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盛發：中長鐵路歸還中國的歷史考察(4)

本來，中蘇兩國可謂是強弱分明，一方是在二戰中獲勝並且在歐亞大陸擁有強大地位的世界政治和軍事強國，另一方則是連續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災難的貧窮落後的國家。為什麼斯大林會在蘇聯處於強勢的情況下對中國作出如此重大的讓步呢？大部分中外學者基本上都認為，蘇聯放棄包括中長鐵路在內的在華權益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建立起中蘇兩國之間的牢固友誼並使中國成了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盟國。

筆者完全贊同這種觀點，但問題在於，其一，上述作者基本上都是簡略地提及鐵路歸還的原因，並沒有深入地進行探討。其二，上述觀點主要是依據包括鐵路歸還在內的中蘇兩國條約及其協定的談判而言，並未涉及其後對鐵路的實際歸還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因素。如果把鐵路歸還原因的考察從1950年的協定談判擴展到其後中蘇兩國關係的實際發展，那麼，對歸還原因的考察可能更為完整和清晰。所以筆者把歸還原因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考察。

第一階段，從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中蘇條約和協定的談判時期，蘇聯同意歸還中長鐵路的主要原因是：蘇聯在冷戰中所處的頹勢使斯大林迫切需要新中國成為蘇聯的戰略盟國；毛澤東和中共對斯大林和聯共（布）反覆表示的忠誠和服從使斯大林相信新中國能夠成為蘇聯的戰略盟國。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蘇聯在東西方冷戰中總體上處於下風。從1948至1949年，在歐洲，由蘇聯封鎖柏林而引起的柏林危機經歷了一年多的發展，沒有給蘇聯帶來任何益處。柏林危機既沒有阻止西德國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國家趕出柏林，卻加快了北約組織建立的過程 （後者於1949年4月正式建立）。與此同時，由於蘇南關係惡化，南斯拉夫脫離了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又使蘇聯失去了其在歐洲的第一號盟友。 在亞洲，美國單獨佔領和管理日本的局面似乎已經不可逆轉。正當蘇聯陷入與美國冷戰的苦鬥局面時，在遠東，中國革命的勝利前景愈發明朗。這就意味著，蘇聯在遠東將有可能獲得一個極其重要的盟友並由此使遠東的地緣政治形勢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

二戰後期，羅斯福在規劃戰後安排時力圖把軟弱的中國扶持為管理世界事務的四大警察之一，其著眼點是要讓中國成為美國在遠東的盟國，發揮其抑制日本和平衡蘇聯的作用，而其希望所系則是中國國民黨政府。如今，斯大林在思考遠東新的力量格局時，對貧窮但卻擁有巨大發展潛力的中國同樣寄予厚望。如果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成為蘇聯的盟國並且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那麼中國就能在防止日本東山再起和對抗美國在遠東的霸權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戰後初期主要是奉行大國合作的政策，斯大林一度對中共和中國革命採取消極冷漠的態度，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也沒有完全停止援助中共，而是把它當作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時的一個籌碼，以阻止國民黨政府全盤倒向美國。1947年夏秋，隨著美蘇在歐洲冷戰的開始和中共軍隊轉入戰略反攻，蘇聯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態度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並逐漸加強對中共的援助。

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對即將派往中國解放區的蘇聯專家小組負責人科瓦廖夫(前交通部長)說，"我們當然要向新中國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兩國沿著相同的道路前進，那麼，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保障的。我們就不怕任何突發性事件的威脅。因此，對於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

斯大林相信革命勝利後的中國成為蘇聯的戰略盟國，這既是源於中國解放戰爭以來他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觀察和了解，也是基於毛澤東等領導人對聯共（布）和斯大林本人所表達的忠誠，其中包括毛澤東所強調的中共對聯共（布）的服從和未來新中國將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對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宣示。

1949年1月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電文往來、同年1-2月米高揚訪問中共總部西柏坡和6-8月劉少奇訪問蘇聯對於加深斯大林的上述認識--中共執政的中國可以成為蘇聯戰略盟國--產生了重要作用。

關於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和斯大林通過交換意見後達成了共識。1月14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文中說，"就基本方針而言，即阻止與國民黨的廣泛談判和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我們與您是完全一致的。"

關於中共和聯共（布）的關係，毛澤東表示了前者對後者的服從態度。根據米高揚的報告，在同米高揚談話時，"毛澤東總是說，他們中共中央等待著我中央的指示和領導。" 在1月30日同米高揚的談話中，毛澤東謙恭地稱自己是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在舉杯祝斯大林同志身體健康時強調，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是現在的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斯大林不僅是蘇聯人民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導師。毛澤東在談到自己時說，他是斯大林的學生……

關於未來新中國同蘇聯的關係，毛澤東明確表示新中國將成為蘇聯的堅定盟國。在2月4日同米高揚的會談時，"毛澤東強調，他們公開表達自己的親蘇情緒。他舉證說，他們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時強調，中國應當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反帝陣營里。毛澤東最後說，對於我們來說，中間道路是不存在的。"

關於中共同美國的關係，中共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堅定的反美立場。在2月1日同米高揚談話時，周恩來表示，"從那時（內戰激烈後）起，我們開始加緊揭露美國。雖然我們同美國人中斷了關係，但是，他們多次試圖通過與我們有關係的人士同我們建立聯繫。但是，我們僅限於聽取美國人同我們建立聯繫的願望而已。"

關於南斯拉夫問題，毛澤東明確地同鐵托的反蘇行為劃清界限。在2月3日在聽取米高揚有關南斯拉夫情況介紹時，毛澤東稱鐵托就是張國燾。

劉少奇訪蘇期間於7月4日向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有關中國革命形勢以及新中國內政外交方面的大政方針和具體舉措的詳細報告。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和新政權的性質，報告指出，"它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關於新中國對外關係問題，報告表示，"中國革命應當徹底廢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報告寫道："在國際關係領域，我們在自己的政策中肯定將與蘇聯保持一致，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向民主黨派作了一些解釋。一些黨外人士批評我們的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但是，毛澤東同志回答他們，我們的政策就是將對蘇聯一邊倒，因為如果我們不同蘇聯一起反對帝國主義陣線，如果我們試圖走中間道路，那就將是錯誤的。在經過這些解釋後，所有的民主黨派都同中共一起簽署並發表了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的聲明。"關於聯共（布）和中共的關係問題，報告說："……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認為：聯共(布)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司令部，而中共則只是一條戰線上的指揮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國際主義的利益，所以，中共服從聯共(布)的決定，儘管共產國際不存在了並且中共也沒有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如果在某些問題上中共與聯共(布)出現分歧，那麼中共在闡明自己的觀點後，將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定。"

通過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電文交往、米高揚訪問中共總部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蘇聯，斯大林對毛澤東、中共和未來的新中國已經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和判斷。斯大林基本相信，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生，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志同道合者，未來的新中國在國家關係方面可以成為類似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友好盟國。在美蘇冷戰已經爆發的嚴峻形勢下，斯大林準備放棄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大部分權益以獲得一個重要的戰略盟友，從而在更牢固的基礎上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地緣政治利益。

在1949年年底至1950年2月訪問蘇聯期間，毛澤東雖然向斯大林展示了他獨特的個性並在有關中蘇條約等問題上表現出某些不滿，但在蘇聯期間無論當面和背後毛澤東對仍對斯大林和蘇聯表現出忠誠的態度。這從科瓦廖夫的報告中可見一斑。1月2日，科瓦廖夫在同毛澤東會見後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在會談後共進晚餐的時候，毛澤東舉杯祝斯大林健康，並且再次高度稱頌十月革命和聯共（布）："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沒有聯共（布），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列寧-斯大林學說萬歲。"

這樣，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期間雙方就旅順和中長鐵路問題交換意見的基礎上，通過艱難的討論，斯大林正式同意將中長鐵路歸還中國。

實際上，斯大林同意歸還中長鐵路、旅順口軍事基地和大連港並不意味著蘇聯就此失去了使用它們的權利。因為，第一，中國對蘇聯實行的是"一邊倒"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對蘇聯具有依賴性和服從性的友好政策。第二，按照中蘇協定議定書的規定，在出現戰爭威脅的情況下，蘇軍可以沿中長鐵路進行調動。第三，按照協定規定，在締約國一方遭到侵略的情況下，兩國可以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這樣，儘管按照中蘇協定的規定，至遲到1952年底蘇聯必須把中長鐵路和旅順基地交還給中國，但是，只要中蘇兩國建立起真正的戰略同盟關係並且只要中國繼續奉行對蘇"一邊倒"政策，那麼，蘇聯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仍然是有保證的。

所以，斯大林放棄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對蘇聯來說並不是無可彌補的戰略性損失。蘇聯只是在形式上放棄大部分在華權益，得到的則是長期的戰略利益。因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使遠東的力量對比和地緣政治面貌發生了有利於蘇聯的根本變化。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條約的形式結成戰略同盟關係，不僅使蘇聯的遠東安全得到了切實有力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1948-1949年期間蘇聯在歐洲冷戰中所遭受的損失由於在遠東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重要的盟友而得到了有力的補償。有了中國這樣的一個盟國，蘇聯極大地增強了它同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冷戰的力量。

第二階段，有關中長鐵路協定簽訂後至1952年底的鐵路實際回歸時期，蘇聯履行諾言最終歸還中長鐵路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通過朝鮮戰爭確認中國作為蘇聯的可靠盟國的地位並且認可毛澤東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

雖然1950年2月的中蘇協定規定中長鐵路將在對日和約簽訂後（但不遲於1952年底）歸還中國，但是，由於斯大林作為世界革命導師和領袖的尊崇地位，由於蘇聯在兩國關係中所佔據的主導性強勢地位，由於當時國際形勢的複雜性和可變性，屆時中長鐵路協定能否得到順利執行可以說仍屬不定之數。 實際上，中長鐵路能否如期並且毫無障礙地歸還中國，取決於兩國關係能否得到順利發展。關鍵問題就在於，在兩國同盟條約簽訂後中國在斯大林眼中是不是蘇聯真正可靠的戰略盟國，毛澤東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同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成為考驗中蘇同盟關係的試金石。當朝鮮北方處於危機的時刻，斯大林在10月上旬先後兩次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國出兵援助朝鮮北方。 儘管剛剛結束內戰的新中國一切百廢待舉並且面臨著重建經濟的迫切任務，但是，在中共中央幾經考慮和反覆討論後，毛澤東迅速作出了出兵的決定。 10月13日，毛澤東把中國出兵的決定通知斯大林。 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力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場。10月25日，志願軍正式投入了戰鬥。

朝鮮戰爭是美蘇兩國在歐洲的爭奪和對抗在朝鮮半島的延伸和折射，是美蘇之間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冷戰。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斯大林恪守不與美國直接發生武裝衝突的原則，依靠中蘇同盟的力量，通過中國與美國進行著一種特殊的戰爭。中蘇兩國在朝鮮戰爭期間進行了密切的合作。蘇聯向中國提供武器彈藥，而毛澤東則向斯大林通報作戰計劃並協商停戰談判策略等問題。

從蘇聯的角度看，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可以說是毛澤東對蘇"一邊倒"政策的具體和有力的實踐，它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是蘇聯的忠誠盟國，當然有助於中長鐵路歸還中國進程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