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接受史研究 ——兼論古代敘事詩批評的形成發展
《長恨歌》接受史研究
——兼論古代敘事詩批評的形成發展
陳文忠
古代詩評史，實質是以「詩言志」為旨歸的抒情詩評論史。敘事詩長期得不到確認與重視。白居易《長恨歌》有千年接受史，但這並非千年讚美史，而是交織著熱情與冷遇、讚賞與否定的對話史。對這一敘事名篇，古代評家由貶毀到褒美的歷史轉變，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古代敘事詩批評形成發展的歷程。
唐代：選家沉默，評家毀多於譽
「一篇長恨有風情」，其創作史結束之日，便是聲譽鵲起的效果史開始之時。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種態度：歌女誦唱，選家不錄，評家毀多於譽。
相傳唐宣宗《吊白居易》詩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天寶後，李楊故事盛傳民間。《長恨歌》的誕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故事哀感頑艷，情思纏綿悱惻，語言明麗圓暢，聲韻和諧宛轉；故歌女爭唱，藉以增價。《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哀怨主題，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靈共鳴。與身前寂寞狼狽的杜甫相比，胡應麟不禁發出「詩固有遇不遇哉」的感嘆。
選擇即評價。唐代選家對此傑作，則始終保持沉默。現存唐人選唐詩，元結《篋中集》、殷璠《河嶽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和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成書早且不論。令狐楚進《御覽詩》、姚合編《極玄集》時，白氏詩名「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幾無人不曉；二人與白氏交誼甚厚，時相唱和，仍未選白氏詩篇。顧陶是最早提及白氏的唐代選家，但其《唐詩類選》入選韓孟，未取元白。《後序》釋曰：「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體。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集大不取只是搪塞之語，「微志存焉」才流露了似揚實抑的真意。韋莊《又玄集》和韋糓《才調集》更值得注意。《又玄集》首錄白詩，但非《長恨》《琵琶》，而是兩首七律。此集以近體為主，歌行較少，但元稹入選的均為歌行，且與《長恨歌》同題材的《連昌宮詞》赫然居首。宋人「《連昌》勝《長恨》」的議論，已在此埋下伏筆。《才調集》是現存唐人選唐詩中規模最大的一部，以「韻高」、「詞麗」為準的。令人注目的是卷一首列白居易，卷五再選其作，雖篇數並非最多，位置極為重要，大有先於張為《詩人主客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之意。然而，有「十首《秦吟》」，卻無「一篇《長恨》」。總之，或視而不見，或見而不選，或選而遺珠。與民間傳唱盛況相反，唐代選家無一人接受這古今第一長歌。
選家沉默，評家貶毀；若不算元稹這位詩友，白詩闡釋史幾從批評開端。李戡首發其難，杜牧《
白氏此作在唐代並非一無知音。針對李戡、杜牧之論，黃滔在《答陳磻隱論詩書》中奮起為《長恨》辯護：「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黃氏首開了諷諭主題說，「其文平而易」則對白詩風格作了精闢概括，成為唐代從詩旨到詩藝全面肯定白詩的評家之一。
然而畢竟其聲甚微。有唐一代，沉默的選家加嚴厲的評家，表明此作在當時只有流行性而無經典性，沒有真正進入「理想讀者」的審美視野。對這篇敘事傑作的藝術成就，詩評家毫無知覺，更表明當時尚未確立敘事詩觀念。傳統文體學，從摯虞《文章流別論》到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始終沒有「敘事詩」一體。僅在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論《孔雀東南飛》中，初見「敘事體」一語。因此，且不說《長恨歌》，其時已流傳五百年的《孔雀東南飛》，中唐至五代評家也未認識其敘事詩特徵，更未論析其敘事價值。
兩宋：詩旨與詩藝的雙重責難
兩宋三百年是《長恨歌》接受史的第一個高潮。田錫成為北宋白詩的第一個知音，《貽陳季和書》寫道：「樂天有《長恨詞》、《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把《長恨歌》置於經典地位，與「新樂府」相提並論。
田錫之後的《長恨歌》評家仍未意識其敘事詩的獨立地位，故均以史鑒、詩教或傳統的詩學理論，對《長恨歌》的詩旨詩藝作雙重責難。稍作條貫，可約而為四。
詩旨作意：「無監戒規諷之意。」古文家曾鞏首開其端，他把《長恨歌》、《津陽門詩》與《連昌宮詞》相比，認為後者不獨詩詞富艷，且究治亂之由，故「稹之敘事，遠過二子」（《潘子真詩話》）。北宋末張邦基《墨庄漫錄》亦云：「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稍後，洪邁《容齋隨筆》認為：「……《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盪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
創作態度：「無惻怛憂愛之意。」宋末經生車若水更進一解，由詩旨立意直指詩人的創作態度，《腳氣集》曰「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事實，有功紀錄，然以敗亡為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為唐臣，亦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草木，亦將不忍」云云。直以詩為史，詩人與史臣混而莫辨。從封建政治倫理原則抨擊詩人「譏笑君父」的創作態度，始自北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與惠洪《冷齋夜話》。魏氏略曰：「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在他看來，詩人以敗亡為戲，失臣下事君之禮，罪不可恕。車氏的責難還得到四庫館臣的回應，《提要》評《腳氣集》曰：「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鑿然有理」。
詩中敘事：「拙於紀事，寸步不移。」蘇轍視《長恨歌》的敘事為詩中一病。其《詩病五事》之二評論三首敘事詩，給《大雅·綿》最高評價：「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對杜甫《哀江頭》也很欣賞：「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對與《哀江頭》同一題材的《長恨歌》則極表不滿：「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蘇轍為什麼褒杜貶白，《長恨歌》究竟「病」在何處、「拙」在何處呢？王士祿評《哀江頭》透露了箇中消息：「亂離事只敘得兩句，『清渭』以下，以唱嘆出之，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即兩句亦是唱嘆，不是實敘。」（《石洲詩話·漁洋評杜摘記》）此論受蘇轍影響，瞭然可識；而「是唱嘆，不是實敘」，正點示了蘇轍優杜劣白的緣由。其實，「百金戰馬」似的「唱嘆」與「寸步不移」的「實敘」，是抒情體與敘事體詩中敘事的兩種方式，沒有高下優劣之分。蘇轍是前非後，並得到眾多評家的附和，既流露出囿於傳統詩學的藝術偏見，也表明在宋代詩評中確無敘事詩的獨立地位。而宋人對《長恨歌》體裁篇幅的非議，再次表明了這一點。
文章體裁：「一篇不如數句。」這與「拙於紀事」之說實互為表裡：在表達上反對「寸步不移」的「實敘」，在篇幅上便看重短小精悍的短章。唐人詠李楊故事者多矣，既有長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絕。在宋人看來，敘事詳贍的《長恨歌》不僅不如「唱嘆出之」的《哀江頭》，甚至還不如寥寥數句的律體與絕句。陳模《懷古錄》曰：「前輩論李商隱《詠驪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云云』，以為白樂天《長恨歌》費一篇，而不如商隱數句包括得許多意。蓋述得事情出，則不必言垂淚斷腸，而自不能不垂淚斷腸也。「范溫《詩眼》：「義山雲『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陳氏所謂「前輩」或指范溫此語，並稍事發揮；波及清人，查慎行便有「一起括盡《長恨歌》」之說。洪邁將《長恨歌》與《行宮》相比，影響更大：「白樂天《長恨歌》……，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後人論以少總多、以小見大的詩學原則，常以此為論據；而從宋代的詩評背景看，上述二例更主要流露了宋人「敘事詳贍」不如「語少意足」的傳統詩學觀念。
正是由於上述諸種原因，張戒《歲塞堂詩話》作出了「《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的評判。他將《長恨歌》與《哀江頭》捉對比較，結曰：「《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正可謂集宋人非《長恨》之大成，對詩旨、作意及藝術價值作了全面否定；而「數十百言，不若一句」，更表明他對「敘事長篇」的難以容忍。
從曾鞏、蘇轍，經張戒、洪邁，到宋末陳模、車若水，《長恨歌》的兩宋接受史充滿重重質難之聲。唯一得到稱賞的僅是被湊成「四雨」詩的「梨花一枝春帶雨」一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然而，就是這一句，宋人意見也不一致。周紫芝《竹坡詩話》云：「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反將「元輕白俗」之論，扣在了《長恨歌》上。
其實並非只是元白歌行體敘事詩，以《孔雀東南飛》為代表的樂府敘事詩，其敘事詩地位和價值同樣未得到宋代評家的認可。《孔雀東南飛》在宋代僅見三位評家；魏泰稱其詩有「高致」；嚴羽論其多用「重韻」；劉克莊最值得重視，其曰：《焦仲卿妻》詩、《木蘭》詩，「樂府惟此二篇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辭多質俚，然有古意。」然而，細味其旨，此中「敘事」之謂，當是傳統辨體論所謂「詩以言志，史以敘事」的「敘事」，而非明清評家所謂「敘事之詩，宛如畫出」的「敘事」；全句落腳點也在對「有古意」的肯定，與魏泰的「有高致」，旨趣相等。
明代：推為「古今長歌第一」
滹南老人對白詩及敘事長篇的高度評價已見出轉機，《滹南詩話》曰：「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須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此論上與宋人固見針鋒相對，下為明代評家導夫先路。
進入明代，《長恨歌》問世已近七百年，時間使作品獲得古典的威嚴；同時在新的文藝風氣中，敘事詩學觀念業已形成，評家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這篇敘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風氣之先，《歸田詩話》曰：「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瞿氏針對宋人「長不如短」的偏見，力主「長短各宜」之說，賦予敘事長篇應有的藝術地位，進而認為《長恨歌》已臻長篇妙境。隨著敘事詩觀念的深入和對《長恨歌》藝術地位的認識，戲曲評論家何良俊進而對唐代歌行、尤其是敘事歌行作系統考察後寫道：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仿湊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令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為當為古今長歌第一。（《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五《詩》二）
我以為，此論標誌著古代敘事詩批評的確立與形成。首先，他把唐代之前的歌行發展分成三個階段，即「梁陳之體」、「初唐人歌行」和元白敘事歌行，而把綺麗浮艷的初唐歌行與「直陳時事」的元白歌行嚴格區別開來，而極力推重後者；更主要的是何氏此評包含了自覺而較系統的敘事詩理論。現代詩學認為，敘事詩的核心是事件，完整的事件和生動的情節，是其藝術生命之所在。何氏所謂「直陳時事」、「鋪寫詳密，宛如畫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云云，正是從藝術題材、敘述方式和審美效果諸方面，揭示了元白敘事歌行的審美特徵，完全跳出了宋人以有無「監戒規諷」和「惻怛憂愛」之意褒元貶白的傳統詩評觀念。再次，何氏之後，明代評家從敘事詩的審美標準出發，逐漸改變了宋人褒《連昌》貶《長恨》的看法，形成了首《長恨》亞《連昌》的共識。許學夷《詩源辯體》、胡應麟《詩藪》、陸時雍《唐詩鏡》、唐汝詢《唐詩解》等，對《長恨歌》的「敘事詳明」、「情致宛轉」、「形容彷彿」的特色，均予以高度評價和精闢闡釋。
從《孔雀東南飛》的接受史看，這篇樂府敘事傑作也是在這一時期得到真正的評價，並被推為「長篇之聖」。與何良俊幾乎同時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寫道：「《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總結了作品的藝術特色，確立了它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敘事詩史上，《孔雀東南飛》作為樂府敘事詩之聖，《長恨歌》作為敘事歌行之第一，可為不移之論。
古代敘事詩批評確立成熟於明代，決非偶然。首先，白居易敘事歌行的藝術價值在元雜劇中已得到重視。社會現實、歷史傳說和文學故事是元雜劇的三大創作來源。《長恨歌》《琵琶行》以其感人心魄的故事和富於戲劇性的衝突，為雜劇家看好，敷演改編之作絡繹不絕。這是明代評家從敘事詩角度認識其價值的潛在的審美前提。
其次，它與敘事詩創作在明代的再度繁榮密切相關。對這一時期的敘事詩創作，謹守傳統詩學的評家往往斥為「里巷盲詞」。如王夫之《明詩評選》曰：「成化以降，姑蘇一種惡詩，如盲婦所唱琵琶弦子詞，挨日頂月，謰諉不禁，長至千言不休，歌行憊賤，於斯極矣」（孫賁《南京行》評語）；又曰：「長篇為仿元白者敗盡，挨日頂月，指三說五，謂之詩史，其實盲詞而已」（祝允明《董烈婦行》評語）。然而，正視詩歌藝術發展規律的批評家則予以熱情肯定，並對歷代敘事名篇重新評價，進而對敘事詩學作深入思考。當時的敘事詩創作，樂府古體多以《孔雀東南飛》為學習典範，長篇歌行則以《長恨歌》為摹仿對象。而這兩篇作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推為「長篇之聖」和「長歌第一」的。
再次，評家審美視野的拓展和詩評觀念的轉換更是直接根源。這些評家大多對當時得到高度發展的戲劇、小說這類敘事藝術具有極高的造詣，併兼擅創作。明代最先以新的審美眼光評價《長恨歌》的瞿佑，便是傑出的文言小說家，著名的《剪燈新話》便出自其手筆。何良俊與王世貞則是當時著名的戲曲評論家，《四友齋叢說》有「詞曲」專論，王世貞有《曲藻》一卷，均以精闢的見解為當時學者重視。基於對敘事藝術的深刻體驗，他們自能發現《長恨歌》、《孔雀東南飛》等名作區別於抒情詩而近似於傳奇、小說的審美特性和藝術價值，以新的觀念作出新的評價。同時，表現「風情」主題的《長恨歌》在明代得到肯定，還與當時的文藝思潮直接相關。宋人尚理輕情；明代成化以降，文壇主情思潮日盛，歌頌人類情愛的作品大量湧現，小說、戲劇及詩文批評也以「至情至性」作為審美準則。白氏之作由被唐宋人斥責為「淫言媟語」，到明人盛讚其能「令有情者為之死」，正是在主情思潮的影響下，變化了的審美態度對其內在價值的一種再發現、再欣賞。
堯斯說：「一種過去文學的復歸，僅僅取決於新的接受是否恢復其現實性，取決於一種變化了的審美態度是否願意轉回去對過去作品再予欣賞，或者文學演變的一個新階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遺忘的文學上，使人們從過去沒有留心的文學中找到某些東西。」（註：堯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明代敘事詩批評的形成與《長恨歌》及《孔雀東南飛》等傑作的藝術價值的發現和藝術地位的確認，為堯斯的論斷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中國詩歌接受史的實例。
何良俊之後，《長恨歌》雖仍不乏批評貶責者，但其作為「古今長歌第一」的經典地位已牢固確立。它不僅更為民間傳誦，也為選家重視而頻頻入選。高棅首開選錄白氏歌行的先河，但只錄《琵琶行》，未選《長恨歌》。至明中期以後，綜合性唐詩選本多將兩篇歌行雙雙選錄，如《唐詩解》、《唐詩鏡》、《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等等。唐汝詢《唐詩解》曰：「《連昌》紀事，《琵琶》敘事，《長恨》諷刺，並長篇之勝。余采而箋釋之，俾學者有所觀法焉。」特彆強調了作品的經典性和典範性。至清代，則《唐詩別裁》、《唐宋詩醇》及《唐詩三百首》等書中，《長恨歌》均赫然在目，評價更超勝《連昌宮詞》。
清代：面對經典的詩學探索
《長恨歌》千年接受史，至清代三百年進入多元接受、詩學探索的更高階段，這也是古代敘事詩批評深入發展的新階段。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中唐至清末的評家約一百五十家。唐代包括陳鴻、白居易，僅見6家；宋代包括詩話、筆記、題詠、翻用等等，多達40餘家，形成第一個高潮；金、元、明共30家；明代佔25家；清代已見70餘家，約佔總數的一半，形成第二個高潮。這與白居易詩歌接受史的總體發展曲線基本一致。從接受形式看，除傳統的詩話、筆記、選本、評點外，還出現以下三多：一是仿作擬作多，如梅村歌行之於香山歌行；二是改作規模大，如洪升《長生殿》之於白氏《長恨歌》；三是論詩絕句評論多，閱《萬首論詩絕句》，專論白居易者共63家93首，論及《長恨歌》及《琵琶行》者，清代便有20首。論《長恨歌》者，有不少對詩旨與詩藝作了精當的闡發，如吳景旭詩曰：「釵留一股寄情多，譜出人間長恨歌。閑殺白家心自足，終朝放眼看嵯峨。」再如焦袁熙詩曰：「長恨歌成字字愁，不妨老杜並千秋。何人妄欲誅褒妲，地下詩人笑不休。」雖短短四語，多別具會心，足資談助。
《長恨歌》清代三百年接受史的主要特點，是詩評家對這一敘事詩經典進行了多方面的詩學探索，並對前人圍繞《長恨歌》提出的詩學問題作了理論總結。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這裡擇要論述三點。
1.「長慶長篇」與文人敘事歌行
對這一問題，清初賀貽孫《詩筏》論之最深，曰：「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
首先，此論表明「長慶長篇」或「長慶體」與通常所說的「元白體」或「元和體」不同，它特指元白以《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為代表的七言長篇敘事歌行。初見於宋末戴復古《望江南》詞和劉克莊《後村詩話》的「長慶體」概念（註：劉德重《「長慶體」名義辨說》，《文學遺產》1985年第1期。），由此得到了明確規定， 並為後世評家襲用。如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七言古學長慶體，而出以博麗，本朝推梅村」；張爾田《遯堪書題》評《梅村集》：「集中諸作，要以長慶體為工。」均指梅村擬白氏二篇所作的七古長篇。其二，「長慶長篇」不同於以初唐四傑為代表的文人抒情歌行，而是直接從樂府敘事詩《焦仲卿篇》得來；其基本特點是有鮮明的人物和完整的情節，全篇敘詠一個離合悲歡的感傷故事，所謂「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而帝妃的愛情悲劇與歌女的悲涼身世，也成為「長慶體」常用的兩大題材。「長慶長篇」與初唐歌行的不同，前人亦已見出；胡應麟《詩藪》、毛先舒《詩辯坻》論歌行源流，均認為崔顥「敘事坦直而真切如見」的《邯鄲宮人怨》和《江畔老人愁》「為香山長詩之祖」，而非文極博麗、以道情為主的初唐歌行。朱克生《唐詩品彙刪》曰：「歌行長篇，駱賓王《帝京篇》是也。元白二篇，艷稱一時，然去古遠矣。」雖含貶意，卻也見出「借事抒情」與「描寫情事」的文體差別。其三，賀氏認為「長慶長篇」又並不完全同於樂府民歌：「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
2.「卓然可傳」與藝術生命的奧秘
從白居易生前「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盛況，到清人「一篇長恨誇風情，一曲琵琶說到今」的讚歎，《長恨》《琵琶》，盛傳不衰；至清代更出現了多層次、多方面的接受高潮。面對此種景象，促使詩評家思考其藝術生命力千年不朽、愈傳愈盛的奧秘之所在。除賀貽孫《詩筏》外，趙翼《甌北詩話》卷四曰：「《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同書在評吳梅村詩中又稍作發展：「梅村身閱鼎革，其所詠多有關於時事之大者。……事本易傳，則詩亦易傳。梅村一眼覷定，遂用全力結撰此數十篇為不朽計，此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處。白香山《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韓昌黎《元和聖德詩》，同此意也。」綜而言之，趙翼著眼於作品本身的內容與藝術：一是取題，即「有關時事之大者」；二是表現，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
3.「論詩須相題」與藝術本文的解讀
「論詩須相題」是清人反駁宋人對《長恨歌》曲解誤評時提出的藝術本文的讀解原則。《長恨歌》寫楊妃馬嵬賜死：「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魏泰、惠洪指責白居易歌詠安祿山能使官軍叛亂，逼迫明皇誅殺楊妃，有失君臣大體。對此，清初汪立名在《白香山詩》之《長恨歌》評語中駁曰：「論詩須相題。若諱馬嵬事實，則『長恨』二字便無著落矣。讀書全不理會作詩本末，而執片詞肆議古人，已屬太過，至謂歌詠祿山能使官軍云云，則尤近乎鍛煉矣。宋人多文字吹求之禍，皆釀於此等議論。」可見，所謂「論詩須相題」，即圍繞藝術主題，從「作詩本末」出發，從詩篇形象體系出發，不拘執片詞肆議古人。此後，《唐宋詩醇》的編者立足《長恨歌》「作詩本末」的情節分析，為藝術本文的正確解讀提供了實例。他們把全篇的情節發展分為四個部分，並對各部分之間的邏輯過渡作了精闢分析。後來，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及至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均以此為據。
此外，清代評家還對「艷詩不廢」與審美格調的追求、「詩文演法」與藝術原型的演繹創新等問題作了深入闡發。其實不只是《長恨歌》，《孔雀東南飛》的清代接受史也進入了詩學探索的新階段，評家較集中地思考了古代敘事詩的美學特徵問題。不過，這需要另文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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