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錢穆：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鳳凰資訊 > 歷史 > 滄海拾貝 > 史家 > 正文國學大師錢穆：如何研究中國通史？2009年05月14日 11:00鳳凰網歷史綜合【大 中 小】【列印】 已有評論17條

編者按：在許多人看來，歷史學並非什麼神秘繁雜的學問，門檻之低，令許多學識尚不及自己的「專家」、「學者」側身其間，很多簡單的人情道理，偏要寫得矯情無比，久而久之，便覺得歷史根本算不得學問，自己只要稍動動腦子，那些人，那些事，便一目了然，並不需那許多人聒噪。 誠然，歷史學的特性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樣，一是一，二是二，但它也有學科本身的規律乃至尊嚴。我們可以批評一部分人毫無根據的胡說，也可以斥責一些人缺乏邏輯的胡亂推理，但若將歷史學本身等而下之地理解為「戲說」，那隻能說，我們並不比那些害群之馬明白到哪裡去了。 事實上，歷史學本身的博大精深，並非只在於汗牛充棟的史料，同樣得益於歷代史家竭盡心智的思辨。有基於此，鳳凰網歷史頻道將陸續推出一些史學大家的經典著作選摘，為大眾提供一些戲說、猜想之外的正經歷史研究。讓人們知道，象牙塔中居住的研究者們，並非像我們平日耳熟能詳的「走穴者」一般不堪。

錢穆先生字賓四，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民國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陽曆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資聰穎，刻學苦讀，十八歲出任鄉村小學教師。三十六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以辯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誤言，震驚北京學術界。同年任燕京大學講師，講授國文。民國二十六年轉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為先生講授史學之始。民國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創辦新亞書院。四十四年應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之邀，在該校講學半年，並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五十六年秋，先生與夫人返國定居於台北外雙溪之素書樓。五十七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五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民國七十九年，錢先生遷出素書樓，是年八月卒於台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歲。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靈骨，歸葬太湖之濱。

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彙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於台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絕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並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於後。

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於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幹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里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並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二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後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後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後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並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國學大師錢穆：如何研究中國通史？2009年05月14日 11:00鳳凰網歷史綜合【大 中 小】【列印】 已有評論17條

三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並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後，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並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後？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裡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四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裡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裡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嚮往於團結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於分裂與鬥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後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如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澱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麼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裡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麼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於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麼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六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只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才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只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鑽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箇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七

最後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著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於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才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後，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才可由後人來彙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著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著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才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著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志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讚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只做一個旁觀者，只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才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志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穫了。（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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