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近代中國 走向現代化 的 特區

據統計，中國自1845年英國從《上海租界章程規定》中取得第一塊租界地，以後大大小小」列強「分別在中國各主要城市建起幾十處租界，和公用租界。「租界」問題，教科書總以「主權」說事兒，租界侵犯的是獨裁者的主權，並不是老百姓的主權。租界對官家有害，卻對老百姓卻是益大於害。

租界帶來城市建設新貌。《申報》上一篇文章介紹當時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說：上海各租界內街道整齊廊檐潔凈。修築起馬路。西人還在租界內普遍設置了電燈、自來水與郵電通訊。這些現代公用設施是中國人前所未聞、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至今在當年有租界的城市仍可見其建築群。

租界的特殊首先表現於它確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原則。租界內的金融業有穩固法制保障，上海，天津，漢口在20世紀20年代時，已經是集商貿、金融、工業於一體的近代化大都市，上海更成為中國經濟的心臟。和開埠前相比，三座城市在經濟運作、經濟規模、市政建設與管理、市民文化均迥異於傳統社會，極力追趕西方先進的文化，僅人口一項，三座城市都已在百萬以上，城市的中心功能淋漓盡致地顯現出來。

租界帶動周邊的經濟：消費、就業、市政建設……老天津衛的知名企業家劉錫三。劉錫三本來在華界辦草帽廠，可是遇上民國初年無休止的內戰，根本無法安心做生意，劉錫三無奈之下，將工廠遷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內，才有了和平的經商環境，企業才因此而做大。劉錫三在天津法租界開辦的「盛錫福帽廠」，由於經營得當，竟然打敗了當時風靡中國的日本草帽、將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國市場。劉錫三的案例，出處為《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第181頁

租界實行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相對獨立互相制約。如上海租界內的權力機構是納稅人會議凡居住於租界內繳納一定稅額的外國人均為會員租界的預算、決算、通過特徵捐稅、選舉地產委員等，均由此會議決此會並具有監督工部局的職能。工部局是以行政為主兼有一定立法職能的機構工部局董事實行選舉制、任期制。領事法庭、領事公堂、會審公廨為司法機構各機構在行使權力時均實行會議制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天津、漢口、青島等地租界的形亦大體如是。

租界事務，中國人也可參與。從1930年開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當於租界政府），就出現了中國人董事（即：委員）、參與租界公共事務的決策。租界提供了這樣一種民主政治模式：不通過暴力革命，而是通過大家的和平博弈——抗爭、妥協、再抗爭、再妥協——，逐步達到力量的某種平衡。中國人之前沒見過這種政治模式，之後也不怎麼接受。

租界促進中國司法改革。租界是當時中國土地上法治最為清明的地方。《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人犯罪，依英國法律管；中國人犯罪，依中國法律管。 有報道稱：185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國人犯，都移交給上海縣的清朝衙門辦理。每天大約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縣衙門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獲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潛入租界、繼續犯罪。洋人對上海衙門的做法很不滿。

這裡透露了兩個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國警察抓到中國賊，是依照條約、送到清政府衙門的；2、清政府衙門放縱犯罪。這是很鮮明的對比。

這件事直接刺激了滿清政府、並啟動了晚清司法改革，廢除了凌遲、梟首等一系列野蠻的酷刑，並建立了大清國的律師制度和人權保護的初步框架。

租界的新聞媒體發達，言論自由好於本土。《中外日報》《蘇報》等就是以日商的名義在中國開辦的，前者主筆是康有為，梁啟超的黨羽，後者原是一家日僑報紙，後為中國人陳范買下，以主持清議，挽救危局，宣揚維新保皇而著稱於世。1902年， 震驚中外的《蘇報》案。《蘇報》發生在上海租界。主編章太炎一改原先報紙維新保皇的態度，連續登載排滿革命的文章，指稱清廷是四萬萬同胞的仇敵，提倡殺人主義。可以說當時的新聞自由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租界創刊的《大公報》，注意反映下層社會的疾苦，替百姓說話。皆因租界法治保障和對自由民主的容忍。

租界成為許多政治犯或者官場失敗者們的「避難」天堂。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張勳、溥儀、孫殿英、陳獨秀、李漢俊、李達、俞秀松、陳望道、楊明齋、施存統……這一長串名單上的歷史人物，都曾經在上海、或者天津的租界里居住過。他們或者因為發動革命，被統治當局全國通緝，或是因為在官場鬥爭被擠下，暫時躲避風頭。他們在華界幾無立足之地，只好來到「國中之國」的租界來避難。官府無權在租界內隨意抓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３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

1914年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尊心》一文中說租界是中國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靜的地方。中共機關也在很長時間裡設在租界或租界邊緣。孤島時期共產黨人利用租界出版了《西行漫記》、《魯迅全集》、《資本論》等一批書籍。魯迅本人對租界批評甚多，但每遇反對當局的迫害魯迅多至租界或越界築路的半租界避難其雜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而寓租界之意。

中國第一個租界，是上海租界.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規定了英國人有權居住在上海，但是並沒有答應給英國人在上海劃一個租界。上海道台「宮慕久」害怕中國人和英國人雜處、滋事、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於是他自願把上海縣黃浦江的河灘上一塊不毛之地、劃給英國人當租界。宮慕久和英國人簽訂的開闢上海租界的條約，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簽署於1845年，當時，英國軍隊早就從大清國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與上海道台宮慕久談判並簽約的，是英國領事「巴富爾」，一個文官，不是武官，更沒有英國軍隊參與談判。

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這樣的文字：「……為曉諭事：前於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並准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准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

這段文字是一個重要信號：道光皇帝要求宮慕久在安排英國人入住上海的時候，要小心，不要鬧出什麼問題來，要「永久相安」。怎麼樣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劃租界了：把英國人和中國人隔開來、互不往來，這樣才能「永久相安」。這裡，劃租界的動機交待的很清楚：並非出於英國軍隊的脅迫，而是出於皇帝老闆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壓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研究一下這份《上海租地章程》。不但上海租界是自願劃割的，舊中國二十七個外國租界，廈門鼓浪嶼租界，等也是清政府自願、主動劃割的。像比利時、義大利這些軍事小國，也和大清國簽約、拿到了租界。對於比利時、義大利這些軍事實力比自己弱小的國家，大清國都賦予了他們租界，

洋人租用大清國的土地是交了交租金的。洋人用租界土地，要麼是付費給清政府，要麼是付費給民間的地主。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條規定：「商定地價」。也就是說：英國人租用上海灘，不但要付租費，而且費用還是「商定」的，換言之，並非是英國人單方拍腦袋決定的。再舉個例子，1843中英《虎門條約》白紙黑字寫得很明白：英國人在中國租地，租金「以當地市價為準」。例如，當年11月25日，英國人在廣州租了一塊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銀。不但如此，得知英國人出手闊綽、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廣州人竟然把英國人當作「大客戶」來看待。1846年6月，廣州市民蔡老六，購買了廣州沙螺西塱堡內寺岸村安姓的圍地一共十六畝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畝，擬租給英國人謀利。但是，蔡老六遭到當地村民的抗議、並阻止了這筆生意。1843年11月27日，英國駐廣州領事要求租用廣州石圍塘圍地，地主潘紹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須補償佃戶搬遷損失二萬兩，否則，不能強拆。

英國人不但租用現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連英國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廣州沙面租界，是英、法兩國人花錢從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費32.5萬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資4/5，法方出資1/5。他們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畝向清政府交納地租！每年每畝1500錢。以上四則廣州租地案例，出自《廣州文史資料第44輯：廣州租界史大事記》。這些，都是英國人有償用地的證據。

國人入租界居住趨之若鶩。《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規定：不準租界內把房子租給中國人（換言之：不準中國人入住租界）。後來，小刀會暴動，上海人民不顧一切、湧進租界躲避戰火，使租界人口暴漲了幾十倍。英國商人看到了商機，他們搭起「經濟適用房」、出租給躲避內戰戰火的中國人牟利。英國商人紛紛說：「我們來中國，就是為了掙錢！中國人來租界住了，我們更好掙錢！」於是，英國領事開始吸引華人入住租界，甚至開始阻止中國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缺口一旦打開，中國人開始向租界蜂擁而進。舉例說說天津英租界，這個地塊在未開闢之前，僅僅住有十幾個中國人，人煙荒涼。租界建立後，由於司法清明、治安良好、遠離內戰、沒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國人湧進來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國人72087人，佔總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中國在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也給予外國投資者稅收減免優惠、也給予外國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權。香港一直是中國的特區，只不過回歸後，特區的作用明顯減弱。台灣可以說是中國人建的特區，蔣經國後的台灣已成為一個中國今後走向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