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節義觀從先秦到現代的演變》

相關資料下載　　緒論　　一、關於「忠孝節義」的研究　　「孝忠節義」思想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深入到中國人的觀念以及行為之中。歷史上傳統社會的和諧，主要是通過「忠孝節義」思想的價值追求來實現的，因此「忠孝節義」是中國民族精神及價值追求的重要表現。作為道德價值取向的「忠孝節義」範疇，早在先秦儒家經典中已經有所表述，但是作為一種普遍的道德實踐追求，則是在宋明之際逐漸形成的。因此，在「忠孝節義」思想豐富的內容中，不僅包含了對早期儒家道德理論的概括，也蘊含了道德實踐歷史的演變內容。　　「忠孝節義」作為道德價值追求的特點之一，是將傳統社會的道德實踐普遍化，以教化及通俗化的方式為廣大民眾所接受，並且滲透於社會的廣泛的道德行為之中，是幾千年來維護傳統社會和諧及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其特點之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各個階層以及各家各派共同認可的價值追求。在中國社會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各種思想流派都有自己不同的理想和主張，但是在「忠孝節義」的價值追求上卻是一致的，只是根據各派自己的特色給予了不同的解釋，從而也使其內涵更加豐富多彩。　　目前，對「忠孝節義」思想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三種類型：　　（一）否定。認為「忠孝節義」是為君主統治服務的社會道德，應當徹底給予否定。對「忠孝節義」思想的否定來自兩個方面，既有沿襲政治傳統的片面否定，也有改革開放以來從經濟功利角度的否定。但是，這些看法有著明顯的偏失，即往往以「忠孝節義」中極端的例證來否定「忠孝節義」思想，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偏失性。不可否認，「忠教節義」的確存在著為封建制度服務以及保守封閉的一面，但也有維護社會和諧以及提升人類道德境界的一面，應當視這方面為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而加以發揚。　　（二）迴避。在一些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及道德的相關研究中，往往避而不談「忠孝節義」的重要性，也不涉及此類具體道德範疇。這樣，對傳統道德的繼承往往容易淪為空洞無物的概念。　　（三）泛化。除了前面兩種情況，也有一些研究雖然充分肯定了「忠孝節義」的社會積極作用，但是這種肯定又具有泛化的傾向，只是抽象地肯定與頌揚「忠孝節義」，但是究竟要肯定和揚棄其中哪些具體內容，卻往往語焉不詳。　　二、「忠孝節義」是四個既獨立又關聯的概念　　（一）忠　　「忠」的本義是盡心竭力，嚴肅認真。「忠」的要求是出自於內心，誠摯並且是無私的。「曰忠，中下從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鄭疏》）「無私，忠也。」（《左傳?成公九年》）表現在「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左傳?昭公元年》）危難時刻要從國家利益方面考慮問題，這就是忠心；面對困難不放棄自己的職守，這就是誠信；為國家大局而捨身忘死，這就是堅貞；能夠從上述忠、信、貞三個方面為君主謀劃，這就是道義。　　先秦時期，「忠」的道德要求不僅僅在於對待君主或上級，也包括對待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行為之中。孔子說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人與人相處時要有誠意，即使是對待未開化的民族，也要堅持這個原則。曾子甚至將其作為每日必須反省檢討的事，「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今天為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與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誠信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不是付諸實踐了？　　「忠」也是對君主道德行為的要求，「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桓公五年》）「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左傳?僖公九年》）如果君主考慮問題時能夠處處以民眾的利益作為出發點，無愧於鬼神，就是忠的表現。對於公眾利益所在，知曉並且有所作為，這就是忠。　　（二）孝　　「孝」在金文中是會意字，其上部像一位老人，下部是「子」，表示子孫攙扶著長輩，引申為「善於侍奉父母的人」。「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說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孔子認為，要贍養好老人，不僅是物質上的支持，還包括心理上的關懷。儒家認為，從狹義上說，「孝」主要是指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子之間、親屬之間乃至家族之中長幼之間的道德行為準則；廣義上則指所有長幼之間的關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孝的行為主要表現在對長輩的生養、死葬及祭祀三個方面。　　儒家進一步認為，「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禮記?祭義》）「孝」包括從精神上給予長輩的照顧和支持，使之得到人格上的尊嚴，精神上的支持的前提是不能讓父母蒙受恥辱，如果由於子女的醜行而使父母受到恥辱，便是最大的不孝。因此，「孝」的內容包括子女個人努力及成就等等可以「光宗耀祖」的事業和行為，這就是「大孝不匱」。　　儒家認為，「孝」是「忠」的本源，如同「君臣」源於「父子」關係。要求君主對國家的管理模式，是取法並借鑒於家族管理模式，強調了「君」要像「父」一樣愛護、支持和管理自己的臣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範》）在這一點上，儒家並沒有揚棄親情，而是借親情來發揚具有人道主義的博愛精神。孝是情，忠是理；情是出發點，理是落腳點。後來秦王朝的失誤，恰恰就在於治理上完全拋棄了儒家的道德人文內涵，赤祼祼地撕去親情而導致了毀滅的惡果。　　在先秦的忠孝思想中，君與臣、父與子之間是具有雙向互動性的。「忠」不是對臣的否定，「孝」亦不是對子的否定。「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左傳?隱公三年》）君主合乎道義，臣下履行職責；父親慈愛，兒女孝順；兄愛弟，弟愛兄，這就是忠孝的根本精神。「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因此，後來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觀點，完全是對儒家思想的曲解，也是後來任何儒家經典和學者從未表述過的語句。　　（三）節　　「節」最初指竹節，後引申為做事的尺度。「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疏》）「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如形，生用各別。大禮辯尊卑、貴賤等差異別，是大禮與天地同節。」（《正義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周易》）「制度」是「制節有度」的意思，指以道德來約束行為的程度、關鍵和基本原則及堅定性，表現為在道德的約束下，人的行為「立場」或者「底線」。　　「節」表現為對一定政治、制度和道德理想始終不渝的信仰。在一定的壓力下仍然不改變自己的行為，能夠恪守關鍵原則或者「立場」、「底線」，並且為之犧牲性命，便被稱為具有「節操」、「操守」或者「貞節」。「節」又指當國家、民族遭到外來侵略時，能挺身而出，與來犯者鬥爭到底的精神，體現為恪守國家、社會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的道德行為，這也被譽為具有「氣節」，堅持這種行為被贊為具有「操守」。「節」也可專用於女子，指對愛情專一、從一而終的行為，也可被推崇為「貞節」。「以死全節」是傳統社會中道德實踐的最高境界，即捨去自己的生命，用以表明道德價值追求的「立場」或「底線」行為。其中，文天祥的例子是最典型的，他寧死不屈，以寶貴的生命來確認道德價值追求，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節」具有哲學中「度」的內涵，所謂「變節」、「失節」，就是人的行為在「度」上的突破，即行為發生了「質」的變化，指這個人背棄了原有的價值追求和人生宗旨。所以，對「節」的掌握，也體現在為人處事要掌握分寸，適度行事，使自己的行為保持在道德允許的範圍之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例如人的情感宣洩如果都在適當的範圍，這就體現了中庸之道，也符合了和諧的要求。劉基說：「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劉基：《尚節亭記》）在社會動蕩和變化時，人的氣節就表現出來了，但是掌握好節度，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才有了「適度」的說法。在現代史中也有典型的範例，如周恩來提出「有理，有利，有節」的思想，其中的「節」就是行為適度並且不過分的意思。　　（四）義　　「義」（義）與「善」字同源，「義」的本義指「宜也」，即合宜的行為與語言。宜還指合於道理、公正，又表示合乎正義。「義，宜也，裁製事物使各宜也。」（《康熙字典》）「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義」即合適的行為，指一個人的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行而宜之」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舉動，也可以推至朋友之間的符合道德準則的行為，即所謂「義重如山」。　　合乎道德的行為往往意味著要犧牲一定的利益，所以「義」與「利」就有了矛盾。在先秦時期，義與利之間的對立並不明顯。孔子說過：「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左傳?成公二年》）「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禮制用來推行道義，道義可以產生利益，利益可用來協調百姓，這就是治理國家的關鍵（大節）。義與利並不對立，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只不過是各有側重而已。　　後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義與利之間的對立有時會激化，導致了「義利之爭」。在政治上，也由此引申出法治與德治之間的對立。例如王安石曾提出過「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卷三百二十七）他在義與利之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強調了「利」的重要性，甚至將「利」視為法制甚至天道的表現，認為「利也，從刀者，制也。法之字，從水……則水之為物，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其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有常以為利，無常以為用者，天之道也。」（《周官新義》卷一）　　陸九淵批評了王安石的觀點，認為其強調利與法，實際上是否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讀介甫（王安石）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象山語錄》卷三）朱熹也認為王安石的觀點是「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晦庵集?讀兩陳諫議遺墨》卷七十）「王介甫以為『不可使知』，盡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庄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朱子語類》卷三十五）所以，正統的儒家學者大都反對重利輕義的觀點。　　（五）忠孝節義四者之間的關係　　「忠孝節義」四個概念並非是孤立的，而是四者共同構成了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整體。「忠、孝」偏重於道德行為的出發點和動機；「節、義」則比較強調行為本身及其結果。道德的出發點不能停留在空論上，而是要體現在「節、義」的具體行為上，對國家的忠及對父母的孝，要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即是否有節、是否有義。良好的動機如果沒有產生相應的結果其實也是失敗的，但是合乎道德的行為也必須建立在善的動機上，沒有對「忠、孝」的認同，也很難產生出義行，以及對道德信念的恪守（節）。　　「忠，孝」之間體現了個體與整體之間的辯證關係。首先，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國」與「家」不可分，「家」是構成「國」的基本元素，「國」又是「家」得到穩定和發展的保證，因此要「推孝為忠」。其次，二者也存在著矛盾。當個體與整體在利益的價值追求上發生矛盾時，即所謂「忠孝不能兩全」，則必須犧牲個體來成全整體，這就是「殺身成仁」。因此，「忠孝節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儒家道德精神的核心，體現了動機與效果、內聖與外王、個體與整體的統一。　　「節」、「義」之間也存在著辯證的關係。「節」是保持善行的尺度，是對行為的限制，失之則為惡，即所謂「失節」、「變節」。在這個意義上，守住「節操」和「操守」、「氣節」，就等於守住了「立場」和「原則」。「義」是善行的延伸，不為亦不惡，例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行，沒有實施這一善行的人最多只能被稱為怯懦，但不能稱此為惡。在可為與不可為的處境中去選擇善行，這就是「義」的道德實踐核心。「節」、「義」分別從「限制」與「延伸」兩個角度出發，以此規範人的道德行為。　　（六）與「五常」「四維」的關係　　「忠孝節義」與傳統的「五常」及「四維」之間有著一定的關係。「五常」的「仁義禮智信」，是偏重於對士而言的。「智」是指在一定學識修養基礎上對事物的把握。智者很聰明、靈活多變，所以也要用「信」加以約束。「仁義禮」是「忠孝」表現的形式，「忠孝」則是「仁義禮」的內容；「智信」所表現的是具有士之特點的「節義」內容。「四維」的「禮義廉恥」，則是偏重於官吏的，著眼於官員的道德治理。「禮義」是「忠孝」在國家治理中的具體表現，而「廉恥」則是「節義」在官場中的具體要求。因此，「忠孝節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成為從帝王、諸侯乃至於一般百姓、販夫走卒都可以實踐的道德目標。　　三、「忠孝節義」的基本哲學方法　　「忠孝節義」的思想內容中貫穿著傳統的哲學思維方法，概括起來是一個「推」字，即由小推大、由己及人、由低到高。「推」有兩個基本維度：第一個是高度，表現為個人道德修養境界的升華，即從自身個體、家庭推及集體、國家和社會的高度。《大學》中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明傳統道德價值的認同是通過由個體、宗族至群體，由血緣關係至無血緣關係，由家庭至整個社會而實現的，最後形成了對整體的認同，並且升華為天地之間的大德、大義及大愛的境界。這正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　　「推」的第二個維度是範圍。中國傳統哲學認為，道德的根據是從自然（天地陰陽）推及人類社會的。如《白虎通義》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白虎通義》卷七）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是源於自然中的陰陽，以陰陽為根本，從而構成了天、地、人，君臣關係如同天上的眾星圍繞著太陽北斗運行一樣，父子關係如同五行之間的相生關係（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夫婦則體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同陰陽結合化育萬物。　　傳統哲學認為，由個人推及他人的過程就是「忠恕之道」。曾子總結老師孔子的思想時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認為其核心可以概括為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朱熹解釋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四書章句集注》）「恕」側重於對別人的尊重，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事情，不要強加於別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忠」側重於對自己的要求，自己要確立和通達的事情，也努力地去幫助別人確立和通達，這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了「忠」所具有的「盡心竭力」的含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推」亦表現在道德的具體行為之中。孔子認為：「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你如果具有愛心，就會為之出力；待人也是如此，如果你誠懇對他（忠），難道不會時時去勸導他么？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的注中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動物之間僅僅有愛，而不會為對方出力；忠於一個人，發現他有錯時就要去糾正；如果明知有錯而故意不去勸導他，這是小人的行為。因此，在「忠」的內涵中便體現了「推己及人」，後人稱此為「行事也盡己之謂忠」（［宋］馮椅《厚齋易學》卷四十八）。　　「推」也是雙向的，一方面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個人、家庭推及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國家的大事也會涉及個人榮辱，例如在傳統社會中一個犯了罪的官員，他除了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之外，還要在道德上受到譴責。違反國家法律，是不忠；使父母蒙受恥辱，所以是不孝；辜負了師長的栽培、朋友的期望，所以也是不義；不能保持道德的底線而導致犯罪，從修身的角度說也是失節。　　古人認為，孝既然來源於天地陰陽，反過來說，人們的孝行為也會影響天地，如果都能夠以忠孝之心去施及萬物，那麼就能夠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經?感應章第十六》）　　四、「忠孝節義」內涵的多義性和複雜性　　「忠孝節義」的內容中存在著多義性和矛盾性，其中不乏人文精神的內容，但也存在著非人文及專制主義的因素，即使在同一表述中也可能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涵義。如「忠孝不能兩全」，既可以表現為個體利益服從社會整體利益的思想，也可以表現為對個性自由的一種壓迫和專制。　　「忠孝節義」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表現為類似宗教的殉道意識、悲劇意識。如歷史上許多事例，小則屢試不舉，大則蒙冤受陷，均以犧牲個人、下層來成全君主專制等級秩序的大局。與此同時，這一思想又具有反專制的抗爭意義，即以徹底的自我犧牲來表示清白，表現出不與小人同流合污，不對傳統惡勢力的人身依附。如古代的屈原到現代的右派，都可以看到這一精神的影子。　　「忠孝節義」思想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物質（如寺廟、古建）與非物質（如戲劇、節日）文化遺產中，其價值觀通過大量的感性形式得以再現，並且也形成了民間非主流的理解模式，無意識地起著精神整合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民間非主流文化中，對「忠孝節義」的理解具有明顯的狹義性，他們利用「忠孝節義」之名作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種手段，最極端的便是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在一些民間組織中，對「忠孝節義」的絕對化理解，突出表現為從狹隘意義上對人的思想及行為的控制：「忠」是對其頭目的絕對服從；「孝」是一種輔助的手段，通過「契爺」（義父）與「義子」的關係來確認人身依附關係，如拜頭目為「乾爹」，自稱為「義子」，如果發生了背叛行為便有了「不孝」之名；「節」就是不允許個人對組織的背叛；「義」則是要遵循組織中的各種成文規則及潛規則。這些內容已經與傳統道德中的「忠孝節義」思想相去甚遠，所以也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五、研究「忠孝節義」在現實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筆者認為，系統、正確地理解和研究「忠孝節義」，在現實社會中具有重要意義。恢復其樸素原義，同時也就是恢復了中華民族精神的精華。具體可以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系統地對「忠孝節義」思想進行文本解讀，還原這一思想的真實本義。例如，在儒家經典的論述中，「君」與「臣」、「父」與「子」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和絕對服從的關係，事實上早期儒家是很強調他們之間的雙向互動制約性的，「忠」要體現為敢於直言和恪守職責，決非是建立在人身依附以及小集團利益上的盲從關係，而這種盲從關係是為正統儒家學者所指責的，是一種不忠不義、小人結黨營私的奸佞行為。　　（二）有利於社會和諧。社會和諧要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合理關係的基礎上，「忠孝節義」思想是幾千年來傳統社會中人與人合理關係的概括，並且至今仍然沒有失去其積極意義。對於國家和人民事業的忠誠依然是需要倡導的，「孝」依然是處理長幼關係的基本準則，尤其是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今天，倡導孝道對於實現社會和諧與穩定，更具有深遠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有利於當前社會的道德建設。「忠孝節義」是中國傳統道德精華的概括。在當前社會文明的建設中，講法治及一般道德較多，而講「氣節」和「操守」少，即使在愛情及婚姻上重新提倡「操守」也並不過分，追求愛情的專一、相互之間的忠實，也是古今中外共同推崇的美德。重新倡導人的「氣節」和「操守」，對於社會道德的建設、反腐倡廉、抵制低俗等方面都會產生積極的意義。　　梁勁泰 李碧憲　　2010年6月　　後記　　本書的研究內容是2009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立項的重點課題。因此，以哲學的高度、人文的視角、歷史的實證，系統地對「忠孝節義」進行研究；通過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分析，系統地疏理出其內在的合理性，恢復「忠孝節義」的樸素原義，弘揚其中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為現實社會服務，是課題的根本宗旨，同樣也是本書的根本宗旨。　　在此特別感謝李崇君先生在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感謝我的哥哥梁北泰，他對於本書的完成給予了不少有益幫助。　　梁勁泰 李碧憲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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