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的尊嚴

　　政治學是如何失去這種輝煌的呢?這或許與現代化有關。

　　首先是世俗化。這個詞也許不一定準確,對於政治學來說,應該叫去神聖化。文藝復興推動了這個過程,具體到個人應該首推馬基雅維利。儘管馬基雅維利本人關心共和國的善業,為公共目標而痛苦思索。但<<君主論>>中所開啟的權力分析讓政治學漸漸失去了神聖的光環,成為冷冰冰的分析機。<<利維坦>>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非神聖化的胎兒。

　　其次是專業化。當亞里士多德說這句話時,政治學至少包含了現在所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科。自亞當。斯密之後,經濟學開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不過,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仍可看作政治學的分支。斯密本人仍然帶有共和主義情懷,去尋找富國富民的智慧。自馬歇爾之後,經濟學才徹底脫離政治學,成為一項專門的手藝。法學社會學教育學也有類似的過程。政治學在生出這些孩子之後,就像空虛的周王室一樣,處於一種很尷尬的位置,不太受人重視。二戰之後,在科學主義影響下,政治學也脫胎換骨,從老子變成兒子,也專業化科學化起來,企圖與經濟學一樣,成為一項專門的手藝,並取得了某種成功。

　　第三是私人化。這是在某種程度上是專業化所帶來的結果。學科分工之後,學者們只關注自己那一小塊的事情,然後拿出所謂專業的意見換點錢花。這種專業化所導致的私人化得到逐漸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支持。根據這種主義,共同體的公共利益被撕扯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利益,這些小塊利益加起來就可達致公共利益。其實,總有一些公共利益是不能如此達致的,但這些利益缺乏足夠的學術關注。結果,倒是一些搞文學的,甚至什麼也不搞的人士關心起這些公共利益來,他們願意關心,精神固然可貴,但往往會將公共利益引往不好的方向。

　　第四是奴僕化。這是一種特殊的現代化路線所帶來的。古代一些君主和貴族豢養文人,以作謀士。這些人地位有高有低,有的近似奴隸,有的可稱朋友。但無論在中國還是歐洲的傳統社會,都有獨立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存在空間,他們不受世俗權力的欺壓。像柏拉圖那樣可以為城邦立法,像孟子那樣可以面斥君王。現代社會出現了一些這樣的國家:知識分子幾乎完全失去了其獨立地位,政治學者尤甚。在極端情況下,你會因為說錯一個字而面臨牢獄之災。在溫和一點的情況下,政治學者似乎有某種像市場中勞工那樣的選擇機會:你要麼提供掌權者可用的知識而富裕,要麼提供掌權者不喜歡的知識而貧窮。

　　對於由現代化帶來的這這些變化,一些學經濟學的人似乎不以為然,也許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個人關心好自己的利益,在某種機制下會促進大家的利益,知識分子也一樣。

　　如果說有進步的話,專業化是其核心含義,它可以讓各類知識,包括政治知識變得更精緻,更有說服力,這是政治學者必須秉持的方向。但我們時時不應該忘記,永遠會有一些公共利益是不能通過對自私動機的轉換而實現的,它們的實現要依託於公共的責任,依託於大家的公心。

　　在將私人利益彙集成總體利益的機制不發達的情況下,更需要一些有良知,有能力的人來關心公共利益。因此之故,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在現時代仍然具有非常寶貴的價值,在經濟學/法學學者紛紛喪失這種精神的情況下,政治學者務必要珍惜。

　　"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治學者應該牢記在心,這是獲得尊嚴的精神支柱。有了這種精神,就會有浩然之氣。就會有不亢不卑的態度,既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咒罵政府領導,也不會因為給政府領導講了課而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