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首批外交大臣們在鴉片戰爭中 -歷史資料

何新華

　　一 　　 　　有一小片土地，它是喧囂中的安逸，是騷動中的靜謐，是無序中的秩序，是天國帶給南國廣州城的禮物。這就是，在落日的餘暉中，漫步於一德路，一座哥特式的石結構天主教堂映入眼帘：雙尖塔造型挺秀，高聳指天；尖拱券式的門窗，流動著明朗與輕快的線條。踱步進入教堂內部，空曠而宏大，輕盈通透的飛扶壁把上萬塊千斤巨石的重荷引領到修長的直柱和簇柱上；花窗上鑲嵌著繪著聖經故事的彩色玻璃，在室外光線的映照下，斑駁陸離。教堂鐘聲悠揚，使人彷彿置身於遠離塵世的另外一個世界。 　　這座教堂就是奠基於1863年，竣工於1888年的法國天主教教堂——石室聖心大教堂。 　　就是在這座被人們稱為遠東最高大的天主教堂的基座下面，埋藏著與之緊密銜接的另一段歷史。聖心大教堂的所在街區，是一條具有上千年歷史的古老街道。 　　查閱史籍，這條街道從宋代起就已被稱為「賣麻街」。從清初至咸豐十年(1860年)，設在廣州外城賣麻街上的兩廣總督府已歷經了兩百多年的滄桑。這座兩廣地區最高權力象徵的府衙1，毀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的炮火。史載：「咸豐六年(1856年)，以島夷之變，(督署)焚毀無存。其廢址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改建洋人禮拜堂。」2法國人在1861年租買了這片督衙廢址。從1863年起，法國人開始在兩廣總督府的廢墟上建造天主教堂。但中國近代的外交史，實際上就開始於這座被焚燒的兩廣總督府廢墟中。 　　　 　　 　　二 　　　 　　 　　1858年1月，廣州城被英法聯軍攻破，到處是斷壁殘垣。兩廣總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燒，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撲火，英法聯軍發射的炮彈不斷地在督衙中爆炸，槍聲、炮聲、尖叫聲混成一片，空氣中瀰漫著那麼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氣味…… 　　就是這幢燃燒著的兩廣總督府，曾經是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設在廣州的外交總部。從這幢中式建築的府衙中，曾經誕生出了中國近代首批外交大臣們。 　　按照近現代外交慣例及其實踐，外交部應設立於一國的首都，外交部長們也應坐鎮於該國首都。但朝貢體制下的歷代中華帝國卻並無上述「外交」觀念。與現代外交部有些相似的禮部僅僅是處理與屬國或藩國關係的機構。而進入帝都的「外國」使節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朝貢國的使臣。「外國人進京，皆系朝貢陪臣」3。但在鴉片戰爭之後，爭得與清政府平等地位的西方國家不再滿足於中國這種傳統外交體制，而此一時期的清政府也無力將西方國家納入傳統的朝貢體系中了。清政府只得創設「五口通商體制」來應付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由清廷派遣的外交大臣(時稱辦理夷務大臣、五口通商大臣)駐紮廣州城處理與西方國家間的關係。因此兩次鴉片戰爭之間的廣州成了中國「外交部」所在地，兩廣總督也成了這一期間的「外交部長」。這一體制的出籠，一是出於鴉片戰爭之前廣州一口通商時代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歷史傳統，「中國與外國往還，總在邊界」4。二是出於戰後要把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限定在遠離帝國腹地的遙遠南方。從1839年林則徐到達廣州並於1840年2月以兩廣總督身份入住兩廣總督府算起，到1859年1月最末一任兩廣總督黃宗漢為止，其間的琦善、耆英、徐廣縉和葉名琛，都先後以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的身份辦理過對西方國家的外交事務。 　　現代的外交部長們，大多面對的是禮炮、鮮花和紅地毯，在職時和卸任後的命運一般不會出現跌宕和波瀾。但1840至1860年間中國歷任辦理「夷務」的外交大員們最終面臨的命運卻是鐐銬和死亡。在其任內不管執行何種外交政策，他們的結局基本上是悲劇性的：流放、革職、受彈劾、被外軍所俘或被自己的主子賜 死。林則徐因「啟釁端」被撤職流放新疆；琦善因訂立《穿鼻草約》而在1841年8月被定為斬監候，帶著鐐銬離開廣州；耆英在1858年被咸豐帝賜死；葉名琛在1858年被英軍俘獲。最後一任兩廣總督、欽差大臣黃宗漢在1859年1月被革去辦理各國事務之權。其中最能代表這些「外交大臣」悲劇命運的，當屬這一時期主持外交事務最為長久的耆英和葉名琛。 　　耆英是1842至1848年間辦理西方外交的欽差大員。他於1842年4月、1843年4月和1844年4月被三次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第一次欽差大臣任內，耆英負責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第二次任內簽訂了中英《虎門條約》；第三次則與美國和法國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作為清廷與西方國家談判的最高官員，耆英幾乎參與了戰後奠基中西關係的全部條約談判。而其他諸如賠款交涉、收復舟山和鼓浪嶼失地事宜以及中外民夷衝突事件，也無不浸透著耆英的心血。我們這裡姑且對耆英辦理西方外交事務的成敗和績效不論，但無論如何，從1842至1848年，可稱得上是耆英外交時代。 　1848年之後，耆英奉旨內招入京。1850年咸豐登基之後，耆英開始為其所執行的外交政策付出代價，最終被降職為五品候補。後來在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後，惠親王綿愉等會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起用。」5耆英重被「棄瑕錄用」。咸豐隨即賞耆英侍郎銜，與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華沙納同赴天津與西方國家談判。但因在中西談判中被「夷人」看破底細，並被外國使者當面羞辱，耆英羞愧難當，「未及候旨，踉蹌回通州，為王大臣論劾，賜自盡」6。 　　關於1858年耆英被賜死一案，大抵而言是冤枉之極。1858年1月，英法聯軍攻破廣州城之後，在劫掠葉名琛的督府之時，繳獲了裝有耆英、徐廣縉和葉名琛在廣州辦理夷務期間的奏摺、諭旨和皇帝對外交條約的批複原件等外交文件的「黃匣」7。正是這些「黃匣」所含的內容，使西方外交官洞悉了清朝官員辦理夷務的具體做法。美國代表在天津曾向中方談判代表問及「黃匣」一事，稱「條約印冊，應藏京師，何以存在廣東？耆英告以想因質對要事，奏請發出備查」8。黃匣中保存有耆英於1844年1月「駕御夷人情形」的奏片。英國人在閱讀之後，對耆英兩面三刀的做法非常厭惡。耆英1858年首次在津與英國代表會晤時，「英夷威妥瑪於座前呈出一件，即系當年耆英具奏馭夷情形摺，語多賤薄夷人，且有宣成宗皇帝硃批」9。西方國家外交代表對耆英先前辦理夷務的做法懷恨在心，英國翻譯李泰國和威妥瑪當場就拿此奏片奚落耆英。本來清廷欲以耆英的「親夷」好名聲作為在桂良和華沙納與英法談判失敗時的另一張王牌來再次籠絡英人，但英國談判代表一上來就點破了耆英的算盤和伎倆。桂良和華沙納害怕耆英妨礙和局，上奏咸豐稱：「連日聞人傳說，謂英夷因從前受其愚弄，有欲報復之意，禍且不測。」最後向咸豐帝建議趕快讓耆英回京10。但咸豐帝堅持讓耆英「仍留天津，自行酌辦」。但在這道聖旨到達天津前，耆英已經離開了天津。耆英因在天津顏面盡失，加之天津又兵荒馬亂，七十多歲的耆英大概老來惜命，在天津被辱不久便急奔駐通州的僧格林沁軍營。僧格林沁把耆英將到軍營之事上奏咸豐帝，咸豐帝以擅自離職有違聖旨為由，命令僧格林沁派軍將耆英押回北京。經過幾次會審之後，咸豐帝命耆英在頌讀諭旨後，在專門處理擁有宗室血脈案件的宗人府自盡。至於耆英是仰藥自盡，還是一絹白綾魂飛去，史料未作記載。不過，曾經是宗人府最高官吏的耆英在宗人府的「空房」(關押處)走上人生的最後一站，感慨良多該是肯定的！ 　　關於耆英之死，一位曾在華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1 885年出版的《舊中國雜記》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記載：「耆英後來被召回北京，接著被派與額爾金勛爵談判，但北京政府對談判結果不滿意，又命令他回京。他一回到北京，就被賜予一條絲帶，他知道絲帶的含義，就自縊了結了他的生命。」作者還對耆英用絲帶自殺作了注釋：「耆英用絲帶自殺，是由於他與皇族的親戚關係而獲得的一項特權。」11關於耆英用絲帶自殺這一方式，作者言之鑿鑿，不知依據何種史料。而當代美國學者費正清這樣記述了耆英之死：「當年老的大員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對英國人施展其魅力時，二十六歲的李泰國便向耆英引用了廣州衙門繳獲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話，即他曾把蠻夷描繪得多麼蠢笨；耆英因此也聞之愧赧。這也有損於朝廷的面子，因而經過審訊，清帝賜耆英自盡而死。」12 　　從1842年到1850年，耆英因外交而榮耀一時：三任欽差大臣，四簽中外條約；從1850至1858年卻又因外交被貶職並最終喪命黃泉。關於耆英，郭廷以曾評論說，「耆英的為人與功罪，論者不一，中國人大都詆他媚外，西人則稱他開明」13。 　　葉名琛是另一位辦理夷務的欽差大員。他是鴉片戰爭後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對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內因執行鴕鳥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廣州城破後被英國擄至印度的加爾各答。英國之所以把葉總督關押在遙遠的印度，是把葉名琛當作了東方的拿破崙。在1814年首次俘獲了拿破崙之後，英軍曾把拿破崙關押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厄爾巴島上。但在1815年3月，拿破崙沒費多大功夫就逃離了該島。當偉大的拿破崙重登法國國土，一路便應者如雲，不到幾天幾十萬大軍就集結於歐陸昔日的主人拿破崙皇帝的麾下。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鐵盧之戰中，勝利之神沒有惠顧這位偉大的將軍。在拿破崙兵敗再次被俘後，英軍吸取上次教訓，把拿破崙關押在了遙遠的大西洋中的一個荒蕪人跡的小島——聖赫勒那島。這次拿破崙喪失了毗鄰歐陸的優勢，其支持者不僅難以到達，而且拿破崙顯然也不可能自己泅渡大西洋回到歐洲東山再起。英國人最終消除了這一心腹之患。正是這一對待元帥級俘虜的案例，使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英軍沒有把葉名琛囚禁在中國，甚或離中國大陸較近的新加坡或者東南亞的某處殖民地。英軍認為，葉名琛在廣東經營十多年，舊部無數，影響深遠，如果把葉囚禁於大陸附近，不僅廣東地方有可能派出營救小隊，而且東南亞的華僑和華人也可作為內應從旁協助。1858年1月，額爾金在寫給葛羅的信中，談到了這種顧慮：「不少人……對我談及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他們都說，葉留在廣州會使人心不穩，給重新回復秩序和信心帶來困難。」「顯然，把他送到海峽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為這些地區大多數居民都是中國人。」14其實，英國人在此已經犯了薩義德所稱的「東方主義」的毛病，以歐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實際上，咸豐帝在得知葉名琛被俘之後，不僅沒有任何營救或者通過實行交換戰俘來搭救葉名琛的行為，反而因為害怕英法聯軍把葉名琛作為要挾清朝政府的人質而隨後罷免了葉的一切職務，並讓廣東當局通知英方說葉名琛現在已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無關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葉名琛辦事乖謬，罪無可辭，惟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輕重。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15同時命令清軍不要因顧及葉名琛而延誤收復失地的行動：「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倘該夷敢於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16葉名琛變成了無人揀拾的 一堆垃圾。專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義、流氓無賴和視人臣為芻狗的做法可見一斑。最後，葉名琛搭上了開往加爾各答的軍艦，上船前命僕人從家中自帶乾糧。途中雖因海暈嘔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堅持不哼一聲。從上船一直到抵達印度後，葉名琛一直自命為「海上蘇武」，以明不忘祖國之志。葉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裡，常常通過翻譯從印度報紙中獲取有關中英戰爭的信息。每當有不利於清朝的戰況時，擊節嘆息；若有中國獲勝的信息，則喜形於色。在食完從家中攜帶的食物之後，於1859年因不吃異鄉粟米絕食而亡。英方在葉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鐵皮之後，將之運回廣東。 　　葉名琛生前叱吒風雲，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變亂紛起的環境中，多少總督、巡撫因不能應付時局而落馬，但偏偏葉名琛深得咸豐帝寵信，穩坐廣東巡撫、兩廣總督位置八九年。這當然與葉名琛深諳做官之道以及在鎮壓廣東地區各種叛亂、起義時乾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關。在廣東紅兵變亂的高峰期，葉名琛親自勾決犯人，一天中有時竟然屠殺義軍俘虜近千人，而平常則「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亂者在刑場被斬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處決，就認為是很少了」17。剛從美國歸國的容閎就目睹了廣州城屍氣衝天的那些場景：「天啊！這是一種什麼景象！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屍身堆積如山，等待掩埋，但卻並沒有任何準備清除的跡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滲透，散發出污穢惡臭的氣味，以致周圍兩千碼左右，都被籠罩在這種傳播瘟疫的濁氣之下」。1855年的六、七、八三個月中就有七萬五千人被殺18。正是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們的鮮血鑄穩了葉名琛的寶座。葉名琛據此不斷地向咸豐帝邀功請賞，而咸豐帝也毫不吝惜地給葉總督加官進爵。咸豐元年，賞加太子少保銜；咸豐二年，葉名琛更是連升三級：先加恩賞給總督銜，再署理兩廣總督，最後正式升任兩廣總督；咸豐五年，先是被加封為兩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後又被封為體仁閣大學士。葉名琛是這一時期中惟一長期擔任督撫而又不斷被加封的地方大吏。「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9葉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奧妙和訣竅，正是暴亂者的鮮血使其官運亨通。沒有不斷的「平暴」業績，其官位的基礎就是懸空的。專註於平暴事業，就等於事業發達。葉名琛幾乎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國內事務上。這是葉名琛最理智的選擇。至於欽差大臣專辦夷務一職，費力而無功。在兩廣總督和欽差大臣之間，葉名琛顯然更偏重於總督一職。即使在1856年10月以來廣州城不斷被英法聯軍攻擊的情況下，葉名琛向咸豐帝奏報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戰報。在葉名琛看來，這一連串剿滅土匪的數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機的法寶。沒有了這些「數字」，葉名琛就是一個將被撤職查辦的總督。專事剿匪，不僅是葉名琛的功名利祿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統治者的利益。「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20按照以往的經驗，英法攻城僅僅是虛張聲勢而已，就像大多數中西衝突的危機事件，只要假以時日，危機會自然煙消雲散。在英法聯軍的幾次攻城中，葉名琛都堅信：「……必無事，日暮自走爾！」同時他還使用「空城計」，盡量在英法聯軍面前示以鎮定，使其不知底細，企圖以之嚇跑英法聯軍：「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綉之間。」21但英法聯軍既不是一觸即潰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馬懿，葉名琛最後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鄉。 　　當時的咸豐皇帝和其他官員因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帶來的恥辱而將戰爭失敗的責任一咕腦地都推給了葉名琛，並把葉名琛譏為「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總督，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全在葉名琛的主觀失誤。但這種說法真的那麼有說服力嗎？22真正找到了戰爭失敗的原因了嗎？ 　　在各種指責葉名琛的罪狀中，葉名琛對外寇不作抵抗是最關鍵的一條。但葉名琛在剿匪和馭夷兩者之間，早把重心放在了剿匪一邊。人民起義是要革清政府的命，而夷人最多只是尋求通商而已。葉名琛的選擇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選擇，而且是客觀形勢使然。在近十年的時間中，葉名琛把廣東的兵力幾乎大都用於徵剿廣東境內的匪亂和防堵太平天國南下進入廣東。有學者認為，洪秀全之所以繞開廣東從廣西直接進入湖南，與葉名琛重兵集結廣東邊界有關23。事實上，太平天國縱橫南方多個富裕省份，但惟獨廣東省沒有進入太平軍主力的征略範圍。除此之外，廣東素有中外通商都會之名，是鄰省羨慕的殷實之鄉，也是皇室勒索巨額財富的重要地區。多年的內戰，幾乎消耗掉了廣東省的多數財富，但葉名琛主持下的廣東政府，還源源不斷地把已經緊缺的廣東庫銀作為協餉輸往北方各個戰場充作軍費24。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廣東統籌一百萬兩銀撥解廣西25。「時廣東盜賊蜂起，四年，廣州群匪擾及省城，遣將分路進剿，連戰皆捷。近省之佛山、龍門、從化、東莞、陽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豐、開建，潮州之惠來，肇慶府城及德慶並陷，先後克複。鄰省軍務方亟，糧餉器械多賴廣東接濟，名琛籌供無缺，益得時譽。」26「他在廣州十年的真正功績卻是維護住了清帝國對那裡的軍事控制。」27如從這一角度考慮，葉名琛對清政府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這一點，導致了葉名琛在抵禦英法聯軍的入侵時，難以從國內戰場上分兵抵抗，也難有充足的財力去組織新軍來補充兵力。 　　至於對葉名琛沒有組織民眾去防禦和抵抗入侵者的指責，基本符合事實。因為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基本上已放棄了「以民制夷」的策略。「以民制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對團練、團勇的使用。但「葉名琛於團練之實在未嘗復保，於水陸兵勇未嘗整飭」28。葉名琛之所以沒有大規模使用團練，一是缺乏經費，「如誰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準開銷」，以至於「嗣因惜賞，各街團練壯勇不願出力」29。二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與起義軍作戰的葉名琛，深知這些義軍成員原來的身份，因而吸取了「以民制夷」的教訓，害怕「勇」變「匪」的這種轉化。即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用兵之際還把原來的陸路壯勇一萬多人裁撤了十分之八。其三，在他看來，在中西衝突一觸即發之時，動員民眾起來虛張聲勢，反會加速衝突的到來；在衝突爆發之後，利用民眾恐怖主義式和「雞蛋撞石頭」的襲擊不僅徒勞，而且更會引起侵略者大規模的報復。 　　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沒有使用「以民制夷」的政策，而且即使想充分使用「人民」，但人民也難以同一個不斷拿起屠刀砍自己脖子的政府合作抵抗外侮了。屢經兵燹之禍的「廣東三合會匪倡亂，總督葉名琛，以為『治亂國，用重典』，不多殺，無以示儆，於是各府州縣地方，曾經倡亂治者，許紳民擅捉擅殺。於是民間假公報私，殺氣四起，計前後共怨斬十餘萬人」30。一些廣東人已失去了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氣，已逐漸失掉了原先那種為國慷慨赴死之精神。從1848至1858年十年間，廣東境內大小戰爭不斷，很多地方滿地瓦礫，遍地白骨。義軍、官軍和團勇所到之處，「美惡皆收」，「瓮缶凈洗」，「匪過如梳，兵過如篦」31。曾到過義軍佔領區考察的外國人也有類似的記述：「許多村莊都付之一炬」，「荒涼的廢墟使人觸目驚心」32。鴉片戰爭後，英國人一直被看作與盜匪、海盜 等破壞秩序的勢力是一路貨色。可是現在紅巾軍摧毀了地方政府，廣州人開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種穩定社會的力量了。經過了長久變亂的廣東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渙散，一部分廣東人還哪有什麼超然於自己生命之外的國家概念。在英法聯軍進攻廣州之時，仍有眾多小販搖船前往聯軍軍艦旁出售水果給艦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中，英法聯軍除了正規軍外，還包括了從香港和廣東徵召的苦力運輸隊伍兩千五百人，史載「英人既敗於天津，復自粵東募潮勇數千人」33。這些華人竟然「助敵攻擊祖國」34。如果不是被欺侮過甚或者為生計所迫，很難想像這種漢奸式的行為。那些在鴉片戰爭時期以及整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以愛國士紳身份領導或參加過反英侵略鬥爭的人士，在起義的紅巾軍衝擊下，從觀念到行動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僅不再把英國人作為應該全部消滅的「醜類」，而且派人去香港和澳門求取火船、巨艦，以「掃清妖氛」。珠江三角洲各縣的地主、豪紳紛紛逃往原來被視為奇恥大辱的外國在華殖民地香港和澳門。時人描寫這種情景是「處處移家到海隅，洋樓翻作避兵符」35。整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因廣東移民而使香港人口猛增。據統計，1853年島上華人總數有三萬九千零一十九人，1854年為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人，1855年為七萬二千六百零七人。在1858年12月31日，香港的中國人口數量為七萬四千零四十一人36。到1860年，香港人口已達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七人，比1851年凈增六萬一千九百三十四人，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二點四六37。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香港移民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們多為富商、地主等殷實之家38。英國海軍軍官呤唎在1859年夏來華後就曾發表評論說：「香港深得中國人的歡心。他們為了逃脫清朝統治者的暴虐和掠奪，於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結隊地移居到香港來。那些寧要英國的管轄而不忍受自己國家現狀的人，多半是正派人，但自然也有卑鄙下流的一夥。」39「自從香港殖民地建立以來，本地人跟外國人有了往來，熟悉了所謂『外夷』的優越的法律、政體等等，這使他們更不滿意自己的國家制度。」40廣東另外一個受外國統治的城市澳門，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人口也猛增。僅在1857年5月到6月，就有六十艘載運避難者的船隻駛入澳門的港灣。這些內地居民的到來，使澳門的內地人口激增到了五萬人左右。在廣東出現的、構成傳統中國社會精英的社會階層具有的這種向外移民趨勢，已經表明了清朝統治下中國社會出現的深深危機。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人民的反外國入侵鬥爭從規模和激烈程度也遠遜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反英鬥爭。1849年反入城鬥爭時期的鄉村「社學」和城市「街約」團勇「旬日間」幾乎達到十萬41。但在1858年廣州被佔領之後，有官方背景的花縣團練總局成立之後，雖大力招募壯勇，但總數「不滿七八千」42。連咸豐帝都在感嘆：「從前英夷欲入省城，因粵民公憤禁止」，「今省城失守，而粵民並不糾眾援救」43。民心之向背，可見一斑。廣東恐怕是最早感覺到清朝不足恃、「官」不如「夷」的省份了。那些在整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排外之情最烈的廣州紳士們，在1859年竟然主動張貼告示曉諭廣州市民：「我們只有依靠和信託於現在佔領著廣州的聯軍，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們的麻煩。」44廣州出現了一方面對清政府日益疏遠，一方面又對英人效忠的跡象。從1858至1861年，百萬之眾的廣州人民在五千英軍的統治下，雖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是服服帖帖地做了三年英國臣民，這是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之間中國惟一如此長久地屈服於外國侵略者的一個省會城市。近代的廣東，不僅因花縣洪秀全、南海康長素和香山孫逸仙而獨領晚 清農民起義、改良和革命三種優良風氣之先，而且也因香港被割、廣州被占而領「被殖民」的惡劣風氣之先。在此種環境中，當英法聯軍幾次進攻廣州時，葉名琛已經無法籌集到大批軍餉來組織鴉片戰爭初期那種大規模的「人民武裝」了。而正規軍八旗、綠營也無兵可調。「葉名琛以淵默鎮靜為主，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45但葉名琛除了扶乩以圖自慰和大擺「空城計」外，又有何法能禦敵於國門之外呢。 　　即使葉名琛就如時人所期望的那樣，進行了抵抗，就可避免廣州被攻破的命運嗎？按照當時中國和西方之間軍事力量的對比，英法聯軍可以攻破任何一座嚴密設防的中國城市。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西間軍事實力的差距更遠甚於1840年之際的中西差距46。這種差距正如時人所比喻的那樣：「猶枵腹秀才遇典制題，殊非虛掉筆墨所能完卷。」47鴉片戰爭後的近二十年，中國的軍事技術和裝備主體依然採用「前裝滑膛」式的土製火炮以及鳥槍、抬槍、弓箭和刀矛。而在這二十年間，英法軍隊採用的技術和武器裝備又進一步升級換代：蒸汽鐵艦逐步代替了木製帆艦，線膛炮更替了滑膛炮，新式的米涅式步槍和恩菲耳德式步槍也裝備到了軍隊48。中西之間軍事實力的差距其實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鎮江、乍浦和福建的戰事中得到說明。《南京條約》簽訂後，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的耆英，對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中西軍事力量差距有著深刻的認識：「不能取勝，並非戰之不力，亦非防之不嚴。不獨吳淞一口為然，即閩廣浙江等省之失利，亦無不皆然。臣以所見，證諸所聞，憤恨之餘，不禁為陣亡殉節諸臣及被難居民痛哭也。」49鴉片戰爭初期，英軍繞過廣東和福建，並不是因為林則徐和鄧廷楨在兩地的嚴密設防，而是英軍當時沒有進攻兩地的作戰計劃。英國的戰略是明確的，即繞過廣州向北行進，佔領舟山，然後駛向天津的白河口，遞送巴麥尊致中國皇帝的照會。這一戰略可由帕麥斯頓給義律的訓令為證明50。從道德上講，林則徐公正、無私、嚴明，這都毋庸置疑。但正如蔣廷黼分析的那樣，如果林不被琦善代替，英軍後來攻打虎門炮台、佔領廣州城北部高地，林則徐同樣會束手無策；「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葉名琛相等」51。如果被重新啟用的林則徐能繼續得到道光信任，不被「革去四品銜，(與鄧廷楨)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52的話，林則徐1841年6月到達定海之後並由他來主持收復浙江失地的抗英軍事行動，奕經失敗的命運會很快落到林則徐身上；如果林則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為鎮壓廣西農民起義的欽差大臣後，不在赴任途中病逝於廣東潮州普寧，林則徐很快會蹈其後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的李星沅、賽尚阿的失敗覆轍。林則徐在當世和後世的一般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空懷愛國抱負和擁有治敵良策但無施展機會的跨越時代的英雄。琦善、奕山、楊芳、奕經、伊裡布、裕謙、牛鑒和顏伯燾這些林則徐的同僚都被認為缺乏林則徐的道德、勇氣和智慧，以致有人認為清政府在鴉片戰爭的成敗與否僅繫於林則徐是否被任用上53。 　　與上述看法相關，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人，對中國軍隊的失敗從心理上也並沒有完全服氣。眾多的紳士和官員仍然認為，鴉片戰爭之敗，一是因為忠勇愛國的林則徐被革，「林文忠倘獲始終其事，必能令桀驁之夷叩關悔罪，由我操縱，畏若神明」54；二是英軍取勝只是靠了船堅炮利之力在沿海城市獲勝。魏源就認為：「英夷所長在海，待諸內河，待諸陸岸，則失其所長。」55咸豐末年的戶科給事中薛書堂也同樣認為：「夷人所恃者炮，而炮所恃者船。若陸地相角，萬不能擋我東省勁騎。」56勝保在咸豐九年正月的奏摺中也認為：「英、米等國，在外洋固船堅炮利，然深入內江及登陸馳騁，皆其所短。」57如果有一位林總

督那樣的統帥，或者誘敵於內陸，英軍難免會遭到八旗精兵的毀滅性打擊。 　　但上述觀點不久之後便被事實擊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咸豐帝視為清帝國最精銳之師的，是由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率領的、拱衛京師的蒙滿八旗軍隊。僧格林沁的忠誠、愛國、勇氣與林則徐在伯仲間，陸戰指揮才能應該在林則徐之上，其統帥的軍隊無論從士兵的作戰素質、軍隊裝備和士氣方面都優於南方的軍隊。正如直隸總督譚廷襄所言：「天津內河狹窄，與廣東迥然不同，北路勁兵，更較南方強壯，咸豐三四年間，剿辦粵逆，即是明證。」58在1858年天津失陷之後，以這支部隊為主的清軍還做了兩年緊鑼密鼓的備戰。1860年8月23日英法聯軍再次佔領天津，並發起了為佔領北京進行的一系列戰役。在京津之間遼闊的地域內，僧格林沁的軍隊使用賴以成名的草原騎兵和馬隊與英法聯軍展開鏖戰，但草原民族的勇氣和剽悍難以抵禦西人的近代火器和近代軍事戰術。「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猱進為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佔地愈多且高，遂為眾槍之的，然後知槍炮既興，騎兵難以必勝。」59僧軍在9月18日先敗於張家灣之役，後敗於八里橋。在9月21日的八里橋之戰中，清軍增援部隊的統帥，那位認為英人「登陸馳騁，皆其所短」的勝保，馳騁於八里橋頭，「紅頂黃褂，騁而督戰」，是何等威武氣概；但不久之後，就因「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60，這又顯得多麼虎頭蛇尾。可以預料，幾日之內，清軍便潰決不堪，通往北京的大門已向聯軍敞開，咸豐帝奔逃熱河避暑山莊。10月13日，西方軍隊首次佔領中國首都。幾千年來，北部草原民族從大漠倏進倏出，周期性地攻略地處北溫帶的農業文明。他們興起時就像海洋中驟起的颶風，掃蕩和卷挾所過之處的所有物品；他們消退時又像幽靈般的頓失蹤影。快速、機動和力量成為了草原軍隊的特點。但就是這些無數偉大帝國創立者的後代們，隨著清軍在北京城外的軍事潰退而永久地退出了歷史舞台。灑落在八里橋邊的清軍戰士們的鮮血變成了草原民族煌煌戰績的最後一抹容光。這是一個西方近代工業文明以雷霆萬鈞之勢吞滅游牧文明和農業文明的時代。帝國首都的陷落是一個時代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