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我們都活在「五四」的後果里(6)

　　竇文濤：是不是那時候讀《家》的青年像今天咱們認為的比較新潮的、前衛的一撥人？

　　許子東：問題是她坐黃包車，穿皮大衣，根本沒有走那條革*命的路啊，她在享受資產階級的生活，還在讀這個書來維持精神的平衡。

　　陳丹青：所以我們這代人在反思「五四」的時候，一定要知道當時文學的作用被誇張了，它跟歷史的關係，跟革*命的關係，跟國家的關係，都被誇張了。

　　竇文濤：當時政府是怎麼個情況？我那天看了一段，說火燒趙家樓之後，抓了學生，蔡元培他們跑去保人，全國各地罷工、罷市、罷課。當時的警察總監叫吳炳湘，跑去跟老大說，不行，這事兒再鬧大，我可弄不住了。然後說那就放人，先把學生放了，說你跟那幫鬧事的學生說，明天我不放人，我吳炳湘就是他們兒子！那種話都說出來了，我覺得那時候真是有意思——

　　陳丹青：其實清末明初的中國，真的是一個新國家。

　　竇文濤：新國家嗎？

　　從五四直到1949年中國幸虧有一位胡適，也幸虧有一位魯迅，幸虧有人反對胡適，也幸虧有人反對魯迅——在他們二位之外，中國還幸虧有其他不同主張、不同學說、不同性格、不同來歷的人物。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魯迅被獨尊、胡適被批判，絕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抹殺，總的目的，就是剝奪我們的常識、判斷與選擇。

　　——陳丹青《民國的文人》

　　陳丹青：當然了，中華民國是共*和政體，對當時的人來說，一切都是新的，馬路上有警察就是一件新的事情，有外交部就是新的事情，有大學都是新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

　　許子東：大學、報紙都很重要，最主要還是政府。我們原來是老大帝國，那時候一下子要變成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夢是毛*澤*東他們這一代的夢想。

　　竇文濤：我還見過周作人日記里有「今日，毛*澤*東君來訪」，當時毛*澤*東就是一個學生唄。

　　陳丹青：那會兒的交友錄和交際圈是你不能想像的，各種不同政治、政見，各種出身背景不同的人，學問背景不同的人，那種關係根本不是我們在正規文本當中能夠看到的樣子。說起被「遮蔽」的人，比方說沈定一，還有周佛海，都是最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後來都走掉了。

　　許子東：最吃虧的是茅盾。茅盾在1921年「七一」之前已經參加了陳望道主持的籌備中共委員會，可是他當時忙著編《小說月報》，居然錯過了第一次黨代會。

　　竇文濤：他不知道他錯過了什麼。（笑）

　　許子東：第二次錯過更慘。1927年北伐時候，「四一二」，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他那時候在武漢，主編國民黨的中央報紙《民國日報》。接到一通知，叫他在8月1號之前趕到南昌——咱們現在都知道這是幹什麼，他不知道啊，糊裡糊塗帶了一個女生上廬山了——

　　竇文濤：腸子都悔青了。

　　許子東：上了船，還把那筆黨交給他的錢丟了，所以後來脫黨很多年，到八十年代臨去世之前要求恢復黨籍，胡*耀*邦總書記給他恢復了，從1921年算起。

　　竇文濤：我覺得他是面臨了眾多的選擇，今天我跟你們混混，明天看你們不靠譜，我跟那幫人混。那時候的社會生態確實很有意思。

　　許子東：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現在重新看《日記九種》，郁達夫當時追王映霞，王映霞不理他，他晚上就去找妓女，在福州路，一起去唱歌。

　　陳丹青：卡拉OK。（笑）

　　許子東：然後又去抽鴉片，還寫在日記里。那時候男人好像比現在要自*由一點，這幾樣事情現在的人要做也不敢說啊，他照樣把這幾件事情說出來。而且他白天還在創造社總部寫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歡迎北伐軍到上海。

　　竇文濤：哎呦，白天革*命，晚上泡妞啊。那時候是不是有一種社會風氣，以衝決網羅為榮呢？好比徐志摩當年追陸小曼，陸小曼跟她老公離婚，哎呦，頂著那個社會壓力，較這個勁，好幾年。當時的社會要說保守，那比今天保守多了吧，但是這些人為什麼——

　　陳丹青：未必是衝決網羅。

　　竇文濤：那時候沒有網羅嗎？

　　陳丹青：沒有網羅，要不怎麼跑來跑去，出局入局這麼容易呢。

　　竇文濤：能不能說那時候出現了一種自*由的真空期呢？在某些人當中？

　　陳丹青：這就是他們不好講的地方，這批過來人到後來，我相信他們是自己吃了悶虧自己講不出來。他們回頭想此前的日子，太多的選擇，太多的進退餘地，才能幹這麼多事，見這麼多人。我為什麼特別重視胡蘭成，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裡面，字裡行間透出來他生活的那個空間。「五四」的時候他是個小孩，輪不上跟「五四」那幫人玩兒；然後他要往左翼那邊走也有機會，在廣西生病的時候他說我只有一個念頭，生完病我到延安去。

　　竇文濤：胡蘭成還曾經想上延安？

　　陳丹青：當然。後來他看到解放軍進來也很喜歡，「民間奇兵，一股洋氣」……你也可以去想，當時有一個青年，要不往共產黨那邊走，要不往國民政府那邊走，他兩邊比比，大概要怎麼樣，他要有什麼抱負的話，這個路太長了，然後忽然汪偽政府起來了……咱不做是非判斷，就是當時一個青年，「五四」時期大概十來歲，抗戰時期三十齣頭，你想想看，他在那個空間裡面，有抱負有才華，他想做點什麼事情——

　　許子東：好像後來他還寫書給梁漱溟看，還希望跟毛*澤*東談談他的國家策略。

　　陳丹青：是啊。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張愛玲、胡蘭成感興趣？「文*革」結束以後為什麼對沈從文、錢鍾書感興趣？無非就是一個大敘述當中，他們不在；然後突然發現那個時候還有這樣的人，拿來一看挺好看。大家現在未必對主流敘述的那些人有多大興趣，可是《小團圓》一出來，大家都去看，看個究竟，其實都是因為遮蔽的原因，出土文物嘛，等於。

　　人生總有一個「五四」可以選擇

　　竇文濤：為什麼我又聽說，在有些人經歷過的人眼裡，「五四」真的是一個黃金時代。

　　陳丹青：可為啊，你有抱負，你有才華，你有路子，你有機會。很多人的傳記你仔細去看，他們真就做成了。翻回來到我們現在這個處境里，你一核對，這都是現在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當時他要做就真去做，要到一個地方就真的可以去，然後出了事也可以跑出來，有了機會又可以再翻回去。

　　許子東：但是很多人到後來也後悔懺悔，瞿秋白《多餘的話》，陳獨秀晚年的著作，都對自己早年的想法有反省。

　　陳丹青：那是什麼呢，是他機會多到最後命都搭進去了。「五四」是很危險的一個時代，尤其二三十年代，像柔石這些人，命都搭進去了。開了幾次會，印了幾本小冊子，等綁起來去殺頭的時候，晚啦！太多這樣的人了！胡蘭成說，國民黨那會殺了很多「五四」青年，混亂當中殺了很多很單純的人。

　　許子東：講黃金時代，我有時想想，其實我們今天活著的每個人，自己都有一個「五四」，都有一個年輕的、可以選擇的這麼一個時期。人生總有一個時候你覺得有很多路在你的面前，你想做這個想做那個，你可以想很高很高的事情。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你會發現你的路變得越來越窄，你的理想越來越低。「五四」加起來就是「二十」嘛，最應該珍惜的黃金時間。聽說有個電視台要辦一個節目叫「成年禮」，讓那些找不到方向的年輕人成年，什麼叫「成年」？可以有性行為，可以經濟獨立，但更重要的一點是你可以參與社會了，可以參與政治，可以做一個自己的選擇，然後自己來承當。你不僅被照顧，你要有所承當，其實選擇就是承當。

　　竇文濤：這就是千萬條道路擺在面前。「五四」的時候真是這樣啊。

　　許子東：那是一個國家的二十歲，少年中國。

　　竇文：這些人的行為加起來，就是那個時候國家的選擇。

　　許子東：可惜咱們都錯過了。多餘的話，說了半天，都是多餘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