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明代治吏有何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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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滅亡之後，在讀書人普遍沉浸於亡國之痛、故國之思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冷靜下來，認真反思和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他們親眼目睹了明代的滅亡，熟悉明代制度和史實，對晚明吏治的敗壞有著切膚之痛，作為明朝最後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反思值得後人深思。

　　顧炎武分析明末吏治腐敗原因的時候指出，「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明代官俸的確微薄，一個正七品知縣一年的工資是90石糧食，由於糧食常常短缺，還不能完全發糧食，只能發12石糧食、27兩銀子和360貫鈔，晚明紙幣貶值，360貫鈔票連1石大米都買不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趕上運氣不好，銀子也被摺合成胡椒之類的東西，需要官員自己拿到市場上賣掉。

　　這就造成了明代清廉自守的官員生活非常困難。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明初一個名叫曾秉正的正三品的通政使，卸任的時候，連回家的路費都掏不起，把自己的四歲女兒賣掉才湊齊路費。而最可怕的是，這個標準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二百多年過去了，不管物價怎麼漲，工資還是紋絲不動。正統六年，監察御史曹泰上了一個奏摺，分析了官員合法收支情況，指出工資根本不夠官員養家糊口，希望「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洋洋洒洒幾千字，中心思想就三個字：漲工資，結果，朝廷也批了三個字：「遵祖制」。一方面，朝廷發的合法工資很低，另一方面，朝廷對官員「擦邊球」的隱形收入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這就導致了「常例錢」等官場陋規盛行，惡化了官場生態。

　　王夫之反思明代州縣吏治的時候，說「胥吏威行於郡邑」。明代官員的工資低，但好歹還有工資，州縣的胥吏，很多連工資都沒有，只能領到一點點生活費，而且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胥吏的子弟連科舉都不能參加。但是，很多人擠破頭都想到衙門裡謀個差事，當然不是為朝廷當差、為百姓服務的政治覺悟有多高，而是因為有利可圖。「儒官初任，政未諳練，拱手仰成，以吏為師。吏滿三年，金箱玉囊，動盈千數。」州縣長官大多數是科舉出身，人生的大多數時光都耗費在四書五經和吟詩作文上了，對衙門事務並不熟悉，甚至不屑關注，於是衙門裡的大小事務都由胥吏經手和把持。他們利用各種文書、訴訟、征糧的機會，大量收受賄賂，再用一部分贓款賄賂上司，這就加劇了州縣吏治的敗壞。

　　總的來說，明代吏治思想與制度，在古代算是比較完善的，學者錢穆對此評價道：「故明之吏治，且駕唐、宋而上之，幾有兩漢之風。」反思歷史，明代吏治制度之嚴密，腐敗速度之迅速，都是超乎想像的，其經驗教訓、成敗得失，也都值得認真研究和反思。

　　清承明制，吏治制度無大改觀，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直到清末，對吏治制度的探討才有了新的視角，比如梁啟超指出：「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於人民。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對「民權」的強調，是對數百年前朱元璋強化「君權」的歷史呼應，這一呼應，跨越了明清兩代，穿越了數百年的歷史煙雲。而「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既是永恆的吏治課題，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艱巨的歷史使命。

　　（來源：學習時報作者：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