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艱難一年｜2017性別新聞盤點 | 界面新聞

2017年，對於中國和全世界的女性而言，都是異常艱難、充滿挫折的一年。讓我們感到尤為難過、挫敗的是，在這一年中，太多老生常談的問題以變本加厲之勢轉土重來，女性受到來自家庭、學校、職場和社會的全面壓力，安全被威脅、身體被侵犯、機會被剝奪、人格被物化、抗爭被污名……在2017年11月2日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7年世界性別差距報告》中，中國排名創歷史新低，在全球230個國家中位列第100名。

在女性的人身安全方面，江歌和章瑩穎是今年兩起全民揪心的大案；在性騷擾和性侵犯方面，美國有震驚全球的韋恩斯坦性侵醜聞，中國有被國中輔導老師誘姦的台灣女作家林奕含，以及被班主任之父強姦的北影學生阿廖沙；在升學和就業機會方面，浙大社會學系教授馮鋼和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溫儒敏都發表了聳人聽聞的性別歧視言論，而作為高校招生和高考改革的具體執行者，他們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真的可以打擊女性的自信，進一步剝奪女性本就與男性不平等的機會。

而在婚戀、家庭和育兒中，女性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舊道德與新的資本邏輯合謀，借屍還魂於當代社會，在鞏固和加強男性優勢地位的同時，將女性徹底貶為商品；生產依舊是女性不可言說之痛，而喪偶式育兒讓更多已婚女性失去了就業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同時，大眾文化還在繼續傳播著瑪麗蘇的童話，只不過這一次它披上了成功學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地為本就四面楚歌的當代女性製造著物質和情感的雙重陷阱。

2017，作為女性，她們和我們，究竟經歷了什麼？

關鍵詞：江歌案、男海歸求愛未遂將女同學扔下19層

2017年年末最大的新聞莫過於江歌案了，這起發生於一年前的兇案，得到了空前的全民關注。12月20日，江歌被殺一案在東京地方法院宣判，兇手陳世峰以故意殺人罪和恐嚇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然而這起惡性殺人事件中仍有許多內容是法律所不能裁判的，案發當天的經過依然羅生門，三個年輕人之間的愛情、友情、背叛和報復更是令人扼腕嘆息，而在整個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劉鑫還在接受法律之外的道德和輿論審判。

事實上，案發於2016年11月的江歌案，在案發一年的時間內並沒有受到過多的關注，真正讓它具有全民性熱度的是《新京報》出品的視頻欄目《局面》對於江母和劉鑫的「真人秀」式專訪，這期視頻節目將事件的焦點放在了劉鑫——這一唯一從悲劇中全身而退的人身上。通過塑造劉鑫在案發前逃避、案發時自保和案發後推卸責任的形象，製造了一種十分殘忍的「民意」——即如果被殺的是劉鑫，就是她應得的報應，死不足惜。

這種「民意」迅速發酵，幾乎讓我們忘記了，無論死者是誰，這都是一起惡性的性別暴力，或者說，是親密關係中——或是女性選擇結束親密關係之後——針對女性的暴力，這類由於求愛不成引發的激情犯罪絕非個例。在江歌案中，由於被害的是好心幫忙的無辜者，「有辜者」劉鑫的倖存被人們認為是「苟活」；在更多的案例中，因為拒絕男性的求愛而被暴力相加的女性也常常承受著蕩婦羞辱和二次傷害，發生在2017年3月的富二代將高中女同學扔下19樓的事件就是一例。

2017年3月21日，杭州某小區，27歲的女性王珊珊從19層墜亡，將她扔下陽台的是追求了她八年的高中同學薛某。據報道，家境殷實的薛某從高中便開始暗戀珊珊，大學畢業後，薛某赴美留學，在美國期間兩人關係開始「親密」起來。在審判過程中，公訴人問薛某對「親密」的定義是什麼，薛某回答，對方從來沒有承認過兩人的情侶關係，「連手都沒牽過」，只是「會在微信里告訴他，自己每天做了什麼」。

2017年年初，薛某因為「怕珊珊跟別人結婚」，突然從美國回國，經過一番強烈要求後搬進了珊珊在杭州租的房子，和珊珊及一名女性室友合住。當他有一天在珊珊房間看到她與一名男性的合影時，薛某情緒崩潰了，此後他頻繁在網上搜索「自殺」、「跳樓」、「故意殺人會被判什麼」等詞條，意欲與珊珊同歸於盡。直到3月21日早上，他闖入珊珊的房間，反鎖房門，將她逼到陽台，橫抱起來翻出欄杆。在這短短的十秒鐘時間內，珊珊甚至沒來得及掙扎，她根本沒想到薛某早就對自己起了殺心。

在審判中，薛某提到，為了向珊珊示愛，他曾向她贈送價值不菲的禮物，包括Coach包包、Tiffany項鏈和卡西歐美顏相機等。珊珊雖然拒絕了薛某的求愛，但並沒有拒絕這些禮物，加上二人家境懸殊（珊珊父母都是農民），許多網友指責珊珊拜金，「為了收禮物與薛某搞曖昧」等等，對死者和她的家庭施加二次傷害。

親密關係暴力（包括戀愛暴力和分手暴力）現象究竟有多普遍？「女權之聲」2014年的一篇報道提到，台灣現代婦女基金會2008年的報告稱，台灣平均每月有14.7起關於戀愛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殺的新聞報道，幾乎每兩天就有一起，每月至少有三起發生在情侶之間的謀殺或謀殺未遂案件。而親密關係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男性受害者則多為自殺或為情敵所殺。美國和香港都有調查顯示，16-24歲的年輕女性最容易遭到戀愛暴力，其中最嚴重的傷害往往發生在分手之後。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將親密關係暴力視為私領域內部的矛盾，女性受害者往往被置於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檢視之下，重則被冠以「蕩婦」、「拜金女」的污名，輕則被認為遇人不淑、眼光有問題，總之，人們總是試圖從親密關係內部找出其受到傷害的原因。然而，頻繁發生的類似悲劇似乎已警醒我們，值得反思的是深植於社會制度和性別文化中的結構性問題。

正如「女權之聲」的報道中指出的，在父權制下，男性常常被教育不能輕易流露情感，「男兒有淚不輕彈」成為男子氣概的標準之一，這使得他們應對感情挫折的能力比女性弱；而施加暴力則被認為是很「爺們兒」的行為，它象徵著男性通過身體力量上的優勢而獲得的權力。另一方面，在傳統的性別文化中，女性常常被當作男性的玩物甚至私有財產，對於男性提出的要求，她們只能順從不能拒絕，一旦女性拒絕男性的求愛，或者主動提出分手，男性的挫敗感會容易導向「得不到就毀了你」的極端行為。因此，要預防親密關係暴力，光靠擦亮雙眼、鑒別「人渣」還遠遠不夠，它需要社會幹預機制、普及知識和必要的演練。

關鍵詞：韋恩斯坦性侵醜聞、台灣作家林奕含自殺、北影學生阿廖沙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

2017年美國以及整個西方社會最大的醜聞，莫過於好萊塢著名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的性侵醜聞了。2017年10月5日，《紐約時報》報道了兩位女演員Rose McGowan和Ashley Judd對韋恩斯坦的性騷擾指控；五天後，《紐約客》雜誌刊髮長文，13位女性在文中指控韋恩斯坦性侵，其中三人指控其強姦。梅麗爾·斯特里普和喬治·克魯尼等好萊塢著名演員陸續發聲，譴責韋恩斯坦的行為，聲援受害者。

隨後，韋恩斯坦被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製片公司開除，並被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和其他行業協會除名。針對他的刑事調查分別在洛杉磯、紐約和倫敦三地展開。韋恩斯坦的「落馬」在西方社會引發了一場受害者站出來指認有權勢的性侵者的「韋恩斯坦效應」（「Weinstein Effect」），許多女性紛紛在社交網路上分享自己遭受性騷擾、性侵犯甚至強姦的經歷，並加上關鍵詞「#MeToo」。演員凱文·史派西因為性侵指控被刪掉了在新一季《紙牌屋》中的戲份。12月6日，五位在遭受性侵後大膽站出來講述自己經歷的「打破沉默者」（silence breaker）當選《時代》雜誌2017年度人物。

在2017年的中國，也有幾位性侵受害者的故事引發了極大的輿論反響，但與「韋恩斯坦事件」中女性勇敢打破沉默、社會各界積極聲援的故事不同，這幾位女性為自己發聲、維權的道路異常艱難，家庭和社會非但沒有給她們應有的情感支持和正義許諾，還用冷漠和嘲諷對她們加諸二次傷害，部分不堪忍受的女性甚至選擇走上絕路。

台灣女作家林奕含的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年僅26歲的她於2017年4月27日自縊身亡，她的父母隨後發表了一份聲明，稱林奕含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女主角遭國中輔導班老師誘姦的情節，正是林奕含本人的親身經歷。林奕含在去世前八天接受電視採訪時也表示，「這個故事折磨、摧毀了我的一生」。

有感於林奕含的遭遇，北京電影學院2011級攝影系學生阿廖沙在微博上公開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並在性侵後利用職權打壓她，導致她無法繼續從事熱愛的專業。事發後，她的同班同學聯名發表公開信，繼續孤立和詆毀她，與林奕含相似，她的指控也被認為是抑鬱症病人的某種被迫害妄想。然而，在輿論的壓力下，北京電影學院和攝影界的行業協會並沒有做出令人滿意的回應，隨著輿論熱度減退，這件事和阿廖沙的名字也迅速地從人們的談資中消失了。

林奕含和阿廖沙都是學校教育系統內的「權力下位者」，而「韋恩斯坦事件」中的受害者則是職場中的「權力下位者」——在學校和職場這類權力場域中發生的性騷擾、性侵犯和強姦，不是一種一次性的身體傷害，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完成的「動作」，它往往表現為權力上位者對下位者長期的傷害，它是社會壓迫的一種形式。

正是這種權力上的不對等，使得在性侵具體動作完成之前的預防和之後的干預都變得更為困難：當女性被以談工作、輔導功課為由邀約時，她們往往難以識別危險或拒絕邀約；而當性侵者以剝奪工作機會、斷送前程相威脅、令她們噤聲時，維權的代價又往往是她們不能承受的。

或者像林奕含的案例中，男老師的權力體現在他智識上的優勢、他巧言令色的話術；而在韋恩斯坦的案例中，一個有錢人在直接支付封口費之外，還可以僱傭私家偵探和強大的律師團隊，讓無法被收買的受害者無功而返。

關鍵詞：馮鋼、溫儒敏

2017年，兩位中國知名學府的男性教授在性別問題上的言論激怒了許多女性。其中一位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另一位是前北大中文系主任、現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溫儒敏。

10月19日，浙大社會學系教授馮鋼四年前的一條微博忽然被大量轉發，隨即在網路上掀起軒然大波。在微博中，他抱怨免試推薦的研究生性別比例失調，女多男少，並指出，「根據以往經驗」，女生讀研大多是混個文憑，畢業後鮮少有繼續走科研道路的，女生佔據保研名額，讓他為有心走學術之路的考生感到擔心。

馮鋼「女生不適合做學術」的言論已然是赤裸裸的性別歧視，在回復網友留言時，他更是變本加厲地使用了很多侮辱謾罵式的語言，甚至說出了「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如果女生都懂男生的努力，就不會有這麼多女生落單了」之類更加露骨的性別歧視言論。

11月13日，溫儒敏在北大創意寫作大賽啟動會上談及高考語文改革時表示，改革後的高考閱讀將提高思辨性、複雜性和擴展性，因此「對女性特別不利」。「高考改革對女生不利」的言論被不少媒體用作報道標題，引發了極大的爭議，隨後，溫儒敏在個人微博對此事做出回應，聲稱媒體曲解了他的原意，他的原意是「這幾年命題取材面擴大，且往理性靠攏，對於死讀書卻閱讀面窄的女同學可能不利」，還說這番話「不等於性別歧視」。

兩位大學教授的言論，後者針對的是通過高考檢驗的基礎教育中男女表現的差異，前者針對的是高等教育中——尤其是研究生之後的科研階段——男女表現的差異。後者認為，女性的先天不足（不夠理性）、後天的學習方法（死讀書）和閱讀偏好（喜歡「小清新、小文藝、小勵志」），導致女生將在基礎教育和高考競爭中處於劣勢，而前者則認為，即便是更優秀也更努力的女生，在學術界也沒有立足之地。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的女性比例達到53.44%，21世紀以來，高考女狀元的比例也佔到了52%，超過男狀元。也就是說，在高考的表現中，女生已經全面超過男生。在近幾年甚囂塵上的「女孩威脅論」和「救救男孩」的呼聲之下，與其說高考改革會在客觀上造成對女生的不利，不如說搞改革的初衷之一也許就是為了削弱女生在高考上的優勢，溫儒敏教授言談間泄露的可能只是改革者本身的一廂情願。

另一組數據則說明，兩性之間在學業表現上的顯著差異出現在博士階段之後，在校博士生中女生的比例僅佔到38.6%，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馮鋼的言論代表了一定的現實。然而，他的問題在於為現象做了錯誤的歸因，如果說，學術界真的不是女性的地盤，那麼應該反思的並不是女性，而是她們所處的學術體制和社會環境、升學中的重男輕女（比如馮鋼這樣手握錄取權力的男教授的性別歧視）、學術機構內的性騷擾，以及婚戀、生育和家庭中的性別分工等結構性問題阻礙了女性的學術發展。

溫儒敏和馮鋼的言論，代表了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可能遭遇的不同性別偏見：在基礎教育階段，「女孩就會死讀書」、「女孩理科不行」、「女孩後勁不足」等聲音就不斷打擊著女生的自信，限制她們對於專業的選擇；而當她們終於衝出重圍，進入大學或走上職場，又有人告訴她們，「學術界不是女生的地盤」、「女生不適合編程」、「女博士嫁不出去」、「女孩子拼事業會錯過最佳生育期」……女性這一屬性彷彿永遠可以製造出各種各樣的壁壘，將她們阻擋在一些行業、圈子和機會之外，又禁錮於一些規範、「天職」和刻板印象之內。

關鍵詞：女德、煮肘

過去一年，常有一些涉及性別議題的新聞，讓我們恍惚有時空倒錯之感，「女德班」是其中之一。

2017年5月14日，江西九江學院以「傳統文化進校園公益講座」為名，邀請自稱「中國婦女聯合基金會傳統文化公益講師」的丁璇來校，進行了主題為「做新時代的窈窕淑女」的講座，其中「三精成毒」、「女孩最好的嫁妝就是貞操」、「女性穿著暴露會克家庭、克父母、克子女」等言論極端歧視女性，嚴重違背科學、法律常識，講座視頻被發布到網路上後，立即引發了輿論嘩然。

11月底，「梨視頻」又曝光了遼寧撫順的一個「女德班」，「男為天，女為地，女子就該在最底層」，「點外賣就是不守婦道」等雷人語錄，再次令人瞠目結舌。開辦這一「女德班」的撫順市傳統文化教育學校，在鄭州、溫州和三亞還設有三所分校，其講師也像丁璇一樣，經常受邀去各地辦公開講座。

為什麼打著弘揚傳統文化招牌的「女德班」近兩年來又有沉渣泛起之勢？這種愚昧反智、開時代倒車的言論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仍有市場，甚至在網路上被「群嘲」之後，仍有人站出來為它們辯駁？很多人只是將它們當做當代社會的另類奇觀，丁璇講座中的各種因果報應、怪力亂神，以及撫順女德班中傳銷組織一般的哭天搶地和強制洗腦，會讓人們覺得，它們距離現實生活很遠，是少數的極端現象。但事實上，「女德班」可能是中國大量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女性，在無法逃離的絕望處境和無法疏解的內心苦痛之中，最後的出路和慰藉。

比如面對家庭暴力時，「女德班」給女性開出的藥方是「打不還口，罵不還手，逆來順受，堅決不離」，這當然是非常糟糕的辦法，不僅不能保護女性，還會縱容施暴者，嚴重的話可能關乎人命。但如果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沒有工作、缺乏經濟來源的母親，又面臨著法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社會幹預的現實，她很可能會成為「女德班」的「目標客戶」，希望通過「逆來順受」來感化丈夫、用「認命」來自我安慰。

9月，WePhone創始人蘇享茂之死讓我們見識到了一位過著當代帝王生活的超級富豪——真名徐波，網名煮肘。在蘇享茂死後，他在微博成立兩千萬的法律基金，為人肉蘇享茂之妻翟欣欣的網友提供法律援助。這條懸賞微博一出，此人其他微博言論也跟著火了，其中包括：「一個女人，若一生生孩子不足兩個，那麼無論她如何努力，都註定是不幸福的」，「郎才女貌，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才就是賺錢能力，一定要牢記」等等。而據媒體披露，現實生活中，至今未婚的徐波以類似「納妾」的形式與多名女性保持著親密關係，並至少已經育有八個孩子。如果能過上帝王生活的人是極少數，那為什麼他的微博下面，一起做皇帝夢的男人卻不在少數，希望分到一個「妾席」的女人也蠢蠢欲動呢？

雖然借用的都是「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樣的封建舊道德，但與「女德班」相比，煮肘所代表的並不完全是傳統的復辟。事實上，他鼓吹並且親身實踐的是一種新式的、資本主導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發展到極致甚至解構了家庭本身。在這種關係中，「才」（財）與「貌」（生育能力）的交換是核心，他在微博上對於女生的建議是：十八歲之前把自己打造成大美女，十八歲之後開始尋找大自己十歲左右的優秀男性——優秀的底線是，一線城市月薪1萬，二線城市月薪5千——越漂亮的女孩就能找到越優秀的男性。而對於他這樣身價幾百億的互聯網公司老闆而言，擇偶的標準則是：18-22歲、身高170左右、罩杯CD、相貌7分的溫柔乖美女（或者6分的處女），他將他們的關係定義為「長期伴侶」，不結婚，但要一起「多生寶寶」。簡言之，這種關係沒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保障，也不需要任何保障，他堅信它比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更為穩定牢固，因為它的保障是等價交換的原則。

於是，我們在圍觀這位資本新貴的生活時可以發現，在「女德班」之外，所謂傳統還以這樣的形式「詐屍」於現代社會。它在否定女性受教育、工作、自力更生的價值的同時，為女性指出了一條捷徑，甚至是一種「特權」，可以擺脫勞役，並過上憑自己的努力無法企及的優越生活。這不禁令人擔憂，在經濟地位一時無法與男性平等的情況下，如果女性選擇依附甚至與人分享男性，那麼除了交換的價格（顏值、處女膜），還有什麼能阻止她們這麼做？

關鍵詞：陝西榆林產婦墜亡、美國經濟學家羅斯高呼籲中國農村媽媽回家

除了對女性的商品化、將婚姻和親密關係等同為赤裸的等價交換之外，煮肘還格外強調女性的生育價值，甚至乾脆將女性的價值完全等同於生育，生孩子越多，女性越成功、越幸福，而選擇不生育的女性則自動降格，成為「less than」 women（次等女性）。在這樣的優先順序序列中，女性的事業和自我發展的需要當然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完全徒勞的，回歸家庭、履行母職是她們唯一的選擇。

2017年9月15日，美國發展經濟學家羅斯高在「一席」發表的演講也在呼籲「媽媽回家」。在對中國中西部貧困農村兒童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調研之後，他發現，這些孩子正在面臨由教育程度低、營養不良和陪伴缺乏等因素造成的認知能力低下，他們中有63%一天高中都沒上過，這會嚴重影響中國後備勞動力的素質，制約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對此，羅斯高開出的藥方是，讓農村媽媽回家，在孩子0-3歲期間——也就是所謂的大腦發育最關鍵的1000天內——陪在孩子身邊。

在演講中，羅斯高用科學的測量、統計和大量紮實的數據說明了兩個結論：一、農村孩子普遍缺乏有質量的照料；二、這種照料應該由母親來提供，或者說，只能以犧牲母親的就業來實現。然而，即便這些數據有效、論證充分，它也僅僅呈現了事情的一面。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就曾指出，在我們普遍關注母親在0-3歲的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同時，也有研究表明，1-5歲孩子的母親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人群之一。在一位美國女性社會心理學家的描述中，她們被稱作「社會隱形人」，隨時都有可能瀕臨崩潰，但人們對她們的痛苦視而不見、漠不關心。這時，我們提出「爸爸去哪兒了」的問題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國家和社會為什麼缺席其中？為什麼一邊鼓勵生育，一邊將照料孩子的責任和壓力完全轉嫁給家庭，或者說，轉嫁給家庭中的女性？

關於母職的不能承受之痛，2017年8月31日，陝西榆林一名產婦在產房跳樓身亡的新聞給了我們一次血淋淋的教訓。儘管悲劇發生後，院方與病人家屬各執一詞，互相推卸責任，但可以確定的是，產婦馬某是由於遲遲未能接受刨宮產手術，不堪忍受疼痛才跳樓自盡。

馬某的悲劇引發了許多經歷過生產之痛的女性的共鳴，但隨著醫學的發展，這種疼痛是否仍是不可避免的？當人們以胎兒健康為由、拒絕產婦接受無痛分娩或刨宮產時，又是否是將生產之痛視作女性的原罪，用母愛無私偉大這樣的崇高話語當幌子，漠視女性的痛苦，剝奪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更重要的是，在輿論發酵的過程中，譴責渣男和惡婆婆，鼓吹「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聲音佔據了主流，但事實上，想要讓全社會真正重視女性的生育之痛，首先必須將這種獨特的女性經驗從羞恥感、從私領域中解放出來，分享和聯合才能為疼痛和母職的鬆綁創造更多可能性。

關鍵詞：《我的前半生》、《那年花開月正圓》、租衣平台「衣二三」爭議廣告

在女性已成為電視劇主要受眾和奢侈品主力消費者的今天，《我的前半生》這類電視劇的出現和熱播，就再順理成章不過了。這個表面講女性奮鬥成長、追求愛情的故事，實際上販售的是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男人，和女主角從頭到腳的奢侈品行頭。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改編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說，而亦舒的小說則脫胎於魯迅的《傷逝》。魯迅在《傷逝》中提出了女性的「經濟權」問題，認為女性追求戀愛自由的「夢是好的，但錢是要緊的」；「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是魯迅在一個世紀前提出的希冀。

然而，無論是在亦舒筆下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還是在2017年的上海，無論在家庭財產的分配上，還是在社會提供的機會上，女性與男性平等的經濟權都還遠未實現。

中國經濟起飛的過程，同時也是財富迅速向男性轉移的過程，從前婚姻中的戶主，只是在文化和管理的意義上起作用，而今天它幾乎變成了一種經濟制度，變成了對私有財產的實際佔有。因此，在現實中，一個因丈夫出軌而失婚的中年家庭主婦，短期內將為分割婚內財產、爭奪撫養權而焦頭爛額、體面無存，而長遠來看，她還要面臨重新回歸職場、獨自撫養子女等更大的難題。

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大女主的勵志傳奇故事未免顯得與瑪麗蘇無異，因為羅子君們「逆襲」的唯一途徑，就是再找到下一個更有權勢的男人。2017年霸佔銀屏的幾部古裝大女主劇（《楚喬傳》、《那年花開月正圓》等）也難逃類似的套路，女主角們看似經歷了一個成長的過程，從最初單純善良、不諳世事的傻白甜，成長為心思縝密、工於權謀的「女強人」，而事實上，這種所謂的「成長」背後離不開男性的寵愛、保護和栽培，看似一路披荊斬棘的女主角，依然是通過「搞定男人」來擺平所有麻煩的。

更重要的是，在這類大女主劇中，男性的愛慕和提攜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施捨，而被包裝為一種「資源」、一種通過女性的性別優勢換來的資源——這種觀點正逐漸演變為一種默認的社會共識。例如，在2017年10月，共享時裝月租平台「衣二三」推出了一則名為《衣二三，你的職場秘密武器——一個女生靠穿衣發跡的故事》的廣告，講述了一個職場菜鳥如何靠從「衣二三」上租來的衣服，一步步「打怪晉級」，最終成為「人生贏家」的故事，廣告語包括「提案穿上猩紅色onepiece（連衣裙），再大的case都是小case」等等。

與大女主劇的敘事類似，「衣二三」廣告中的職場也被高度浪漫化了，用性別優勢交換晉陞機會不但不再受到道德檢視，反而被當做職場成功學的女性版本。然而事實上，在性別歧視嚴重和性騷擾頻發的中國職場，想要利用性別優勢「彎道超車」只是流行文化為女性製造的粉紅泡泡；相反，依靠自己努力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則往往會因為這種普遍存在的偏見，而被認為是坐在某個男性上級的大樹下面好乘涼。

在過去的一年中，無論在中國還是全世界，女性在家庭、學校、職場和公共政治中，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女性從未停止抗爭，共同的身份和處境讓她們空前地聯合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2017年美國爆發了兩場聲勢浩大的女性抗議活動，一場是在2017年初，為抗議特朗普就職，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等408個美國城市爆發了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日示威活動；另一場則發生在網路上，好萊塢製片人韋恩斯坦性侵醜聞曝光後，美國女性在社交網路上分享自己遭受性騷擾、性侵和強姦的經歷並加上「#MeToo」的標籤，聲援受害者。

在中國，當浙江大學教授馮鋼發表嚴重歧視女性的言論時，當北影學生阿廖沙站出來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和支持性別平權的男性參與到話題的討論中來，為公義據理力爭。

然而，她們的抗爭卻常常面臨著男權的污名。在韋恩斯坦醜聞中的受害者們忍受了長時間的威脅、跟蹤和恐嚇後，終於鼓起勇氣站出來說出真相的時候，好萊塢著名導演伍迪·艾倫卻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為韋恩斯坦感到惋惜，並稱「這件事情中沒有贏家，對於涉事的女性是一個悲劇，對韋恩斯坦本人也是如此，他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團糟」。此外他還表示，「要避免一種獵女巫（witch-hunt，有清洗異己、政治迫害之意）的氛圍，導致一個男人在辦公室里對女同事使了個眼色，都需要立即打電話請律師為自己辯護。」

這與馮鋼接受「每日人物」專訪時的言論如出一轍。他在採訪中指出，中國的「女權主義」唯恐天下不亂，一些「女權主義者」素質極低，完全罔顧他本人在微博回復網友留言時使用的夾帶生殖器的粗鄙語言。而對於一群人文社科專業的女碩士、女博士發表的要求他道歉的聯名信，馮鋼則倒打一耙，稱她們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實行的卻是一種「逼人道歉、砸人飯碗」的「暴民政治」。

《新京報》深度人物報道欄目「剝洋蔥people」則發表了一篇名為《馮鋼：女權的「敵人」》的長報道，文章將馮鋼塑造為了一個特立獨行、快人快語的孤膽英雄。在為他無甚可書的學術生涯著書立傳之餘，對他性別歧視的實質問題避而不談，或試圖以「真性情」大而化之——與特朗普競選總統時爭取民意的策略如出一轍。一方面，文章著重呈現的馮鋼文人狷介、戇直的一面，歸根結底無非是一種男性氣質的崇拜；另一方面，標題中「女權的敵人」幾個字更是有意暗示馮鋼的受害者地位，然而事實上，真正的受害者是被他的歧視言論冒犯到，或者斷送了學術生涯的女性。

2017，對於中國女性而言，是格外艱難的一年。我們梳理了一年的性別新聞，發現可喜的進步少之又少，相反，幾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著肉眼可見的倒退，連最基本的價值和底線都有隨時土崩瓦解之憂。在新年伊始，我們不知該如何設想未來，惟願女性們能夠不放棄信念、不放棄說理、不放棄抗爭，相信我們終有一天能到達平等，並且超越平等，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12月

「女權主義」當選韋氏詞典2017年度辭彙

女德班：女人叫外賣是不守婦道

《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打破沉默者」

江歌案宣判

11月

《2017年世界性別差距報告》正式發布，中國總體排名全球100位

北大溫儒敏：高考語文改革對女生不利

10月

浙大教授馮鋼稱「學術界不是女性地盤」

好萊塢製片人韋恩斯坦被曝出性侵醜聞

9月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高「一席」演講呼籲農村媽媽回家

《使女的故事》成艾美獎最大贏家

沙特國王發布命令，沙特將從2018年6月起允許女性駕車

wephone創始人蘇享茂自殺

煮肘（徐波）在微博發表「史詩級直男癌」言論

演員靳東：「一切不男不女、非爺們的人，都無意接觸」

「全國首本小學女生教材」《花樣女孩》出版

8月

南京高鐵站猥褻養女事件

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上映

陝西榆林一產婦墜亡

Google工程師發表性別歧視言論：女性不適合編程

《那年花開月正圓》熱播：偽大女主女劇泛濫是時代的倒退

7月

《我的前半生》熱播：「姿態好看」的女性引熱議

奧迪廣告將女性比作二手車

演員吳京：希望娛樂圈「少點娘炮」

6月

章瑩穎失蹤案

《神奇女俠》的女權立場惹爭議

5月

「女德講師」丁璇江西九江講座

前北影女學生阿廖沙指控班主任之父性侵

4月

台灣女作家林奕含自殺，曾被國中輔導班老師誘姦

3月

求愛不成，海歸男將女同學扔下19樓

2月

巫山童養媳馬泮艷微博求救

《人民日報》發文探討「代孕是否可以放開」

1月

特朗普就職第二天，美國爆發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