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徐州學生告老師:「在人格上,學生和老師應該是平等的」——記者:汪婷婷

【轉載】徐州學生告老師:「在人格上,學生和老師應該是平等的」——記者:汪婷婷

來自專欄藍手結

編者按:

本文中化名為孔田的主人公,正是前些日子,和簡唯一起幫助軒媽媽的 @經行堅白 。一位在自己遭遇了糟糕的事情後,還想著幫助別人的人。

祝福堅白,希望他的官司能夠取得理想的結果。

感謝汪記者,和孫編輯。還有堅白的律師。

原鏈接:徐州學生告老師:「在人格上,學生和老師應該是平等的」

文 | 汪婷婷

編輯 | 孫俊彬

2018年6月1日,孔田來到徐州市泉山區人民法院,他準備起訴自己的大學老師,告他侵犯名譽權。

在材料初審處,旁邊一位阿姨聽到孔田的訴求後勸他放棄起訴,免得影響自己的前途。一直到孔田走出法院,婦女還在勸他:「不要惹禍上身。」

孔田搖搖頭,拒絕了阿姨的好意。這件事情困擾了他兩年,如今,他需要一個了結。在多次試圖與老師和解卻無法達成合意後,孔田選擇訴諸法律。

2016年夏天,孔田從徐州工程學院經濟學院畢業,畢業前幾天,孔田因老師李東明心情不好對他撒氣,與其發生言語衝突。在兩次向老師道歉仍被老師辱罵、言語威脅後,這個原本可以合理解決的事情隨後卻不斷升級,漸漸變成了孔田的一個心結,像「蝴蝶效應」一樣攪動了他的正常生活,他甚至曾試圖為此自殺。

那天下午3點,交完所有的材料之後,法院決定立案,孔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而,他跟老師新的「交戰」才剛剛開始。

從口角之爭演化到上吊自殺

已經拿到新疆某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孔田的畢業季原本應該是輕鬆愉快的。跟老師發生衝突之後,夢想中的畢業生活逐漸籠罩了一層陰影。

6月,他取消了一直嚮往的西藏旅行,回到鹽城老家。從那時候起,他總做噩夢,場景也總是與李東明發生衝突的那個辦公室,或者之前的好朋友突然變臉,在他眼前露出獠牙,拿著刀子捅他。他晚上睡覺不敢脫衣服,經常失眠到後半夜,有時甚至徹夜不寐。

兩個月後,噩夢伴著孔田來到了距徐州3500公里外的新疆。在新疆讀研期間,孔田的狀態越來越糟。

2017年5月的一天,孔田又做了一個噩夢,辦公室、暴怒的老師、舉起的凳子,場景跟以前相似。醒來後,他想起李東明說自己「考上研究生算個屁」,他覺得心情憋悶,就一直沒有起床。中午11點多,他從床上換到椅子上發獃,衣服一直沒有換。室友習慣了他經常不言不語地出神,沒人打擾他。

下午4點多,同學王明放學回宿舍時,孔田還保持著同樣的姿勢。幾分鐘後,孔田打了個電話,人就變得暴躁起來。

再回到宿舍時,王明看到了正試圖自殺的孔田。「他把衣褲掛在橫樑板上,腳下踩著凳子。我嚇了一跳,衝上去把他抱下來。」王明說,那時候孔田已經面色蒼白,脖子上被勒出了一條紅血印子。

孔田回憶,電話是打給父親的,父親寬慰他:李老師是無聲地道歉,他沉默就是知錯了。孔田聽著更難受,混混沌沌中就想勒死自己,「然後很快就開始實施」。

遠在徐州的孔父,跟孔田打完電話後一直心緒不寧。下班後,他一個人呆在辦公室里,收到了兒子試圖自殺的消息。「大腦一片空白,當時如果真的出了事,我們這個家就沒了。」

「趕快跟老師道歉」

對於衝突的起因,各方說法不一。

在孔田的回憶里,衝突起於2016年6月15日。他去論文指導老師的學院辦公室處理相關手續,同辦公室的副教授李東明拉住他,說自己看不清電腦,請他幫忙將一份試卷的內容輸入電腦。由於不會處理某處格式問題,孔田被李東明吼了聲「滾」。

孔田很鬱悶地回到宿舍,同學告訴他,那段時間李東明恰好和別人有經濟糾紛。學校後來告訴《後窗》,當天李東明因為別人欠債的問題而心情不好。

第二天早上,孔田來到辦公室給同學列印材料,剛好李東明也走了進來,他指著孔田問,你是誰?來這裡幹什麼?要是丟東西了怎麼辦?孔田覺得受到了侮辱,他對著李東明一字一頓:「老師,你這樣是不對的。你有氣不應該撒在學生身上。」

兩個人很快吵起來,孔田脫口而出:「你自己跟別人有經濟糾紛你自己心裡清楚。」李東明一聽急了,兩手抓在椅子扶手上,做勢要舉起椅子砸向他。孔田見狀,向前走了一步,說:「老師,我就站在這兒讓你砸。」經濟學院副書記和輔導員胡清斌到辦公室調解。

經濟學院的黨委書記崔德才說,事發當時,李東明雙眼患有白內障,看不清字,認不出孔田都屬於正常現象。

當天兩個人到底發生了什麼嚴重的衝突,學校紀委翻閱了學校教務處的教師課表,調閱出試卷的時間和考試科目,得出結論,孔田所說的李東明讓其代輸試卷的情況與實際不符。

「根據我們的調查,沒有發生代輸試卷這件事。」學校紀委告訴《後窗》,「在這個事情調查當中,我們感覺到這位學生的性格有缺陷,有點極端傾向。」

孔父回憶,那天上午9點多,他接到了一個來自學校的電話。對方告訴他孔田在學校與老師發生了衝突,此刻正在僵持。因為對方几次提到「萬一孔田畢不了業」,孔父感覺到一種威脅。他趕緊打電話叮囑孔田:要聽老師話,別跟老師反抗,趕快跟老師道歉。

隨後,孔田來到辦公室向老師李東明鞠躬道歉。雙方達成初次和解。

失敗的和解

當天下午3點多,輔導員給孔田打電話:李東明老師不滿意你的道歉,你得再給他道一次歉。

平復心情之後,第二天下午,孔田給李東明打電話道歉。電話打了45分鐘,李東明覺得,孔田在公眾場合說出自己有經濟糾紛是對自己的人身攻擊,當天的電話錄音顯示,他用「瘋狗」、「畜生」和粗口來發泄自己的憤怒。

一個半小時後,李東明再次致電孔田:「經過一個半小時的深思熟慮,我接受你第二次真誠的道歉,但我還是覺得你的道歉有問題。」李東明堅持認為孔田受到的別人唆使,讓孔田供出幕後主使。

6月18日,李東明給孔田發信息:「我只問是不是圖書館的?」「你別逃避」「你就一孬種!走狗!」

大約4天後,孔田順利帶著畢業證書回家,然而,愛較真的孔田一天天地復盤這個事件,越想越不服氣。

29日,孔父給學校打電話反映情況,經濟學院剛上任的黨委書記崔德才承諾會認真調查此事,給孔父一個交代。第二天,李東明給孔田道歉稱:「老師對無意對你造成的傷害,給你說聲對不起,望你別再往心裡去了。」

孔田不滿意李東明的道歉,認為老師的道歉不夠真誠,但不敢直接表達出來。他按照父親給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建議,給李東明回復:李老師我也很高興做你的學生,我放下了。

內心裡,孔田卻怎麼也釋懷不了。直到2017年,自殺未遂之後,孔田一下子「醒過來」、「心變硬了」。去年10月,他開始回頭找徐州工程學院投訴李東明。

2018年春節,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崔德才和學校紀委工作人員專程來到鹽城找孔父商量解決問題。崔德才告訴孔父,李東明在徐州工程學院工作了20多年,從來沒跟學生發生過衝突,這一定是一個誤會。

李東明告訴《後窗》:「我從未在公開場合誹謗、辱罵孔田。」

孔田的父親一直期待著時間能讓孔田釋懷。現在,他開始反思,是不是不應該教導孔田與人為善?

「在這個社會裡,我的教育好像是失敗的。」他說。

1塊錢和一個道歉

5月17日,在訴至法院前,雙方嘗試最後的和解。

李東明問:「還有餘地沒有?就是指咱坐下來,相關領導坐下來,談一談。」孔田回答:「你罵我瘋狗,罵我是畜生、孬種,你認不認可這件事?」「那這樣吧,沒有溝通的餘地咱就掛了吧,隨你弄。」李東明說完掛了電話。

6月1日,孔田訴至法院。他的訴求是讓老師李東明承認對他言語侮辱、威脅的事實,公開道歉。並且要求經濟賠償1塊錢。他說:「為了表明我不是為了錢,只是為了公道。」

對此,李東明回復《後窗》:「他提供材料與事實不符。」但他拒絕提供更多的事實材料。事實上,當天發生口角的細節目前缺乏音、視頻證據或人證。

公開信息可查詢到的學生起訴老師或學校的判例中,學生勝訴的案例並不多。2016年10月,趙某起訴西北政法大學侵犯其名譽權,因舉證缺乏事實依據敗訴;2017年10月,首都醫科大學楊某稱因舉報老師亂收費,遭該老師聯合其它老師打擊報復至精神崩潰,法院同樣以舉證不足為由不予採信。

孔田的代理律師李寬對這個案子能勝訴並沒有太大的信心。作為被侵犯名譽權的起訴方,孔田目前未掌握李東明在公開場合對其辱罵的客觀證據,在李寬看來,如果繼續以對方侵犯名譽權的罪名起訴,敗訴的可能性比較大。

孔父不明白,孔田只是想要李東明的一個誠心的道歉,為什麼一直等不到?他終於放棄了「以和為貴」的想法,全力支持孔田起訴老師的決定。

「這一次,我和他說,不管輸贏。」孔父說,孔田上的上訴就已經表明,「在人格上,學生和老師是平等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孔田、王明為化名)

(黃蕙昭對本文亦有貢獻)

簡唯有話說:

在這一兩年間,簡唯通過知乎,旁觀了數起在媒體上頗有熱度的社會事件新聞——北京電影學院的「阿廖沙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博士生校友羅茜茜舉報教授陳小武事件、南昌大學的「小柔事件」、武漢理工大學的研究生陶崇園同學自殺等。

簡唯在他們的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堅白的曾經,那個因為老師的錯誤而陷入陰影無法自拔的弱小學生。

如果堅白,沒有那一日他幾位同學的幫助,他的生命也將無可挽回。

堅白告訴簡唯,他為那些人和他自己的不幸而感到難過。

而堅白,同簡唯一起陷入了思考——為什麼這樣的悲劇會一再在高校中發生?而受傷的大多是學生?

高校中,學生相比於教師,在身份地位上太過弱勢。誠然,校園中從不乏德藝雙馨,具有園丁精神的教師。然而,在現行的環境之下,對於極少數心懷不正的教師來說,「犯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一個教師想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傷害學生,這對教師來說並不困難。尤其是在經濟並不發達的城市,大多數的中國高校,少有專用於維護學生的權益的相關部門。

同時,即便是少數高校,存在可供學生用於監督、舉報、反應問題的渠道。這些信息沒能在學生中間深入人心,以至於普及度並不高。

就像文中提到的堅白,直到研究生期間,他因為接受了心理學相關知識的培訓,才第一次走進了校園心理諮詢室,嘗試尋求幫助。而堅白在本科與研究生階段所遇到的同學,大多並不了解相關的信息,遇到困惑,也極少有人選擇前往學校的心理諮詢師尋求幫助。

於是,像這些的同學們,倘若當他們不幸遭遇了不公正的情景,便找不到可以正確幫助自己的途徑,久而久之,便容易對學校甚至是對所有的教師,都失去信任,在委屈與無助中,給自己的身心造成傷害。

同時,學生在遭遇了不公正的事件後,身邊人的態度,也往往十分重要。

還是以文中,堅白那次「有驚無險」的自殺未遂為例子。他的研究生同學中,知道他遭遇的,便會時常主動來開導、鼓勵他,陪他聊天。無論父母還是女友,一直以來都在安慰他,從未對他的難以釋懷有過責怪。即便是本科校友,也會告知他,他們相信其人品。

然而,並不是每一位同學都有這樣的好運氣。許多遭遇了不公待遇的同學,身邊人總會勸他們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甚至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長們,還會出於對教師形象的一貫信任,簡單粗暴地用「老師就算方法不正確,也是為了學生好」來強迫涉事學生忍下委屈、反思自己。尤其是遭遇了來自教師的「性騷擾」等越界舉動的同學,他們往往會擔心身邊人對自己異樣的眼光,從而恥於向身邊人尋求幫助。而在他們的沉默中,也等於變向縱容了教師的違規行為,從而令犯規教師更加肆無忌憚。

不僅如此,高校學生,尤其是剛剛從高中畢業入學的本科大學新生,也大多因為稚嫩,缺乏自我保護和警惕意識。面對少數教師不懷好意的越界試探,他們要麼毫無察覺,要麼即便感到不適,也出於對教師的信任,又或者是因為羞澀內向,從而未曾選擇明確拒絕。在遭遇了不公正事件之時,又缺乏法律意識,不懂得通過社交通訊工具保存證據,以至於難以幫助自己。

而哪怕是文中的堅白,也是在第二次被迫道歉之後,才慢慢意識到,自己可以選擇錄音的方式來存留證據。

未成年人和年輕人,是這個世界的未來。願他們倘若不幸遭遇了傷害,都能知道怎麼去用正確而有效的方式,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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