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糊塗

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是頗受臧否的大家，有人認為他「小處聰明，大處糊塗。」不過了解一下關係到他自身利害的幾個事件，倒會覺得他真不糊塗。

　　兄弟失和是周作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雖然，兄弟倆及周家上下對此一致的緘默。但從他們閑談中無意透露的信息及周圍人口中，我們仍可了解到，主要癥結源自家庭的經濟問題。魯迅對周作人日本太太鋪張奢侈的生活方式頗不滿，時有規勸，引起她的不滿，向周作人讒言，使兄弟離隙。周作人將絕交信交給魯迅時，一頭霧水的魯迅曾想與他溝通，他卻拒絕了。魯迅馬上明白他們兄弟的情分將就止結束，之前三弟周建人被迫南下上海已是先例。日後，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周作人的行為是經過考慮的，「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

　　周作人懼內求靜，不顧兄弟友誼，兄弟失和後還將照顧母親的責任基本全推給了魯迅。魯迅去世，母親的生活又改由在他心目中只為妾的許廣平承擔。抗戰初，他雖以北平有老母寡嫂需照顧為重要理由拒絕南下，生活費卻仍由上海的孤兒寡母承擔。直至兩年後，許廣平實在無力承擔，寫信給周作人「乞先生憐而計之。」他才對母親說，他「自願負擔管理」母親的「日常費用」，對曾託詞要照顧的寡嫂仍無半點資助。

　　周作人人生中另一件關乎大是大非的事是他的附逆。「七七事變」後，郭沫若、胡適等一批文化界人士撰文寫詩，茅盾、郁達夫等十八人甚至發表公開信，希望並敦促他南下。還有不少人多次當面提醒勸說。周作人雖答應考慮，卻始終自囚於「苦雨齋」不移半步，只是發過幾篇文字，請大家相信他留在北平會做蘇武，斷不會做李陵。以後又在詩中寫道：「劈柴挑擔亦隨緣」，當時非常關心周作人安危的青年李健吾見詩後，在給朋友的信中憂慮的說「大為不妙」，「認為周作人如有人拉他下水就隨緣了」。對於自己的附逆，周作人喜歡引述《東山談苑》中所載「倪雲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的故事，表示對自己附逆之事不辯解的態度，認為「一說便俗」。其實，說與不說並不重要，關鍵在心中所想，何況他以後並未少辯解。不過他辯的方式常常很巧妙很老道很平靜，看去似辯非辯的樣子，也頗迷惑人。他曾辯說：「我不相信守節失節的話，只覺得做點於人有益的事總是好的，名分上的順逆是非不能一定。」不可否認，對於附逆，周作人的內心也掙扎，自然表現在行為上也很矛盾。即會暗中幫助國共兩黨的地下組織成員，也會穿上軍服檢閱「童子軍」；即對侵略者消極推委，也會在《先母事略》中對自己出任偽職頗顯得意「作人蒙國民政府選任為委員，當赴首都謁主席。」

　　破門事件和對傅斯年的譏罵，則再次表明周作人的不糊塗。沈啟無是周作人的得意門生之一，只因做了幾件引起周作人猜測，並認為對自己有傷害的事，便勃然大怒。發表公開聲明，將沈啟無毫不留情地逐出師門。對傅斯年的譏罵緣於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因向傅斯年求助被拒，傅斯年還在私下和公開場合多次斥責他的附逆行為。又使周作人大不滿，在日記和詩文中多次譏諷傅斯年為驢。即使在傅斯年去世後，還多次撰文詆毀傅斯年。

　　周作人是深諳傳統文化的文人，傳統文人的道德觀，他是明了的。朋友們都認為他凡事喜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但每有觸及到他自身利益的事，不論事大事小，他的態度卻常令人錯愕。可能亂世之中，他又博覽群書，接觸了紛雜的思想，並不覺游移於其間難於取捨，思想也就複雜而曖昧了，他頗認可「天下無真是非」的觀點。當然，要評論周作人真的很難。應該承認在精神上他一直追求獨立，可惜一回到現實，便缺乏了堅持和寬容的勇氣。其實，周氏兄弟都看透了這個世界和人性，但魯迅取的是「我以我血祭軒轅」的態度，要盡自己一分力量去改變世界；周作人則近於「聽天由命」，在重要的事情上，總是等事到臨頭才取於已有利的方面去應付。但他有一點從不含糊，便是一沾到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不管他如何直接，如何婉轉，自己的目的都是非常清楚的，自己的利益也是會盡最大可能保護的。

（摘自香港《大公報》1月9日，作者：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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