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紀六十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

唐紀六十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唐紀六十 唐文宗太和三年（己酉，公元829年）[1]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1]春季，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兵聯合掠奪貝州。[2]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討誅之。[2]義成參予討伐李同捷的行營兵三千人屯駐在齊州，後來奉命調防禹城，途中潰亂叛變，被新任橫海節度使李誅殺。[3]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3]李聽和史唐率軍聯合進攻亓志紹，打敗他的軍隊，亓志紹率五千人逃往鎮州。[4]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4]李載義奏稱攻佔橫海滄州長蘆鎮。[5]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置之洛州。[5]甲辰（二十三日），昭義奏報：亓志紹餘眾一萬五千人來本道請降，已安置在洛州。[6]二月，橫海節度使李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6]二月，新任橫海節度使李率諸道行營兵擊敗李同捷，接著，進攻德州。[7]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7]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作戰勇敢，愛護士卒。節度使王智興對部下殘虐無道，軍中打算驅逐王智興，然後擁立石雄為節度使。王智興得知，於是乘石雄在前線作戰立功的機會，奏請朝廷任命他為刺史。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為壁州刺史。[8]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8]史憲誠聽說滄景（橫海）即將平定的消息，十分恐懼。他的兒子史唐趁機勸他前往京城朝拜，歸順朝廷。丙寅（十六日），史憲誠讓史唐攜帶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長安，請求朝廷批准自己入朝參拜，同時，請求以自己管轄的魏博六州聽從朝廷詔令。[9]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9]石雄離開武寧後，王智興殺軍中平日和石雄關係密切的將士一百多人。夏季，四月，戊午（初九），王智興奏稱，石雄煽動軍情，請朝廷把他殺掉。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興誣陷而無罪，於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10]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書請降，並奏其書，諫義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10]戊辰（十九日），李載義奏報進攻李同捷的治所滄州，已攻破外城。李率軍攻拔德州，城中將士三千人逃奔鎮州。李同捷寫書給李，請求投降。李把李同捷的降書一併上奏朝廷。這時，諫議大夫柏耆奉詔前來安撫行營將士，他好大張自己的聲威，以威嚴鉗制諸將，諸將已深惡痛絕。等到李同捷向李請降，李派遣大將萬洪代理自己鎮守滄州。柏耆懷疑李同捷請降有詐，於是，率幾百名騎兵赴滄州，尋找借口誅殺萬洪，然後，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屬一併帶往京城。乙亥（二十六日），柏耆走到德州將陵縣，有人對他說，王庭湊策划出奇兵奪取李同捷。於是，柏耆斬李同捷，把他的首級送往京城。至此，滄景（橫海）全部平定。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李尋薨。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載義同平章事的職務。朝廷徵發諸道兵馬圍攻李同捷，用了三年之久，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徑直進入滄州城，抓獲李同捷作為自己的功勞。諸將都憎恨他，爭相上奏予以抨擊。辛卯（十三日），朝廷貶柏耆為循州司戶。不久，李去世。[11]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11]壬寅（二十四日），暫代魏博節度副使史唐奏稱，改名為史孝章。[12]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余皆勿受。」[12]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詔：「鎮州（成德）四面行營各道兵馬，各自返回本道休整，只求保衛邊境安全，而不要互相有所往來，只有當王庭湊表示願意歸順朝廷時，才可為他轉達上奏朝廷的奏摺，其餘一概不要接受。」[13]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13]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兼任侍中、河中節度使；任命義成節度使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同時下令把魏博管轄的相、衛、澶三州分割出來，任命史孝章為節度使。[14]初，李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14]當初，李聽到柏耆擅殺萬洪的消息後，大為吃驚，病情更加嚴重。文宗得知後說：「李如果病死，就是柏耆把他害死的。」癸酉（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殺。[15]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亓志紹自縊。[15]河東節度使李程奏稱收到王庭湊給朝廷的書信，請求把景州交還朝廷。李程又奏報說，亓志紹已經自殺。[16]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台。[16]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憲誠河中節度使的旌節。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達魏州。這時，李聽率軍從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館陶縣時，猶豫而不再前進。史憲誠竭盡魏博庫存的財物為自己治辦行裝。甲戌（二十六日），將士嘩變，殺死史憲誠，擁立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人何進滔代理留後。李聽率軍抵達魏州城下，遭到何進滔的抵抗，不能入城。秋季，七月，何進滔出兵攻擊李聽，李聽毫無準備，大敗而逃，晝夜兼行，直奔館陶縣淺口鎮，士卒損失逃亡過半，輜重兵器全都丟棄。昭義出兵救援，李聽才得以逃免，回到義成的治所滑台。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自從太和元年朝廷出兵討伐橫海李同捷以來，長期在河北地區用兵伐叛，軍需運輸一直難以為繼，朝廷對此十分厭煩苦惱，不願再生事端。於是，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進滔為魏博節度使，並將相、衛、澶三州重新歸還魏博管轄。[17]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17]橫海的治所滄州在經過多年戰亂以後，骸骨遍地，城野空曠，戶口流失，現存人口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三四。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殷侑赴任後，與士卒同甘共苦，招撫百姓，鼓勵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漸漸回鄉復業。此前，本軍三萬人的軍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給，殷侑任職一年後，依靠當地租稅收入，已能供給一半軍需；兩年以後，全部自給，請求度支停止供給；三年以後，戶口大大增加，倉庫充盈。[18]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18]王庭湊通過鄰近的藩鎮透露出願意歸順朝廷的意圖。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詔，赦免王庭湊和成德將士的罪行，恢復他們的職務和爵位。[19]征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19]唐文宗徵召任命浙西道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推薦李德裕為宰相。這時，吏部侍郎李宗閔得到宦官的幫助，甲戌（二十七日），文宗任命李宗閔為同平章事。[20]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20]唐文宗生性節儉樸素。九月，辛巳（初四），命令神策護軍中尉以下官員不得穿紗綾羅之類的高級絲織品。文宗在處理朝政以外的閑暇時間，僅僅以讀書觀史為樂，對於女色、音樂和外出打獵從來不曾留意。一次，駙馬韋處仁頭戴夾羅巾，文宗對他說：「朕羨慕你家門第清高素雅，所以，挑選你做駙馬。像這樣貴重的頭巾，讓那些達官貴戚去戴，你最好不要戴。」[21]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21]壬辰（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宰相李宗閔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脅自己的地位，所以建議文宗任命他外出赴任。[22]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22]冬季，十月，丙辰（初九），唐文宗任命李聽為太子少師。[23]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皆奸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23]宰相路隋對文宗說：「宰相責任重大，不適合兼管錢、谷之類的瑣碎事務。過去，楊國忠、元載、皇甫身為宰相，而兼管財政，但他們都是奸臣，所以，不足以效法。」文宗認為有理。這時，宰相裴度請求辭去兼任的度支使的職務，於是，文宗批准。[24]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24]十一月，甲午（十八日），唐文宗親赴圜丘祭天，宣詔大赦天下。禁止各地進獻奇技淫巧之物，凡是細密華美的布帛一律禁止生產，織造這類物品的紡織機一律焚燒。[25]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顛兵至，邊城一無備御。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25]丙申（二十日），劍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報：南詔國侵犯邊境。杜元穎認為自己過去曾擔任宰相，文才高雅，因而自詡清高。他不懂軍事，卻專門積蓄財產，減削士卒的衣食供給。西南戍邊的士卒衣食不足，紛紛到南詔國境內去掠奪偷盜，以便自給。南詔國反而贈送他們衣物和糧食，於是，西川的動靜虛實，南詔國都能知曉。南詔國自從嵯顛執掌朝政，就密謀大舉侵犯西川，西南的邊防州郡多次向杜元穎反映，杜元穎一概不信。這時，嵯顛率兵來臨，邊防的城池毫無防備。南詔軍隊以西川的降卒為嚮導，襲擊並攻陷了、戎二州。甲辰（二十八日），杜元穎派兵和南詔軍隊在邛州以南交戰，西川兵大敗。南詔乘勝攻佔邛州。[26]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26]武寧節度使王智興來京城朝拜。[27]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27]唐文宗下詔，徵發劍南東川、興元、荊南三道的兵馬前往西川救援。十二月，丁未朔（初一），又徵發鄂岳、襄鄧、陳許等道兵再住增援。[28]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28]唐文宗任命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29]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29]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劍南東川節度使郭釗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並代理東川節度使。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爭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嵯顛從邛州出兵，徑直抵達成都城下，庚戌（初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穎率領將士退守牙城，抵抗南詔軍隊。杜元穎幾次想離城逃亡。壬子（初六），唐文宗貶杜元穎為邵州刺史。[30]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川。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30]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軍及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同時，徵發太原、鳳翔兩道兵增援西川。這時，南詔軍隊又侵犯東川，進入東川節度使駐地梓州的西城。郭釗兵力寡弱，無力堅守，於是寫信責備嵯顛入侵，嵯顛回信說：「杜元穎侵擾我國，所以，我國興兵報復。」嵯顛和郭釗休兵和好，率兵退去。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屍塞江而下。嵯顛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南詔軍隊駐留成都西城十天。開始時，還安撫西川人民，因而集市安然。臨走時，方才大肆掠奪婦女和各種工匠幾萬人，以及各種珍寶奇貨，然後退去。西川百姓大為恐懼，往往跳江而逃，屍首沿江漂流而下。嵯顛親自率軍斷後，走到大渡河時，他對俘掠來的西川人說：「從這裡往南，就進入我國的境內了。現在，允許你們哭別故鄉。」西川人都大聲痛哭，投河而死者有千人。從此以後，南詔國工匠的技術水平可以和西川媲美。嵯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嵯顛派遣使者來朝上表，說：「我國近年來一直向貴國稱臣納貢，豈敢擅自侵犯邊境，只是由於杜元穎不愛護士卒，士卒痛恨他，才爭相做我的嚮導，請求我出兵誅殺杜元穎。不料此行未能把他誅殺，我已無法安撫西川士卒，實現自己的諾言，希望陛下把他殺掉。」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再次貶杜元穎為循州司馬。同時下詔，命董重質和諸道增援西川的兵馬都退回。新任西川節度使郭釗抵達成都後，和南詔國簽訂友好條約，規定兩國互不侵擾。於是，文宗又下詔，命宦官攜帶朝廷信件前往南詔國，遞交嵯顛。四年（庚戌、830）四年（庚戌，公元830年）[1]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1]春季，正月，辛巳（初六），武昌節度使牛僧孺來京城朝拜。[2]戊子，立子永為魯王。[2]戊子（十三日），唐文宗立兒子李永為魯王。[3]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3]宰相李宗閔向文宗推薦牛僧孺。辛卯（十六日），文宗任命牛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一起排擠李德裕的黨羽，逐漸把他們從朝廷中貶逐出去。[4]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4]南詔國當初侵犯成都的時候，朝廷詔命山南西道派兵前往增援。山南西道節度使駐地興元府的兵力太少，於是，節度使李絳招募新兵一千人前往，尚未到達西川，南詔兵已經退走，新兵於是返回興元。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眾怒，大噪，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興元府的兵力編製歷來有嚴格規定，因此朝廷詔命新招募的兵士一律遣返。二月，乙卯（初十），李絳召集新兵，傳達朝廷的詔令，然後，每人賞賜麥子，命令他們回家。新兵悶悶不樂而退，前去向監軍楊叔元辭別。楊叔元向來恨李絳不阿諛奉迎自己，就借口說賞賜的東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對李絳不滿。新兵果然被激怒，頓時嘩變，掠搶庫存的兵器後，直向節度使衙門衝去。這時，李絳正和自己的幕僚在一起飲酒宴樂，毫無防備，於是慌忙向北城跑去。有人勸李絳從城上縋下逃走，李絳說：「我是節度使，豈能逃走！」命令推官趙存約趕快走。趙存約說：「我以往得到您的賞識和重用，豈可現在自己苟且偷生！」牙將王景延和亂兵拼力廝殺而死。李絳、趙存約和觀察判官薛齊都被亂兵殺害。接著，亂兵屠殺了李絳的全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戊午（十三日），楊叔元上奏朝廷說，李絳擅自收取招募新兵用的財物，因而導致新兵嘩變。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這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官員聯名上疏，申訴李絳冤枉，諫議大夫孔敏行把楊叔元如何激怒新兵作亂的事實經過呈奏文宗，文宗這才明白李絳被害的事實真相。[5]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辟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5]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以前，回鶻國派人來唐貢奉特產或進行商品交易時，凡是他們經過的地方，都擔心回紇兵變作亂，因而，常常在迎來送往時，嚴陣以待，以防不測。柳公綽上任後，回鶻國派遣梅李暢帶馬一萬匹前來交易，柳公綽只派一名牙將騎馬到邊境上去迎接。李暢到達太原後，柳公綽命令大開節度使衙門，接受李暢的拜謁。李暢被柳公綽的信任所感動，潸然淚下，告誡他的部下，不得在沿途馳獵，侵擾百姓。結果，回鶻此行交易一無侵擾。陘北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儘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居住在河東陘嶺以北的沙陀部落，向來以驍勇著稱，九姓回鶻和六州胡都被沙陀的驍勇所折服。柳公綽奏請朝廷任命沙陀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批准他們遷居到雲州、朔州的邊塞之間，以便保衛河東的北方邊境。朱邪執宜和沙陀的諸位酋長前來太原拜訪柳公綽，柳公綽設宴招待。朱邪執宜神色嚴肅，見人彬彬有禮，柳公綽對幕僚說：「執宜看起來外表嚴肅，實際上內心對人寬容；說話雖然緩慢但卻言之成理，真是一個有福相的人啊！」執宜的母親和妻子前來拜見，柳公綽讓自己的夫人和她們一起喝酒，然後，贈送禮物。執宜感謝柳公綽的賞識和信任，表示願意儘力效勞。雲州和朔州有過去殘留作廢的營柵十一個，執宜派人加以修建，命令他的部落兵三千人分別鎮守。從此以後，在邊境上游牧的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等蠻族部落不敢再輕易侵犯。[6]溫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余皆斬首，投屍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6]溫造趕赴山南西道上任，走到褒城時，遇到興元都將衛志忠剛剛討伐蠻人回來。溫造和衛志忠秘密商議誅討新兵嘩變者的方案。於是，以衛志忠所率領的八百人作為自己的親兵，另外五百人作為前鋒，到達興元後，進入節度使衙門，分兵把守各門。己卯（初五），溫造開始辦公，在衙門用酒肉犒勞將士，他對部下說：「我想問一問新兵是願走還是願留，請把他們全部找來。」溫造慰勞新兵後，命大家都坐下，然後開始喝酒。這時，衛志忠秘密地布置親兵包圍新兵，包圍圈剛剛完成，衛志忠大喊一聲「殺！」頓時，新兵八百多人全被殺死。監軍楊叔元急忙起身，抱住溫造的靴子請求免死，溫造下令把他拘捕。當時親手殺死李絳的兇手，被斬成一百段，其餘的新兵，都被斬首，屍體全被投到漢江中。溫造命用一百個新兵的首級祭奠李絳，三十個首級祭奠其他死者，然後，把以上情況向朝廷報告。己丑（十五日），唐文宗下令，將楊叔元流放到康州。[7]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7]癸卯（二十九日），唐文宗加封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的職務，任荊南節度使。[8]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8]奚族進犯幽州，夏季，四月，丁未（初三），盧龍（幽州）節度使李載義打敗奚族。辛酉（十七日），李載義活捉奚王茹羯奉獻朝廷。[9]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9]裴度以自己年老多病，懇請唐文宗批准自己辭去宰相職務。六月，丁未（初五），文宗任命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等病情減輕後，可三天或五天到中書門下辦公一次。上患宦者強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逼。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唐文宗憂慮宦官勢力過於強盛，這時，殺害唐憲宗、唐敬宗的兇手，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侍從。神策軍中尉王守澄尤其專橫跋扈，招權納賄，文宗無法駕馭。一次，文宗秘密地對翰林學士宋申錫談及宦官專權的問題，宋申錫認為應當逐漸翦除宦官勢力。文宗認為宋申錫性情深沉寬厚，忠正謹慎，可以信任依靠，和他密議誅除宦官。於是，提拔宋申錫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十一日），任命宋申錫為同平章事。[10]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10]當初，裴度率軍征討淮西吳元濟叛亂時，奏請李宗閔為幕府的觀察判官，由此李宗閔逐漸被提拔任用。這時，李宗閔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薦李德裕，於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辭職的機會，建議文宗批准並將裴度外放到藩鎮任職。九月，壬午（十一日），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11]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11]劍南西川節度使郭釗由於身體有病，請求辭職。冬季，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西川自從遭南詔國侵掠以後，殘破凋敝。郭釗由於身體多病，因而未暇修補。李德裕上任後，修建籌邊樓，派人繪製西川的地形圖，南到南詔國，西到吐蕃國。他又每天召集那些長期在軍隊中供職，熟悉邊防情況的將士，即使是士卒或夷人、蠻人也不放過，向他們仔細詢問山川、城市、道路的險易、寬窄和遠近情況。不到一個月，就了如指掌，如身歷其境一般。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義，張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雲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唐文宗命令李德裕派人堵塞清溪關，以斷絕南詔國入侵西川的通道，如果沒有土的話，就用石頭壘。李德裕上言說：「西川通住南詔國的小路很多，所以，不能阻塞清溪關，只能派重兵鎮守，才可萬無一失。同時，只要從黎州，雅州召募一萬人，成都召募二萬人，加強訓練則南詔必然不敢輕舉妄動。邊防戍兵不宜太多，關鍵在於能夠駕馭，聽從指揮。過去，崔旰殺節度使郭英義，張驅逐節度使張延賞，所依靠的都是邊防戍兵。」這時，北方各道援救西川的兵馬大多已返回本道，只有河中、陳許三千人仍留在成都，朝廷下詔，命令他們在次年三月也一併撤回。於是，西川人都恐懼不安，擔心各道兵馬撤走後，南詔國再乘虛進犯。李德裕上奏朝廷，請求留鄭滑五百人，陳許一千人，繼續鎮守西川，並且說：「西川兵士本性懦弱，最近，又剛剛被南詔打敗，都膽戰心驚，不堪再用於徵戰戍防。如果北方各道救援西川的兵馬都撤走，那就和杜元穎但任西川節度使時，邊防空虛一樣，西川肯定難以保全。我擔心朝廷有人可能說，西川自從遭受南詔侵犯以後，本道已經增加兵力。其實，前不久直到南詔已經逼近時，杜元穎才開始招募成都市民為兵，總共得三千多人，徒有其數，實際上毫無戰鬥經驗。郭釗僅在東川招募了一百多人，我又招募二百多人，此外都是杜元穎的原有兵力。我還擔心朝廷中有人聽信蜀道險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就認為只要堵塞清溪關，就可以阻擋南詔國的侵擾了。我曾訪詢過西川的老將，得知在清溪關的旁邊，還有三條大路，小路不計其數，這都是東蠻為南詔國臨時開通的道路。如果認為只要堵塞清溪關，就能阻擋南詔國的侵擾，那就是欺騙朝廷。關鍵是應當在大渡河以北另外修建一個城堡，和黎州連綿相接，用重兵屯守，才可能抵擋南詔國的侵犯。況且我聽說南詔國把他們俘掠的二千西川人和大批金錢財寶用來賄賂吐蕃，如果他們知道西川的虛實，兩國聯合入侵，國家的安危就很值得憂慮了。現在，朝廷有些人輕率地提出建議，都是由於他們不負責任的緣故。希望朝廷責令他們把自己的建議寫成狀子，留在政事堂存檔，一旦將來出了問題，有案可查，不能找我一個人擔當罪責。」朝廷全部批准了他的請求。於是，李德裕訓練士卒，修補城堡邊障，積儲軍糧，以便加強邊防。西川人民初步安定下來。[12]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12]這一年，勃海國宣王大仁秀去世，他的兒子大新德早年死亡，於是，他的孫子大彝震被立為國王，改年號為咸和。五年（辛亥、831）五年（辛亥，公元831年）[1]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1]春季，正月，丁巳（十八日），唐文宗賜滄、齊、德節度使名為義昌軍節度使。[2]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球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誌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2]庚申（二十一日），盧龍（幽州）監軍奏報：節度使李載義在球場後院設宴接待朝廷派來的敕使，副兵馬使楊志誠乘機和他的黨羽喧嘩作亂，李載義和他的兒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楊志誠又擅自殺死莫州刺史張慶初。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議對策，牛僧孺說：「幽州自從安祿山、史思明以來，一直割據跋扈，實際上已不屬於朝廷管轄了。穆宗皇帝在位時，幽州節度使劉總曾經歸順朝廷，然而，朝廷花費了八十萬緡錢，卻一無所獲。所以，今天楊志誠奪取幽州，和上次李載義奪取一樣，不如藉此機會安撫楊志誠，讓他保衛北方邊境，防備奚、契丹的侵擾，而不必計較他們對朝廷的態度。」文宗採納了牛僧孺的意見。李載義從易州奔赴京城，文宗考慮到他曾出兵參予平定橫海李同捷叛亂，立有戰功，而且一直對朝廷恭敬順服，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載義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職務；任命楊志誠為盧龍（幽州）留後。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臣司馬光曰：過去，聖人順應天理，體察民情，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設置官吏進行統治；知道群臣百官之間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諸侯加以控制；知道諸侯國之間不能相互順服，所以設立天子進行統轄。天子對於天下的諸侯各國來說，能夠表彰善良而貶斥邪惡，抑制強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誅討叛亂，然後發號施令，天下各地無不順從。所以，《詩經》說：「我們聖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為了治理好國家。」李載義是堂堂的節度使，對國家曾立有戰功，無罪而被楊志誠無端驅逐，這種不軌行為，作為天子，應當嚴懲不貸。如果坐視不問，反而將幽州節度使的職務授予他，那麼，藩鎮將帥的廢立生殺大權就都出於士卒的手，天子雖然高高在上，又有什麼用呢！國家設置藩鎮，難道就是讓他們擅自據有當地的財賦嗎？像牛僧孺這樣的處置辦法，不過是姑息藩鎮，以求苟且偷安罷了，怎能說是作為國家的宰相而輔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3]新羅王彥升卒，子景徽立。[3]新羅國王金彥升去世，他的兒子金景徽被立為國王。[4]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4]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錫密謀誅除宦官，宋申錫推薦吏部侍郎王為京兆尹，把文宗打算誅除宦官的意圖透露給他。王泄露了文宗的意圖，鄭注、王守澄得知後，暗地裡進行防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德才兼備，很有聲望。鄭注令神策軍都虞候豆盧著誣告宋申錫陰謀擁立漳王，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豆盧著的誣告奏報文宗，文宗信以為真，大為惱怒。王守澄隨即要派二百個騎兵去屠殺宋申錫全家，飛龍使馬存亮一再勸阻說：「如果這樣，京城肯定大亂！最好召集宰相一起商議這件事。」王守澄這才作罷。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扣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于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核實，由是獄稍緩。正雅，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這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體宰相到中書省東門。宰相到齊後，宦官說：「皇上召集的名單中沒有宋申錫。」宋申錫明白自己被人誣告，於是，遙望延英殿，手執笏板磕頭後退下。宰相到延英殿後，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摺讓宰相看，宰相們大吃一驚，面面相覷。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盧著所誣告的管理十六宅官晏敬則、宋申錫的親信侍從王師文等人，押到宮中由宦官審訊。王師文得知消息後逃亡。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錫被罷免宰相職務，擔任太子右庶子。從宰相到大臣百官，幾乎沒有人敢上書為宋申錫辯冤，只有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接連上疏，請求將宮中審訊的結果交付御史台複核。於是，宦官對此案的審理才稍微放緩。王正雅是王的兒子。晏敬則等人承認豆盧著所誣告的都是事實，並聲稱確是宋申錫派王師文向漳王轉達他的意向，將來擁立漳王為皇帝。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系、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系，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審訊結束後，壬寅（初四），文宗召集太子太師、太子太保以下官員，以及御史台，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大理寺的大臣當面詢問審訊的情況。快到中午時，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系、裴休、韋溫等人再次請求在延英殿面見文宗，乞請將審訊結果交御史台複審。文宗說：「我已經和朝廷大臣商議過了。」接著，多次下令這幾個人退出，崔玄亮等人不退。崔玄亮一邊磕頭，一邊哭著說：「殺掉一個百姓都不能不慎重，何況宰相呢！」文宗的怒氣逐漸緩解，說：「我打算再和宰相商議。」於是，再次召集宰相來延英殿。宰相們到後，牛僧孺說：「做臣下的地位再高也不過是宰相，現在，宋申錫已經擔任了宰相。假如他真的想擁立漳王而謀反，那麼，他又能得到什麼呢！我認為宋申錫決不會傻到這種地步！」鄭注恐怕複審使他們的騙局揭穿，於是，勸王守澄奏請文宗儘快結案處理。癸卯（初五），唐文宗貶漳王李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飛龍使馬存亮知宋申錫被冤枉，而自己無法為他辯冤，同時憎恨王守澄專橫跋扈，於是，當日請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質是王通的第五代子孫；蔣系是蔣的兒子；舒元褒是江州人。晏敬則等近百人因此案牽連而被判處死刑或被流放。宋申錫最後死在被貶之地。[5]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5]夏季，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6]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逾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6]五月，辛丑（初四）唐文宗鑒於太廟有兩間房屋破損而漏雨，一年多還沒有修補，於是，下令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的俸祿，緊急下令暫停宮中的修建，由宦官率領工匠，用宮中修建的材料修補太廟。左補闕韋溫勸阻文宗說：「國家設置百官，各負其責，如果他們有人失職，應當撤職，另選有才能的官員予以替代。但是，陛下對失職的官員僅僅罰俸祿而己，而太廟漏雨卻委任宦官去進行修補，這樣做，就是把太廟當作陛下的私產，百官都徒為虛設而已了。」文宗認為韋溫言之成理，隨即命人追回宦官，仍命有關部門負責修補太廟。[7]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7]丙辰（十九日），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報：本道派遣使者到南詔國，索要南詔國掠奪的西川百姓，總計四千人返回。[8]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沖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剽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8]秋季，八月，戊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陝虢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含有眾山，長江從這裡流過，該地處於百越、巴、蜀、荊漢等地的交界，多有盜賊，剽掠行人舟船，不管老人兒童，一旦抓住就全部殺死。崔郾上任後，訓練士卒，製造兵器和戰船，分兵追擊討伐，不到一年，就全部討滅。崔郾在陝虢時，為政寬厚仁慈，有時一個月都不鞭打懲罰一人。但到鄂岳後，卻嚴刑峻法。有人問他是什麼原因，崔郾說：「陝虢土地貧，百姓窮困，我整天安撫都來不及，惟恐驚擾百姓；鄂岳卻不大相同，這裡地勢險要，民族雜居，夷族風俗崇尚剽掠狡詐，不用重刑，就難以治理。為政貴在通變，說的就是這個意思。」[9]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9]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上奏：「西川對老弱病殘的士卒，從來終身不進行精簡。現在，我下令按照五尺五寸的標準，淘汰四千四百多人，同時，從淘汰的士卒家屬中招募年輕身壯者一千人，以便安撫他們。又在北方各道招募兵士一千五百人，和西川士卒摻雜在一起，進行訓練，日益精強。另外，西川工匠製造的兵器，只講究裝飾而不堪使用。現在，我在其他藩鎮招募工匠製造，兵器無不堅韌鋒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搗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九月，吐蕃國維州副使悉怛謀請求投降唐朝，率領他的全部人馬奔赴成都。於是，李德裕派遣代理維州刺史虞藏儉率兵進入維州城防守。庚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將以上情況奏報朝廷，並且說：「我打算派遣三千沒有開化的羌族人，焚燒十三橋，隨後出兵直搗吐蕃的腹心之地，洗刷安史之亂以來吐蕃侵佔我邊防疆域的恥辱，這是西川前節度使韋皋終身努力而未能達到的目標。」文宗將李德裕的奏摺交付尚書省，召集百官商議，百官都請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議。宰相牛僧孺說：「吐蕃疆域廣闊，四面邊境各達一萬里，失去一個維州，無損於它的國力。近年來唐與吐蕃和好，雙方約定共同罷減邊防戍守兵力。朝廷對戎夷族的政策，一貫以信義為上。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議，那麼，吐蕃國就會派人來責問朝廷說："為什麼要失信？』同時，他們在原州的蔚茹川蓄養戰馬，出兵直上平涼原，然後，用一萬騎兵布置在回中，怒氣沖沖，不到三天就會抵達咸陽橋頭。這時，京城長安危急，即使在西川收復一百個維州，又有什麼用呢！按照李德裕的建議，只能使我國丟棄誠信，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使一般百姓也不會這樣做，況且陛下作為天子呢！」文宗認為僧孺言之有理，下詔命令李德裕將維州歸還吐蕃國，同時把悉怛謀和隨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員全部逮捕送還。吐蕃國把悉怛謀等人在邊境上全部斬首，手段極為殘酷。李德裕由此更加憎恨牛僧孺。[10]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州，陷三縣。[10]冬季，十月，戊寅（初四），李德裕奏報：南詔國出兵侵犯州，攻陷三個縣城。六年（壬子、832）六年（壬子，公元832年）[1]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群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1]春季，正月，壬子（十八日），唐文宗下詔，鑒於各地水旱災害嚴重，凡監獄中關押的罪犯，一律予以減刑。群臣為文宗上尊號，稱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認為：「現在，各地水旱災害嚴重，恐怕不是推崇美飾陛下美好名聲的時候。」文宗稱讚韋溫的規勸，辭去尊號而不受。[2]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2]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任命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任侍中，充任忠武節度使；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3]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3]回鶻國昭禮可汗被部下殺死，可汗的侄子胡特勒被立為可汗。[4]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頭為牙將；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殺其親吏，臠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為武寧節度使。[4]李聽在以前擔任武寧節度使時，提拔自己的一個家奴為牙將。這時，李聽接到任命後，先派自己的一個親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勞將士。李聽的家奴不願讓李聽再到武寧來擔任節度使，於是，遊說軍士殺死李聽的親信官吏，接著，殘酷地把屍體切成碎塊吃掉。李聽得知後大為恐懼，借口自己身體有病，再三請求辭去武寧節度使的職務。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節度使高為武寧節度使。[5]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崍關及移州理台登城。[5]夏季，五月，甲辰（十二日），李德裕奏報，本道修補邛崍關，同時把州刺史的駐地移到台登城。[6]秋，七月，原王逵薨。[6]秋季，七月，原王李逵去世。[7]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願，欲以為嗣；會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7]冬季，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立魯王李永為皇太子。最初，文宗鑒於晉王李普是唐敬宗的長子，性情誠實，打算立為皇太子，不巧李普去世，文宗十分痛惜，所以很長時間沒有考慮此事。直到這時，才決定冊立。[8]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8]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這時西川監軍王踐言入朝擔任樞密使，多次上言說：「朝廷命令西川把吐蕃降將悉怛謀捆綁送還，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後無人再敢來降。這種處置辦法實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後悔，埋怨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員於是乘機上言說：「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故意阻礙李德裕立功。」於是文宗更加疏遠牛僧孺。牛僧孺內心十分不安。這天，文宗親臨延英殿，對宰相說：「天下什麼時候能夠太平，你們是否也有意向這方面努力？」牛僧孺回答說：「太平沒有固定的標準。現在，周邊夷蠻族不至於來侵犯，百姓不至於流離失所，雖非天下大治，也可謂小康了。陛下如果還不滿足，在此之外追求什麼太平，那就不是我們所能考慮到的了。」退朝後，他對同僚說：「皇上對我們如此責備抱怨，我們豈能久居宰相的職位！」於是，接連上表請求辭職。十二月，乙丑（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頭銜，充任淮南節度使。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臣司馬光曰：君主聖明而臣下忠正，上司發令而下司服從；德才兼備的人被委以重任，而姦邪小人被黜貶流放；國家的禮樂制度都能嚴格遵守執行，刑罰清明，政令平允；犯上作亂的行為都被清除乾淨，國家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地方諸侯無不服從朝廷詔令，周邊夷族都被安撫而順服，百姓家給人足，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唐文宗和宰相討論什麼是天下太平的時候，宦官專權，在宮廷中脅迫皇上，卻未能黜貶流放。藩鎮叛亂，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卻未能討伐制服。士卒驅逐殺害主帥，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為節度使，卻未能嚴加斥責。戰亂連年不斷，徵稅天天緊急。原野中橫遍男人的屍骨和鮮血，村莊里不見女人的蹤影。牛僧孺卻認為這就是天下太平，難道不是在公然欺騙嗎！當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勵精圖治的時候，牛僧孺身為宰相，被擢拔時苟且偷安、阿諛奉迎以便竊取宰相的職位，辭職時又欺騙皇上，誣衊時事以便盜取名聲，他的罪行實在是太大了！[9]珍王誠薨。[9]珍王李誠去世。[10]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10]乙亥（十七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來京城朝拜。[11]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11]丁未（疑誤），唐文宗任命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曰：「靖安相公令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當初，李宗閔和李德裕有矛盾，這時，李德裕從西川調來朝廷任職，文宗對他寄予很大希望，急於任命他為宰相，李宗閔千方百計阻止而未果。京兆尹杜是李宗閔的黨羽，一次，往見李宗閔，發現他面有憂色，就問：「是不是憂慮兵部尚書李德裕即將被拜為宰相？」李宗閔說：「是，但又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他呢？」杜說：「我有一計，可以消除您以往對他的仇恨，只是恐怕您不能採納。」李宗閔說：「什麼計策？」杜說：「德裕擅長文學，但沒有經過科舉考試而獲得進士的出身，常常為此而感到不快。如果能讓他掌管科舉考試，肯定會喜出望外。」李宗閔沉默了一會兒，說：「是否再考慮其他的辦法。」杜說：「如果您不願意讓他掌管科舉考試，那麼，就任命他為御史大夫。」李宗閔說：「這條計策可以。」於是，杜再三和李宗閔約定，不得泄露消息，然後，去見李德裕。李德裕作揖歡迎杜，說：「您為什麼事情來到我這個被人遺忘的地方？」杜說：「靖安相公李宗閔讓我來轉達他關於安排您職位的意向。」隨即把將要任命李德裕為御史大夫的意向透露給李德裕。李德裕聽後驚喜不已，不由得流下淚來，說：「御史大夫是朝廷舉行大禮時在宮門糾察百官班列的重要職務，作為晚輩，我怎敢擔當！」連連請他轉達對李宗閔的感謝。李宗閔又和給事中楊虞卿進行商議，結果，停止了這項計劃。楊虞卿是楊汝士的堂弟。七年（癸丑、833）七年（癸丑，公元833年）[1]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1]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賜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兼任同平章事的榮譽職務，讓他返回本鎮。最初，劉從諫以忠義為己任，來京城朝拜文宗，本來打算請求朝廷把自己調到其它藩鎮。但抵達京城後，發現朝廷政出多門，事權不一，士大夫大多通過行賄走門路才能做官升遷，於是，從心底里輕視朝廷。回到昭義後，更加驕橫跋扈。[2]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不能制；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之弟也。[2]武寧在王智興擔任節度使以後，士卒驕橫無禮，新任節度使高無法控制，文宗十分擔憂。甲寅（二十六日），任命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崔珙上任後，處理問題寬嚴適宜，因此，武寧人心逐漸安定。崔珙是京兆尹崔的弟弟。[3]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3]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盧龍（幽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為檢校吏部尚書。幽州駐京城的進奏官徐迪面見宰相說：「軍中將士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書改為僕射是陞官，不知道工部尚書改為吏部尚書也是陞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書的敕使到達那裡，恐怕就會被拘留。」徐迪言辭蠻橫無禮，宰相卻毫不責怪。[4]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4]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書李德裕為同平章事。李德裕前來拜謝，文宗和他討論朋黨的問題，李德裕說：「現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參予了朋黨活動。」這時，給事中楊虞卿和他的堂兄中書舍人楊汝士，他弟弟戶部郎中楊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浣等人相互交結，關係親密。他們依附於朝廷中的權貴，在上層攀附宰相，在下層干擾有關部門，為讀書人求取官職和科舉考試中榜及第，無不達到目的。文宗得知後十分憎恨，所以和李德裕先說起這方面的事。此後，李德裕因此而得以排擠他所不喜歡的人。當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曾經駁斥過朝廷禮官給李德裕父親李吉甫擬定的謚號太優，這時，李德裕被任命為宰相，張仲方於是借口身體有病，請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朝廷任命張仲方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5]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並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並讓官。丙申，復以告身並批答賜之。文穎不受而去。[5]楊志誠由於沒有得到僕射的職務而大怒，於是，拘留了朝廷派來的官告使魏寶義，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初七），楊志誠派遣牙將王文穎來京城拜謝並辭讓朝廷所授予的吏部尚書的職務。丙申（初九），文宗再次將吏部尚書的任命書和對楊志誠辭職的批答授予王文穎，王文穎拒不接受，離開京城返還幽州。[6]和王綺薨。[6]和王李綺去世。[7]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浣為鄭州刺史。[7]庚戌（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過了幾天，文宗又談起朋黨的問題，李宗閔說：「朝廷中究竟誰朋比為黨，我歷來清楚。所以，現在楊虞卿等人都不授予好的官位。」李德裕說：「他們在這以前擔任的給事中、中書舍人的職務難道不夠好嗎？這又是誰給他們授予的職務？誰在朋比為黨！」李宗閔聽出李德裕是譏諷自己，大驚失色。丁巳（三十日），蕭浣被任命為鄭州刺史。[8]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羅汩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8]夏季，四月，丙戍（二十九日），唐文宗冊立回紇國新立可汗胡特勒為登愛里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9]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9]六月，乙巳（疑誤），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以前，回鶻國每次派人來唐朝貢奉，凡是經過的地方，縱兵殘暴掠奪，州縣官吏不敢責問，只是布置兵力，加強防守而己。李載義上任後，適逢回鶻使者李暢前來貢奉。李載義對他說：「可汗派您來朝廷進貢，目的是鞏固兩國的舅甥關係，不是派您來踐踏我國百姓的。如果您不約束士兵，放縱他們掠奪百姓，那麼，我只好出兵誅殺他們。你們不要認為大唐的法律可以隨便輕視而不遵守。」於是，下令全部撤除州縣的防衛兵馬，只派兩個士兵把守城門。李暢畏懼而順服，不敢再違犯唐朝法令。[10]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10]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當初，宰相李宗閔憎恨鄭覃在宮中經常對文宗議論朝政得失，因此，奏請文宗罷免鄭覃的翰林侍講學士職務。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對宰相說：「殷侑精通經學，水平類似鄭覃。」李宗閔說：「鄭覃、殷侑的經學水平的確很高，但議論朝政卻不足以聽取。」李德裕反駁說：「鄭覃、殷侑議政，別人不願聽，但陛下卻想聽。」後來，過了十來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詔令，任命鄭覃為御史大夫。李宗閔對樞密使崔潭峻說：「現在，朝廷對官員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決定，還要中書門下幹什麼！」潭峻說：「皇上即位已經八年多了，應當讓他自己決定！」李宗閔聽後神色憂懼，不再說了。[11]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11]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以同平章事的頭銜，充任山南西道節度使。[12]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12]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僕射王涯為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13]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13]宣武節度使楊元卿身體患病，朝廷商議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請求任命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為宣武節度使，這樣，就可以把劉從諫從昭義調出，以免他和崤山以東的割據藩鎮相互交結。文宗認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14]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14]唐文宗對近年來的文人學士不精通經學感到十分憂慮。李德裕請求按照唐代宗時宰相楊綰的建議，在科舉考試時，進士科只考策論，不再考詩賦。李德裕又說：「過去，玄宗在當臨淄王的時候，平定宮內的變亂，因此，即位以後，懷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讓他們出宮擔任中央和地方的職務。於是，天下人都議論說，這樣做是囚禁自己的親生骨肉，損害儒家關於父子有親的倫理準則，假如在天寶末年的安史之亂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亂時，皇族子弟都散處各州做官，雖然他們不一定能夠幫助朝廷平定叛亂，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結果都被安祿山、朱殺害，原因在於都居住在十六宅宮。陛下實在應當利用冊立皇太子的機會，下詔讓皇族子弟中年紀已大而且親屬關係疏遠者出宮，任命為各州的僚佐，讓他們攜帶自己的子女，出宮後各自結婚成家。這樣，從玄宗以來沿襲了近百年的弊法，就會由陛下斷然革除，那麼，天下無論什麼人都會感到歡欣喜悅的！」文宗說：「這件事朕很久以來就知道不好，當今十六宅宮諸王中豈能沒有德才兼備的人，只是還沒有下決心革除罷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冊立皇太子，於是下制：十六宅宮諸王從今以後按照輩份高低逐漸出宮，授予緊和望一級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宮的縣主，也根據她們的年齡大小，出宮嫁人；進士科停考詩賦。諸王出宮的事，竟由於朝廷在商議任命他們職務時，意見不一，議而不決而中止。[15]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15]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節度使楊志誠為檢校右僕射，同時，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撫。[16]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16]杜牧對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個藩鎮割據跋扈和桀傲不馴而感到憤怒，而朝廷商議對策時，以姑息遷就作為唯一對策。於是，他撰寫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認為：「國家從天寶末年安史之亂以後，對河朔三鎮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復一尺一寸，人們看待那裡，就好像是回鶻國、吐蕃國一樣，沒有人敢窺測並希望收復。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們惡習的影響，對抗朝廷而割據叛亂。從那時到現在，兵慌馬亂七十多年，沒有哪五年之間不發生一次戰爭的。現在，朝廷要想收復河朔三鎮，上策是首先整頓內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為下策的是輕率出兵討伐，既不顧地勢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裡，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鏟，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杜牧又為府兵制的廢除而感傷，於是，撰寫《原十六衛》，認為：「國家在建國初沿襲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衛，統帥府兵。但就現今的制度而言，設官任職卻毫無意義，不正是十六衛嗎！就府兵制的本來意義說，其實，它是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貞觀年間，唐太宗在朝廷設置十六衛，用來蓄養武將；各地設置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個，用來訓練儲備士卒。邊防發生戰爭，則武將統兵出征；天下太平無事，則武將交出兵權，列居朝廷。武將列居朝廷時，國家授予他們的俸祿和官爵足以奉養家眷，他們統帥的兵馬也就散歸各折衝、果毅府。折衝、果毅府分為三等，上等不超過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從事農耕，冬季進行訓練。這樣，士卒的兵籍由折衝、果毅府掌管，平時散居於農田之間，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愛。這時，即使讓蚩尤當統帥，也不可能讓他們跟隨叛亂。武將統兵出征時，他們統轄的兵馬根據朝廷的詔令徵發而來，士卒一方面懼怕朝廷軍法的懲罰，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賞的激勵，兩方面相互制約影響，這時，即使蚩尤做統帥，也不可能率領他們叛亂。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三十年間，武將士卒沒有發生過叛亂，這正是大聖太宗能夠恰當地運用皇權，平衡內外軍事力量的輕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約，以至聖明地計劃和神奇地指揮的結果。到了開元末年，愚腐的儒生們在給玄宗的奏章中說："現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請求罷廢府兵。』武將們的奏章說："現在國家兵強馬壯，請求討伐四周的夷族，開拓疆域。』於是，廢除府兵，擴充邊兵，朝廷的武將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邊防，內地空無一兵。這樣，導致尾大不掉，外重內輕的局面，安祿山因此而擁重兵於幽州。一旦他發動叛亂，朝廷無力討伐，疲於奔命，從唐肅宗到敬宗，皇上個個為此而晝夜焦慮。這時，再想討除卻毫無可能了。由此可見，對於武將和士卒，豈能有一天讓他們脫離朝廷的控制！然而，國家不能沒有軍隊，而軍隊又最容易在出征時發動叛亂，在朝廷被人利用來篡奪皇位。如何防止這一點？從古到今，最好的辦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嗎！近年以來，朝廷任命節度使，弊端更為嚴重，無論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賄賂當權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們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倫理，又沒有為國慷慨赴難的氣概。一旦賄賂打通關節，擁有上百個城池，周長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們中間，那些桀傲不馴、剛愎自用的節將，肆意擾亂朝廷法制，為了自己不受任何約束，不惜殘酷屠害忠正賢良的幕僚；為了不違背自己的意願，隨意稱兵作亂，對抗朝廷。另有一些陰險狡詐的節將，則對百姓重稅盤剝，然後，委任自己的親信，用重金交結朝廷權貴。於是，他們的職務便不斷升遷，或者由卿大夫而遷任國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遷升到重要的都市。他們在管轄的區域，儼然像住在自家的別墅一樣逍遙自在。如果他們中有一人不幸而長壽不死，那麼，百姓就會被任意宰割，毒害於天下。所以，我認為，天下至今戰亂不息，百姓窮困潦倒，都是由於這個緣故。鳴呼！當年文皇帝設置府兵制的深遠意義，現在究竟誰能真正理解並重新恢復呢！」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台、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沖，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鏟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搜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杜牧又撰寫了《戰論》一文，認為：「河北對於天下來說。就像珠寶一樣重要；而天下對河北來說，就像人的四肢一樣，相互聯繫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風俗淳厚樸實，擅長作戰和農耕，加上那裡牧草茂盛，適合繁息戰馬，地勢平坦，便於騎兵作戰。所以，河北藩鎮只要出征作戰，往往大獲全勝；而平時農耕，則富饒無比，不必貪圖天下其他地方的物產，就可自給自足。這就像一個農家大戶，雖無珠寶，但仍然富足。國家沒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銳的士卒、鋒利的刀劍、優良的弓箭和矯健的馬匹，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國家在與河北鄰接的河東、河陽、義成、宣武、武寧、天平六個藩鎮中，屯防重兵，專門用來防遏河北藩鎮的叛亂，而不能調作它用，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個藩鎮的兵力，總計三十萬人，士卒無所作為，只待朝廷衣食供給。這樣，從淮河以北，黃河以南，東到大海，西至洛陽，民脂民膏搜刮乾淨，也才勉強供給，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三肢，失去了財力。與此同時，國家在咸陽的西北邊防，也同樣屯守重兵，防備吐蕃的侵擾，吳、越、荊、楚等地的賦稅，全都被調往供給軍餉，對於國家來說，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財力。國家的四肢全被解除，僅僅留下頭和身子，難道靠這兩者還能繼續維持生命嗎？現在，如果朝廷能下決心根治五個方面的弊政，那麼，必能一次出戰而大獲全勝，安定全國，重新恢復國家業已失去的四肢。當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貪求私利，而士卒流離失所，兵器朽鈍。這是朝廷不重視軍事訓練的過失，也是導致官軍出征敗北的第一個原因；官軍中一百個人作戰，但領取軍餉的花名冊上卻有一千個人的姓名，無論大將小將，都公然貪污軍餉，吃士兵的空額。為了營私舞弊，他們總是為敵人的強大而高興，而以官軍的失敗為娛樂。所以，現在軍中真正能作戰的士卒很少，而虛耗軍餉的士卒卻很多。這是朝廷不核實軍餉供給情況的過失，也是導致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二個原因；軍隊出戰稍獲小勝便虛張聲勢，向朝廷奔走相告，虛報戰功，請求厚賞。朝廷對將士有時一天之內再次頒賞，有時一月之間多次封爵。因而，官軍尚未凱旋班師，而軍將的官品已經很高，他們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祿和田地住宅、金銀財寶，甚至子孫的官爵都得到滿足，誰還再肯出生入死為朝廷效力！這是朝廷賞賜太濫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三條原因；軍將出征失利後，死傷大批士卒，丟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卻僅僅貶為州刺史了事。他們在國法軍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載，往往又官復原職。這是朝廷懲罰太輕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四條原因；軍隊出征時，大將不能集中兵權，朝廷出使前線的宦官和監軍卻來往指揮，有的親自率領兵馬，有的親自擂鼓督戰，有的說應當擺偃月陣，有的說應當布魚麗陣，常常爭吵不息。三軍將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亂的時候，被敵軍騎兵乘機衝擊，大敗而歸。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權的過失，也是軍隊出征敗北的第五條原因。現在，如果朝廷想徵調兵馬洗刷過去的恥辱，但又仍然沿襲過去的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轅而北轍，根本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皆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杜牧又撰寫《守論》一文，認為：「現今上奏朝廷的官員都說："對藩鎮驕橫跋扈的武夫悍將，朝廷應當用精兵良將威懾他們，高官厚祿奉養他們，使他們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動自由而不致於拘謹。就像馴養虎狼一樣，只要不違背它們的天性，就不會咆哮傷人。這是代宗大曆和德宗貞元年間朝廷安撫藩鎮，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方針。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使百姓受盡煎熬而後快呢！』我認為，大曆、貞元年間，朝廷正是由於奉行這種方針而深受其害。當時，凡是管轄幾十個城池，擁有幾千個士卒的節將大吏，朝廷就對他們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寬容。於是，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黨而自成體系，違法亂紀而妄自稱尊。天子顧忌自己的尊嚴，視而不問，有關部門為了保持安寧，也不加斥責，反而把高官厚祿無功授予他們。他們不主動來朝參拜皇上，朝廷反而賜給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對長期割據的河北三鎮，不加討伐，反而把公主嫁給他們的子孫，嫁妝竭盡豪華，無所不備。朝廷對藩鎮節將如此姑息遷就，所以，他們的領地日益廣大，兵力日益強盛，專橫跋扈日益嚴重，驕奢淫逸日益滋長，國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幾乎都被他們分割破壞，但他們仍然貪心不足，認為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公然超越自己應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後稱帝，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繼稱王。隨後，互相結盟而獨立，對朝廷毫無懼色，出兵四處侵掠以滿足他們的貪慾。這樣，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發難，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隨而響應叛亂，其餘混水摸魚，喧囂鑽營，企圖效法的藩鎮節將，處處都是。幸好憲宗勵精圖治，重用德才兼備的將相大臣，廢寢忘食，朝夕商議平叛大計，所以能夠誅除首惡，降服隨從。不然的話，京城長安到東都洛陽一帶，幾乎也要遭到掠奪！人從生下來的一開始就有慾望，慾望得不到滿足就會惱怒，惱怒則戰亂紛爭隨之而來。所以，家庭必須有教育和懲罰，國家必須有法律和刑罰，天子治理國家，就應當征伐天下。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為了制裁人類的慾望，阻止戰亂紛爭而產生的。然而，大曆、貞元年間，朝廷完全背離了這些原則，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滿足藩鎮無限的慾望，遏止戰亂紛爭，結果，反受其害，幾乎遭到滅頂之災。現在，朝廷中一些人不僅不對此進行抨擊，反而奉若經典。我認為這樣下去，恐怕割據跋扈的藩鎮就不僅僅限於河北了。鳴呼！朝廷在大曆、貞元年間對藩鎮姑息遷就的治國方針，應當永遠引以為戒！」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杜牧又給《孫子》一書作注釋，並撰寫了序言，認為：「軍隊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這種思想。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從什麼人開始，把這本來同一的事物區分為文、武兩個方面。於是，二者截然分離，並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談論軍事，甚至以談論軍事為恥，如果有人談論，大家則把他視為粗人，不願再和他接近。嗚呼！現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過於此！《禮記》中說："敵人包圍都城，在四郊紮營結寨，這是卿大夫的恥辱。』古往今來，凡是創建一個國家，滅亡一個國家，沒有不依仗軍隊而成功的。指揮軍隊的人，必須具備高度的智慧、優秀的品德、傑出的才能，並且博聞強識，才能在戰爭中運用自如，有所建樹。所以，有關軍事問題，首先應當在朝廷充分討論，決定戰略方針，然後再命將帥出征執行。這就像漢高祖說的那樣"牽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現在，有些宰相說："軍事不關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麼，君子就應當說："你不懂軍事，就不要擔任宰相！』[17]前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閣內奏彈註：「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嘆。[17]前寧行軍司馬鄭注依賴右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權勢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彈劾鄭注說：「鄭注在宮中交結宦官，在南衙交結百官，兩地往來奔走，收取賄賂，窺測動向，竊取大權，人們都敢怒而不敢言。請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審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時間裡，他接連幾十次上書彈劾鄭注。王守澄把鄭注藏在右神策軍中。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也都憎恨鄭注。這時，左神策軍將李弘楚勸韋元素說：「鄭注陰險狡詐，舉世無雙。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時候及時除去，等到羽毛豐滿時，必定成為國家的心腹大患。現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彈劾，躲藏在右神策軍中。我請求讓我以您的名義去見他，借口說您身體有病，請他前來診斷。來後您請他坐下來談話，我站在旁邊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殺掉。然後，您面見皇上，叩頭請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彙報。屆時，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肯定會幫助您說話。況且您對皇上有擁立的功勞，怎麼會因為除去一個奸人而被怪罪！」韋元素認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喚鄭注。鄭注來後，對韋元素點頭哈腰，畢恭畢敬，接著，夸夸其談，姦邪的言辭像泉水一樣，源源不斷。韋元素聽得入了迷，不知不覺親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會神，不覺疲倦。李弘楚在旁邊多次暗示韋元韋應該動手，韋元素根本不理。隨後，贈送鄭注大批金銀錢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說：「您失去今天誅殺他的機會，將來必然難免遭受他的陷害。」於是，辭職而去。不久，背部長瘡去世。當初王涯升任宰相時，鄭注曾在幕後為他活動。這時，王涯懼怕王守澄的權勢，因而把李款彈劾鄭注的奏章壓下來，不在朝廷討論。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為鄭注辯護，於是，文宗赦免了鄭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請朝廷任命鄭注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軍判官。朝廷內外無不驚訝感嘆。[18]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18]甲寅（疑誤），唐文宗任命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19]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華還，言閭閻凋弊。上嘆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19]群臣考慮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號，冬季，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為文宗上尊號，稱為太和文武仁聖皇帝。這時，五坊使薛季棱從同州、華州出使回京，向文宗彙報說百姓窮困。文宗感嘆地說：「關中今年收成不錯，百姓尚且如此，何況江、淮地區近年連連水災，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沒有辦法救濟百姓，怎麼敢接受尊號的虛名呢！」於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帶賞給薛季棱。群臣百官四次為文宗上尊號，文宗最後仍不接受。[20]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征注至京師，飲其葯，頗有驗，遂有寵。[20]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風後不能說話。王守澄向文宗推薦說，昭義行軍司馬鄭注擅長醫術。文宗召鄭注來京城，吃了他開的葯後，很有效果。於是，鄭注開始得到文宗的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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