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帝侯與他的軍隊（一）

來自專欄勃蘭登堡王庭

1638年夏季某日，勃蘭登堡選侯國的繼承人腓特烈·威廉返回闊別4年的柏林。同1634年啟程去往聯合省共和國前一樣，他在家鄉看見的只是令人沮喪的景象——國家破產，現任選侯格奧爾格·威廉（Georg Wilhelm）因為戰爭帶來的創傷逐漸意志消沉，國內被帝國軍與瑞典軍同時佔領著，一年前建立的一支小軍隊發揮不了任何作用，國家完全無法履行與皇帝並肩作戰的任務，她原本的中立願景也被各個強權的軍事實力擊得粉碎。自1625年來，這個東北德意志蕞爾小邦的君主不得不在新教聯盟軍與帝國軍的夾縫下謀求生存，前後四次轉變態度——1625年向丹麥稱臣，1626年倒向皇帝，1630年對瑞典軍祈求憐憫，1636年又在一位天主教大臣的主導下再度對皇帝表忠心。

「如果我在這之前就被授予部分權力，政府在我即位之初的狀況就不會那麼棘手了。」[1]腓特烈·威廉日後在給其子的政治遺囑中寫道。1640年12月1日，年僅45歲的選侯格奧爾格·威廉在與其子的激烈矛盾中卒於肺炎，留下一個破產的國庫和一支士氣低下且無惡不作的歹徒軍隊。很顯然，沒人會去猜想此國家的統治者在35年後將會怎樣借著震懾性的軍事勝利建立神羅內外的政治與外交聲譽，48年後將會具有何等規模的軍隊，以至於在61年後，繼任者將擁有機會稱王。

這是普魯士王家陸軍的史前史，也是普魯士王國成形的歷史。那麼本文的內容也很明顯——在探討大選侯腓特烈·威廉的陸軍從1640-1688年不斷發展的同時也會結合關聯的歷史事件分析這樣一支軍隊對霍恩佐倫家族的政治與外交上產生了什麼影響。

*第一章所涉及的時間段會盡量嚴格限制在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前。

題圖是1647年的選侯。來自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8/Kurf%C3%BCrst_001.jpg

好了不廢話了。正文。

移除施瓦岑貝格

此人是誰？

Count Adam von Schwarzenberg（1583-1641），一位來自於利希公國的天主教徒，霍恩佐倫宮廷和臣民眼中的異端與外國人。他在1620年代進入勃蘭登堡選侯的加爾文宗宮廷，以他不同於國內大多數人的信仰而獨樹一幟，不過這也未對他的仕途造成什麼影響——怕事且本身仍忠君的格奧爾格選侯日後放開手讓這位天主教徒促成1636年與皇帝的聯盟，隨後他逐漸獲得了更多權力，以至於在1630年代晚期，選侯直接當甩手掌柜將不少事務交予他處理。1638年後，待在柯尼斯堡避風頭的格奧爾格·威廉派他前往柏林擔任省長性的職務。如此，他即成了選侯國軍隊的事實管理者；客死異鄉的選侯自那以後也再也沒回到過柏林。

腓特烈·威廉選侯憎惡這位天主教徒，但究其原因並不止宗教一個。一件軼事或許能夠說明此問題：早在1638年腓特烈回到柏林時，他就在二人都有出席的歡迎宴會之後染上了皮疹與發燒。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施瓦岑貝格意圖下毒，但腓特烈對他本就不好的第一印象更轉為了憎恨與猜疑[2]。在繼位之後，選侯即受祖母的支持下於柯尼斯堡召集數名信奉加爾文宗的大臣，意圖重新奪得對軍隊的控制權。

重奪軍權所受的阻力不止施瓦岑貝格一人。本就對施瓦岑貝格主導與皇帝結盟一事頗為反感，年輕的腓特烈更基於對加爾文宗的虔誠意圖取消對抗瑞典，而外交談判需要足夠的軍力支持；軍隊需要財力支持，而這是一個破產的國家無法承擔的。令人驚訝的是，意圖擴軍取得外交籌碼的腓特烈現在正準備裁撤軍隊。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破產，亦因選侯懷疑這支9000人[3]的軍隊是否具有基本戰鬥能力：這支由本地農民與僱傭軍東拼西湊的烏合之眾正呆在選侯國的城堡內無所作為地看著兩大勢力對峙。不過得益於施瓦岑貝格對勃蘭登堡境內要塞的利用，他沒有再失去更多領地控制權。但無論如何，現在腓特烈並非選侯國的實際統治者，他需要儘可能快速地回到柏林穩固本應握在手上的權力。

選侯迫切地想與瑞典協商以從帝國軍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同時將軍隊從要塞內撤出以確保軍隊的中立與控制權。很快，與瑞典的秘密協商就這樣瞞過了施瓦岑貝格的眼睛。有一點需要指出：選侯不可能完全裁撤軍隊或完全將他們從要塞撤出，這是自殺行為；他亦沒有在與瑞典人的秘密談判中提及這一點[4]。與此同時，在1641年2月，腓特烈與新招募的上校康拉德·馮·布格斯多夫（Konrad von Burgsdorf）決定暗度陳倉。選侯一面寫信給施瓦岑貝格，讓其維持親帝國的外交政策，一面在1641年2月派遣布格斯多夫前往易北河右岸的屈斯特林（Küstrin）要塞指揮當地軍隊；要塞位於帝國軍右翼，對防止瑞軍可能的包抄至關重要。選侯令施瓦岑貝格告訴奧地利人，出於友好態度，選侯決定將屈斯特林要塞讓予他們防守。等施瓦岑貝格領著奧軍前往屈斯特林要塞時，接到選侯嚴令的布格斯多夫緊閉城門。

施瓦岑貝格聲譽大損，不久後逝世，而奧軍的處境也較為危險；反水的選侯現在只期望瑞典人能夠開出寬大條款。選侯所堅持的決策令布格斯多夫擔憂：瑞典人日後將很快撤出選侯國，而選侯則承諾將在瑞典人撤出選侯國領土之前解散部分軍隊[5]。選侯為表誠懇更在1641年秋即讓軍隊人數裁撤至2000步兵與一支125人的騎兵連隊。結果當然事與願違：瑞典人完全有理由說他們無法在帝國軍撤出選侯國前就放棄對選侯國的佔領。此時，丹麥的行為也無法預料地把選侯從泥沼中救了出來。1643年初，丹麥再次向瑞典開戰，瑞典迫於壓力不得不將軍隊撤出選侯國。現在選侯總算是有機會能夠用手中僅有的財力建立一支小規模的野戰軍。1643年3月4日，腓特烈·威廉陛下於當天抵達自己忠實的柏林。

嘗試

一切尚未開始。施瓦岑貝格的影響力實際上說明了君主對軍隊掌控力度之低，如果選侯不加以制止，第二位類似人物恐會出現。選侯若要真正打造一支忠於君主的，紀律嚴明的軍隊，首先應該確保軍隊的領導者是否願意遵照自己的方針行事；能夠得到有效管理的軍官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軍紀。選侯的這種想法在他所處的時期是不常見的，因為三十年戰爭中的大多數陸軍單位時常處於「自治」狀態，軍團的指揮官（上校）被賦予了極大權利，除了指揮軍隊亦負責管理軍隊的後勤與財政問題。指揮官們自由選擇軍團內的其他低級軍官，並有權選擇軍隊的駐紮地點。在這種狀況下，一旦他們不願意忠於君主，後果難以預料。至少在霍恩佐倫的軍隊內是這樣：在1641年秋，選侯那支僅存的2000人軍隊被派至各要塞駐守，那125人的騎兵隊則奉命保護村莊與小型城鎮。民眾沒有絲毫安全感，他們仍堅持認為在敵軍接近時逃向森林避難是明智的選擇[6]。更惡劣的行徑要數這些軍隊在同年11月的行為。當時，一部分負責保護勃蘭登堡城鎮的軍隊「砸碎廚具，椅子，門窗與壁櫥；他們踢倒牆壁，扭斷門梁，砸裂地板，燒毀木材……更有甚者駕著他們的馬踐踏花園與葡萄園。[7]」

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說某些指揮官僅是拿錢辦事之徒，選侯就要親自選擇自己能夠信任的人擔任軍團指揮官。選侯早在剛即位時就開始這項計劃，因此布格斯多夫才能受到選侯的慧眼青睞。選侯在軍官的選擇上做得更細緻——他參與了軍團內每一位軍官的選擇與任命。這一舉措使得選侯能夠了解軍團的詳細情況。

在初步解決軍官問題之後，選侯也將面對軍隊資金的問題。國家財政仍然拮据，部分領土仍未從外敵佔領中解放出來，而不同領地上的貴族也試圖用不同方法限制選侯增稅。這裡只需簡述。在勃蘭登堡，普魯士與克利夫斯三處，貴族都能直接參与對稅款的控制。其中，勃蘭登堡的貴族有權投票決定將開徵的稅款，而普魯士與克利夫斯的貴族能夠有權否定任何計劃開徵的稅款。除此之外，普魯士公國貴族在稅款問題上完全有能力讓波蘭介入調停，就像克利夫斯的貴族也能在發生類似不滿時請求海牙的援助。

1644年1月，選侯委派布格斯多夫一項任務，令其設法在普魯士增加稅款以保證國家能夠負擔勃蘭登堡那一支2000餘人的軍隊。布格斯多夫無可奈何地料到貴族會一貫以他們地方主義的態度拒絕提議。對此，選侯也只得將自己在普魯士公國的領地出租以換取金錢。最終，當布格斯多夫回到柏林述職時，他也僅從借款與公爵領地租金中收集到了金錢。同年6月底，當選侯於勃蘭登堡召開會議探討可能的擴軍措施時，大臣們也選擇支持貴族的說法，他們亦引用布格斯多夫在普魯士的徵稅問題闡述國家財政岌岌可危的現實。儘管選侯心有不甘，他現在也只能接受大臣們與貴族的主張，選擇承認國家財政現狀[8]——選侯在神羅東部的領地上交的稅款僅需支持2000人的勃蘭登堡要塞衛隊。當然事情是不可能這樣結束的，於是選侯的眼光轉向他在萊茵的領地。

在選侯的克利夫斯總督約翰·馮·諾帕斯（Johann von Norpath）接到徵集軍隊的命令之時，選侯本人從未踏上他在萊茵的領地。在諾帕斯被任命之前，當地完全處於自治狀態。聯合省共和國的軍隊正佔領著部分戰略要地，而手握大權的當地城市寡頭則主導餘下地區的事務。當地離三十年戰爭的中心較遠，同時受荷軍的保護，因而被選侯認為具有足夠財力支持擴軍。1644年，在荷軍撤出了部分要塞的佔領軍的同時，選侯的政府也立即開始在自由領地上徵募軍隊。1644-1646兩年內，選侯的政府在當地成功再徵募了4000人的軍隊[9]。Norpath很好地履行了選侯的旨意：這支軍隊的軍官完全不來自於僱傭軍。

第一次貝爾格戰爭

1643年，約翰·馮·諾帕斯放棄了他先前侍奉的君主，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沃爾夫岡·威廉（Wolfgang Wilhelm von Pfalz-Neuburg），轉投勃蘭登堡選侯的宮廷。他很快得到選侯的任命，並在克利夫斯-馬克推行具侵略性的政策，意圖對鄰國貝爾格的君主——也就是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製造戰爭氣氛。

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與勃蘭登堡選侯的衝突始於1614年簽下的《克桑滕條約》（Treaty of Xanten，Vertrag von Xanten）。該條約旨在對勃蘭登堡選侯與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之間有關於利希-克利夫斯-馬克的繼承問題做一個暫時性的妥協，而它在1646年時似乎將要失效了。在該條約中規定克利夫斯，馬克與拉芬斯堡歸於勃蘭登堡選侯約翰·西吉斯蒙德，而餘下領地則歸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領有。

這裡沒有必要過多地詳述條約的背景。只有一點需要說明：選侯腓特烈·威廉現在正盤算一場軍事勝利建立他的聲譽。事實上，諾帕斯本人在1645年末更是呼籲立即派軍進入貝爾格公國，奪取普法爾茨-諾伊堡伯爵的領地以獲得更多財力支持軍隊。

衝突在1646年夏季被點燃。選侯以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譴責沃爾夫岡·威廉，指責他迫害當地新教徒的行為。在《克桑滕條約》簽訂之時，雙方均同意保護新教徒的自由；而在1646年夏季，當地新教徒宣稱他們「受到了天主教公爵的騷擾」。選侯向沃爾夫岡·威廉傳話，令其維持當地和平；言語威脅被無視後，選侯決定立即行動。如果這位「敬酒不吃吃罰酒」的貝爾格公爵決定頑抗，那麼選侯就得展現自身的軍力。不過，選侯意圖發動戰爭也另存在一個原因：克利夫斯的貴族抗議繳重稅，他們要求選侯解散那支本就不足以對他國構成任何政治威脅的軍隊。為了平息貴族的抗議但又不解散軍隊，選侯只好效仿那些強權曾在自己領土上演示過無數次的行為。部隊現在將用敵國民眾的財產維持。

3000人之眾被聚集，為入侵貝爾格公國做準備，而軍隊統帥正是總督諾帕斯本人。實際上，這支3000人的軍隊足夠壓倒敵手——沃爾夫岡本人的軍隊僅有500人[10]。1646年11月，約有1800人的軍隊進入貝爾格公國，他們被命令善待當地的居民並儘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戰鬥。這個想法非常樂觀卻不切實際：當地農民帶著子女，財產甚至是家畜望風而逃，紛紛躲進城鎮要塞中尋求庇護。現在狀況對於選侯來說非常棘手，因為他根本沒有財力組建炮兵部隊。 在17世紀，圍城戰的關鍵在於使用炮兵火力擊破城牆，一旦城破，守軍往往就會因為無法繼續守城而選擇投降。而對於選侯的軍隊而言，他們以現有的投入作戰中的軍力無法迫使任何一座要塞投降；若要進行一場成功的圍城戰恐將動員選侯手中的全部軍事裝備，而選侯也不可能讓他剩下的軍隊放棄守護本地要塞。

慘劇接二連三地來臨。作為入侵者的勃蘭登堡軍在冬季得不到任何補給， 消耗著手中僅有的蕪菁充饑[11]。沃爾夫岡在選侯焦頭爛額之時更堅決拒絕任何協商，他亦看出了敵人正遭受著飢餓。而在此時，正在談判桌上協商的各位強權興許也注意到了勃蘭登堡選侯悍然挑起一場新戰爭的行為。無論是法，奧，瑞，丹，荷現在都決定商討刻不容緩的和平，選侯因此受到多國譴責。選侯也在與聯合省共和國的關係中遭遇巨大挫折：選侯本想打著宗教旗號獲取海牙的聯合省議會（States General，Staten-Generaal）的支持也苦澀地失敗。一個月後，選侯不得不畢恭畢敬地向海牙報告自己正將軍隊撤出貝爾格公國。1647年4月8日，兩位德意志諸侯簽下了和平條約。

威斯特伐利亞

1648年，在貝爾格戰爭中決定選侯命運的強權現在也將決定中歐的未來，這就包括了勃蘭登堡的霍恩佐倫家族將在三十年戰爭的一系列條款中獲得怎樣的補償。令人驚訝的是，選侯在當年竟然仍將軍隊擴充至了8000人作為外交籌碼。也許是注意到了腓特烈·威廉選侯的野心和他在德意志諸侯中並不算過於弱小的軍隊，試圖在德意志諸邦國中建立一個聯盟的法國想依靠勃蘭登堡制衡瑞典在北德意志的勢力。法國在選侯對波美拉尼亞公國繼承的要求上給出了寬大條款，授予選侯絕大部分後波美拉尼亞（Hinterpommern），勃蘭登堡也得到了鄰國馬格德堡公國的繼承權。

一支軍隊在選侯的手上被建立起來，它也在選侯加強自身政治地位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以選侯現在的財政狀況，他仍無法建立起一支擁有作戰水平的軍隊，而這則需要依靠1650年代新政策的推出來彌補。

（第一章結尾，待續）

資料援引

The Great Elector, Frederick William of Brandenburg-Prussia, Derek McKay, ISBN: 978058249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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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ussian Army, 1640-1871, Jonathan White, ISBN: 97807618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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