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秘聞：日本選擇在此下毒手另有陰謀

　　【提要】在75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 ，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隨後在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的指揮下，對南京百姓和中國軍人進行長達6周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殺害的中國人竟達30萬以上！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記錄。日本最高軍事當局選擇南京下毒手，並不單單意味著一次性的大屠殺的暴行，而是意味著日本對外政策的明確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條件」，甘做日本的「順民」，就得繼續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後來的「三光作戰」便體現了日本最高軍事當局「南京模式」在侵華戰爭中的繼續。歸根到底，它來自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和滅亡中國的需要……[我來說兩句]

　本文摘自《南京大屠殺之鐵證》，林長生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七·七」蘆溝橋事變不久，早有預謀的日本侵華部隊於八月十三日大舉進攻上海，得手後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思想指導下兵分三路，氣勢洶洶地向南京撲來，以為一舉可迫使蔣介石政府投降，結束日中之戰，從而使中國永遠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迫於險惡的形勢，蔣介石在宣布「遷都」的同時，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調配13個師計11萬人的兵力歸他指揮。守軍在緊迫的時間慌忙布防，連同城牆在內構築3 道防禦陣地，以期禦敵、殲敵。

　　侵華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長官松井石根指揮下的9 個師團攻陷上海後，用6 個師團的兵力，分三路向南京進犯。松井在華以武官身份活動多年，對上海、南京的軍事險要早已掌握在胸。東路沿滬寧線經鎮江攻擊南京的正面；中路沿杭寧路取道溧水、句容襲擊南京之背；西路則選廣德經宣城，直取蕪湖，截斷南京守軍西去的退路。由此妄想把中國部隊全建制的13個師殲滅在南京地區，使中國無力再行抵抗。

　　12月9 日，各路日軍緊密配合，步步逼近，合力對南京縮小了包圍圈。早在12月1 日，松井便得意洋洋地宣稱：「南京最後之末日，相距愈近。」9 日中午，在南京上空空投下《勸降書》，擺出殺氣騰騰的架勢，限令唐生智24小時內開城門投降，否則日本軍決不寬恕，「南京勢必難免戰禍，而千載之文化，將化為灰燼，十年之經營，亦將全成為廢塵」。唐生智一身正氣，用阻擊的槍炮聲對松井的恐嚇作了回答。10日，松井惱羞成怒，下達了總攻南京的命令。中國守軍在南京城外與敵人進行了激戰，擊斃了相當數量的日本官兵，而且在7 日那天阻擊日軍攻擊牛首山的戰鬥中將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擊傷，挫傷敵人的銳氣。但是與日軍相比，中國部隊的兵力、裝備和士氣都處於劣勢，更致命的是在戰略上消極防禦，不得不在激戰中步步後撤。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下達「停止抵抗，撤離南京」的命令。於是軍隊按衛戍司令部的布署，放棄了陣地，分頭突圍或後撤。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侵華日軍未經攻城戰鬥，卻虛張聲勢地擺出戰鬥姿態，從光華門、雨花門、中華門侵入南京城內，劃定區域，明確任務，立即有計劃有組織地展開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作為倖存者——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見證人，就當時日本所持的野心及日軍的內部情況做某些探索，拋磚引玉，為研究者提供線索，乃屬我的心愿。

　　第一，日本最高軍事當局選擇南京下毒手，並不單單意味著一次性的大屠殺的暴行，而是意味著日本對外政策的明確喧嚷——如果不迅速投降，接受日本的「條件」，甘做日本的「順民」，就得繼續吞下「南京模式」的苦果。後來的「三光作戰」便體現了日本最高軍事當局「南京模式」在侵華戰爭中的繼續。歸根到底，它來自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和滅亡中國的需要。

　　向外侵略擴張是帝國主義的共同本性。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裡，各帝國主義先後多次侵略中國，強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並強行在中國領土上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動中，日本表現得最積極，是中國人民最兇惡、最殘忍的敵人之一。1874年5 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台灣遇難為借口，發兵侵略中國台灣，遭到台灣高山族人民頑強抗擊，清政府亦調兵增援，全面布防。日本政府轉而派代表與清廷談判，陰謀從外交訛詐達到目的。後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壓力下，同年10月恭親王奕沂與日本特使簽訂《中日北京專條》，日本退兵的條件是：中國允給「撫恤」銀十萬兩，賠償日本在台灣「所有修道、建房等件」銀40萬兩，中國承認日本侵台為「保民義舉」，給日本此後正式兼并琉球找到口實。（《中國近代史詞典》第106 頁）此乃日本政府侵犯中國領土最早的一例。

　　1894年7 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此舉日本早有預謀，耍陰謀詭計誘中國上當，趁機佔領朝鮮全境，進而攻陷旅大，血洗全城；接著在海上襲擊北洋艦隊，逐由海陸兩線直逼中國國門。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後，日軍佔據海城，又兵分三路連陷牛庄、營口、田台庄。遼寧半島陷落，京畿震驚。遼東軍民奮勇抗擊，但已無法扭轉由清政府所造成的敗局。1895年4 月，日本迫使中國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從中國割取台灣及其周圍的島嶼，掠奪去巨額賠款，從此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

　　1900年，日本得寸進尺，派兵1 萬餘人參加八國聯軍，充當強盜的主力軍，鎮壓我反帝愛國力量，侵入天津、北京地區，進行瘋狂的燒殺搶掠，迫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該《條約》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剝奪了我國人民愛國反帝的權利，並表明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1904年2 月，日本發動了日俄戰爭，兩國強盜在中國土地上火併，使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嚴重破壞。後俄帝戰敗，由美國出面調停，簽訂《朴資茅斯條約》，日本取代俄國在滿洲享有一切特權，為後來全部佔領我東北三省起到跳板作用。

　　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乘機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借口對德宣戰，肆意出兵山東，從德國手中奪取我山東半島，並公然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因遭到我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陰謀未能得逞。但日本並未由此放棄侵佔山東半島野心。1927年至28年，日本又三次出兵山東，製造了「濟南事件」，屠殺中國軍民5000餘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經過精心策劃和長期準備，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個步驟是日本侵佔朝鮮割據台灣之後，妄想獨佔東北全境、滅亡中國、進而征服亞洲的一個具體行動。隨後日本加緊向華北滲入，並把上海作為下一個侵佔的目標。

　　1932年1月21日，日軍借口「日僧被毆事件」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未待答覆，於1月28日間突然向閘北發動武裝進攻。中國19路軍在上海人民大力支援下，連續打退了優勢敵人的進攻，迫使敵人三易主帥，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驕橫氣焰。但是，由於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妥協，19路軍抗戰未能持續下去，最後將該軍調離上海，滿足了日軍的要求。

　　日本軍國主義侵吞中國東北三省後，就把有著豐富資源、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

　　1937年7月7日，日軍採用突然襲擊的方法，挑起了「蘆溝橋事變」，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滅亡中國的野心到此暴露無疑，也是它自己走向滅亡的開始。

　　我們清楚地看到，日本自明治維新取得成功後，不斷地擴充軍備，目標對準外國的領海、領土，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奴役殖民地人民，掠奪殖民地的財富，用以充實日本國財力和軍備。日本是個領土有限、國土散落、資源不全、市場狹小、與外界交往條件有限的島國，歷來把發展放眼在國外。朝鮮、台灣和東北三省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日本就想儘快吞併下人口眾多而又向來團結對外的中國。南京大屠殺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固有的本性。日軍殘酷暴戾的根源又在於帝國的殖民政策。這一點，已由日軍在我國各地所作所為為所證明。

　　第二，南京大屠殺來自把中國人民統統都當作敵人的指導思想。

　　日本侵略者自己完全明白，它和被侵略的中國人民是水火不能容的敵對關係。「八·一三」事變後，上海人民英勇抗日。當戰場上出現膠著狀態時，松井坦率地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是皇軍的敵人，說道：「中國官民對我無不同仇敵愾，直接間接採取諸多不利我軍行動，乃至婦女兒童自動成為義勇軍之一員，或擔負密偵任務。」這種軍民不分的指導思想，是後來造成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松井是抱著「膺懲」中國的目的而率軍來到中國。在攻陷南京前，松井限令唐生智24小時內開城門投降，否則日本軍決不寬恕，「南京勢必難免戰禍，而千載之文化，將化為灰燼十年之經營，亦將全成為泡影」。可以認為此是松井對異國人民和文化仇視的反映，更是南京大屠殺宣言書的明確的寫照。果真，松井說到做到，陷城後便把南京市民當作戰鬥對象進行攻擊。

　　日本侵略軍基於非正義，一經踏上中國領土，心理上就非常膽怯，時時刻刻都擔心遭到中國人的襲擊，處處都擔心落入陷阱。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便深有感受，時時處處都疑神疑鬼，認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敵人」。在這種把中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看成是敵人的思想指導下就導致以燒殺淫掠為主要手段的罪行。據統計，登陸後的日軍在金山衛鄉屠殺當地平民1050人，僅在山陽一帶，日軍就殺害無辜農民351 人，燒毀房屋4,177 間，搶殺耕牛708 頭，5,300 多畝水稻和大量棉花田被燒成灰燼。屬於第10軍的6 師團在南京大屠殺中殺害平民最多，也是出於指揮官極端錯誤的反動思想。

　　屠殺俘虜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日本也是《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的簽字國。然而，日本軍部在侵華戰爭一開始時就作出決定，不受《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的約束。

　　日本軍部為了衝破國際法的約束而絞盡腦汁，先在戰爭程序和文字上大做文章，強調對中國是不宣而戰，可以衝破國際法這一現有的程序。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不僅是軍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天皇的想法。

　　第10軍第6 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在該師團司令部里看到一份傳達文件，內容是：「不容許共產主義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到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太平洋戰爭文獻，最前線情況異常》）該師團在向崑山進攻時又接到命令說：「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洞富雄先生深入研究了所有資料後認為：「上海派遣軍或第10軍，或雙方發出了如此殘酷的命令，那是千真萬確的。」（引自《大屠殺》第225 頁）

　　所以，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殺的外僑得出結論說：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完全是日本軍事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德國駐南京的代表向本國外交部報告中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第三，南京大屠殺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最野蠻的軍事教育。南京大屠殺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性，反映了日本最高軍事當局蔑視國際法的極端錯誤的指導思想，也反映出日本極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事訓練，導致了日本軍隊的野蠻和殘忍，形成當時日本軍隊侵略成性的本質。

　　軍國主義教育以天皇至上為主線，成為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建立強大的海陸空三軍的目的在於強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與這個目的相適應，或者說相配套的是「以在國土內外，發揚光大皇威之榮譽」為宗旨的軍國主義教育。天皇至上，崇拜天皇，天皇凌駕一切之上。在日本軍隊里出現了許多為天皇戰死而感到「光榮」的軍人。

　　日本雖然沒有公開宣布他們奉行天皇主義，實際上他們通過種種步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義。比如松井石根統任上海派遣軍司令長官之後一段文字記載。

　　8月17日上午10時，余於宮中拜謁陛下，並拜受如下敕語：

　　朕委卿以統率上海派遣軍，宜細察宇內大勢，以速勘定敵軍，揚皇軍威武於內外，以應朕之倚重。

　　余奉答如下：

　　臣石根拜領上海派遣軍之大命，受賜優渥敕語，誠惶誠恐，不勝感激之至，惟仁惟威，發揚皇軍之宗旨，以安宸襟。( 《虛構》第102 至103 頁)

　　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對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這就是極端天皇主義和對天皇崇拜的表現。

　　宣揚天皇至上的思想，逐步形成日本軍人毫無畏懼、敢於殘酷戰鬥的精神支柱。竹內實在《觀察中國的出發點》一文中說：「在實際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膽怯的日本有了勇氣和信念，有可能說服自己去進行侵略和殺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天皇本人是否喜歡這樣做，這個問題這裡避而不談。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狀態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 載日本《中央公認叢書》，1975年，第177 頁) 在確立天皇制的過程，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經深入到當時所有日本人的意識中。

　　在日本崇拜天皇和軍國主義教育從少年時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礎。學生都要參加升太陽旗，唱《君之代》

　　我皇御統傳千代，

　　一直傳到八千代，

　　直到鵝石變岩石，

　　直到岩石長鮮苔。

　　在參加升太陽旗唱《君之代》時要求絕對嚴肅，在操場上自不待言，哪怕是隔牆聽到軍樂隊奏國歌曲調，意識到在升太陽旗，都要肅立致敬，表示對天皇的絕對崇拜。

　　教科書課本上向學生灌輸侵略意識。「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規定學生要背熟、記牢。同時鼓勵學生直接進入預備軍官學校，並從各方面給予照顧，使進入預備軍官學校的人得到實惠，在社會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把「優秀」人才集中於海陸空三軍之中，以便用於對外侵略。

　　入伍後的軍人教育首先要發揚崇拜天皇的精神。軍歌《跨過大海》歌詞中說：「跨過大海，屍浮海面，跨過高山，屍橫遍野。為天皇捐軀，視死如歸。」露骨地鼓勵軍人為天皇賣命，軍人的頭腦中已經形成在侵略他國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殺人的意識，主張只有殺絕對手才能掃除佔領他國領海領土的障礙，取得殖民地的可能。前面提到的「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放火焚燒」便是日本軍殺絕他國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識中的反映。

　　軍人教育中又把「武士道」精神引向崇拜天皇，忠於天皇，把「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誘導為侵略政策服務，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絕對優越，蔑視中國，使日本士兵心靈上受到可怕的影響。軍事訓練也是極其殘酷的，要求極嚴，在操場上，在野外懲罰士兵是常有的事。由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年輕軍官是日本的典型軍人，他們集頑強性與殘酷性於一身，不僅親自參與殺人，並作示範，要新兵也這樣做，由此進行軍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殺中用我同胞作練習刺殺的靶子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鵜野晉大郎作為日本軍人在侵略我國時犯有罪行，曾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他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並深有感受地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兇惡的化身也不過分。」( 《〈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的手記：《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大屠殺》第259 頁)

　　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員、下士官山岡繁，日本投降後曾作為戰犯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15年。他少年時代就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並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熏陶下，產生了可怕的精神狀態。對此，他這樣說：

　　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他民族採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作英雄行為，並從崇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這些思想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教育，在軍隊里通過軍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於有這些思想，才把侵略戰爭視為正義戰爭，若無其事地干下了慘無人道的行為。( 引自《大屠殺》第265 頁)

　　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歸罪於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一點也不言過其實。

　　第四，南京大屠殺來自日本軍隊最糟糕的紀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門進入南京城內，看到南京城裡城外被日本軍燒殺所留下的現場後，感到自己的罪責難以掩飾，也認為：日本軍是世界上風紀最壞的軍隊；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掃地。日本軍風紀已成習性。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下克上」、軍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軍人策劃和指揮發動政變，要求改變對外政策，殺死內閣大臣、財政大臣和教育總監等人，提出成立「軍人政府」，建立軍事獨裁。政變雖被鎮壓下去，但軍中的』少壯派」卻更為反動。廣田內閣的上台標誌著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導致了進一步對中國的侵略，助長了「下克上精神」在軍隊中潛滋暗長。

　　無視政令軍令的事在日本軍隊中常有發生。攻陷上海後，在向南京追擊的途中，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及時地下達了以蘇嘉線為「限制線」的命令，要求皇軍到達此線後討伐任務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勸蔣」的動向，同時皇軍在上海經過苦戰，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勞，急需休整，以恢復精力，並在此期間獲得補充、補給，預計1938年1 月再向南京進擊。但11月15日，第10軍不接受「限制線」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軍越過「限制線」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脫韁之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擊。松井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未及時制止，顯示出他默許這種做法，在日本軍中起到了下級可以不按上級命令辦事的縱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軍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級不會不模仿。總之，在日本軍隊中「下克上」的風氣，似乎被視為一種「英雄」行為，因此軍紀紊亂之程度可想而知。瀧川政次郎後來特別提到南京事件，認為發生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軍隊喪失統率力，軍紀紊亂；在培植私人武裝力量的軍隊里，必然出現下克上的風氣。軍隊的實權很快轉到了佐官級、尉官級，到頭來轉到下士官級手中。在不聽從軍官命令的下士官統率下，士兵們的暴行和掠奪是不可避免的。」( 《新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到97頁) 應該看到，高級指揮官「下克上」行為的危害性要甚於下級軍官。當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南京調查。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竟對阿南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可見「下克上」的風氣以及軍紀的敗壞又到何種地步。

　　松井進入南京後，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屬犯下了暴行，卻得意洋洋地宣稱：「鑒於皇軍攻佔外國首都乃屬有史以來之盛事，永垂竹帛之業績，萬國注目之大事」。他陶醉不已地安撫亡靈，進行「忠靈祭」，轉賜天皇的「御酒」，進一步鼓勵日本軍大膽妄為。

　　在日本侵略軍里，軍紀敗壞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侵略戰爭中逐步地使人性異化。參加戰爭雙方的人無疑地都將得到心靈的改造。中國部隊進行的反侵略戰爭，是正義戰爭，自覺地遵守紀律，堅決地和人民站在一起，為保衛民族利益而戰鬥，英勇頑強，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日本侵略軍進行的侵略戰爭，遭到我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中國部隊的堅決抵抗。他們與中國人民為敵，在殘酷的戰場上心理狀態自然會出現反常，侵略戰爭很容易把人變成了魔鬼。許許多多日本軍人，在血腥的戰場上只考慮把對手——中國人殺盡而取勝，表現出野獸般的殘忍。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埃德加斯諾懷著對中國人民深厚的感情便來到中國，到過許多地方訪問。就日本軍野蠻性的問題，他描述如下：

　　任何人種，在戰爭時往往容易出現野蠻性。但即使承認這一點，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像日本軍隊那樣將人格墮落的形象深刻、徹底而有組織地暴露出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為亞洲而戰》轉引自《大屠殺》第250 頁)

　　第五，南京大屠殺來自日本軍對我軍民最殘酷的蓄意報復。

　　日本軍早年在侵佔朝鮮和台灣時，遇到的大都是地方人民組織起來的抵抗，力量單薄，以日軍全勝而得逞，在侵略道路上未曾付出過重大傷亡代價，逐漸養成了驕橫一時的傲氣。

　　「九·一八事變」後，在不抵抗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大批忠於祖國的部隊被紛紛調進關內。日本軍僅以12,000人的兵力很快地佔領了東北三省，使3 千萬同胞成了亡國奴，人們怨聲載道，呼天搶地。民族危機促使中國內部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呼籲一致對外，團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抗日呼聲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強盜尚存，英雄見危授命。凶敵未滅，男兒何以為家。「七七蘆溝橋事變」，二十九軍對日本侵略軍的蓄意挑釁作了堅決的抵抗，立即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聲授，愛國抗日的將士們深受鼓舞。紅軍自動開赴前線對日作戰。平型關大捷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謬論，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抗戰浪 潮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表明了中華兒女把民族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

　　在各個戰場上，國民黨軍對日作戰十分英勇頑強，阻滯了日軍的進攻，殲滅了一定數量的敵人，尤其是上海防禦戰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八·一三」始，中國部隊在當地工人積極支援下堅守陣地，打退了日軍一次又一次進攻，日軍以4萬餘人傷亡的代價，又增加1個軍2個師團的兵力，方使攻陷上海的陰謀得逞。

　　就局部戰鬥而言，南京保衛戰十分激烈，有的幾近白熱化的程度。日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9日早晨，日軍第九師團之一部已突至光華門外。我軍從城牆上進行猛烈射擊，阻擊敵人的進攻。10日午後日軍在強大的炮火掩護下爆破城牆，曾三次突入城內，均被我教導總隊軍士營和156 師苦戰，將突入城內的日軍予以殲滅，並繳獲全部武器。雨花台防禦戰更為慘烈。日軍第6 師團在兇悍殘忍的谷壽夫親臨前線督戰下，該師團第11旅團發動30次猛攻，付出重大傷亡代價才攻陷雨花台陣地。到我軍下達撤出南京命令時止，華東戰場上的日軍傷亡已逾7 萬之眾。加上華北戰場上的戰績，已初步挫敗了日軍速戰速決的夢幻。

　　傷亡7萬，對於兵源有限的日軍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沉重打擊。短短几個月的戰爭便擊潰中國軍隊的幻想在日軍指揮官的頭腦中逐步破滅了。這樣，無疑地將在日軍官兵中產生報復心理。在松井「對抵抗者極為嚴峻」的思想縱容下，攻陷南京城後，日軍對中國軍民最殘酷的蓄意報復便由此產生了。日本方面也有人證實由於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抵抗、使日本軍進入南京城後對中國軍民進行了報復。

　　1938年2 月5 日，日本大使館在南京舉行了茶話會，參加這次茶話會的有各國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區西部警備司令官天谷少將，就日軍軍紀敗壞的原因發表了談話。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致電美國務院電文中說：

　　少將認為，對日本軍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問題感到十分遺憾，各國收到的報告特彆強調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所以發生掠奪和暴行，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緊張戰鬥和遇到中國軍隊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記錄》59，載前書1 ，第162 頁)

　　這就是對中國軍民報復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給了日本軍一定數量的殺傷，而且中島被擊傷，對此日本軍尤其是中島滿懷仇根，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極殘酷的報復。

　　作為最前線的指揮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麼情況下下達「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命令的呢? 在攻打上海戰役期間，日軍付出4 萬餘人的傷亡代價，松井認定中國人「無不對我軍同仇敵愾」，因此對所有中國人都深懷敵意，必將尋找機會進行報復。攻陷南京前，松井對中國軍民報復的思想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對抵抗者極為嚴峻」體現了松井報復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計錯誤，他以為《勸降書》空投下，唐生智將開城歡迎他，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唐生智用槍炮聲對松井作了理直氣壯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惱火，攻陷城進行報復到此已不可能逆轉。後來，松井進入南京後，發現了日本軍殘酷的暴行，只是口頭上念幾聲「緊箍咒」，並未採取有力措施嚴厲制止，從反面印證了松井的報復意識。

　　田中曾經企圖為松井解脫罪責，說他在攻城前向日本軍強調過軍紀風紀。其實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給在南京的外國使節看看而已，也是後來推卸罪責的託詞。在被判處絞刑以後，松井自己都承認南京事件可恥之極，罪有應得。在東京審判30多年後的今天，田中還厚顏無恥地為松井石根塗顏抹脂，企圖翻案，豈不可笑?

　　另一個蓄意報復的是中島今朝吾。有資料表明，中島是個知識分子，出身於陸軍大學，曾留學法國。為人性格反常，對下級具有不少虐待的惡跡。在攻打南京戰役中各師團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搶到頭功。中島在攻打牛首山戰鬥中「頭功」未曾搶到，作為16師團的主帥卻挨了中國軍隊的子彈，他能不惱火嗎? 「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完全反映了中島的報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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