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恩來總理臨終前召見的最後一位同志，曾為潘漢年翻案

從紅小鬼到情報部門元老，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羅青長經歷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親自參與了很多幕後工作，可以說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也是周總理臨終前召見的最後一位高級幹部，為了台灣問題，總理曾對他連寫了四個「托」字。

一、從「紅小鬼」到共產主義戰士

1918年9月17日，羅青長出生於四川省廣元市蒼溪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4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至1934年在四川蒼溪縣中學學習並從事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1934年8月，羅青長加入工農紅軍，曾任川西北道委秘書，參加了紅四方面軍反「六路圍攻」和廣昭、陝南、嘉陵江等戰役，隨後踏上了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先後擔任武工隊長、幹部大隊班長、西北中央局組織部組織幹事兼青年幹事。在雪山草地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在險惡的對敵作戰環境中，羅青長英勇機智、沉著果敢，浴血奮戰，出色完成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由一名「紅小鬼」成長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1936年1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6年至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任黨支部書記、黨總支部宣傳委員、青年委員，教員、研究員。

二、情報生涯

（一）「地下工作」始於西安。1938年7月，羅青長選調至棗園情報保衛工作訓練班學習，擔任黨支部書記。這是羅青長第一次受到嚴格的情報保衛訓練，4個月的學習給他的情報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當時的社會部副部長陳剛的三句話他一直牢記在心：「不該知的即不求知，不該說的即不說，不該交往的即不交往。」同年11月，羅青長被派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他的公開身份是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機要秘書，實則負責辦事處的安全保衛工作。

次年，羅青長打入胡宗南部，在被國民黨稱為「大特務頭子」的吳德峰領導下，從事西安地下情報系統的情報搜集、整理和傳遞工作。當時，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駐地七賢庄1號，是我黨在國統區的窗口，也是國民黨特務的心頭大患。監視與反監視鬥爭在這裡激烈展開。特務在七賢庄旁邊的小學裡堆土成山，上面設立崗哨，隨時掌握院內的情況。七賢庄對面的一所中學也設立了隱蔽監視點，敵人在牆上挖了小洞偷窺。為了嚴密監視我方行蹤，國民黨西安警備司令部甚至以登記為名，闖進七賢庄檢查。按照國共雙方約定，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和槍支彈藥都要上報。特務一直企圖找到漏洞藉機下手，由於羅青長的精心布置，每次檢查都無懈可擊。為了與中央保持聯繫，七賢庄配有大功率電台。特務從無線電監聽中發現了異常電波，幾次前來搜查，總是無功而返，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1939年4月，根據組織安排，羅青長以中尉書記官身份作掩護，打入國民黨胡宗南部。當時他們西安情報組織的機密文件，都保存在一個保密文件箱里，寄存在一個地下黨員家裡。後來，這個地下黨員思想發生了動搖，說保密箱放在他們家裡，將會給全家帶來殺身之禍，催促羅青長儘快把保密箱取走。危險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敵手，不但羅青長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險，也會給地下組織造成巨大危害。在請示了上級之後，羅青長決定冒險取回保密箱。羅青長拿到保密箱之後，趕到預定的接頭地點，等著和另一名地下黨員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聯絡員也沒有來。這時西安全城開始戒嚴，中國國民黨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甚至連小學生背著的書包他們都要搜查。羅青長決定利用自己穿著的一身中國國民黨軍官制服強行闖關。於是他叫來一輛黃包車，把裝有機密文件的保密箱壓在座位底下開始闖關。多虧了那一身中國國民黨軍官制服，沿途的哨卡並沒有過多地阻攔和盤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經過八路軍辦事處門口的時候，羅青長一個箭步跳下來，拎著保密箱就跑了進去，終於化險為夷。後來，這個保密箱作為歷史見證，由羅青長捐贈給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展覽館。

（二）潛伏中收穫愛情。羅青長在「隨時都要經受生死考驗」的「地下」潛伏了3年。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報生涯中，除了那些驚心動魄的經歷，羅青長還體會到了愛情的滋味，1940年，杜希健被分到西安吳德峰情報系統做報務員。日軍空襲造成全城恐慌，人們四處躲避，羅青長卻看到20歲的杜希健神情自若地守候在電台旁邊，「愛慕之情頓時升華為革命的愛情」。 也就是在這種刺耳的空襲警報聲中，羅青長向杜希健傾吐了心聲。後來，經過黨組織的批准，他們在敵後結成了革命伴侶。在他們舉行結婚典禮時，沒有鮮花，沒有美酒，只有北風的呼嘯聲，還有刺耳的警笛聲。當時來參加婚禮的，只有和羅青長保持單線聯繫的地下交通員陶斯詠和他的女兒。正是由於隱蔽工作這種特有的嚴格紀律，才確保了情報系統的安全。

（三）情報部門的「活檔案」。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報部成立。同年，羅青長結束在西安的潛伏，回到延安，羅青長的情報工作也就由「地下」轉為「地上」。他進入我黨情報機關的核心部門，協助李克農等中社部領導，全面掌握對敵情報鬥爭。1946年1月，羅青長參與主持中情部工作。1947年3月被選派到中央前委，負責情報和機要聯絡工作，為中央前委提供了強有力的情報支持。羅青長博聞強記，勤于思考，由他撰寫的關於「三青團」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他還是有名的活檔案，中央前委轉戰陝北，時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羅青長隨行，每天要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供國民黨部隊的調動情報，對國民黨師以上軍官了如指掌，對我黨各系統情報工作如數家珍。當時，中共各級情報組織把敵人要害部門和戰略要地作為偵察重點。中共情報人員中有許多人曾任國民黨的高官、將領，甚至就「卧底」在蔣介石身邊。他們大多與羅青長保持密切聯繫。

三、建國後在情報部門顯身手

新中國成立後，羅青長曆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一局局長、軍委聯絡部部長助理、副部長。1954年起兼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7月起，先後擔任中央調查部秘書長、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總參情報部副部長，中央調查部負責人、黨委書記、部長。在負責中央領導同志出訪的情報保衛工作中，羅青長深入一線周密籌劃，依靠集體智慧，挫敗了國民黨特務策劃的多起暗殺行動，確保了中央領導同志出訪成功。

（一）組織調查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1955年4月11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這是發生在萬隆會議（也稱「亞非會議」）開幕前夕，由台灣當局主使，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政治謀殺事件。1955年蔣特組織得知，周恩來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往雅加達開會，這架飛機將在香港進行短暫停留。在蔣特組織看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決定在香港下手，在飛機上安裝炸彈,暗殺周恩來。具體密謀策劃這個方案的負責人叫趙斌丞,他曾是「軍統」頭子戴笠的得意門生。他們盯上了香港機場清潔工周駒（真名「周梓銘」，「周駒」系化名）。周駒二十歲左右，除了一個嗜賭如命的父親，沒有什麼家累。此外，他個子瘦小，長相普通，在機場打掃衛生，不易引人注意。起初周駒不敢幹，他認為破壞共產黨的飛機太危險。但主謀開出60萬港幣的優厚獎金以及保證周駒在台灣安全的條件，周駒才答應下來。之後，周駒接受了台灣特工的訓練，主要是熟悉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的結構，如何隱蔽快速準確地安裝定時炸彈。4月11日上午，周駒和香港情報站的特工按計劃把定時炸彈偽裝成一包牙膏，放在水桶里，騙過安全檢查，順利帶進機場。周駒順利登上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開始了例行的飛機清潔工作。當他確信沒有人注意自己後，用最快的速度,把那顆偽裝好的定時炸彈固定在飛機右翼輪艙附近一個很不容易發現的縫隙里，然後匆忙離開。「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約5小時後炸彈爆炸，導致飛機右翼第3號發動機吊艙後面的地方局部著火。飛機被迫緊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後中國及越南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的代表團部分工作成員以及一同前往的中外記者共11名乘客全部遇難，只有3名機組人員生還。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乘坐這架飛機。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報遞送到總理手中：台灣的敵對勢力已有針對萬隆的暗殺計劃。甚至有人勸中國放棄此次參會。但萬隆會議將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次試音，周恩來是不可能放棄的。巧合的是，緬甸總理烏努發出邀請，希望周恩來能提前經昆明赴仰光「休養」兩天，一起商議萬隆會議的提案。於是，代表團做出兵分兩路的決定：周恩來、陳毅帶隊從北京出發赴昆明，等待緬甸方面的專機；另一路人馬則按原計劃從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赴雅加達。

回到北京後，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召集羅青長和熊向輝，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此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面前聲名狼藉。最終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交了《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破壞案警察調查綜合報告》，詳細寫明了香港對於這一事件的調查經過和蔣特組織從醞釀策划到最終實施的全過程。但很遺憾的是，犯罪實施者周駒在抓他之前就潛逃到台灣了。不過據說，1993年，周駒在台灣悄無聲息地死去。

（二）偵破中國國民黨特工陰謀刺殺劉少奇主席的「湘江案」。1963年四五月間，為了增進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國家主席劉少奇先後訪問了印尼、緬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等四國。在訪問柬埔寨期間，我們同國民黨特務展開了一場謀殺與反謀殺的生死較量。

為了確保劉少奇出訪安全，1963年3月，中央成立了安全領導小組，並且設置了前線和後方兩個保障小組。羅青長在前方主要擔任這個安全領導小組的組長，對外是代表團的秘書長，對內是代表團的黨支部書記。在破案的過程中，發現國民黨特務採取人力傳遞情報。我黨說服其中的一個老華僑肖成為我所用，把國民黨從西貢工作站傳遞給金邊情報組織的信件先拿給中國使館，通過破解密信，確定了國民黨設置爆炸點的具體位置。4月28日午夜，柬方軍隊、警察和保安人員封鎖了從波成東國際機場到市區金邊的一段15公里長的長堤公路。軍警包圍了特務租賃的一座高腳樓房和對面的油庫。在高腳樓下面的儲藏室里，軍警推開靠牆的柜子，發現了一個大洞，一直通到公路中央。為防止汽車軋塌，敵特在這條坑道里用樹樁搭架。坑道裡面已放好兩箱TNT炸藥，還有一大卷電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在洋樓的一個房間里，起獲了6顆烈性炸藥手榴彈。據執行爆破任務的特務供稱，他們的任務是在劉少奇和西哈努克親王的汽車經過時，按動電鈕進行爆破暗殺。台灣特務機關的命令強調：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執行第二方案，劉少奇遊覽市區時，投擲手榴彈。28日夜，柬方有關部門逮捕了張霈芝和農稔祥等46人。保安人員從張霈芝家搜出4封他與台灣特務機關來往的密寫信，3封他與西貢特務站的密寫信。警察從農稔祥家中搜出一瓶農藥，這瓶農藥原是計劃在國宴中毒殺劉少奇之用的；在花盆底下搜出兩顆MK2炸彈及一套定時炸彈計爆器。接著他們又粉碎了台灣特務南越第三指揮站企圖利用南越代表處外交郵袋運進30磅C4炸藥的陰謀。至此湘江案徹底告破。這時，距劉少奇主席訪柬只有48小時。

（三）澄清「潘漢年案」始末。1955年，「潘漢年案」事件發生後，按照周總理的要求，由李克農牽頭，羅青長擔任組長，與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組成調查小組，負責調查潘漢年在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與中央來往的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調查小組花了3個月時間，認真調查了潘漢年當時與中央的有關文電，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審查材料。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一是中央一再有關於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是潘漢年進行的情報工作都有正式報告；三是潘漢年提供了很多決策性情報，得到中央好評；四是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五是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仍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然而，當時「左」的風氣越來越盛，這份實事求是的報告未得到重視。1960年3月，潘漢年被移送到了剛剛落成的秦城監獄。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開庭並作出終審判決：「判處被告人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同志建議重新複查「潘漢年案」，由羅青長負責調查的那份報告才成了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重要依據。

1995年3月，在 「潘漢年案」發生後的40年，羅青長發表了 《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客觀回顧了潘案始末，還歷史以真實。他在文中不止一次地寫道：「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歷史悲劇」；「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

四、心系總理囑託

1971年五六月間，周總理召集羅青長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會，會間羅青長接到一個保密電話，是鄧穎超打來的，「小羅，你不知道，恩來現在尿里有血，你們工作不能搞得太晚，這件事不要告訴別人。」羅青長這才知道總理患病。1975年9月，周總理病情惡化，仍不顧病痛的折磨堅持批閱文件。當他看到《參考消息》轉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的一篇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時，當即批示：「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崑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12月20日早上7點半，總理的衛士張樹迎來電話，說總理希望見見羅青長。羅青長立即趕往醫院。總理強忍著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聲音對他說：「青長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這個樣子，今天還能見到你。」隨後，就談起了他最關心的台灣的情況，囑咐羅青長「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談著談著，他的聲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漸合上了，羅青長急忙勸他休息一會兒，可是他卻頑強地掙紮起來，喝了幾口水，又繼續談下去，直到疲倦地閉上了雙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又強打精神對羅青長說：「我休息十分鐘，你等一等，我們再繼續談。」羅青長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一點多鐘，周總理才蘇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羅青長只好依依不捨向總理告別，想不到竟成永別。

羅青長沒有忘記，總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挂念著未竟之業，挂念著台灣的老朋友。他明白，「老朋友」中肯定包括張學良將軍。1960年，總理曾托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及夫人朱洛筠轉送一封親筆信給張學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羅青長不知道這封信是否轉達到張學良手中，又於1992年和1996年兩次手書，託人轉交張將軍。第二次轉交，張將軍終於看到了。捎信人閻明光帶回了張將軍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

2014年4月15日羅青長在京逝世，享年96歲。作為我黨隱蔽戰線的高級領導，羅青長的傳奇經歷可從以上事例窺到冰山一角，更多更詳細的故事等待日後解密我們才能獲悉了。他的逝世可以說是帶走了一個時代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