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信到放棄：關於武力攻打台灣的真相(下）

國防部的意見是通過有限的軍事援助使蔣介石政權再拖一個時期，看情況發展而定。1949年12月2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一份備忘錄(NSC37／9號文件)指出，為國民黨在台灣的**政府制定一項適當的「指導得當、監督嚴密」的軍事援助計劃，是符合美國安全利益的。基於這一點，參聯會建議立即派員調查保住台灣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的性質和程度。同一天，國務院也發出一份關於台灣的政策宣傳指示。這份秘密文件認為，應該利用一切宣傳材料來避免如下的錯誤看法，即保持台灣便能拯救中國政府；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想在台灣保有任何軍事基地；該島的喪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的或其他**的國家的利益；美國無論如何

都有責任或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台灣。此後，在致艾奇遜的一份備忘錄中，副國務卿巴特沃斯提出，針對國民黨政權要求增加援助且希望美國直接捲入中國內戰的做法，國務院需要十分慎重。因為一旦蔣介石失敗、台灣被共產黨佔領，那麼對美國而言，後果將非常嚴重，例如美國在亞洲的聲譽會受到損害，將喪失對遠東的主動權等等。這裡，巴特沃斯的意見很明確，即不主張再同國民黨政權糾纏在一起了。顯然，國務院在為最終放棄台灣做輿論和政策上的準備。

12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直接對話，闡述12月23日各自製定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場。辯論中，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從軍事角度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比過去穩固。因此只需要相對低廉的費用，台灣便可以支撐得比美國預想的要久。這樣。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加強其自身政權的努力施加影響，因為只要共產黨仍須與台灣抗爭或奪取台灣，他們就不會向東南亞實行擴張。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張，按其需要增加給台灣的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駐台。艾奇遜強烈反對這些意見。國務院認為：(1)必須承認，「共產黨人事實上已控制了中國，中國被共產黨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於武力，而是在於國民黨自身的崩潰和共產黨利用了中國長期孕育的土地革命」。(2)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到東南亞國家的方法是幫助該地區的國家建立內部安全局面，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即使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增加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無非是使台灣推遲一年陷落，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的威信在公開失敗中再次降低，同時還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並使蘇聯有借口在聯合國控告美國與腐敗的國民黨沆瀣一氣。而台灣對於美國的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因此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4)中國不受蘇聯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以自己代替蘇聯作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蘇聯當作唯一的偉大盟友。但是，「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些，要從6年到12年而不要從6個月到12個月來看問題」。蘇聯想把中國北方的幾個省分離出去的前景本身就包含了「中蘇之間必然爆發衝突的種子」。

爭論的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關於亞洲的立場」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它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毋庸置疑，這份文件確立的政策就是不準備再干涉中國內戰、不動用軍隊阻撓中共解放台灣。 在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布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著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與此同時，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杜魯門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就在1月5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他帶著這份由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去徵求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這個聲明，約翰遜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儘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萊德雷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現在」的字樣。這分明表示，美國宣布的這個政策是有條件的。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已事先埋下伏筆。

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非常清楚，美國領導人紛紛公開發表聲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蘇之間插入楔子，防止兩國締結聯盟。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頻頻向毛澤東表示友

好，不僅指示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退出安理會，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關於中蘇條約有關協定的草案。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並公開發表。中蘇既已成為同盟，艾奇遜主張的政治基礎即告消失。儘管國務院依舊按照原來的方針部署在台灣的工作，然而，一項新的政策已經開始醞釀並逐漸成熟起來。

1950年4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佔領海南島，5月佔領舟山群島，國民黨當局惶惶不可終日，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了。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5月17日斯特朗代辦從台北報告說：「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註定，共產黨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並告訴國務院，他將「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5月26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儘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為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面「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

軍方對台灣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1月12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制定的一旦發生戰爭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接著，中美關係隨著中共徵用在華外國軍營及處理美國經濟合作署在華物資進一步惡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蘇同盟條約簽訂，美國的冷戰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1950年4月14日形成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不僅在手段上標誌著遏制政策開始走向軍事化，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歐亞大陸。文件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加上南亞、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為蘇聯進一步人侵這個麻煩地區提供了跳板」和「擴張的很好機會」，「遠東局勢進一步惡化的凶兆已經出現」。無論如何，「蘇聯控制歐亞大陸的潛力，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為美國所接受」，美國必須制止蘇聯的擴張，擔負起保衛自由世界的任務。

應當指出，以往的研究也都注意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對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只是並未深入探討美國對華政策與NSC68號文件之間的關係。畢竟，從1949年末至1950年初，在對台政策飄忽不定之時，杜魯門政府正在草擬NSC68號文件。該文件決定了此後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政策基調，指明了遏制對方的冷戰大方向，是杜魯門之後歷屆政府推行的總戰略。對華政策毫無疑問要服從該文件確立的冷戰大戰略。儘管一些學者否認意識形態在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中的核心作用⑤，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NSC68號文件明確提出，美國在世界各地均遭受蘇聯勢力的威脅，而且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威脅。這一點顯然是針對中蘇同盟條約的，其結果是認為共產主義的勢力已經在歐亞大陸聯成一片，於是，中共自然就被歸於美國的對立面。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言，「1950年4月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把美國的冷戰戰略全球化，將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不加區別地說成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官員基本排除了中國出現?鐵托主義傾向?的可能性。對新中國的敵視進一步加深」。帶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觀看問題，杜魯門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邁向遏制中國新政權的不歸之路，最終干涉中國內戰，阻撓中共解放台灣，以防止台灣成為蘇聯遠東戰略的重要一環。

這種在對國際局勢進行重新分析基礎上確定的美國總體安全戰略，自然影響到關於對台灣政策的考慮，特別是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更使艾奇遜的對台政策感受到壓力和攻擊。4月25日，即中國關閉了最後一個美國在華外交代表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那一天，杜魯門總統簽署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作為全面遏

制戰略的組成部分，中央情報局展開了「積極的行動」，其主要對象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4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應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為，「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在國防部里，從4月至6月，不斷有人提出各種意見書，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主張推翻杜魯門1月5日聲明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保住台灣。理由是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已經安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有建議書提出：美國的短期目標是盡量維持台灣的抵抗力量，最好超過18個月，以爭取時間加強菲律賓和印尼的防務；長期目標是「永遠」不讓共產黨得到台灣，為此要採取有深遠意義的步驟，把一個「非共產黨統治的台灣」與它的「非共產黨鄰國」聯合起來，最後形成一個「非蘇維埃的中國」。建議立即採取的步驟有：向台灣增派高、中級軍官，立即用「援華法案」的餘款為台灣購置艦隻和軍火，美國海軍作戰艦艇公開訪問台灣，國務院應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政策轉變的原因，並增加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實現長期目標的措施包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組織軍事調查團調查台灣的防務需要，設法讓蔣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後繼者並給以充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日本、菲律賓或者加上越南與這個「台灣民主政府」締結安全條約，訓練**游擊隊並派人中國大陸等等。5月20日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告訴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台灣被中國共產黨控制，就等於落入蘇聯之手，那麼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周邊的防線將面臨崩潰。他把台灣比作「處於蘇聯戰略理想位置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布萊德雷認為這個看法很重要，要求「呈送總統親覽」。

國防部長約翰遜顯然是支持這些意見的。5月25日約翰遜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這是一個有關美國轉變對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據布萊德雷回憶，其內容是：國家安全委員會1949年12月29日決定採取不援助中國國民黨防守台灣的進一步行動。從那時以來，情況的變化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國防部感到有責任請求杜魯門總統再次提出這一問題，供進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來，海南島和上海附近的沿海島嶼已落入共產黨手中；共產黨中國同俄國簽訂了一項軍事條約；在過去的數天中，朝鮮形勢變得十分嚴重。雖然台灣並非美軍的重要基地，但一旦被敵對國家佔領，將會嚴重影響美國在日本、沖繩和菲律賓的地位。台灣島上有許多現成的機場，從那裡起飛的敵機完全可以接近美國的基地和交通線。國防部12月曾建議命令麥克阿瑟向台灣派出一個調查組，以掌握關於如何防止台灣落人敵對國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約翰遜並再次建議杜魯門總統採取這一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將軍對此也表示贊同。6月9日，約翰遜甚至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考慮出動美國軍隊阻止對台灣的進攻這樣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與此同時，剛剛出任國務院顧問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變對台政策的問題。作為共和黨外交政策主要發言人的杜勒斯進入國務院，肯定給艾奇遜帶來了不少麻煩。5月18日，杜勒斯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認為，由於共產黨控制了中國，而中國又與蘇聯結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並且朝著有利於蘇聯而不利於美國的方向傾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的行為仍表現出允許那些未確定地區，即美洲和北大西洋公約國以外的地區，落入蘇聯之手的傾向，那麼，在類似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樣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美國就將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災難，甚至中東石油地區也將處於危機之中。為了防止這種災難發生，美國應該迅速採取一種能夠顯示信心和決心的全新與強硬的立場。杜勒斯認為，在台灣採取這一立場是最有利的，他說：「如果美國宣布要使台灣保持中立，既不容許它被共產黨佔領，也不容許它被用作對抗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使這一決策堅持下去，除非蘇聯發動公開的戰爭。」

事實上，在杜勒斯提出轉變對台政策的建議之前，在國務院極力主張支持台灣免遭共產党進攻的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他在1950年4－6月之間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促使美國加快轉變對台政策的步伐，並且與軍方的舉措互為呼應。早在4月中旬，臘斯克便通過援引中央情報局的對華情報評估報告，企圖影響國務卿的對台政策。在致艾奇遜的一份備忘錄中，他提醒國務卿注意中情局4月10日的最新情報評估備忘錄：雖然中共在1950年底之前具備佔領台灣的能力，且很可能會這麼做，但是最新的情報表明，國民黨的狀況已經得到某些改善，因而不能完全肯定預料的事情一定就會發生。關於這一點，臘斯克特意強調中情局情報評估的結論：儘管台灣完全有可能在1950年底之前被中共軍隊所攻佔，但是也不能排除國民黨政權將會在該島存在更長一段時間的可能性。緊接著在4月26日，臘斯克再向艾奇遜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國務卿關注美國外交人員從香港和台北發回的建議：美國應當採取措施援助國民黨政府，保住其剩餘的軍隊，以便分散中共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從而贏得時間增強在東南亞的防禦，因為可以預見在中共攻佔台灣之後，將會對東南亞施加全部的壓力，美國若想保住越南一泰國一緬甸一線將會付出重大代價，而且實現該目標也將變得更加困難。此外，他還於5月25日前往五角大樓，在國防部軍事援助局局長辦公室與助理國防部長詹姆斯·伯恩斯以及該局局長萊曼·萊姆尼策共同舉行了一次國務院一國防部聯席會議，專門討論台灣問題。經會商，他們一致認為，美國應當在現存政策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提供軍事援助，其中國務院應當授權並使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獲得在美國購買軍事設備的出口許可證，國防部要盡其所能，保證提供給國民黨政府的裝備是防守台灣所必需的物資，同時這兩部門還確認，美國現有政策允許強化秘密行動，以支持台灣抵抗中共的進攻，並且國務院要請求總統發放用於此項行動所需的資金。這之後不到一個星期，5月30日，臘斯克又和國務院的一些高級官員開會討論如何制定對台灣的新政策。與會者全都同意，臘斯克應當與國務卿會談，協商擬定一個計劃，要求蔣介石接受聯合國對台灣的託管，而且在實現台灣託管之前，由美國海軍保護台灣不遭受中共軍隊的進攻。翌日，臘斯克便提交了一份關於東亞新政策的詳細報告，融入了前一段時間頻頻開會所獲得的相關意見。臘斯克認為，中蘇條約的簽訂證明美國1月份宣布的台灣政策已經失敗，現在必須採取新政策，即美國用武力保護台灣，使台灣中立化。關於台灣，臘斯克制定的綱領是，首先讓蔣介石「退休」，然後對台灣實行託管，繼而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臘斯克甚至擬寫了一篇演講稿以備總統發表，其內容與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6月27日的聲明十分接近。顯然，臘斯克的所有行動都指向一個目的：干涉中國內戰，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台灣。為了確保實現該目的，臘斯克甚至於6月初向艾奇遜提議，在聯合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台灣問題，並向安理會提交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在此期間，安理會將向國共兩黨呼籲在台灣和大陸之間停止戰事。美國只是在當前政策許可的範圍內支援國民黨政權。如果蘇聯否決創建該委員會，或者，如果共產黨軍隊試圖挫敗聯合國的倡議或進攻相鄰的國家，那麼，美國將考慮採取軍事措施。

毋庸置疑，到6月上旬，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已漸成趨勢，以至6月12日杜勒斯就告訴蔣介石在華盛頓的代表顧維鈞：國務院對台灣的態度近來有所好轉，他認為存在著重新考慮對台灣提供軍援的可能性。

這樣，艾奇遜的主張不僅在外部受到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而且在國務院內部也由於杜勒斯和臘斯克聯手而受到排斥。與此同時，艾奇遜還受到國會共和黨議員的指責，特別是麥卡錫主義興起後，國務院的對華政策被認為是「失去中國」

的主要原因。就在這時，以**著稱的麥克阿瑟又向艾奇遜的台灣政策開了一槍。6月14日麥克阿瑟在一份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備忘錄中說，台灣是美國從阿留申群島至菲律賓的遠東防線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如果發生戰爭，美國能否守住防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權手中。麥克阿瑟再次將台灣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艦，認為台灣的歸屬問題應重新考慮，台灣的最終命運取決於美國，美國應採取斷然措施，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麥克阿瑟把這份被稱作「保台意見書」的備忘錄交給了來東京訪問的約翰遜和布萊德雷，並與他們進行了討論。布萊德雷認為，「在援台問題上，這一文件比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論據更為有力」。於是，約翰遜和布萊德雷一致決定，這份文件應呈交總統，並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名義提出建議，美國應改變不插手台灣的政策，向國民黨提供援助。6月24日，即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天，約翰遜和布萊德雷帶著這份「保台意見書」離開東京回國。 更有甚者，在白宮討論之前，美國對台灣的新政策已見諸報端，傳言「對台政策正在轉變」。6月25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則消息透露：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如果美國對台灣問題採取堅決立場，「將有90％的把握阻止共產黨對該島的侵略，因為中國人自己並沒有準備與美國的軍事力量發生衝突」。如果美國發表一個措辭強硬的公開聲明，指出台灣的歸屬必須等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才能確定，並向台灣派遣軍事代表團，提供軍事援助，「共產黨人可能甚至不敢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報道還說：有官員認為，只要出現一艘航空母艦，「就必然會使共產黨人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不敢發動對台灣的攻擊」。

綜上所述，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以後，特別是到6月，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已經完全轉向，甚至還提出了可供選擇的具體建議。一旦合適的機會和條件出現，新的方針和政策就會應運而生。這個機會和條件可能是毛澤東攻打台灣，可能是金日成進攻南朝鮮，也可能是中共軍隊越過邊界支援越共對法作戰。實際情況是，6月25日爆發了朝鮮戰爭。

三、策劃朝鮮戰爭與蘇聯對華援助的限度

自朝鮮半島1948年分裂為兩個相互對立的國家以後，南北雙方都試圖通過武力實現民族的統一。不過，美國和蘇聯當時都無意在亞洲出現雙方直接衝突的局面，因此，對他們的代理人均採取了限制和壓抑的措施。然而，1950年1月底，莫斯科突然改變了主意。

面對毛澤東的堅決態度和美國試圖分裂中蘇的陰謀，斯大林被迫於1月28日接受了中方提出的關於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港協定草案。其結果，意味著斯大林所謀劃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核心的戰後蘇聯遠東戰略，不到兩年後就將不復存在。為了保證蘇聯在亞洲的戰略利益，以朝鮮半島南部的港口取代旅順港，1月30日，斯大林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同意金日成對朝鮮南方採取軍事行動，並召他來莫斯科密談。在4月10-25日准了發動戰爭的計劃。莫斯科的決定不僅改變了朝鮮半島的命運，也對中共進攻台灣的計劃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前，為了阻止北朝鮮挑起武裝衝突，蘇聯一直限制對金日成的武器供應。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蘇聯的武器裝備開始大規模地運往朝鮮半島。2月7日，金日成提出再組建3個步兵師，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10個師，並要求把蘇聯政府將於1951年提供的貸款用於1950年，為計劃組建的3個步兵師購買蘇聯裝備。對此，莫斯科立即答覆，完全滿足金日成的要求。同時，為了加強朝鮮人民軍的組織和指揮能力，莫斯科還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軍事總顧問，以替代自蘇聯從朝鮮撤軍後兼任這一職務的蘇聯大使什特科夫。此後，蘇聯便開始大規模向朝鮮提供武器裝備。3月9日，朝鮮照會蘇聯，「為了給人民軍補充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並加強人民軍，請蘇聯政府於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蘇聯政府的申請單向朝鮮提供112-113億盧布的軍事技術裝備」，朝鮮則相應地保證向蘇聯提供價值1133億盧布的黃金、白銀和鉬精礦。隨後，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裝備的詳細清單，其中包括45毫米反坦克炮144門、76毫米加農炮36門、76毫米高炮72門、СУ-76自行火炮68門、82毫米迫擊炮267門、120毫米迫擊炮54門、122毫米榴彈炮36門以及大量的彈藥和軍用器材。莫斯科答覆，同意朝鮮提前使用1951年的貸款購置武器裝備。斯大林還親自致電金日成，對於「朝鮮人民軍所需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您的這一請求」。5月，蘇聯又答應立即向朝鮮運送汽油15000噸。總之，俄國檔案文獻顯示，斯大林對北朝鮮的軍事援助是有求必應。與此同時，對於已經答應向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卻遲遲不能交貨。

3月2日，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的一封電報稱：關於海軍和空軍在蘇聯的裝備定貨，均分兩年交付，空軍新增加的兩隊轟炸機和一隊驅逐機的定貨則推遲至1951年1月交貨。3月22日周恩來致電蘇聯國防部長布爾加寧，感謝蘇聯政府準備按照軍事定貨單向中國提供空軍和海軍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內購入絕大部分的海軍和空軍器材，「因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達中國，才能使台灣戰役的準備來得及」。周還談到，中方決定將各航校預定於4月畢業的84名飛行員「立即編成航空部隊，並準備參加定海作戰」，故要求蘇方將此前定購的60架驅逐機和24架轟炸機及全部彈藥提前交付，於5月1日前運至滿州里。〔64〕這兩個文件表明，此時中共已決定將攻佔台灣推遲到1951年。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在考慮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途徑。3月11日毛致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指出：「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

到3月底，中共確定了「先打定海、再打金門的方針」。此後，周恩來更加抓緊催要蘇聯的裝備。在4月13日給布爾加寧的兩封電報中，周恩來再次強調所有軍事定貨務必保證按時交付，所請軍事顧問亦請同時派來。為了說明事情緊急，周恩來明確告訴蘇聯政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預定在1950年發動兩次戰役，即6月奪取舟山群島，8月奪取金門島。除上電所說84架飛機可推遲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飛機，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飛機。

周恩來還通報說，為了參加對台灣作戰，中國決定在1951年春夏組建魚雷快艇隊、掃雷艇隊、護航艦隊、水魚雷航空團和三個海岸炮團。周一再強調，「上面所列舉的這些東西，為進行登陸作戰所十分需要」；由於中國的海軍力量薄弱，推遲了解放沿海諸島的戰役：「台灣戰役要求我們需有強大和很好的海軍艦隊，方能有把握渡過海峽，保證數十萬軍隊的登陸和保障海上運輸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定貨「在我們所要求的時間內取得之」。4月14日周恩來電稱，空軍定貨還要增加。至此，中國要求蘇聯提供的空軍和海軍定貨1950年共8800萬美元，1951年4500萬美元，加上新增貨單，約為1億美元。這些武器裝備，將用於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島戰役、金門戰役和1951年夏季以後的台灣戰役。

5月6日，周恩來致電駐蘇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蘇方履約。為了儘快建立空軍，中國需要大量的軍事顧問。2月15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派205名軍事顧問，其中164名為航校教官，41名為空軍陸戰師顧問。2月21日毛澤東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軍司令部所需顧問和氣象專家。然而，這批已經蘇聯軍事部審查過的顧問卻遲遲不來中國。此外，2月11日毛澤東為航校訓練定購的一批彈藥，直到射擊訓練時間臨近，仍未見到貨。周恩來「等得著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發來，否則將耽誤教育計劃完成，影響作戰」。顯然是因為蘇方對不斷增加的定貨表示疑問，周恩來在電報中解釋說：在最近送去的新定貨單中，「第一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定海戰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金門戰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台灣戰役用的，因此並不重複。」

到5月中旬，預定的定海戰役即將開始，而海空軍的定貨還未到來。5月13日周恩來再次致電布爾加寧：為奪取舟山群島，陸軍的準備工作可於6月中全部完畢，而「空軍及海軍的準備工作，則完全依據於向蘇聯定購的空、海軍器材何時到達為轉移」。考慮到8月雨季和颱風將至，且武器裝備到貨後試驗和練習尚需時日，戰役的發動時間最遲不能晚於7月中旬，所以，周恩來要求所有定貨和聘請的顧問應「加速起運和派出，並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達上海地區」，「否則仍然不可能開始戰役行動」。所幸的是，5月13日，駐守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主動撤退，19日解放軍佔領了舟山群島。然而，定海不戰而勝的結局並未使中共領導人感到高興和寬心，因為此時他們隱約猜測到莫斯科一再推遲交付海軍和空軍定貨的原因。

中蘇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本來是一致的，所以斯大林在沒有同金日成商談及確定要採取軍事行動之前，並不想讓毛澤東事前得知這一情況。在通知金日成來莫斯科商議的電報發出後不久，2月2日，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發出了一個補充指示：「向金日成同志解釋，在目前情況下，他想和我討論的這個問題應該始終是機密的。不應該把它告訴其他任何北朝鮮領導人和中國同志。」不過，當他與金日成確定了將發動一場戰爭後，就無論如何不能瞞著毛澤東了，不僅要將情況向北京通報，而且還必須徵得毛澤東的同意。5月3日，斯大林先向毛透露了一點消息：「朝鮮同志來過我們這裡。同他們會談的結果，將於日內向您專門通報。」但斯大林並沒有再向毛通報，而是催促金日成去北京說明情況。5月13日，金日成秘密來到北京，聲稱斯大林已經同意了他解放朝鮮南方的軍事計劃。毛澤東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在他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並沒有提出不同看法。於是，談判中斷，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請莫斯科對此事予以確認。第二天，斯大林回電說，由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他已經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但如果中國不同意，這個問題可以重新討論，最後的決定必須由中國和朝鮮自己做出。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後，毛澤東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見。毛說，他本來想讓朝鮮人在中共佔領了台灣以後再進攻南方，以便給予朝鮮充分的援助。但既然金日成決定現在就進攻，而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願意提供幫助。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不要貪圖佔領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國人參戰，中國將會派自己的軍隊幫助朝鮮，而且現在就可以向中朝邊境調去軍隊。金日成認為，美國人在遠東並未做好戰爭準備，既然他們沒有干涉中國的內戰，也就不會在朝鮮採取行動。金日成對中國的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並一再保證朝鮮人民軍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朝鮮問題。

得知朝鮮即將發生戰事的情況後，毛澤東明顯加快了攻打台灣的準備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下達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確定部隊轉入渡海登陸作戰準備。海軍和空軍部隊也全力進行人員培訓、部隊組建和裝備購置工作。根據華東軍區頒發的訓練大綱：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軍兵種部隊分別訓練；1951年4月至5月，進行陸海空協同登陸進攻合練，然後三軍協同解放台灣。周恩來則繼續催促蘇聯儘快交付早已答應的供貨。5月23日周電告中國駐蘇使館，「我們預定新組成的一個驅逐團一個轟炸團，本月底集中南京開始整訓，另一個驅逐團集中徐州，請通知蘇方轟炸機經齊齊哈爾、哈爾濱、瀋陽、徐州飛到南京」。又說：「請催促蘇方迅速將航校使用的教育用品和參考材料送來，這些東西，去年8月間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曾當面答應亞樓，今年2月間布爾加寧又曾當面答應我，但至今仍未送來，而航空學校急於使用。」

此時，不僅莫斯科的援助遲遲不能到來，中共一直寄予期望的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策反或在台灣組織暴動的計劃也徹底失敗了。在台灣擔負策反和組織暴動任務的是1946年4月成立的隸屬於華東局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5月13日，國民政府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宣布，中共在台灣的秘密組織已全部癱瘓。這一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9月破獲了中共台灣省委主辦的《光明報》及基隆市工委案，11月在高雄破獲了中共台灣南部工委案，1950年1月開始偵破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至5月，省委書記蔡孝乾及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和武裝部長等人悉數被捕。蔡孝乾等人被捕後很快變節，宣告台灣省工委及全省黨組織解散，並登報號召黨員自首。至此，除省委機關被破壞外，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的工委亦均被摧毀，各地支部及小組被破壞者達80餘個。這一消息猶如雪上加霜，攻佔台灣只能依靠中共自身的軍事力量了。

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向中央彙報了攻台作戰的基本設想。考慮到台灣戰役的重要性，他建議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攻台作戰。毛澤東出於對粟裕的信任，明確指示：攻台戰役，仍由粟裕負責指揮。隨著國民黨軍隊從海南島和舟山群島撤退，台灣防守兵力增強，解放軍準備攻台的兵力也不斷有所加強。從最初的8個軍，增加到1949年底的12個軍，至1950年6月，已增至16個軍。6月23日，粟裕向毛澤東報告了攻台作戰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並提出：除酌量給海軍補充一些必要的艦船外，請統籌建造大量渡海運輸艦艇，並將華東、華南、華北（包括東北）現有船隻，分別編為3個運輸艦隊，平時擔任運輸任務，戰時用於渡海作戰；為補助海軍不足和發揮陸軍威力，應加強海軍航空隊，為空降兵配備足夠的運輸機；造500門無坐力炮，以補助海軍炮火之不足；請軍委將全軍戰車及戰防炮統一集中訓練，以對付敵人坦克的反擊；建議傘兵部隊擴編到25萬人。鑒於「攻台作戰關係太大」，粟裕再次請求軍委直接主持或請劉伯承、林彪其中一人主持攻台戰役。

在中共積極準備攻打台灣戰役的同時，金日成也在加緊進攻南方的戰役，而且在莫斯科的大力幫助下，其進展更快。就在粟裕拿出台灣戰役的作戰方案後兩天，朝鮮戰爭爆發了。戰爭就像一劑強心針，催動了白宮的全身細胞。布萊德雷於6月26日向杜魯門提出：「韓國、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和東南亞，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它們的地位「相互依賴」，美國「急需一個互相配合的全面的遠東政策」。於是，在決定直接干預朝鮮戰爭的同時，幾天前設想的援助台灣計劃也得到了實施。6月27日杜魯門一紙宣言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則藉機進駐台灣海峽。或許「中立台海」的表述說明，杜魯門個人此時還沒有下決心真正去保衛台灣。不過在中共領導人看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出現了根本轉變。美國的舉動徹底中斷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戰役，儘管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仍認為中共具有攻佔台灣的能力，並且可能提前採取行動。7月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並調粟裕出任司令員兼政委。主帥調離，無疑說明台灣戰役已退出領導人的議事日程。7月中旬粟裕向攻台作戰部隊傳達了中央指示，推遲進攻台灣。7月18日，毛澤東批准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關於將原駐南京的6個空軍團調往東北部署的報告。8月1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建制撤銷。8月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宣布：「推遲解放台灣」。此後，「解放台灣」就只是一句鼓動人心的宣傳口號了。

簡短的結論

通過對中共進攻台灣戰役決策過程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關於台灣戰役的設想前後發生了三次變化。最初的想法比較簡單，沒有看到遠距離跨海作戰與陸地作戰的區別，1949年夏天的計劃是一年後攻佔台灣，毛澤東甚至一度考慮在1949年冬季佔領台灣；金門、登步島作戰的失利，令中共領導人對渡海作戰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在1949年底決定分兩步走，先解決沿海諸島問題，同時為攻台做準備，進攻時間推遲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確定的計劃是，金門戰役推遲到8月開始，而攻打台灣則延至1951年夏。至於攻佔台灣的方式，除了積極進行軍事準備外，依照內戰中的經驗，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於在國民黨軍隊內部進行策反工作，同時，也考慮利用空降兵在島內發動起義。不過，最基本的問題還是如何加強自身的海空軍力量。

通過對攻台決策過程的考察還可以看出，影響和改變中共決策的主要有三個因素，即國民黨軍隊的抵抗能力、蘇聯對中共進攻台灣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國對援助蔣介石防守台灣的政策取向。

國共內戰勝敗如何，最基本的問題當然是雙方軍事實力的對比。台灣戰役不同於內戰中其他戰役，其特點在於必須遠距離跨海作戰，所以海空軍的力量如何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這方面，中共處於明顯劣勢。儘管到1950年6月中共已經在福建集結了16個軍的兵力，但海空軍的準備仍顯不足。

別的不講，僅運輸部隊和裝備的船隻，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關卡。粟裕在1950年1月的報告中指出，按攻台作戰50萬人和裝備總重13154萬噸計算，需要船隻76萬噸，即千噸以上船隻575艘，第一梯隊如以6萬人計，另需登陸艇2000隻。如此大量的船隻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事實上，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時，攻台運輸船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還有毛澤東曾寄予很大希望的空降兵部隊，雖於1950年2月定購了降落傘300具，蘇聯又派來41名顧問，4月開始籌備，但直到9月17日才正式成立。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粟裕在6月23日曾提出：「攻台作戰如無絕對把握，不僅不應輕易發起，而且寧願再推遲一些時間。」顯然，如果沒有蘇聯的大力援助，中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不可能取得海空軍優勢的。

莫斯科的態度十分明確，蘇聯不會直接協助中共攻佔台灣，但可以在加強海空軍實力方面提供援助。這種援助在1949年下半年力度很大，如果確實按照雙方商定的計劃執行，中共軍隊在1950年的海空軍實力將得到大大加強。但是，1950年初中蘇條約談判的結果影響了斯大林對中共的援助進度。一方面是毛澤東堅持收回蘇聯在東北的特權，引起斯大林對中共的不滿和疑慮，一方面是為了維持戰後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斯大林決定同意北朝鮮先採取軍事行動，其結果是莫斯科大大減緩和壓縮了對中共的軍事援助。所以，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在戰略上對中國的安全和中共政權的鞏固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礙了中共攻打台灣戰役的進程。

然而，中蘇同盟條約更大的影響是迫使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如果美國繼續堅持1949年底形成的放棄台灣的政策，中共在蘇聯的幫助下還是有可能迅速提高軍事實力，完成其攻佔台灣計劃的。白宮內部關於對台政策的爭論表明，美國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會否與蘇聯結盟而成為莫斯科的附庸，中蘇同盟的建立使美國人拋棄了一切幻想，剩下的只有一條路，即支持蔣介石，保護台灣不被中共攻佔。朝鮮戰爭的爆發不過為白宮宣布其已經確定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和直接出面干預中國內戰提供了機會和借口。如此，朝鮮戰爭便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即使金日成沒有發動對南朝鮮的進攻，只要中共打響台灣戰役，美國同樣會宣布其新政策，而絕不會讓中共的軍隊踏上台灣島。所以，真正阻止中共佔領台灣的不是第七艦隊，而是中蘇同盟條約。

應該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共攻佔金門的戰役是完全可能成功的。其一，蔣幕僚中主張放棄金門、固守台灣者大有人在；國民黨金門區專門研究小組認為金門「兵力益形單薄」，「防戍任務難鉅」，而中共如集中進金，在海軍方面「即有壓倒之優勢」，空軍方面則因地利「已佔先制」；金門士氣不振，人心浮動，謠言四起，守軍主將胡璉多有怨言，無心戀戰，認為「十八軍已成離群孤雁，精神遠不如前」。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甚至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仍一度堅持主張放棄金門，撤守台灣。其二，粟裕認真吸取教訓，精心制定作戰計劃，他所擔心的是金門守軍如海南、舟山一樣突然撤離，遂命令部隊「如發現敵確有撤退行動，則應適時發起攻擊，以期截殲敵人一部或大部」；「如敵人尚無撤退意圖」，則不應輕易發起攻擊，「爭取在我有計劃的攻擊下，殲滅敵人於金門」。其作戰方案仍以陸軍(4個軍)獨立進攻金門，組織機帆船、火力船護航，爭取於年底完成作戰任務。其三，金門的行政區劃屬福建省而非台灣省，美國欲用兵干預缺乏法理基礎，出師無名，且在軍事上亦不佔優勢。故杜魯門6月27日的聲明只提到台灣，而沒有涉及沿海島嶼。美國第七艦隊預定的作戰計劃，也不包括金門等沿海島嶼在內。

然而，中共要通過武力攻佔台灣卻絕無可能。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海空優勢，中共若不與蘇聯結盟，則在短期內無力攻台，若為得到蘇聯援助而與莫斯科結盟，則必然引起美國的政策轉變，而使蔣介石得到來自華盛頓的更大援助。由此看來，在中蘇關係、蘇美關係、美台關係相互交錯和影響的冷戰格局中，武力攻佔台灣對中共來說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