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捲渾同嶺上雲——談六朝至唐宋印章的藝術特徵！

六朝以後，印章藝術開始走下坡路，到唐宋進入「沉淪」、「晦暗」時期，這是印學史上的傳統認識。清代的篆刻家、評論家有不少論述，喜歡用鐵釘代刀的篆刻家蔣元龍認為「「摹印由來溯漢秦，法流唐宋漸沉淪」.《印人傳》的作者周亮工認為「唐宋元無印章」。桂馥說：「摹印變於唐，晦於宋」，眾口一辭，這時唯有西冷八家之首的丁敬敢於反潮流，逆眾議。他在《論印詩》中寫道：

古人篆刻思離群，舒捲渾同嶺土雲。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

丁敬能站在「篆刻思離群」的積極求變立場上，反對墨守漢印，主張突破創新，從中看到了六朝以來印文如嶺雲舒捲變幻的妙處，肯定了唐宋印篆有它屈曲盤旋的藝術美，沒有把唐宋印章貶得一無是處，這是實事求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一種看法，在當時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

藝術之路在於開拓、探索、創新，如果只會亦步亦趨、墨守前人陳規，勢必將藝術引進死胡同，魏晉以後，由於文字從隸書演變為楷書，紙張代替了簡策，以及鈐用方法、範圍的變化等。印章的文字、形制、鈕式、大小、材料、用途等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魏晉時期的印章與漢印相去不遠，但鑄造上不及漢印精美，印文漸趨草率，布局隨意不經心，如果說漢印的總體風格是端莊厚朴、勻稱方正的話，那麼魏晉印章的風格就是峻利勁挺，舒放自然。到南北朝時官印印面逐漸加大，一般都是鑿制，文字和刻工都更加草率，逐漸喪失了漢印製作精美、文字端莊厚朴、結構謹嚴的風格。到唐宋時期，已與秦漢印章大異其趣，主要有以下變化：

文字的改變。從六朝以後，漢字從秦篆漢隸演變為楷書、行草書，印章文字也因時而變，從先秦漢魏的古文、小篆、繆篆演變為唐宋的九疊篆文。唐宋官印大多採用九疊篆，所渭九疊篆，就是線條多次曲疊的篆文，倒不一定實指九疊，古人以九表示數之多。九疊篆是在小篆的基礎上將線條延伸摺疊、任意彎轉，以求勻稱地填滿印面。至於摺疊次數的多寡，要根據印文筆畫繁簡設計，有五、六疊，也有十疊、十一疊，甚至多到十五、十七委的。採用九疊篆，與當時印面加大有關，印文疏密雜處，很難布局，為了達到勻稱美觀的目的，就將筆劃少的文字線條屈曲摺疊、做到間距相等，填滿印面，這種手法符合實用規律與當時人們的審美觀。九疊篆官印都作朱文，盛行於宋元，為明代、清代早期的官印繼承使用。

應用範圍的改變，印章在唐以前主要用作封泥和佩帶，作為憑信和權益的表徵。漢代以前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木簡贖，印章用於封檢，為了使封泥上的字跡醒目。多陰刻白文。漢代發明了造紙，東晉桓玄帝時下令「以紙代簡」，到隋唐時紙張完全取代了竹木簡牘，印章開始用印色鈐印在紙上。在紙上鈐鈴印，白文印章不如朱文印章清楚醒目，隨唐時官私印多改為朱文陽刻。這個時期，私印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印章與文學藝術相結合，出現了書畫署名、鑒藏、考訂、齋館、別號、詩詞、成語印等，實用性的印章逐漸向篆刻藝術過渡，印章與繪畫、書法、詩詞相映成輝。形成東方特有的一種藝術形式。

印面和印鈕的改變。秦漢時印章受小塊封泥的限制，印面一般在方寸（2.3厘米見方)左右。隋唐印章制度趨於複雜，以印的方長厚薄、印面大小，區別官秩品位的尊卑高低，官印趁變越大，一般在5. 6厘米見方左右，大的有10厘米以上，甚至13厘米見方的。邊框與印文粗細相比，逐漸加寬，宋代官印幾乎全用寬邊。隋唐以後由於印章體積變大，不便於佩帶，對印鈕的形制已不講究，大多為鼻鈕，有的製作成柄形，植於印背正中，便於手握鈐蓋，後代印鈕均仿此形制。

唐宋官印仍用銅印，但往往在印背或印側鐫刻年月和掌鑄官名。私印印材漸趨多樣化，隋唐時代官印傳世很少。唐代印章制度規定廢印上繳，由禮部員外郎收繳後，先在廳前大石上碎其字再銷毀(見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目前能見到的隋代官印有「廣納府印」等幾枚印章，書體近小篆，文字工整但有所增損，不合六書之義，此印鑿有隋文帝開皇十六年鑄造的款識。唐代官印有1973年新疆吉木薩爾縣出土的「蒲類州之印」等。隋唐以後的官印由於傳世實物少，清代以前的印譜都不收錄，清代以後印譜有少量著錄。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收唐以後官印100多方，但僅有考證而無印文；民國初年羅振玉著的《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問世(錄印280多方)，這才有了專書著錄。宋代官印流傳較多，大多不是科學發掘出土的，真偽難辨，宋代私印傳世極少。

解放以來，科學考古出土的漢印較多，唐宋印章很少，特別是宋印更為稀少，在南京江浦縣、浙江新昌縣等處出土過可數的幾方宋代私印。宋代官印有一次重要的意外發現，1978年浙江嘉興地區開挖排澇工程，在橄浦鎮內東南角、古水軍寨地下2. 4米處，挖得宋代銅官印9方，除一方是北宋元偽年間禁軍基層將領的印信外，其餘8方都是南宋水軍各級將領的印信，9方官印印面為50×54毫米見方，採用九疊篆式印文，多數文字草率，印文填滿印面，大多數寬邊，印背上有鑄印年代和鑄印機關名稱，印文全部是陽刻朱文，印背上有方柄，並標有示意印面正反的「上」字，這9方印現存浙江省海鹽縣文化館，是研究南宋軍事、政治、歷史、地理的重要實物資料。遼、金印章繼承了宋印特點，不同之處是採用少數民族文字。

總起來講，唐宋官印採用陽刻朱文、文字趨向九疊篆，印面特徵為大滿寬。大，指印面逐漸增大，秦漢官印尺寸較為統一，在2至3厘米見方的範圍內；南北朝時印製漸亂，少數官印已大至5厘米、甚至7厘米見方；到唐宋時代已出現不少10厘米見方的官印。滿，指印文擠滿印面。魏晉官印基本上保留著漢印風格，一些印章與漢印很難區別；到南北朝時漸趨草率，篆文往往不合六書，而且布局隨便，但有疏有密；到唐宋印面文字與漢印的繆篆已迥然不同，筆劃盤曲伸展，均勻摺疊，有的筆畫反覆摺疊七、八次、甚至十來次，使印面不留空間。寬，指印面邊框寬厚，漢官印大多沒邊框，唐代官印完全用朱文，都有邊框，印邊與印文筆劃粗細差不多；到宋代官印，邊框一般都比印文寬粗，有的甚至寬到五六倍。

唐宋官印由於採用九疊篆，風格趨於纖巧，印文擠滿印面，喪失了秦漢印章雄勁拙樸的特點，缺少秦漢印章分朱布白、離合有倫的風格。唐宋官印採用的九疊篆，沒有「墨守漢家文」，有所發明，有所創新，是印章文字改革的一次有意義的探索，對後代篆刻藝術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唐宋官印形制的笨重粗劣，文字的板滯僵化，特別是有許多篆文不符合六書，線條作不必要的盤旋繚繞，確實是唐宋官印的弊病，在印學界形成了「印疇於商周秦，盛於漢，濫於六朝，而淪於唐宋」(朱簡《印經》)的普遍著法。

唐宋時期，習慣上被人們稱為印學的「沉淪」、「晦暗」時期。印章在秦漢盛極一時，在元明清再次振興，而唐宋則處於兩個高峰之間的低谷，但唐宋印學在晦暗中有曙光，在低谷中有奇峰突起，這就是「文人印章」的出現，對實用性印章過渡到篆刻藝術，起到了關鍵性的轉折作用。從唐宋開始，一些文人出於寄興、鑒賞、收藏和書畫創作的需要，製作了一些不是單純作為信物使用的閑章，如書畫署名印、別號印、齋館印、成語印、鑒賞印等，逐漸使印章與繪畫、書法、詩詞融為一體，書法以用印章而添風雅，繪畫以鈐印而增光色，圖書以有名人鑒賞、考訂印而價值倍增，這些印章已跳出了一般的實用印章範疇，進入了藝術印章的項域，成為唐宋印章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徵。

用別名字型大小入印始於宋代。宋代的文人雅士為適應創作的需要。製作了別名字型大小印。名重一時的文學家歐陽修有「六一居士」印，以有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的一老翁自居，表達自己的興趣所在和抱負。蘇詢有「象山人」印，蘇軾有「東坡居士」印，蘇轍有「子由」印，黃庭堅有「山谷道人」印，辛棄疾有「六十一上人」印，把「辛」字分解為「六」「十」「一」三部分而成。宋代末年詞壇領袖周密有「公謹父」、「齊周氏」二印。北宋著名書畫家、「宋四家」之首米芾有「祝融之後」、「火正後人」印章，直接用古人典故入印，祝融為上古火正，即後世所謂的火神，後人認為祝融是楚國始祖，而米姓出於楚，米芾即以「祝融之後」、「火正後人」自稱。這種隱姓的字型大小印，在宋代出現不少，表達文人的一種雅興，甚至影響到朝庭深宮。如宋哲宗時代的丞相司馬光有「程伯休父之後」的印章，據《史紀·太史公自序》，周宣王時曾任命程伯休父為司馬，後人以官名為姓氏，所以司馬光以「程伯休父之後」自稱。宋高宗的后妃劉氏，很有書法造詣，也有「閉關頌酒之裔」印章，指自己姓劉，「閉關頌酒」指西晉名士、「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因不滿現實，閉門不仕，縱飲放誕，作《酒德頌》一文聞名一時。一個深居宮闈的后妃。卻以劉伶後裔自居，可見當時文人風氣的影響之大。馮念祖有《論印詩》記載此事：

雕蟲篆刻亦窮形，心性從知特地靈。

聞道名閨多放誕，閉關頌酒學劉伶。

齋館印興起於唐代。據說起於唐代大臣李泌的「端居室」一印。以後被文人學士墨客騷人紛紛仿效。據宋代史籍記載，宋代的文人學士幾乎都有齋館別號印。司馬光有「獨樂園」印；趙令疇有「得全堂記」印；王詵有「寶繪堂」印；米芾有「寶晉齋」印，薛紹彭有「清秘閣書」印等。朱修能《印章要論》說：「堂室印始自唐人」；朱象賢的《印典》說：「宋承唐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校之漢魏，大相悖矣矣」。齋館印一般用作收藏、鑒賞書畫使用，也用於自己的書畫作品，給書畫增添了光彩，在今天看來，也增加了書畫的價值。

鑒藏印盛行於宋代。據文獻記載，唐代以前已有鑒藏印，但目前能見之於書畫的鑒藏印大概要算唐太宗自書、由玉工琢成的「貞觀」二字的聯珠印了。稍後，有唐中宗「神龍」年號的鑒藏印和唐玄宗的「開元」長方形小印。這些印鈐蓋在御藏書畫上，但由於年代久遠，已真假難辨，五代南唐內府的書畫鑒藏印，傳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院御畫印」三印，到兩宋，在書畫上鈐蓋鑒賞印己盛行，例如，宋太祖有「秘閣圖書」印，宋徽宗時有「御書」的朱文方帶長形印、「御書之寶」印、「宣和中秘」長圓形印等，這時的內府書畫上常有「七璽」的鑒藏印，即「御書」葫蘆形印；「雙龍」圓印和方印，「宣和」聯珠印；「政和」長方印；「宣和」印；「政和」聯珠印；「內府圖書之印」。除後一印是九疊文外，前六印均為圓朱文。南宋高宗時內府鑒藏印有「稀世藏」印和「紹興」聯珠印，以及「內府圖書」、「機暇清賞」、「機暇清玩之印」等多方。金章宗明昌時代內府也有「七璽」，和宋徽宗時的「七璽」一樣同為鑒藏印章，而且在書畫卷上鈐蓋的部位都有一定的地方。宋代私人製作鑒藏印也蔚然成風。北宋著名詩人蘇舜欽有「佩六國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許國之裔」、「墨豪」、「武鄉之記」等朱文鑒藏印，米芾有「楚國芊姓」、「米姓之印」等多枚鑒藏印。這些古代書畫上的鑒藏鈐記，使我們看到了這些珍本、善本的流傳保存情況，也提供了鑒別其真偽的依據。

書畫署名印也起於宋代。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對宋代國畫的題款和用印有較詳細記載，例如「郭熙畫於角上有小熙字印」，南宋擅長畫梅的揚補之，在畫上有「署款『補之』二字，有『清夷長者』白文印，『江右揚補之』朱文印」等。朱象賢的《印典》記載，宋徽宗在他的書畫上既押字，又蓋印；宋高宗卻常在自己的書畫上鈐蓋「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御府圖書」等印。南宋書法家、被譽為米芾第二的吳琚常在自己的作品上使用「雲壑主人」一印。明人張丑在《清明書畫舫》中提醒世人說：「今世有米體用雲壑印者，皆吳手筆也，鑒家不可不知耳」，要人們注意別誤認為是米芾的作品。宋代不但在書法圖畫作品上用署名印，並開始用引首壓角印。在書畫的題款上蓋印，或用引首壓角印，既可作為書畫家手筆的憑證，又藉助印章紅色與墨色形成強烈對比，使之構成一幅平衡和諧的藝術品，使作品增加了無限的情趣。

詩詞成語入印也始於宋代，對後代篆刻藝術的發展影響極為深刻。宋代婉約派詞人領袖兼音樂家姜夔開了這個先例。姜夔自號「白石道人」，一輩子沒當上官，卻以古代兩個大官自比，製作「鷹揚周室，鳳儀虞廷」之印。「鷹揚周室」取自《詩經·大雅·大明》詩，說的是姜太公呂尚像雄鷹奮起，在周朝大展雄才的故事；「鳳儀虞廷」出自《尚書》，指舜的樂官夔牙製作簫韶樂曲，使鳳凰來到虞舜的朝廷起舞。姜夔用這兩句詩詞成語暗寓自己的抱負和姓名。這種印章從內容上和實際使用上看，都沒有信物作用，只是文人雅士的玩物而己。南宋權相、著名的賣國賊賈似道也曾附庸風稚，不但有「秋壑圖書」的鑒藏印，還用成語入印，製作了「賢者而後樂此」的閑章。沈心房根據兩人的人品德行為，在《論印詩》中作了褒貶，附錄於此：

「姜夔有一印云：鷹揚周室、鳳儀虞廷」，以隱其姓名：

遙想風流白石郎，鳳儀卻好對鷹揚。

高情遊戲昭千古，印入丹砂名姓香。

賈似道有「賢者而後樂此」一印，自後相沿，多刻成語：

鐫雕成句太紛拿，填篋充囊古意誣。

回首當時誰作俑，拘文秋壑厚顏無。

這種以詩詞成語入印的文人遊戲對後代影響很大，到明清時代各類型閑章已到了「太紛拿」的地步，它們完全不符合曆代實用性官私印章的「古意」，成為獨樹一幟的文人藝術。至於說道這是誰「作俑」的問題，從現有資料看，厚顏無恥的秋壑僅僅是效仿者，宋代以前已有詩詞成語印，只不過不像宋代成為一時的風氣，並對明清閑章的興盛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