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演錄：我看中國文化的現狀和未來

我看中國文化的現狀和未來 —— 一次講演　　　　　　　　　　　　　　　　謝有順

　　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來和朋友們做一次文化方面的交流。之前主辦方給我定的題目是「今天我們如何欣賞文學」，估計你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沖著這題目來的，我真的沒有想到，以文學的名義，還能聚集起這麼多人的熱情。看來我們對這個時代、這個城市的諸多認識，都是有錯位的。我的專業正是文學，不過，今天我並不想專門談文學，而是想更廣泛地談談我對中國文化現狀和走向的看法。當時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考慮到這是市民文化大講堂，就想，應該和大家一起來分享一個比文學更寬廣的話題，好讓更多人參與到講座的現場中來，於是，我就想到了講中國文化，只是，深圳這邊沒來得及把題目改過來，在廣告中還是沿用了之前的題目。不要緊，我會從文學的角度來，切入這個論題，說出我對中國文化現狀、出路的個人感悟，我相信，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話題。我講完之後，你們可以提問。　　說到中國文化，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它的容量很大，我的知識、見地有限，只能浮光掠影地講其中的一些方面。為什麼要談這個話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這樣的感想，中國是文明古國，在文化上一度是非常強勢的國家，但在今天這個世界格局中，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地位再也沒有原有的輝煌了。經常出國的朋友就會發現，中國人現在是有錢了，可是他走到哪裡，都不太被人尊重。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我們在文化、精神上的弱勢地位。為什麼在1840年以前還是非常強勢的中國，到今天會落後到不被人家尊重、甚至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境地？表層的原因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生活質素落後了，深層的原因，我想還是出在文化上。　　什麼樣的文化，就會塑造出什麼樣的國家形象。中國現在開始提文化復興的口號了，甚至由於經濟的長足發展，一些人也開始有了新的文化幻覺，於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大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代的文化現實。如果我們理性地面對這一現實，就會發現，在文化的復興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不必自卑，更沒有資本自大。　　這一點，生活在深圳、東莞等地的人，感受應該很深。這兩個地方，是中國最著名的生產基地。中國不是被人稱為「世界工廠」么，這個說法，和深圳、東莞兩地的製造業息息相關。中國生產的產品，你到世界各地都能買到，這一方面為中國創造了就業機會、經濟增長率，但同時也簡化了中國的形象。我也接觸一些外國人，他們想到中國的時候，總是先想到中國製造的物質產品，中國成了一個物質中國，包括以前從中國出口到外國的，也都是絲綢啊，瓷器啊，工藝品啊——都是物質，不重視文化輸出，這就給那些外國人造成了一個印象，以為中國只生產物質，物質和手工是中國最有代表意義的民族標記，這是錯覺。可是，近代以來，中國一直無法擺脫落後的帽子，中國的先賢也一直在尋找中國的出路，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被犧牲的就是文化，相反，物質和技術被抬高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　　照梁啟超的研究，中國從鴉片戰爭之後的五十年，經歷了三次變革。第一次是從鴉片戰爭到同治年間，中國人首先感到自己在器物上有所不足，於是就想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這就有了洋務運動，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佩倫、張之洞等人。第二次是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到民國六七年間，以康有為、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一些人，看到了中國在制度上有所不足，就開始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辛亥革命便是標誌。第三次是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他們，開始看到中國在文化上有所不足，對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感到失望，所以就發動了新文化運動，要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全面向一種新的文化開放。從器物到文化，中國的社會改革走了一條從外到里的道路，直到把問題落實到文化上時，內在的病灶才被真正發現出來。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引進一種新文化，從而輕視自身文化的根，這在五四一代先賢身上，你不會有什麼不妥的感覺，因為他們都是國學功底很好的大師，他們雖然批判傳統文化，但對傳統文化並不陌生，他們的批判裡面，其實包含著建設性。但幾十年後，一種沒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危機就開始顯露出來了，傳統的丟掉了，新的文化我們又沒有學來，即使學了一些，也發現和自身的生活、精神並不和諧，就像是借來的衣服，怎麼穿都不合身，最後只剩下一些皮毛。　　因此，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革命，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困境是，我們一直處於一個精神的荒原、文化的荒漠之中，找不到信念，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這時，除了抓住物質和享樂，大家還能怎樣呢？一個心靈無從安妥的時代，惟一的真實就是物質了，所以，改革開放以後，物質在中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文化的失落反而顯得無關緊要了。和物質相關的話題，無非就是慾望、享樂和消費，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遍地都是的景觀。由此可以看出，以富國強民、物質發展為單一宗旨的發展戰略，必然造成現在這種文化困境，別人一想到中國，就想到中國的物質產品，而不太會想起，中國是一個生產過孔子、老子、唐詩、宋詞和《紅樓夢》的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古國，那麼多優秀的文化產品，都被人忽略了，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不僅西方對中國有了很大的誤解，就是中國人自己，也不太看重自身的文化傳統了。很多中國人，恨不得每天講英語、吃西餐，以西方禮儀問好，他們覺得中國身份就像是一個恥辱的記號，這是非常奇怪的一種思潮。 中國發展到今天，經濟已經有相當的成就了，現在到了該反思自身的文化問題的時候了。如果找不到一個文化的出口，來滿足中國人對現代社會的想像，中國人精神的斷裂、心靈的荒蕪，就勢在必然。很多出過國的人都記得，中國遊客幾乎是所有遊客中最肯花錢的，但中國人的精神風采，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在社會公德的維護上，中國人明顯要遜人一籌，可見一個國家光發展經濟是不夠的，經濟的強盛，並不會馬上帶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政策如果對路，經濟發展可以立竿見影，但文化發展不同，它需要有很長的時間醞釀、生長，才會見成效。應該承認，這些年，中國民眾和中國決策層，都開始意識到文化的傳承和文化的開放同等重要，只是，在具體建設上，還缺乏真實、廣泛的回應。在座很多人估計都看過韓劇，韓劇里的很多人情、禮儀，都學自中國，但這樣一些美好、溫暖的東西，在當代中國反而難見蹤影了，這是一種很深的悲劇。歷次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剿殺了中國文化中溫暖、謙和、堅韌的部分，粗野、虛假之風盛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也還大有市場，這種不堪的狀況是怎樣發生的？我很想和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以文學為例，這些年來，惡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並帶著希望的寫作，可見，我們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陰暗，只挖掘精神的陰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對待人、對待歷史，並試圖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這無論如何都是殘缺的寫作。這種殘缺，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舉目可見。因為沒有整全的歷史感，不懂得以歷史的眼光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於偏狹、執拗，難有寬闊的胸襟。所以，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頭，就勸告我們要對本國的歷史要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將我們自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錢穆所提倡的對歷史要持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這既是他的自況之語，也是他研究歷史的一片苦心。文學寫作何嘗不是如此？作家對生活既要描繪、批判，也要對生活懷有溫情和敬意，這樣才能獲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場。可是，「偏激的虛無主義」在作家那裡大有市場，所以，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慾望化處理，或者在寫作中充滿精神的屈服感，沒有一種讓人性得以站立起來的力量，寫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精神也越來越陰沉，很顯然，這並不是一條理想的道路。　　不僅文學寫作上如此，在我們的教育中，溫情和敬意也被長期忽視，教育服從於升學，缺乏人文方面的內涵，再加上家庭對孩子的過度寵愛，新一代成長起來之後，心靈里也往往面臨著多方面的缺失，這些，其實都和我們國家的整體文化氛圍有關，當引起每一個人的警惕。一旦溫暖的東西沒有了，敬畏之心也喪失殆盡，這個社會，就太可怕了。我想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來分析今日中國在文化上面臨著怎樣嚴峻的難題。我平時是沒有剪報習慣的，但是看了《南方都市報》上的這條新聞之後，特意留了下來，這是2006年6月1日的報紙，我給大家讀一下，大標題寫著，廣州大學的學生不滿被安排出國，殺死了自己的親生父親。這個事件說的是廣州大學一個姓董的學生，他父親一定要他出國留學，而兒子不願意出去，想考國內的大學。於是，父子之間發生了爭執，爭執的結果就是兒子用三十多厘米的水果刀把父親殺了，甚至殺了父親之後，他還紅著眼往父親的屍體上刺了很多刀，庭審時也毫無悔意，他說父親不了解他，胡亂給他決定人生，「我就想殺死他」。這個新聞非常極端。但是，讀這樣的新聞，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索：一，為什麼這個父親會覺得自己的兒子只有出國留學才是光耀門庭的事，留在中國就不行？二，是什麼樣的教育塑造出了這個大學生如此血腥、殘忍的人格？　　生活在別處，以為西方是生活樂園；教育設計中極不重視健康人格的塑造——這兩點，正是中國文化困境的生動表徵。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家長普遍以為送兒子出國留學是上佳的選擇，誰家有人在國外，那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我不反對有條件的家庭，把兒女送到國外深造，但我想說，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適應國外的生活和教育的。假如我們的價值觀里，惟有覺得把兒女送到國外了，才是光耀門庭的事情，這必定會產生像上面新聞里報道的那種悲劇。時代的語境已經改變了，西方也未必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好。我知道很多中國學生，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讀書，父母以為他們去那裡，是受先進的教育，其實未必，這些國家，都把發展文化教育、吸引中國學生當成了一種產業，很多中國孩子到那裡讀的學校，其實都是專門為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開設的，不僅不是什麼好的學校，甚至那些出去的孩子，連外語都沒什麼進步——因為他們周圍的同學，以中國人居多，他們在學校，講著中國話也可把書基本讀完。但這樣的真實狀況，有幾個中國家長知道？即便知道，他們相信嗎？很多中國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根本不具備這種對比能力。不少中國孩子，在國內是優秀學生，本來可以在中國上比較好的小學、中學，甚至可以考中國一流的大學，但他們的家長偏要把他們送到國外讀書，而有些人的條件有限，上的又是國外比較一般甚至比較差的學校，這就好比一些縣城的孩子，本來可以上全縣最好的一中，但他們的父母偏偏要送他們到省城讀最差的中學，他們以為省城的學校都是好的，殊不知，縣城一中的教學質量，普遍比省城的二三流學校好多了。道理是一樣的。很多中國家長以為國外的就是好的，殊不知國外也有差的學校。　　類似一種思想傾向，在五四前後也曾盛行。那個時候，中國處於一種閉關鎖國、落後挨打的境地，很多留學國外的知識分子，回國之後，都極力倡導學習西方，並猛烈地批判傳統。胡適曾全面否認中國傳統文化，並熱心於新文化運動；魯迅曾勸人多讀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傅斯年等人曾呼籲廢除漢字，認為漢字是野蠻的文字……現在回想起來，這樣一種激進主義思潮是太過非理性了，有些話，聽起來像是胡言亂語，哪裡有一點學者的嚴謹啊。但是，如果回到當時的文化語境，我們就知道，這些文化先賢的倡議，多少有點矯枉過正的意思，如果不對一個閉塞的中國下猛葯，要喚起民眾的覺醒是很難的。他們反傳統，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策略。魯迅先生說，在中國，搬動一條椅子都要流血。這就是當時的真實狀況。所以，你一說要廢除漢字，那些保守派就想，那還不如接受白話文；你說要把房頂掀了，他們就想，那還不如同意給黑屋子開個窗戶。那個時候的現代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焦慮，害怕中國被世界拋棄。這並不是危言聳聽。魯迅先生就曾在《熱風·隨感錄三十六》中說，「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失。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周作人也在《先進國之婦女》一文中說，「我大約也可以算是一個愛中國者，但是因為愛他，愈期望他光明起來，對於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擊：這也是自然的道理。」他們有一種使命感，要在中國喊出「真的聲音」，以此來感動、喚醒更多的中國人。他們的文化言論，其實都含著這樣一個目的，他們介入一種社會變革，是積極的，也是有策略的。文化策略和文化情懷，有時是不一樣的。胡適反完傳統，後來強調「整理國故」；魯迅勸人少讀中國書，自己卻是讀了不少的，要不他也寫不出《中國小說史略》這樣紮實的學術著作了。因此，很多人不理解五四，以為五四是簡單的反傳統、踐踏傳統，這就是很大的誤讀了。魯迅這代人，是懂得了傳統、理解了傳統而反傳統的，他們非常清楚傳統的弊病和癥結在哪裡。可是到了「文革」期間，很多年輕人也起來反傳統，並砸爛了很多文物，焚毀了很多舊書舊字畫，可他們懂得傳統嗎？不懂傳統而反傳統，這就是無知了。　　無知有時比失德更可怕。但在今天這樣的時代，無知有時反而成了一種美德似的，以致一些人，什麼大話都敢說。也正是無知，導致社會不斷地在走向粗鄙化。美好的事物、有價值的東西，得不到當有的尊重，相反，一種實利主義的風氣，在當下卻大有市場。就以英語教育為例吧，有幾個人是真正對這種語言有興趣而讀的？大多的時候，讀英語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它是獲得學位、職稱、工作的必備條件。最近不是常有抨擊全民學英語的言論出來么，可是，崇尚英語、蔑視漢語的教育設計並沒有絲毫改變。想一想，這真是一件荒謬的事情。我不知道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還能不能找到另一個國家，是把外語教育看得比母語教育還重的。在中國，母語不好，不會成為一個問題，英語不好，就會是你人生變遷中的重要障礙。你評職稱，專業條件可以商量，惟獨外語考試必須通過；你考學位，專業成績可以有伸縮餘地，惟獨外語分數是不能降低的。各種評審，所謂的「破格」，多半也是破外語的格。你的專業再優秀，外語如果不能達線，一切考試就都枉然。這是怎樣的一種語言霸權，又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奴役！一個現代人，如果能掌握一兩門外語，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也是應該著力提倡的，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設計和評估體系，總不能把學習外語看得比學習母語更重要吧？說句實話，現在的很多大學生，外語是考得很不錯的，但對母語的理解和掌握，實在是有限的很，連一個簡單的工作總結都寫不好的大學生，也大有人在，這就是忽視母語教育之後產生的惡果。大學可以不開設中國文學課、中國哲學課，但必須學習外語，直到博士教育期間，外語也是最重要的課程之一，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外語好的博士，但能把學位論文寫得好的博士卻微乎其微。這是怪誕的。正如從中學、大學，一直到博士就讀期間，每個學生都要學無數遍被簡化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實就是政治課，但我們的教育官員，卻從未想過，也得讓中國學生學一點中國哲學，為他們開設一門中國哲學課。光學政治不學中國哲學，光學外語而不重視母語，會有如此荒唐的教育思維，我們也就不難想像，為何「文革」期間，中國人會把孔子、《紅樓夢》都當作垃圾來批判和否定了。　　一個國家會如此不珍重自己的文化遺產，甚至還粗暴地踐踏自身的文化，這背後是有一個演進的過程的。說到底，還是一種對自身文明的無知，對外來文明的盲目崇拜心理所致。前蘇聯也經歷過類似的狂飆突進的政治運動，但是沒有聽說他們不要自己的普希金和托爾斯泰，至少在民間，還存著很多有文化良知的人。中國就不同了，從高層到底層，一度都以中國文化為恥，全國上下都僵化地照搬那些別國的思想教條，弄得舉國一片廢墟。往事不堪回首啊。所以，現在我看到民間很多人有那麼強烈的想移民到國外讀書、定居的願望，覺得並不奇怪，是我們自己把一個國家的文化毀得不成樣子了，日常生活也由此變得破敗不堪，值得留戀的東西太少。一個作家曾經哀嘆，我愛祖國，可是祖國不愛我啊。聽起來真令人心酸。有那麼多中國人，奮不顧身地要出國，毫不猶豫地要加入別國的國籍，何嘗不是以此來表達對一種狀況的失望？上面那條新聞里那個被殺的父親，我想也是這樣一種思想，所以他才一再地逼自己的兒子出國，而兒子又不願出去，結果就發生了殺人的悲劇。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到底是怎樣的教育把一個大學生塑造成了如此殘忍的人？那個董姓學生，把父親殺死之後，又在屍體上刺了多刀，到庭審的時他還冷靜地說，我就是想殺死他。沒有一點後悔、悲傷、難過的意思。可見，教育在這個人身上是完全失敗了。教育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學校教育，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除此，社會和環境當然也是一個教育的大熔爐，但主要的教育實施者還是學校和家庭。這個學生可能成績並不錯，但他的行為證明，他的心中，完全沒有了親情、責任、敬畏這樣一些人倫概念。也就是說，他的人生觀里，其實並沒有價值信念。他大概是獨生子女吧，集幾代人的寵愛於一身，從小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任何的外力想要影響他，都可能會傷害他。慢慢的，他身上就有了太強的個性，不能商量，不能變通，只認自己的決定，一旦和外界的力量發生衝突，要麼陷入一種價值狂躁，要麼陷入一種暴力邏輯，總之，很少有溫和、理性的面對世界的心情。以前我們講中國古代社會是壓抑個性的，以婚姻為例，普遍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定要推翻的，自由戀愛才是愛情的最佳歸宿，才是個性的自由舒展。可是，就現代文人的婚姻來說，因自由戀愛而結合的家庭，最後以悲劇告終的並不少，由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也有不少是幸福的。可見，傳統社會的一些人倫秩序，並非一無是處，而現代社會強調個性發展，也可能潛藏著新一輪的危機。古代中國在人倫秩序上，可能是太森嚴了，但是，現代社會過度寵愛孩子，失了基本的人倫教育、長輩尊嚴，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失敗？　　真正的教育，不僅是要推翻一種陳舊的價值，還要教導學生體認一種新的價值，同時也保存一種值得傳承的傳統價值。文化的血脈如果斷了，要重新接續上去就很艱難。我們看韓劇，還能看到晚輩對長輩的謙恭之情，可是，在當代中國，有幾個孩子對長輩是有敬重之情的？如果行動上為所欲為，言語上粗魯放肆，孝心何從體現？沒有敬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愛。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講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層面抽掉，人就和動物無異了。像有些城市屢屢發生的飛車搶包事件，那些被搶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幾十塊錢，但一次又一次，都會有人為著包里的一個舊手機、或者那幾十塊錢，不惜以犧牲別人性命的代價，把它搶走，甚至當場把人的手剁下來，甚至把被搶的人摔死在路上。為微小的財物，不惜採取極其殘忍的方式傷害一個人的生命，這樣的新聞，看起來真是觸目驚心。今天的人都怎麼了？今天的教育還講羞恥之心、惻隱之心嗎？以前的強盜作案時，是要蒙面的，佔山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個時候人還是有羞恥之心，還是知道搶劫、做強盜是見不得人的，所以，他們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風高的時候進行，但現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騎著摩托車，公然把人的包搶走，不顧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揚長而去。這些人還知道敬畏和害怕嗎？中國古代以來，一直是講報應，講來世，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講子孫後福的，這些都是很樸素的東西，看起來迷信，其實對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惡時心裡會發怵，手會發抖，會想到自己會不會不得善終，會想自己這樣會不會把子孫的福氣都敗掉，當他這樣想的時候，約束就來了，靈魂就會起來審判他了，這些，就叫道德律。　　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裡要有道德律在管他，這個管，才是無時不在、真正有效的。這個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驗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驗層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著只講現世，人死如燈滅，真的死了就沒了，那生前就趕緊吃吃喝喝吧，及時尋樂，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對。中國文化里也有及時行樂的思想，但同時它也提醒人，你要為你做的事情負責。你說不準，冥冥中是否會有一個規則，有一天會起來懲罰惡人。人一這樣想，他的靈魂就會不得安寧，就會害怕。有的時候，害怕對人是一種必要的保護。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還有自我約束。可是，我看現在的一些孩子，什麼都不怕，不怕父母，不怕老師，不怕任何人，這個孩子長大之後，怎麼得了？一個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縱起來是很恐怖的。你看現在的一些人，可以把一個僅僅是沒隨身攜帶身份證的人打死，他們怎麼就那麼勇敢？你看現在的一些貪官，一下就貪幾千萬，幾個億，甚至牽涉幾十個億，他們的膽子怎麼就那麼大？他明明知道自己幾輩子也花不了這麼多錢了，可他還是要貪，他對世界的公理輕蔑到了何等程度？　　會產生如此荒唐的人和事，從根本上說，這都是一種文化的失敗。人心是由文化所塑造的，而教育正是文化影響人心的載體之一。文化潰敗，人心就會荒蕪，因為人失去了約束，人就越來越像沒有理性的動物。中國人講文化，這個文化的核心就是「人化」。什麼是人化？人化就是通過教育，把一個樸質的人通過「文」而「化」之，使其成為「大人」、「文人」，也就是成為一個能承擔責任、有文化素養的人。因此，一個國家重視教育，是要有好的教育資源可用才行的，但是從我國的教育資源配置來看，還沒有找到一條路，使我們的教育既能傳授知識，又能健全學生的人格，僵化的、灌輸式的教育佔了主流，教育中的人性含量還是太少。中國固然需要有開放的心胸，接納新的文明對我們的啟示，但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也需考慮如何重新激活自身的文化資源，使之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相對接。這條道路是艱巨的。要從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破壞容易，建設卻難。我相信，只要關心中國現狀的人，都會有一種憂患，這個憂患，正是文化的憂患。　　以我個人的觀察，中國文化的命運，在這一個世紀，起碼經歷了三次挫折。一次是文化激進主義，以五四為起點，直到現在，激進主義還是很多人的文化戰略。激進主義以極其誇張的方式批判傳統文化，它在特殊的語境里，是有意義的，比如五四時期，不激進就不能衝擊舊秩序，不能令人警醒，它雖然也留下了一些不良的後果，但依舊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必要的自我審判。只是，這種激進主義到了「文革」期間，砸爛一切，毀壞一切，舊的都是錯誤的，惟有新的才是好的，日日新，改天換日，這就演變成了一種文化虛無主義了。包括現在的城市建設，拆掉一切舊建築，把所有的樓房和道路都弄得閃閃發亮，玻璃的，瓷磚的，似乎只有這種新才是發展的象徵。虛無主義者是最容易成為專制主義者的，很多的文化虛無主義者，最後都成了文化專制主義者，只迷信一種文化，只容許一種文化存在。舊城改造，只能有一種模式；搞旅遊開發，也都是盲目模仿，毫無創造力，都是跟風，把舊的看作是落後的，把新的看作是現代的，文化虛無主義最後就和文化庸俗主義合流了——正因為如此，中國才會一夜之間誕生這麼多大同小異的城市和旅遊點，在這樣的建設熱潮中，中國社會的文化創造力其實是癱瘓的。而有文化創造力的人，又很難獲得話語權，權力最後就綁架了文化，使文化成了權力的裝飾品。　　從文化激進主義，到文化虛無主義，再到現在甚囂塵上的文化實用主義，文化進入了一個更複雜的階段。現在的人，也開始重視文化了，覺得沒有文化，很難過上體面的生活，只是，他們眼中的文化，已經跟消費主義聯繫在了一起，多數的人，所關注的不過是適合於消費和享樂的文化形態，甚至一些看起來很有文化內涵的事物，最終也因為消費主義的介入而變得面目全非。比如，懷舊這樣一種文化思潮，最後也變成了一道被消費的商業景觀，又比如國學熱，在一些人那裡也成了一種可以炫耀的文化資本。以前是權力綁架文化，現在呢，是商業綁架文化，文化的獨立價值一直得不到實現。你看現在的學校課程設置，那些實用的、有助於找工作的技術課程往往大受歡迎，比較純粹的、原理論的課程卻學生寥寥，那些實用型的院系人滿為患，像哲學系等理論專業報考的人卻日漸減少。這不能怪學生，是我們整個社會思潮都是重實利輕心靈的，好像這個社會除了技術之外，就沒有心靈問題需要探詢了。物質發展了，生活進步了，但心空了，精神荒蕪了，道德潰敗了，得不償失啊。大家如果都在為看得見的物質而奮鬥，沒有人守護一種看不見的精神，這個民族，終究是難以獲得別人尊重的。事實上，維繫一個社會的精神核心，還是那些看不見的價值；看得見的東西都會朽壞，惟獨看不見的精神、人心、道德，才能使一個社會的運轉不致失去方向。　　因此，不能小看現在盛行一時的文化實用主義思潮對文化本身的損害。文化畢竟還有不實用的一面，這才是它的根本價值之所在，它是內在的核心，是一個民族對抗精神危機的堅固堡壘。以前中國人關心的是亡國的危險，經過這一個世紀的文化損傷，經過文化激進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文化實用主義的破壞，應該關心一種文化消亡的悲劇了。照顧炎武先生的分析，有一種比亡國更危險的滅亡，那就是亡文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裡所說的亡天下，其實就是指文化的滅亡。國家的概念指的是王朝，天下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天下比國家更大。亡國不過是皇帝的更替，並不可怕，但亡天下則是文化上的連根拔起，是民族特性的全面消失，這才是最可怕的。很多人都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裡面寫了一個很強悍的民族，契丹族，蕭峰所在的民族，這個民族能征善戰，鐵蹄踏遍了很多地方，這是宋朝的歷史，可不過是經過了幾百年時間，到現在，我們現有的五十六個民族裡，已經找不到契丹族了，為什麼？就因為這個民族不重視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語言，結果就面臨了一場比亡國更可怕的亡天下。　　文化的消亡才是真正的滅亡。文化的力量是一種柔韌的力量，它一旦被建立起來，就不易被摧毀。中華民族經歷的災難不比別的民族少，但為何能一直延續下來，就在於她的文化血脈沒有斷，文化還在影響人心。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也比歷史更永久。2004年我訪問台灣時，正是台獨勢力非常囂張的時候，但我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在台灣的文化人中，支持台獨的人其實很少，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職業根基是中國文化，你只要研究中國文化，就知道台灣和大陸同根同源，根本無法分開的。只要語言相同、文化相同，只要在海峽兩岸的民眾中還有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台灣就不可能獨立出去。作為一個台灣的文化人，他怎能想像，一旦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孔子、李白和曹雪芹都將成為外國人，講述他們作品的課程將變成外國文學課，我想，這是他們根本無法接受的。因此，在台灣問題上，保持軍事威懾力固然重要，但大陸也不能忽視文化影響力對海峽局勢的作用。只要我們不斷地宣揚中華文化的認同感，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來激發兩岸人民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只要文化的維繫力還在，台灣人的心就跑不遠。必須看到，許多的時候，文化比軍事更有力量。軍事的力量是硬的，文化的力量是軟的，在處理民族問題時，軟力量有時比硬力量更見效果。世界上最柔軟的東西是水，但最有力量的東西也是水。「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這是老子說的話，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中國要統一，缺了文化的認同是不可能的；中國要復興，沒有文化復興也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正是基於這個大的認識，近幾年，中國文化的命運和斷續問題，又一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是好事，所謂「天不滅斯文」。文化的力量是柔韌而有力的，凡有人心的地方，就有文化；中國文化從不來不怕外來文化的衝擊，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國文化一度確實有一種「自亡」的危機，因為在反傳統的旗幟下，國人對自身文明血脈的漠視和踐踏，在過去的這一百年達到了頂峰。所以，哲學家牟宗三說，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分子，內心不一致，生命分裂。 為什麼會分裂呢？文化上出了問題。「西方來的文化衝擊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種族來看又是自黃帝、堯、舜來的中華民族的底子。這種中華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與西方來的觀念相協調，而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觀念不可。結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橫撐豎架，和五馬分屍一樣。」這是牟宗三的話，很有見地的看法。的確，社會再怎樣變革，中國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國文化紮根於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響著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這種生活中，就會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生命和性情的展開，都和中國的文化相關，誠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說，中國人給兒女取名字，給街道、樓房取名字，都很講究，常常要從中國的傳統文學中找尋靈感。由此可見，中國人的人生幾乎都納入了傳統文化之中，並與其融為一體了。 可是，經過二十世紀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和摧毀之後，中國傳統以來的文化人生、士人精神，瀕臨斷絕。中國人在日常生活層面，普遍失去了文化理想——當代社會中的文化實用主義潮流盛行，和這種文化理想的失落，是密切相關的。在文化理想消失的地方，實用主義必將大行其道。 所謂的文化實用主義，說的就是文化的價值指向已經喪失了超越精神，也不再被視為是提升自身修養的一門學問，它的所有的意義實現，似乎都是為了服務於現世的、世俗的生存目的。比如讀書僅僅是為了拿學位、找工作，卻不再追問讀書人自身的人格塑造；日常的文化消費，也以生活和工作的實用目的為最終旨歸——它看起來合乎情理，其實，背後隱藏著很大的文化危機。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的意思是，古代的學者是為了自己修身養性而讀書，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學問，可現在的學者呢，是為了別人而讀書和研究學問。現代人何嘗不是如此？我們有多少時候，是在為自己內心的需要、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讀書的？太少了。多數的時候，我們讀書，僅僅是為了應付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具體困難。 因此，這種文化實用主義的盛行，將會使我們的心靈變得庸常，無法在精神上飛升起來。必須警惕，我們正在成為工作的機器。在工作上，我們可能是很有效率的，但在人格、心靈上的光輝，卻有日益黯淡的危險。 必須看到，一種有質量的人生，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還需活出一顆優雅的心靈。優雅的心靈從哪裡來？只能在踐行一種文化理想的過程中產生出來。文化除了實用這一面之外，還有非實用的這一面——非實用的這一面，就是關乎自身心靈建設的。畢竟，我們這個民族光生產財富和物質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向人類貢獻更多偉大的心靈——而偉大的心靈，只能出現在一個有文化理想的民族之中。因此，在這個消費社會，在物質主義思潮日益一統天下的今天，警惕過度的文化虛無主義、文化實用主義潮流，重新張揚一種文化理想，重新召喚一種心靈責任，重新接續上中國人的精神血脈，就顯得尤為必要。　　中國是一個沒有終極意義上的宗教傳統的國家，文化才是中國人的宗教。按照林語堂的說法，古代的詩歌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而誰都知道，詩歌是不實用的，是一種性靈的抒發、活躍的情愫，但它卻能給我們的人生帶來美、優雅和智慧——所以，中國人教育孩子時，都不忘讓小孩背誦唐詩；我想，設若大家能將自己熱愛唐詩這種文化情懷，進一步擴展到日常生活、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中國文化的全面蘇醒便是大有希望的。當我們這樣講的時候，並不是要提倡復古，也不是要停止對中國文化糟粕的批判，而是要以理性的方式，為中國人找回一種安身立命的文化信念。中國文化中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拋棄的，比如魯迅先生他們所批判的奴性、劣根性，以及一些扼殺人性的封建禮教，包括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這些，都是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但是，中國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倡揚的精髓，比如中國文化重視家庭，講情理，也主張入世，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剝離了這些文化的內核，中國人的生活就會顯得空洞。　　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之間的事，必須一點點來，路要慢慢走，飯要一點點吃。最重要的是，要先恢復起一種文化自信，並且要培育起新一代人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建立起一種文化理想，文化的復興才有希望。對此，我是有信心的，因為中國曾經是以文立國的，中國士人也是以文立世的，文化而化人，文質彬彬而後君子，可見，文是中國人心中的夢想之一，這個夢想，並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而斷絕的。即便現在講和諧社會，我想，最高的和諧，也應是一種文化和諧，解決了這個問題，才算觸到了根本——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家庭，都是如此。　　　　（註：這是作者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的演講，根據錄音整理，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