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的缺失與背叛

一份權利意味著一份可能的腐敗，沒有制約的權利意味著絕對的腐敗。 ——阿克敦

　新世紀的最初幾年，如果說還會有什麼事件會記入中國經濟學界的編年史，那就是楊-林之辯與郎-顧之爭。這兩場論辯隨著楊小凱的離去與郎咸平的退場，兀立而成山峰，有一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同時也留給了主流經濟學家自我拯救的最後機會。是繼續背靠威權狐假虎威不顧公平獲得豎子之名，還是貫徹自由主義立場推進深度改革發出民眾代言之聲？

楊小凱與林毅夫關於中國如何取得後發優勢的討論，無疑是1978年以來關於改革路徑選擇最為深刻的討論。楊指出，落後國家憑藉技術模仿，會取得短期的經濟增長，但由於在政治制度上的無所作為，最後會由於新權貴的原始積累構成制度屏障，最終導致後發劣勢。因此，只有進行以制度興國，才能獲得持續的後發優勢；林則告訴我們，落後國家不一定需要制度變革，而只需技術模仿，憑藉經濟戰略與比較優勢，小步碎跑，依然可趕上發達國家。

今天，楊小凱先生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充滿智慧、脹滿情感的真正的社會責任心停止了跳動，他的「民主制度興國」的遺言成了死諫；而長著「社會責任心」主流經濟學們長長舒了一口氣，在楊的陵前遞上一束鮮花後，轉身而去，終於計算出了中國的GDP在30年後可以超過它美利堅。由林毅夫單憑技術模仿得出的這個預測，著實讓主流經濟學家們興奮不已，在高端舞會上可以暢談小步碎跑它30年，便要進入的佳境了。

令人不快的闖入者打亂了主流們的小步舞曲。作為政府幕僚、商賈策士的主流們，本來可以在高峰論壇上憑藉GDP好好鶯歌燕舞一番，一個叫郎咸平的「江湖郎中」，一個從未使用過布票油票糧票的香港人，大聲喊著「國有資產流失」、「趕快住手」來挑場子，來「瞎攪和」。這好比一個不懂潛規則的孩子，看到光裸著上半身的新生資本與脫下了褲子的腐敗權貴，正在跳著原始積累的探戈，便直呼出了「赤裸裸」，這豈不是讓為「皇帝的新衣」喝彩的主流經濟學家尷尬。他們之所以一下子集體失聲，是由於郎的拳腳，搗向了他們90年代以來煉就的「葵花寶典」媚功的死穴；他們之所以一下子集體失態，是由於郎的旋風，掀開了威權下少有男人的主流們不潔的衣裙。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在80-90年代交替之際，經由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向西方經濟學的嬗變。正如袁劍先生指出的：「1992年之後，中國的公共輿論進入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其中一個主要現象是主流經濟學獲得了話語霸權地位。由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只談經濟，不談政治」成為中國思想界和公共輿論界具有壓迫性的潛規則。而19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所誕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這一潛規則要求的，就是有著明顯去政治化話語特點的西方經濟學。」「於是，主流經濟學由顯學而官學、由官學而霸權，成為中國公共輿論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識的權力在中國變成了經濟學的特權，並進一步變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特權。他們是90年代之後唯一被允許的「異議者」，是不爭論時代唯一被允許的爭論者。他們是一個被特許的知識共同體，主流經濟學的所謂主流，即由此而來。」 　　 　　 在這種背景下，攀登上主流的位置是需要中西合璧、左右逢源的功夫的：海歸西方經濟學的套路，向威權俯首稱臣的心經，一手攀附上權貴，手持鋼鞭看門，一手向「企業家」遞上橄欖，背負長刀護院，在雙重滋養下獲得了主流話語霸權。

主流的缺失，首先在於高牆深院下問題意識的缺失。

新權貴仍下的骨頭，都讓主流們滿嘴流油，膩得已不能再咽下一星點油膩的東西，怎麼還談什麼國資流失、分配不公、民主改革、弱勢群體、後發劣勢的問題。張惟迎說：「商業環境比原來變得更好了」。確實，在他的商業世界裡，在他以及他效力的人群中，只有財富增加的問題，而不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為了更有效地增加財富，先朝國資里吐上一口談，告訴人們這財產要不成了，然後把痰撇出，就有了財富增加。這不僅是主流經濟學家獻上的高實在是高的錦囊妙計，也活脫脫記下了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許多真實的情形。

張又說：「政治環境這20年來可以肯定地說變得越來越好了」。「這20年」意味深長，應該是1984-2004年，其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1984年《決定》的基礎上緩慢前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經由80年代末的前蘇聯-東歐事變與中國的「風波」與「平暴」嘎然而止，使每一個有記憶、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會說越來越好，但張先生惟迎以其「公信力」與「良知」如是肯了定；張還說，輿論環境是「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在他看來，89-91年的輿論環境莫非是最好的，那時，他在未名湖畔小荷初露尖尖角，乘東風「仰天大笑出門去」，一舉摘下主流的桂冠，在坦克碾平的舞台上高歌猛進。直到新世紀4年，才忽然聽到郎的質問與大眾的憤滿。張克盡職守，向他看護的兩所大院大聲示警：他們「妖魔化了企業家群體」，他們「企圖葬送改革」。他說他是主流經濟學家，一定有著「社會責任心」，但就他與57年反右檄文、66年極左聲討、90年自由化封殺一脈相承來看，他的腹腔里到底長的到底是一顆「社會責任心」，還是一肚子的下水？

主流的缺失，也在於效率領先下公平正義人文關懷的缺失。

從中國近現代歷史來看，在民族危亡、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人文知識分子與憂國憂民的政治家們，都擔當起制度變革先鋒的責任，1840年-1948年間，有嚴復的《說黨》，梁啟超的《自由平等真解》、李大釗的《憲法與思想自由》、陳獨秀的《為自由而戰》、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他們都把制度變革領先作為救國之大計，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共和；反對一黨獨裁，倡導多元制衡；反對輿論管制，倡導言論自由；反對軍隊黨派化，倡導軍隊歸屬國家與人民；反對官僚買辦，倡導民族民權民生扶助農工。80年代中期，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再次擔當民主自由鼓與呼的責任，承接54以來民主科學啟蒙未盡大業。但誰也沒有想到，啟蒙之聲成為蒙難之音，啟蒙主義在80年代的舞台上還來不及謝幕便提前退場，啟蒙主義的民主宣言到90年代已晃若隔世，而不談啟蒙民主自由的經濟學精英卻成功登上主流的位置。與台上主流的顯赫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15左右到0.40以上，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巨大、腐敗猖獗、失業與貧困人口眾多的國家之一。

由於代表弱勢群體獨立的農會、工會、社團組織的匱乏，導致了交易的嚴重不公，積累著社會危機。主流經濟學家不是呼籲應該構造平等交易的制度基礎，反而以為下崗多多造成廉價勞力會取得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而公共權力缺乏制衡導致的腐敗橫生，個人貪污的數量之大，從幾百萬至幾千萬，官位之廣下從村委會主任、上至省長，且前赴後繼、愈演愈烈。與此貪污腐化相對比的是下崗、失學、拖欠、三農問題等弱勢群體悲涼的命運。主流經濟學家們不是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用權力制約權力，反而只盯著財富總量的增加，不問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基本的公平意識與人文態度的缺失，使得主流經濟學家既缺乏科學立命的精神，也缺乏道德立身的境界，在揚小凱的科學建議、朗咸平的公正發問與大眾的正義呼喊面前，除了氣急敗壞說「不與無恥的人論戰」、「江湖郎中瞎攪和」、「郎咸平亂咬人」外，已變得委委瑣瑣、奄奄無氣。

主流的缺失，還在於皈依主流後批評意識的缺失。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指出：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批評，從事批評和維持批評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識分子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叱責腐敗、保護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的危險；知識分子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者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在薩義德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轉離明知是正確、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不願意太過政治化；害怕看來有爭議；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想要保持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被請教、諮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以留在可靠的主流之內。

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又怎樣呢？秦暉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點倒是很多，攀附權貴，空談，抄襲，寡廉鮮恥的知識分子是屢見不鮮。（他們）喜歡白日做夢：當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時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產階級」的產生會給中國「送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當香港回歸的時候。學者開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會「普及」大陸；當工人紛紛下崗，貧富嚴重分化的時候，學者們又會認為「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來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著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裡嗎？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著經濟發展後制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會把人淹死。」

主流經濟學家上述的缺失，導致他們對大眾民生、民主、民權基本要求的背叛，對人文精神的背叛，對自由主義立場的背叛。

民主政治社會不是天上的餡餅，爭取還不一定能夠得來，不爭取決然得不來。正如自由言說，如果不是在網路上，人們能夠呼吸自由討論的空氣，並成為習慣，成為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當自由被封殺時，不僅敢於維護自己的權力，告訴自己：「liberty,or death!「 而且能夠當對手被封殺時，能夠站出來大聲說：「儘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依然用我的生命維護你言說的權利！」如果不能這樣，我們能說會取得持續的後發優勢？能說實現了「四化」的宏偉目標？如果放棄了對自由的爭取與守護，一出現不同意見，就嚷嚷「輿論環境是1992年以來最糟的」，這樣能說有「公信力」，能說是社會的責任心？作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張維迎教授，憑藉他學者的良知與「批評」，為我們開出了醫治中國最大威脅的藥方：「變審批製為註冊制」，算命先生一般說憑此良方「中國GDP肯定提高它30%，腐敗從現象上減少它50%」他說有江湖郎中，到底是誰呢？在此，張唯一讓人敬佩的，就是他大聲兜售其藥方與大喊捉賊的勇氣。

當思維進入死角，其智慧便落到常人之下。自由與民主是基本的人權，正是由於這些制度因素的缺失，成為許多社會問題深刻的制度原因。對於自由與民主的正當訴求，正在成為普通百姓的共識。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與新權威主義者卻對此進行了理論上的抗拒。他們危言聳聽地說：民主化會使中國的發展出現無可挽回的挫折，甚至導致社會崩潰。無論是周其仁先生把自由民主等同於「階級鬥爭為綱」、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恐怖畫，還是林毅夫教授迴避制度變革、憑藉技術模仿小步快跑超過美國的遠景圖，或是張維迎學者開出的「該審批製為註冊制」「經濟至少增長30%與腐敗現象至少減少50%」的良方，無論是康曉光先生「民主化是禍國殃民的選擇」 的警世通言，還是他「拒絕自由民主主義」 、倡導「儒家資本主義」的醒世恆言，或是洗岩先生提倡「權威主義+自由主義」、郎咸平先生推崇政府全能主義的喻世明言，不僅表明了理論家們背後代表的階層利益與意識形態主張，顯出了偏離自由民主文明大潮理論上的滑軌與貧困，也表明了中國的制度變革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需要啟動以民主人權自由為導向的政治進程。

真正要改革，建立起多元經濟成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兼顧公平與效率當作社會的基本考慮，建立起表達各階層利益與意志的多元化的政治社會，搭建起多元化的寬容的意識形態平台。既然中國共產黨聲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應該經得起直接民主多元政治的實踐檢驗；既然主張「代表先進文化」，自由平等民主觀念這一人類反封建的共同文化，就應該敢於繼承並超越；既然強調「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就該通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變革，為生產力打開發展的空間，以獲得持續的後發優勢。

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無產階級獲得政治地位的第一步是獲得直接選舉權。在西方工業國家，工人階級憑藉不懈的鬥爭，獲得了經濟上工會的代言，政治上直接的選舉權，言論上的自由權利。在中國呢？經由1949-1953年一抹短暫的霞光，歷史又給了中國政治家一次次「三個代表」的重要機會，同時也給了主流經濟學家自由與背叛的嚴肅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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