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關於法書墨跡和碑帖

關於法書墨跡和碑帖

---啟功

啟功簡介（1912~2005年）　　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詩人，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中途輟學後，發憤自學。稍長，從賈羲民、吳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姜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鑽研，終至學業有成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獲聞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於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門巨匠、詩人、書法家破山禪師。

正文

(一)

談起這方面的事，首先碰到書法問題。

中國的漢字，雖然有表形、表聲、表意種種不同的構成部分，但總的成為——可以姑且叫作——「方塊字，辨認起來，仍是以這整塊形狀為主。因此這種形狀的語言符號的書寫，便隨著中國(包括漢族和用漢字的各族人民)的文化發展面日趨美化。所以凡用這種字體的民族，都在使用過程中把寫法美化放在一個重要位置。

這個道理並不奇怪．即是使用拼音符號的字種，也沒見有以特別寫得不好看為前提的．同時生活習慣不同的民族之間，他們文化傳統不同，不能相比，也不必硬比。比方西洋人不用筷子吃飯，面筷子並沒失去它在用它的民族中的作用和地位。又如不是手寫的字，像木刻板本或鉛字印模，尚且有整齊、清晰、美觀這些最起碼的要求。就像純粹用聲音的口頭語言，也還要求字音語調的和諧。我們人類投有一天離得開文字，它是人類文化的標識，是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服裝、建築、器具等一樣，有它輝煌的歷史，並且人類對它有美化的迫田要求。

當然，只為了追求字體的美觀，以致妨礙書寫的速度及文字廈時表達思想的效用，是「因噎廢食」，是應該反對的。同時所謂書法美的標準，雖在我們今天的觀點下，也可能有某些好惡的不齊，但是那些不調和的筆劃和使人認不清的字形，總歸不會受人歡迎。難道專寫過分難辨的字，使讀稿或排字的人花費過多的猜度時間，可以算得藝術的高手嗎?

有人說漢字正在改革簡化，逐漸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人們都慣用鋼筆，還談什麼書法！其實這是不相悖觸的。研究成為文化遺產和歷史資料的古人書寫遺迹，和文字改革固不相妨，而且將來每字即便簡化到一點一划，以及只用機器記錄，恐怕在點劃之間未嘗段有美醜的區別，何況簡體或拼音符號還不見得都是一個點兒或一個零落的筆道兒呢?

以前確也有些人把書法說得過分神秘，什麼晉法、唐法，什麼神品、逸品，以及許多奇怪的比喻(當然如果作為一種專門技術的分析或評判的術語，那另是一回事，只是阻此要求或教導一切使用漢字的人，是不必要的)；在學習方法上，提倡機械的臨摹或唯心的標準；在搜集範本、辨別時代上的煩瑣考證；這等等現象使人迷惑，甚至引人厭惡。從前有人稱碑帖拓本為「黑老虎」，這個語詞的涵義，是不難尋味的。但我們不能因此遷怒而無視法書墨跡和碑帖本身的真正價值。相反的，對於如何批判的接受這宗遺產，在書寫上怎樣美化我們祖國的漢字，在研究上怎樣充分利用這些遺物，並給它們以恰當的評價，則是非常重要的。

（二）

對於書法這宗遺產的精華，在今天如何汲取的問題，不是簡單篇幅所能詳論，現在試就墨跡和碑帖談一下它們在藝術方面、文獻方面的價值和功用。

法書墨跡和碑帖的區別何在?法書這個稱呼，是前代對於有名的好字跡而言。墨跡是統指直接書寫(包括雙鉤、臨、摹等)的筆跡，有些寫的並不完全好而由於其他條件被保存的。以上算一婁。碑帖是指石刻和它們的拓本。這兩種，在我們的文化史上都具有悠久傳統和豐富的數量。先從墨跡方面來看：

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寫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來，並不奇怪，可驚的是那些字的筆劃圓潤而有彈性，墨痕因之也有輕重，分明必須是一種精製的毛筆才能寫出的。筆劃的力量的控制，結構疏密的安排，都顯示出寫者具有深湛的鍛煉和豐富的經驗。可見當時書法已經絕不僅僅是記事的簡單號碼，面是有美化要求的。戰國的帛書、竹簡的字跡，更見到書寫技術的發展。至於漢代墨跡，近年出土更多，我們從竹簡、陶器以及紙張上看到各種不同用途、不同風格的字跡：精美工整的「名片」(「春君」等筒)；倉皇中的草寫軍書；陶制明器上公文律令式的題字；簡冊上抄寫的古書籍(《論語》、《急就章》等)等等。筆勢和字體都表現不同的精神，使我們很親切的看到漢代人一部分生括風貌。

漢以後的墨跡，從埋藏中發現的更多。先就地上流傳的法書真跡來看：從晉、唐到明、清，各代各家的作品，真是五光十色。書法的美妙，自然是它們的共同條件之一，面通過各件作品，不但可以看到寫者以及他所寫給的對方的形象，還可以提供我們了解古代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資料。至於因不同的用途而書寫成不同的字體，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書風，更可以作考古和文物鑒別上許多有力的證據。

舉故宮博物院現存的藏品為例，象張伯駒先生捐獻的一批古法書里的陸機《平復帖》，以前人不太細認那些字，幾乎視同一件半摩滅的古董，現在看來，他開篇就說，「彥先贏瘵，恐難平復。」陸機的那位好友籃循的病況消息，彷彿今天剛剛報到我們耳邊，而在讀過「文賦」的人，更不難聯想到這位大文豪兼理論家在當時是怎樣起草他那些不朽作品的。王殉《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在當時不過是一封普通的信札，簡單的程度，彷彿現在所寫的一般「便條」，但是寫得那樣講究，一個個的字都象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物。這種書札寫法的傳統，直到近代還沒有完全失掉。鞍後的象五代楊凝式《夏熱帖*和宋代蘇軾、米芾，元代趙盂額等名家所寫的手札，不但件件精美，即在流傳的他們的作品中，都占絕大數量。這種手札歷代所以多被人保存，原因當然很多，其一便是書法的賞玩。

文學作家親筆寫的作品，我們讀著分外能多體會到他們的思想感情。從唐杜牧的「張好好詩」、束范仲淹的《道服贊》、林速、蘇軾、王詵等的自書詩詞里看到他們是如何嚴肅而愉快的書寫自己的作品。黃庭堅的《諸上座帖》，是一卷禪宗的語錄，雖然是狂草所書，但那不同於潦草亂塗，而是紙作氍毹，筆為舞女，在那裡跣著富有旋律，轉動照人的舞蹈。南宋陸遊自書詩，從自跋里看到他謙詞中隱約的得意心情，字跡的情調也是那麼輕鬆流麗，誦讀這卷真跡時，便覺得象是作者親手從旁指點一樣。這叉不僅止書法精美一端了。再象張即之寸大楷字的寫經，趙盂頹寫的大字碑文或長篇小楷，動輒成千累萬的字，而首尾一致，精神貫注，也看見他們的寫字工夫，甚至可阻恭維一下他們的勞動態度。……

至於雙鉤臨摹，雖不是原來的真跡，但鉤摹忠實的仍有很高的價值。象王羲之的《蘭亭敘》，原本早已不存，而故宮博物院所藏有「神龍」半印的那捲，便是唐人摹本中最好的一個。無論「行氣」、「筆勢。的自然生魂，就蓮墨色都填出濃淡的分別。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原稿添了「崇山」二字，塗了「良可」二字，還改了「外、於今、哀、也、作」、六字為「因、向之、痛、夫、文」，現在從這個摹本上又見到「每覽昔人興感之由」的「每」字原來是個「一」字，就是「每」宇中間的一天橫劃，這筆用的重墨，而用淡墨加上其他各筆。在文章的語言上，「一覽」確是不如「每覽」所包括的時間廣闊、口氣靈話而感情深厚。所阻說，明明是複製品，也有它們的價值。同時著名作家的手稿，雖然塗改得狼藉滿紙，卻能透露他們構思的過程。甚至有人說，越是草稿，書寫越不矜持，字跡越富有自然的美。所以縱然塗抹縱橫的字紙，也不宜隨便輕視，而要有所區別。

怎麼說書法上能看出書者的個性呢?即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杜牧，筆跡也是那麼流動}而能使「西賊聞之驚破膽」的范仲淹，筆跡便是那麼端重}佯狂自晦的楊瘋子(凝式)，從筆跡上也看到他「抑塞磊落」的心情；玩世不恭的米顛(芾)，最擅長用毛筆的機能，自稱為「刷字」，筆法變化多端，而且寫著寫著，高起興來便畫個插圖，如「珊瑚帖」的筆架。這把戲他還不止搞過一次，相傳他給蔡京寫信告幫求助，說自己一家行旅艱難．只有一隻小船，隨著便畫一隻小船，還加說明是「如許大」，使得蔡京啼笑皆非。至於林逋字清疏瘦勁；蘇軾字的豐腴開朗，而結構上又深深表現出巧妙的機智。這等等例子，真是數不完的。尤其是人民所景仰的偉大人物，他們的片紙隻字，即使寫的並不精工，也都成了巍峨的紀念塔。象元代農民寶存文天祥字的故事，便是一個例證。

(三)

談到碑帖，碑、帖同是石刻，而有區別。分別並不在石頭的橫豎形式，而在它們的性質和用途。刻碑(包括墓誌等)的目的主要是為把文詞內容告訴觀者，比如名人的事迹、名勝的沿革，以及致令，禁約等等。這上邊書法的講求，是為起美化，裝飾甚至引人閱讀、保存作用的。帖則是把著名的書跡摹刻流傳的一種複製品。凡碑帖石刻里當然並不完全是夠好的字，從前「金石家」收藏多是講求資料，「鑒賞家」收藏多是講求字跡、拓工。我們現在則應該兼容並包，一齊重視。

先從書法看，古碑中象唐宋以來著名的刻本，多半是名手所寫，而唐以前的則署名的較少，但字法的精美多彩，卻是「各有千秋」。帖更是為書法而刻的，所以碑帖的價值，字跡的美好，先佔一個重要地位。

其次刻法、拓法的精工，也值得注意，看從授碑到唐碑原石的刀口．是那麼精確，看唐拓「溫泉銘」幾乎可以使人錯認為白粉所寫的真跡。古代一般的碑誌還是直接寫在石上，至於把紙上的字移刻到石上去就更難了，從油紙雙鉤起到拓出、裝裱止，要經過至少七遭手續，但我們拿唐代僧懷仁集王羲之字的《聖教序》、宋代的《大觀帖》、明代的《真賞齋帖》、《快雪堂帖》等等來和某些見到墨跡的宇來比較，都是非常忠實，有的甚至除了墨色激淡無法傳出外，其餘幾乎沒有兩樣。這是我們文化史、雕刻史、工藝史上成就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不應該忽視的。

碑帖的文獻性(或說資料性)是更大的，用《石經》校經，用碑誌證史、補史，以及檀文、補丈的，前代早已有人注意作過，但所作的還遠遠不夠。何況後來繼續發現的愈來愈多!例如。唐歐陽詢寫的《九成宮醴泉銘》的「高閣周建，長廊四起」的「四」宇，所傳的古拓本都殘損了下半，上邊還有一個泐痕，根象「穴字頭」，(翻造偽本，雖有全字，而不被人相信。)於是有人懷疑也許是「突起」吧?我也覺得有些道理。晟近張明善先生捐獻國家一冊最早拓本，那「四」字完整無缺，回想起來，所猜十分可笑，「長廊」焉能「突起」呢?這和唐摹蘭亭的「每」字正有同類的價值(而這本筆劃精神的豐滿更是說不盡的)，古拓本是如何的可貴！

其次象唐李邕寫的《嶽麓山寺碑》，到了清代，雖然有剝落，而存宇並不太少。清修《全唐文》把它收入，但字數競自漏了若干。所以一卒普通常見的碑，也有校訂的用處。叉如其他許多文學家象庾信、賀知章、樊宗師等所撰的墓誌鉻，也都有發現，有的和集本有異文，有的便是集外文，如果把無論名家或非名家的文章一同抄錄起來，那麼「全各代文」不知要多出多少！還有名家所寫的，也有新發現，在書法方而，即非名家所寫，也常多有可觀的。即是不夠好的，也何嘗不可作研究書法字體沿革的資料呢!

至於從碑誌中參究史事的記錄，更是非常重要，也多刊不勝列舉，姑且提一兩個。歐陽修作《五代史》不敢給他立傳的「韓瞳眼」(通)，到了元代修《宋史》才被表彰，列入《周三臣傳》，而他們夫婦的墓誌近年出土，遂完好無缺。這位並不知名的撰文人，真使歐陽公向他負愧。又如「旗亭畫壁」的詩人王之渙，到今天詩止剩了六首，事迹也茫無可考，已經不幸了。而旗亭這一次吐氣的事，又遂被明胡應麟加以否定，現在從他的墓誌里得到有關詩人當日詩名和遭遇的豐富材料。

至於帖類里，更是收羅了無數名家、多種風格的字跡。從書法方面看，自是豐富多彩。尤其許多書跡的原本已經不存，只靠帖來留下個影子。再從它的文獻性(或說資料性)方面，也是足以驚人的。宋代的《鐘鼎款識*帖，刻了許多古金文，《甲秀堂帖》縮摹了「石鼓文」，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資料。叉如宋《淳熙秘閣續帖》所刻的李白自寫的詩，龍蛇飛舞，使我們更得印證了詩人的性格。白居易給劉禹錫的長信，也是集外的重要文章。《鳳墅帖》里刻有岳飛的信札，是可信的真筆。其他名人的集外詩文，或不同性質的

社會史、藝術史的資料更是豐富，只看我們從什麼角度去利用罷了。我常想：假如把歷代的墨跡和石刻的書札合攏起來，還不用看書法，即僅僅抄文，加以研究，已經不知有多少珍奇寶貴的礦藏了。

從墨跡上可以看到書寫的時代特徵，碑帖上的字跡自然也不例外，同時刻法上也有各時代的風氣。兩方面結台起來看，條件更加克足，這在對文物的時代鑒定上是極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比如試拿敦煌寫本看，各朝代都有其特點，即僅以唐代一朝，初、盛、中、晚也不難分別。現在常聽到從畫風上研究敦煌畫的各個時代，這自然重要，其實如果把畫上題字的書法特點來結合印證，結論的精確性自必更會增強的。再縮小到每個人的筆跡，如果認清他的個性，不管什麼字、什麼體，也能辨別。要不，為什麼簽字在法律上會能夠生效呢?

(四)

總起來說，書法的技藝、法書墨跡、碑帖的原石和拓本這一大宗遺產，是非常豐富而重要，研究整理的工作在我們的文化事業中關係也是很大。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以為這方面大家應作、可作而且待作的，至少有三點；

(一)書法的考查，分析它的發展源流，影印重要墨跡、碑帖，以供參考。

(二)文字變遷的研究。整理記錄各代、各體以至各個字的發展變遷。編成專書。

(三)文獻資料的整理。將所有的法書墨跡(包括出土的古文件)、碑帖(包括甲骨、金文)逐步的從編目、錄文，達到攝影、出版。

當然這絕非一朝一夕和一人所能作到的事，但是問題不在能不能，而在作不作。現在對於書法有研究的人，是減多增少，而碑帖拓本逃出「花炮作坊」漸向不同的各地圖書文物的庫房集中，這是非常可喜的。但跟著發生的便是利用上如何方便的問題，當然今天在人民的庫房中根本上絕不會「歲久化為塵」，只是能使得向科學進軍的小卒們不致於望著有用的資料發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感覺，那就更好了!

(《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