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明：從大學理念到大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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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寶明

以科學理性之「真」、人文關懷之「善」、和諧精神之「美」三位一體打造的大學精神是大學發展的理想狀態。

國有國之精神，民有民之精神，大學有大學之精神，一流的大學更是必有一流的大學精神。今日，中國正面臨教育改革的關鍵時期，大學精神的建構也已經成為高等教育事業改革的核心訴求。積極、健康的大學精神會引導大學走向良性發展之途，而衰微、消極的大學精神會導致大學異化，甚至成為悖論性的存在。國內關於大學精神的理論探討濫觴於上個世紀90年代，就所研成果而言，有的從西方傳統視域進行大學精神的理論推介和評述，有的從中國文化傳統對中國大學精神進行現實考量。為了更深入地促進東西方大學精神的對話與交流，實現東西方大學精神研究的互利與融合，本文擬從具有始源性意義的古希臘「理念」出發對中國大學精神進行反思和追問，以期在中西對話中走進本土的理論路徑，為中國大學精神建構提供可資借鑒的意義註腳。

一、 真善美：古希臘的育人理念

談及大學精神，它應該根植於大學理念之中。「理念」是發端於古希臘的一個哲學範疇，是指事物最本真、最完美、最完善的本質，是事物共有的始源性特徵的基本規定。大學作為培養人、教育人的場所，有著「模鑄整全的人」的使命，與此相對應，其理念即是對人之為人最本真、最完美、最完善的本質概括，是人所共有的始源性特徵的基本規定。作為人之培養的本質和共性的規定，大學理念是大學「應然」狀態的追求；作為人之培養的基本邏輯及其存在的現實理由，大學精神是大學「實然」狀態的表達。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大學精神是對大學理念的「摹仿」和「分有」，是大學理念的現實延伸和投射，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大學理念就會有什麼樣的大學精神。

就本文所聚焦的古希臘的「理念」而言，它從本質原初的角度認識、分析和探究人之為人的問題，注重人類知識、道德、審美的教化和培養，致力於人類心靈的關切、靈魂的塑造以及健全、獨立、自由精神的培養。在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基礎上，它最終確立了求真、向善、臻美的普遍性原則。歷史地看，古希臘的「理念」初衷是解決雅典的城邦危機，是為了「實現個人與自身、個人與城邦、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狀態」。但在這一過程中，其關於人之培養的理念也逐漸成為大學理念鍛造的主要元素。求真，向善，臻美，這種普遍性原則使得希臘的「理念」不僅屬於西方大學理念的承續傳統，而且成為型塑世界大學精神的觀念力量，從而對後世大學理念與精神的鍛造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有鑒於此，下文將從古希臘真、善、美之理念切入探討從大學理念到大學精神的建構問題。

二、真的理念：科學精神的彰顯

古希臘的「理念」首先是關於「真」的表達，「真」是事物的最基本規定，也是構成其本質的第一個維度。古希臘哲學家普遍認為，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始源性的理念世界，它「在本質上是穩定的和透明的」「理念世界和數學世界一樣，由相互保持明確關係的各種本質所構成」。柏拉圖指出，理念世界是按照其自身規律即「邏各斯」運轉的，「邏各斯」才是世界的真正本體，它按照一定的目的，井然有序地、能動地推動著世界萬物。在這裡，「邏各斯」就被引申為客觀因果性，即「科學規律」，它成為某種建構智慧的方式，內蘊著「真」的規定。正是因為有了「真」的規定，事物才成為其自身，才被賦予有別於他事物的基本規定。

「真」是關於理念世界的規定，而理念世界存在於彼界，此界中的人如何能夠通達「真」的理念呢？柏拉圖指出：「只有精神才能感知到的彼界與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之間有著絕對的鴻溝。」漫長而嚴格的教育是人們從此界轉入彼界的唯一途徑。藉此，柏拉圖在雅典創建了西方歷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學府，即著名的柏拉圖學園。在柏拉圖那裡，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的「范型」，感性世界是對理念世界的「摹仿」和「分有」，正因為如此，感性世界中也包含著一些不完全的真理。「不管它會怎樣流動、模糊、不確定，我們仍然可以在其中發現一些法則，比如，因果規律或共生規律，科學定律」。通過大學教育，我們可以讓「真」的理念降回到感性世界中來。由此，通過對感性世界的探求，我們就可以獲得「真」的理念。而追求「真」也正是柏拉圖學園的首要的基本教育理念，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它也逐漸成為後世大學精神的第一個標準「范型」。

「真」乃大學精神之始，而我們所討論的大學「求真」理念已經內蘊著大學的「求真」精神了。可以說，有了「真」的大學理念，才會有求真的大學精神。後世的求真的大學精神多是對古希臘「真」的大學理念的傳承和「分有」。譬如哈佛大學的校訓：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它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是人類的科技活動塑造和改變現代社會的基本面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更加凸顯科學技術的重要地位。在此種語境下，求真的大學精神就展現為科學精神的訴求。科學精神是一種理性精神，「是什麼」和「為什麼」是其永恆的訴求，具體外化為客觀、求實和無私利的科學品格。大學是進行審慎的科學研究、向社會輸送科學人才的重要基地，求真的科學精神的培育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21世紀的大學必須堅守科學理性這一崇高的精神氣質。而科學精神的踐履需要以下三點支撐：

其一，科學精神要以工具理性為依託。工具理性表現為對效率的追逐和對科學技術的肯定，甚至已經成為科學技術的同義語。工具理性的彰顯正是科學技術全面合理化的一個決定性智力前提。培根指出，科學技術所引發的世界面貌的深刻變革以及人本身的巨大改變，是以往其他任何力量都不能比擬的，在所有的能為人類造福的財富中，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新技術、新貢獻和新發明是最偉大的。科學精神只有依託工具理性才能開啟效用之門，才能發揮其在人類歷史中的偉大作用。

其二，科學精神要以自由意志為根基。科學精神只能生髮於自由的情境中。不在自由這一語境下談科學精神，往往流於空談，倘若大學沒有了自由意志，科學精神便失去了家園。自由的科學精神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指大學環境的自由。探尋真知必須在自由的場景中展開，這樣，思想才是自由的，學術研究才是自由的。正如蔡元培所倡導的，大學要「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其二指科學應成為大學人的自由意志。精神就是一種自覺的意志，「所謂弘揚科學精神，就是想讓科學成為我們自覺的意志，使我們能夠做到碰到任何事情都本能地用科學的方式解決」。即是說，我們要把我們的行為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都置於科學的框架下。

其三，科學精神以理性批判為動力。大學教育本質上應該是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學生在自由境遇中，通過教師的外在啟發可以獲得內在的自由，而自由的路徑必然導向批判和創新。由此可見，理性批判是自由的科學精神的題中之義，是包裹在科學精神最深處的核心意義。大學從來就是探求新知識的殿堂，學術研究的本質就是對舊的知識體系的質疑和批判，如此，才能探索未知，進而實現創新和超越。此外，從根本上來說，大學也是孕育理想與傳承文化的場所，不論是理想的孕育還是文化的薪火相傳，都需要批判精神作為動力支撐。沒有超越，傳承就會變得守舊和僵化；沒有批判，理想也會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維度。正是教學與研究中的理性批判，才能使得大學學術真正具有價值，科學精神也最終能夠落到了實處。

三、善的理念：人文精神的重塑

古希臘的「理念」還有關於「善」的表達，「善」是事物的最高規定，也是構成其本質的第二個維度。理念世界中有很多種理念，但它們的地位卻並不平等，不同的理念由其不同的意義決定其高低次序，猶如金字塔的結構，越接近「善」的理念其地位越高。最高等級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柏拉圖也稱其為善本身。善本身在理念的世界裡如同太陽在感性世界裡一樣，它照亮了其他所有理念，善本身也因此成為其他理念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善本身乃是知識和認識中的真理維度的根本原因，即善本身才是真正的知識的載者。智者學派所宣揚的工具性知識是與人本身及其真實的生活世界相分離的知識，無法與「善」相契合，不是真正的知識。唯有「善」的內在性可以充分展現為人的本性，唯有「善」能夠成為真正的、符合人性的正義知識的源泉。在這裡，柏拉圖把至善和人的實踐理性統一起來，並堅持認為：唯有始終秉持「善」之理念，才能獲得屬人的真知。

在柏拉圖那裡，「善」的理念是一切真知的源泉和始基。那麼，大學作為發現、求索、傳播知識的場域，也應該堅守「善」之理念，如此，才能保證大學人所獲得的一切知識都是向善和為善的，能夠最終給人帶來福祉，才能保證大學裡培養的學生成為有德行的人，可以將善的知識應用於善的目的。正是「善」的理念賦予知識以及習得知識的人以正義的根本價值取向。這樣，就能確保大學教育成為一項合乎道德規定的活動。柏拉圖學園正是圍繞「善」的理念對哲學、物理學、數學、天文學等不同領域展開研究，其基本宗旨就是傳授真知、為社會培養有德行的精英人才。中國古代的大學同樣以「善」為道。《大學》中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道的形而上之意即為邏各斯或理念。可見，西方古代大學和中國古代大學的共同旨趣都是對「善」的追求，都以「善」為其終極教育理念。

有了「善」的大學理念，才會有求善的大學精神。「善」的大學精神要為「真」的大學精神引領方向。現代社會中，求善的大學精神展現為人文精神的訴求。文藝復興以來，科學精神的覺醒為科學技術及社會的全面進步開闢了道路。但事情往往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幾乎成了現代人的宿命。隨著19世紀實證科學的泛化及兩次工業革命的展開，科學技術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發揮，它的威力沖淡了人的道德意識，人們把對「利」的追求看成是充分合理的行為。利益驅動原則改變了人們生活基本邏輯和社會價值的基本趨向，造成社會的畸形化與人的精神維度的缺失，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現代人徹底失去了精神居所。技術時代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時代，人類的命運高度依賴於人文精神的救贖。據此，我們亟待返身大學這個為社會育人的場所，重塑大學精神中的人文向度。正如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所指出：「大學是社會的道德靈魂。」愛因斯坦也很早就洞見到這一點，他在1931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演講中提到：「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人文精神的重構需要以下三點支撐：

其一，人文精神以價值理性為載體。價值理性代表人對意義的追求及價值的肯定，它對人的行動具有導向作用，看護著人類的「心靈之命」，表現為對科學技術的反思與批判。盧梭曾在1750年荻戎學院舉行的以「藝術與科學是否有益於人類」為題的徵文競賽獲獎。他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知識給人帶來各種各樣的、非自然的欲求，以致使人淪為慾望的奴隸。在盧梭看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脫離了原始的「自然狀態」，同時也使人脫離了原初的「善」，而進入「惡」的「文明時代」。「自從學者在我們中間開始出現以後，好人就不見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及教育家亞斯貝爾斯指出，科學技術時代的主要特徵是精神的沒落，它已經被物性世界吞噬了，精神已被貶低到只是為實用功能而認識事實和進行訓練。「技術實體造成人類歷史的可怕中斷，儘管我們置身其中，其最終結果是任何想像都無法預料的，它存在於人類生活的機械化和技術化」。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及人文精神的源頭，以學術研究為路徑，以價值理性精神為依託，展開對現代科技的理性批判，就能夠重塑大學的人文精神以壓制

工具理性的擴張。

其二，人文精神要以契約精神為尺度。契約這一概念發端於古希臘，指商品交換雙方共同約定和遵守的規則。中世紀，契約被賦予道德意蘊，遵守契約上升為一種良知和德性，成為人向上帝贖罪的信念。近現代，啟蒙哲學家以契約精神為尺度建構人文價值體系，進而，契約精神成為人的自由精神的價值規尺。於是契約就成為人文精神的合理根據，成為人文精神的合法基礎，成為人文精神的邊界和限度。因此，我們也要把契約精神看成是現代大學精神的題中之義。契約精神凸顯大學人對自由的深刻領悟，對社會正義的認同，對社會規範的尊重，遵守契約是大學人最基本的美德。我們要把契約精神融入基本治校理念中，融入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實踐中。這樣，人文精神才能以合理化的形象理性地復歸。

其三，人文精神要以寬容為情境。只有在寬容的語境中，人文精神才能在大學人之間傳遞，才能在不同主體間生髮，才能實現與「他者」的共在。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客觀世界，而客觀世界的存在方式是多元、多維、複雜的，並且總處在流動、變化之中。有鑒於此，學術研究必須立足於多學科、多角度、多維度思考，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揭示客觀世界的本質特徵及變化規律。因此，大學應該打破封閉保守的樊籬，能夠兼容不同的思想、學派、價值觀以及各具特色、各有專長的學術人才，大學應該是寬容、開放的、交叉的場域。大學之大，不僅在於其規模大、人數多，更在於其大度能容的大學精神。正如蔡元培指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大學的寬容精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允許失敗；二是要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和爭鳴。

四、美的理念：和諧精神的建構

「美」的理念同樣發端於古希臘。如前所述，在古希臘哲學家看來，世界的本質就是邏各斯，就是規則或秩序。「美」的理念就源自於規則或秩序，它先在地包含在邏各斯框架內，是人對規則的一種愉悅的知覺方式，也是人的永恆的精神訴求。如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數，數的有規則排列或比例關係就生成了美，秩序和勻稱是美的，無序和不勻稱是丑的。他還特別欣賞音樂之美，認為正是各個音符之間一定的數量上的比例關係建構了音樂之美。亞里土多德進一步指出，「美」是「真」與「善」的統一整體，既表現為形式方面的規則或秩序，又表現為形式與內容的協調一致。柏拉圖繼承了畢達哥拉斯傳統，他非常看重數對邏各斯的建構意義，並且認為，數是由感性世界通達理念世界的唯一階梯，據此，他同樣認為美生成於某種有秩序的排列或比例關係。

在柏拉圖設計的教育方案中，體現著對「美」的理念的執著追求。柏拉圖特別重視數學教育。在他看來，數學不僅僅具有很強的實用意義，並且，學好數學，才能通達理念世界，才能真正觸及和領悟到美本身，即「美」的理念。唯有領悟到了美本身，才具備了可見世界中的審美情趣，才能懂得尊重生命之美，欣賞自然之美，感受生活之美，進而才能把美的感受與他者「分有」。柏拉圖還特別重視音樂和體育教育，音樂教育能讓人心靈協調統一，培育心靈之美；體育教育能讓人身體動作協調一致，培育身體之美。兩種教育必須共同發展，不可厚此薄彼，這樣，才能夠保持和促進人的身體和心靈張弛得宜配合適當。可見，在柏拉圖看來，大學就是美的使者和「唯美主義」者的化身，它肩負著傳播「美」之理念的崇高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應該讓每一個受教育的人保持身體和心靈協調之美，身心健康，如此，才具備了明辨善惡美醜的基本判斷能力。

有了「美」的大學理念，就會有求美的大學精神。「美」的大學精神表現為在「真」的大學精神與「善」的大學精神之間保持必要張力。現代社會中，求美的大學精神展現為和諧精神的建構，即是說，要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契合。自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論題以來，和諧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話語。大學精神應該彰顯這個時代的主旨。第十五次全國高校黨建工作會上，黨中央又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校園的要求。有鑒於此，我們要以和諧的大學精神引領和諧校園的建設，進而引領和諧社會的建構，反過來，大學精神也正是通過和諧校園的建設得以彰顯。所謂和諧校園， 指的就是大學的運行要有秩序，要符合規則，各要素之間要保持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的良性互動，師生之間、學生之間、教師之間實現人際關係的和諧交往。和諧精神的建構需要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找到恰當的接合點。具體而言，和諧精神的建構需要以下三點支撐：

其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合一。理性的發展是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其中既包括工具理性又包括價值理性。同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也是人類理性中不可或缺的兩個組成部分，價值理性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動力，工具理性給價值理性帶來的是現實支撐，二者即相對立，又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此消彼長，共同維護人類理性的完整與和諧。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的凸顯與價值理性的疏離勢必會造成大學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失諧和錯位，必然導致大學精神的異化，必然導致大學人人格發展的異化，進而導致社會發展的畸形化。而解決辦法就是重新整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重塑價值理性以壓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如此，才能保障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和諧共生。

其二，自由精神與契約精神合一。因對立達成和諧，在不同中得到統一，是事物存在的本性，也是邏各斯的規定。從根本上講，自由精神與契約精神是對立的，但正因為對立才有達成和諧的可能和根據。大學精神是自由的，但一切的自由都是有邊界和限度的，過度的自由會導致學術異化，最終剝奪其他人追求自由的權利，沒有無規範的自由；大學又要講求契約精神，但過度的規範和限制又是對自由的桎梏，對科學精神的扼殺，也沒有無自由的契約。二者發展的不平衡必然會導致學術研究的失范。因此，我們要不斷協調二者的關係，實現自由精神與契約精神的理想整合，我們既要保持學術研究的自由探索，又要維護契約的神聖和尊嚴。

其三，批判與寬容合一。批判是科學發展的基本動力。但學術批判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要通過理性批判相互促進，相互融合，揭示真理。因此，理性批判更需要寬容的大學精神為其搭建平台、開拓道路。大學校園既要有學術批判又要允許不同學術觀點共存。只批判不寬容就會引發學術的專制和霸權；只寬容不批判就會使各學術主體各自為政、畫地為牢，就不會有學科的實質性發展和進步。因此，在大學的學術爭鳴中，應該正視和承認不同主體間的差異，並尊重不同主體各自的身份、地位、專業、個性。強勢主體不能以專家、權威身份而強人從己，弱勢主體也不能因為從屬地位而屈己從人，如此，才能實現各主體間及各學科共同體間的良性互動，才能避免學術交往的異化。正如雅斯貝爾斯所指出，大學「是個體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領地」。

當一個民族擺脫蒙昧，踏上文明的階梯，文化傳承便成為先進與落後的分水嶺。而大學就是人類文化的傳承者，大學精神就是文化精神的時代標誌和集中展現，可見，培育大學精神是文化傳承的基本前提。大學精神內在表現為真、善、美三位一體的理想精神氣質，外在則表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和諧一致，二者相互聯繫、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並且，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樣，大學就能彰顯「和諧」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才能為社會輸送人格健全、理性與專業和諧發展的高素質人才，才能全面彰顯真、善、美的價值理念，才能以理性、智慧為工具剖析社會、批判社會、構建社會。

以科學理性之「真」、人文關懷之「善」、和諧精神之「美」三位一體打造的大學精神自然是大學發展的理想狀態，然而在商業大潮洶湧與誘惑無處不在的現代社會，大學發展卻在某種程度上走入歧途，甚至違背了大學精神的基本原則。首先，自古希臘以來諸多先哲一直強調的科研求「真」意識，那種捨生命求真理的求知精神在當今的大學教育中日漸淡薄。對於學生來說，大學不是研究學問、叩問真理的神聖殿堂，而是一個「考證」的短暫寓所，缺乏學術研究的興趣。對某些老師來說，做學術只是為稻粱謀，是一種升遷或者改變自己生活待遇的方式。學術不再是一種形而上的信仰，一種終極的目標，而是一種手段，學術的嚴肅性、神聖性日益受到挑戰。學術缺乏了應有的崇高感與社會責任意識，淪為了某種「詭辯」，真理變成「兒戲」。當今高校屢屢發生的學術腐敗事件，根本原因即在於研究者自身對學術之「真」缺乏敬畏。

其次，大學精神之「善」即其人文精神在商品化的大潮衝擊之下也顯得不堪一擊。人文精神的衰落表現之一是大學向「錢」看，很多大學片面強調大學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職能，放棄曾經清高的立場，以教育產業化、經濟化為指導，積極主動地尋求與市場合作，以校辦工廠、校企合作、開設函授夜班等販賣文憑的「學店」等方式，追求教育的經濟利潤。表現之二是大學向「官」靠，將學校完全當成具有政府職能的官僚機構，形成等級森嚴的行政管理制度，學校日益官僚化，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五四」時蔡元培在北大創立的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理想模式在當今的大學裡已經難覓蹤影，成為一種遙遠的記憶了。大學應該是社會道德的最後防線，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代表，當大學不再是最後一方凈土而完全被同化為「小社會」時；當大學不再堅守自己的人文關懷而向「錢」看、向「官」靠時，大學教育就是危險與可悲的。

最後，現在的大學教育也失去了和諧之「美」。在學術之「真」與人文關懷之「善」逐漸淡薄的當下，和諧之「美」也就無從談起。現在的大學，不再是長幼有序、師生教學相長、沒有衝突一片祥和的和諧凈土，大到學校資源配置、學科設置問題，小到教師待遇、學生管理問題，都潛藏著諸多不和諧的音符。

指出當下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並不代表我們對未來大學的發展失去信心，更不代表真善美的大學精神已經失去市場。相反，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越要以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為旗幟，重新發揚大學精神。而這，也正是筆者之所以從始源性意義的古希臘「理念」出發對中國大學精神進行反思和追問的原因。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