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在這裡，人人愛我，我愛人人，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而又成物，與萬物為一體。 以上是王艮思想的大致線索。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來回顧，王艮思想自然還有嚴重不足。 第一，王艮並未從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並沒有從正面公開地批判君主專制制度，事實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不可能與封建統治階級發生公開的衝突，他也不可能建立一種從根本上超越於封建社會的理想。 第二，王艮並未自覺意識到他與傳統儒學尤其是孔孟學說的對立，他並未把批判的矛頭直至儒學的創始人，相反，他主觀上還以繼承古代聖王和孔孟聖賢為己任，而且決心做一個新的聖人。他的新思想仍然是用儒學的舊語言來表達的，而且還時隱時現地飄蕩著傳統儒學思想的幽靈。他還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還不是李贄那樣的公開和徹底的儒學的叛徒和革命者，而可以說是儒學的「敗家子」。 但這些都否認不了他作為近代啟蒙思想家的先行者地位。沒有他，就沒有泰州學派，就沒有王襞、顏鈞、羅汝芳、何心隱等優秀傳人的湧現，就沒有李贄這樣偉大的叛逆思想家的崛起。

三、讓哲學走向民間

王艮決不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他堅持沒有走封建社會知識分子以科舉入仕即讀書做官的老路，而終身保持平民思想家的身份，並且成為偉大的平民教育家。 1529年，王陽明死於自廣西北歸的舟中，王艮會集諸師弟安葬了王陽明。此後，王艮得以展開獨立的講學活動。51歲時，他回到家鄉泰州講學，社會各階層的人從四面八方前來求學，王艮的思想開始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泰州學派終於形成了。 在治學和教育方法上，王艮反對死讀書和拘泥於聖人經典。他認為經典不過是幫助人體認自己良知的引導而已，一旦體悟了本性，經典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

千書萬卷茫茫覽，不如只在一處覽。 靈根才動彩霞飛，太陽一出天地覽。

在這方面，他與慧能非常相近。王陽明也講頓悟，講「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但他認為這種方法只適用於具有「利根」的人，而一般「鈍根」之人只能採用漸修的方法，即經歷一個不斷為善去惡、革盡人慾的「致良知」的過程。王艮則否認這個過程，認為「心之本體，著不得纖毫意思」。這與他的思想實質有關。既然人的七情六慾也是良知，那就用不著戒慎恐懼地去克制它們，如果著意去克制它們，反而會產生「私心」、「人慾」。王良這裡所說的「私心」、「人慾」，不是朱熹、王陽明所要克服和消滅的人的自然情慾，而正是指這種力圖克制自然情慾的偏執心理，用王艮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天理得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慾。」因此，王艮非常反對朱熹、王陽明倡導的那些「省、察、克、治」和「主靜」、「持敬」等禁欲主義的治學方法。樂安人董燧來王艮處求學，除聽講外，終日瞑目跌坐。有一次，王艮走到他身旁，他沒有發覺，王艮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說：「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又有一天晚上，王艮與弟子徐樾在月下散步，王艮指著星空和徐樾說話，徐樾非常拘謹，應對時誠惶誠恐，生怕有半點差錯，王艮非常生氣，就大聲對他喝道：「難道要天塌地陷了嗎?」王艮認為學道是體認真實的人生，因而是快樂的事情，根本無需克制人的正常需要，他認為「天性之體，本身活潑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因此，「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既然百姓日用就是道，就是良知，王艮在講學過程中，就盡量以日用、現在來指點良知。他的講學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使弟子們時刻都感受到活潑愉快的生機。他的教學很類似禪宗用公案、話頭來接引弟子。 有一次，有人向王艮訴說難於找到自己的本心。王艮並不直接回答，卻喊這個人的名字，那人立即起立答應，王艮說：「你心現在，更何求心乎!」 另有一次，有人問什麼是「中」(良知、道)?王艮也不正面回答，卻指著來來往往的童僕說：「此童僕之往來就是中」，意思是說，順著本性去行動就是道。 又有一次，有人請王艮講一講「無思而無不通」這句話的意思。王艮在講解之前，先呼僕人，僕人答應，王艮命他取茶，僕人便把茶捧了上來。王艮說：「剛才這個僕人並不預先知道我要呼他，我一呼他就答應，這就是無思而無不通。」 王艮認為，童僕往來、視、聽、持、行，人的一切動作，不假安排，都順應自然法則，可見人人都具足良知，學人只需從日常生活細心體會，便會發現這良知。 王艮開創的這一門風得到弟子們的發揚光大。據說，有一位鄉下老人問韓貞良心是何物，韓貞並不解釋，卻要他脫衣服，老人把衣服一件件脫下，最後脫到褲衩時，對韓貞說：「愧不能矣!」韓貞便說：「即此便是良心。」 王艮的另一弟子顏鈞在某次講會上，突然離開座位，就地打滾，說：「試看我良知!」又有一次，顏鈞與「諸大儒」討論「天命之謂性」的含義，正在眾說紛紜、聚訟不決之際，顏鈞突然「舞蹈而出」。他就是通過這些方法來表現良知和性就是自然的道理。在他看來，只需率性而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 王艮認為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啟發愚蒙，因此他成了第一個把哲學從廟堂之上帶入民間的人。他把教育對象普及到下層民眾。他的學生固然有不少出身於士人、官僚家庭，並且後來有許多還做了官，但也有許多平民百姓。當時王艮鄉中的百姓，無論農民、商賈，每到晚上就來王艮家中聽講、論學。王艮的傳人也貫徹了這一教育方針，如羅汝芳講學時，不問「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屨大儒，良冠大盜」以至「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一律可作為講學對象。在王艮和其泰州學派看來，既然每個人都普遍地具有良知，因此學道便不是某些人的特權，愚夫愚婦也一樣可以學道成聖。相傳王艮上街遊覽時，看著這個人像聖人，看著那個人也像聖人，因此認為「滿街都是聖人」。羅汝芳則更為極端地說：「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 在王艮的著名弟子中，屬於勞動者階層的有： 林春，原是王艮家的童工，王艮讓他和子弟一塊讀書，他一邊讀書，一邊靠編織草鞋維持生活。後來做了官。 朱恕，樵夫。常於采樵後往王艮處聽講，據說餓了時就向人討些漿水和飯而食，聽講以後便負薪高歌而去。 韓貞，窯夫。少年時砍過柴，給人放過牛，後來以燒窯為生。25歲時由朱恕引薦，到王艮、王襞處學習。當時王艮聲名很大，「門下皆海內名賢」，韓貞「布衫芒履，周旋其間」，受大家輕視，「不得列坐次，惟晨昏供洒掃而已」，但終於得到王艮的賞識，認為他是自己的得意傳人。韓貞比較徹底地發揮了王艮輕視經典、重視個人體悟的學風。他狂妄宣稱：「千聖難傳心裡訣，六經未了性中玄」，又說：「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紙上尋」。那麼如何才能認識這「訣」、「玄」、「至理」呢?只需自自然然地生活就可以了，所謂「率性功夫本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傳」；「萬事無心妙，浮雲任去來。天機原自在，何用力安排?」 1540年，王艮得了重病，但仍將門人召至床前力疾講學。幾個兒子哭著詢問後事，王艮看著第二個兒子王襞說：「汝知學，吾復何憂!」又對其他幾個兒子說：「汝有兄，知此學，吾何慮汝曹，惟爾曹善事之!」1541年1月12日，王艮病卒，結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