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上）

報告人：馮志娟

——認知語言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理論基礎

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基礎

（一）認知語言學的心理學基礎

1.現代認知心理學在六、七十年代得到迅速發展，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心理學的一個新分支。它的主要貢獻不僅在於它提供了研究認知內部心理機制的新方法——信息加工論，還在於認為人的一切行為受其認知過程的制約，所以，主張研究認知活動本身的過程和結構，從而揭示智力的本質。認知語言學繼承和發展了經驗聯想主義和認知心理學的一些觀點，崇尚皮亞傑的相互作用論，但否定了大腦作為機器的論點。它從人的生理基礎出發，認為大腦與人身不可分，提出了「身在心中，心在身中」觀點，即認為大腦的認知是以自身為基礎向外擴展的，大腦的思維開始於大腦所存在的、與外界發生作用的人自身。認知是人對客觀世界的感知與經驗的結果，是人與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產物。認知最基本的要素是基本範疇和動覺圖式，而基本範疇和動覺圖式是通過人自身與外界發生作用而直接被理解的，其他概念和範疇是通過隱喻認知和轉喻認知模式而間接被認識的。認知具有自己動態的完整結構和模式，不是機器可以模擬的。

2. 關於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

國內有些語言學專業的學生對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區分感到迷惑，這種混淆恰恰反映了目前國內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研究的盲目和浮躁狀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國內一些研究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人都不是以認知科學和心理學為學術基礎的，他們往往直接搬用西方的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這就造成了研究的根基淺，越搞越糊塗的現象。

其實，認知語言學的基礎是認知科學，所謂認知就是心理加工信息的過程，也就是思維的方式。在認知心理學看來，思維的基本單位是表象、概念和語言，（引自Dennis Coon《心理學導論》）因此世界的心理表象、概括事物的概念跟語言符號系統處在同等的地位，而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就是利用認知心理學和語言學理論，把表象、概念、語言三個方面整合起來，研究表象、概念跟語言結構的關係。

心理語言學的基礎是心理學，其主要部分來源於哲學，因而心理學的早期研究具有哲學的思辨式特點。但是現代心理學已經跟哲學大相徑庭，主要研究人的記憶、知覺、學習、人格、智力、情緒之類的行為，所以總括起來，心理學是研究行為和心理過程的科學。心理語言學源於心理學視角下的語言，所以涉及語言的記憶、語音的知覺、語言學習等等內容。

總之，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有很大的不同，要想深入理解和學習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必須老老實實地把認知科學和心理學作為基礎，不能一步登天，只有掌握了認知和心理的規律才能運用這些規律研究語言問題。

（二）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體驗哲學

在西方哲學研究中一直貫穿著感性與理性、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的爭論,這種對立觀點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語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語言研究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種是通過可觀察到的語言用法從外部對語言進行研究;另一種是把語言看作人的天賦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類理性的表現,從人類心智內部研究語言(參見Robins 1997: 145)。傳統語文學、對比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描寫語言學主要基於經驗主義哲學觀,而普遍語法、思辯語法、轉換生成語法則主要基於唯理主義。

當前流行的認知語言學是以身體經驗為基礎來研究人類的心智和認知,既具有經驗主義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義的成分。因此,國內學者在論述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時,說法不一,有的學者強調其經驗性,也有的學者側重其理性主義傾向,還有學者認為是兩者兼而有之,因為很多哲學家就曾嘗試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對此，Lakoff教授認為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既不是經驗主義,也不是理性主義,而是另外一種全新的哲學理論——「體驗哲學」。在其《體驗哲學———基於身體的心智及對西方思想的挑戰》(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以下簡稱《體驗哲學》)這本書之後,我們就知道他所倡導的體驗哲學在很多方面的確不同於這兩個傳統哲學流派,而自有新論,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哲學理論,確實是對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有力挑戰。根據Lakoff和Johnson的觀點,體驗哲學是第二代認知科學,也是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下面對此作簡要介紹。

1. 體驗哲學的三項基本原則

Lakoff在1987年的《女人、火和危險事物》中就論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那時他用的術語為Experientialism,又叫Experiential Real-the Experientalist View, Non-objectivism;儘管他也用到了embodiment這個詞,但並沒有將其用作哲學術語。1980年Lakoff與Johnson合作出版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又於1999年出版了一本驚世著作《體驗哲學》,尖銳地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的傳統哲學觀,如客觀主義、形式主義、二元論、天賦論等,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哲學理論:體驗哲學(Embodied Philosophy,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Embodied Realism, 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同義術語還有: an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其基本思想相當於萊氏1987年的術語Experientialism, Experiential Realism)。體驗哲學被認為是一種新理論,與英美分析哲學和喬氏基於混合哲學的心智觀針鋒相對,也是對Putnam(普特南)提出的內部現實主義(Internal Realism)的一個發展,從而徹底改變了西方哲學的觀點,對西方傳統思想是一個巨大挑戰,對哲學、認知科學以及認知語言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第一代和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分水嶺,被視為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

在英語中,Empiricism和Experientialism有不同含義,前者往往是指16—18世紀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流派,後者是指20世紀末Lakoff和Johnson等學者的體驗哲學,倘若這兩個術語都譯為「經驗主義」,就很容易產生混淆,因此筆者主張將Experientialism替換為Embodied Philosophy,譯為:體驗哲學。該理論主要包括三項基本原則: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思維的隱喻性。

2. 體驗哲學是劃分第一代與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分水嶺

　　Lakoff和Johnson將認知科學劃分為兩大派:第一代認知科學和第二代認知科學。第一代認知科學(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認知心理學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主要方向,生成語法漸成主流,計算機被運用於智能研究。這一代認知科學是基於傳統的英美分析哲學(形式主義學派和日常語言學派)和先驗哲學,接受了其中許多主要觀點,如客觀主義、形式主義、符號主義、認知主義、二元論、非隱喻性推理等。他們認為範疇、特徵、關係等是客觀存在的,獨立於人的意識,與人的身體經驗、神經系統、主觀因素無關。人類的心智和意義僅是外部世界的內部表徵,僅對自然作出客觀的、鏡像的反映,推理具有非隱喻性。認知心理學、人工智慧、形式邏輯、生成語言學將其發展為:心智的主要特徵可用形式化的方法來描寫,用形式符號來表徵;思維僅是對抽象符號的機械運作,可根據形式規則對這些符號進行運算,而這些符號本身就像計算機語言一樣,是無意義的。他們還將感知(perception)與概念(conception)分開,認為人類的推理能力獨立於感知能力和身體運動,主張推理是一種自治的能力,同時還認為語言是自治的、句法也是自治的,它們都與身體經驗無關,這樣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也就順理成章了。喬姆斯基將笛卡兒哲學和形式主義哲學加以綜合,形成了一種混合哲學,構成了他的語言學基礎,與第一代認知科學的觀點基本一致。

第二代認知科學(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以體驗哲學為基礎,對第一代認知科學提出了尖銳有力的批判,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挑戰,堅決反對分析哲學的基本觀點、認知心理學的符號加工假說和轉換生成語言學中的先驗哲學假設。其主要觀點是:概念、範疇、心智來自身體經驗,具有體驗性;認知具有無意識性;思維具有隱喻性。核心觀點是「基於身體經驗(embodiment)」,推理、語言、句法都不是自治的,意義與我們在世界上所發揮的有意義的功能相關,是通過身體和想像力獲得的,這與第一代認知科學所倡導的客觀主義語義學形成了鮮明對比。

體驗哲學是第一代認知科學與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分水嶺,兩者的劃分具有深遠意義,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認知科學理論,不至於將其間的不同流派混為一談。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與第二代認知科學一致。

3. 體驗哲學是語言符號象似性的認知基礎

關於語言中形式與意義之間是否存在理據性,爭論已久,筆者將兩種觀點的爭論史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1)兩論相持時期(古希臘時期至19世紀末); 2)索緒爾時期(20世紀初至60年代),任意說暫佔上風; 3)後索緒爾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 象似說日漸風行。自索緒爾於1916年發表《普通語言學教程》以來,任意說幾乎一統天下,許多語言學家一直將這條原則視為語言學的基石。但皮爾斯提出了符號三分法,他於19世紀末(參見1940年Buchler編寫的《皮爾斯哲學》)就指出:「每種語言的句法藉助約定俗成的規則,都具有合乎邏輯的象似性。」但終因結構主義思潮在20世紀前半葉處於稱霸時期,這種觀點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自60年代以來,Jakobson (1965),Greenberg ( 1966 ), Chafe ( 1970 ), Bolinger(1977), Dixon (1982), Verhaar (1985), Slobin(1981, 1985), Lakoff (1987, 1999), Langacker, 1991), Givon (1989, 1990), Wierzbicka(1988), Taylor (1989, 1993, 1994)等對象似說作出了肯定性的論述。John Haiman於1980和1983年發表了兩篇論文,1985年又出版了兩本書:《自然句法》和《句法象似性》。象似性成為當今國內外語言學研究的前沿課題,是認知語言學的中心內容之一。

早期的任意說主要基於詞的平面,並且主要是就意義和語音之間的關係作出的(就是這一點也值得懷疑),但當代象似性研究是基於語言的各個層面研究得出的結論,從詞語的音、形平面發展到句法平面、篇章平面、語用平面,同時還對各種體裁進行分析:各類文學作品、廣告等。通過全面調查、分析和論證,可知在語言符號與其所表達的意義之間普遍存在著象似性現象。

導致語言符號任意說的原因有很多,從哲學上講主要是基於心智與身體相分離的二元論,這就勢必要得意義與身體相脫離(disembodiment)的結論。意義一旦與身體經驗無關,也就與符號無關,符號喪失了理據性,任意說在所難免。否定隱喻的認知作用也與象似性理論背道而馳。實際上大部分語言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理據的。

1)英語中91%以上的詞具有理據性(Householder,參見杜文禮: 1996)。Lakoff &Johnson (1999: 464)曾以refrigerator為例進行分析,該詞是由詞素re_frig_er_at_or構成的,每個詞素都有一個意義,它們都對整個詞的意義起到一定的構成作用,如果將它們組合起來,則可預測出其義為:使東西再次變冷的事物,當然全詞比各要素組合得出的意義會多些或少些,但可見該詞的意義相對於詞素的意義絕不是任意的。一般說來,構成派生詞的詞素對大部分派生詞的意義都是有理據的,但不一定完全可預測。

2) Richards (1936)認為:隱喻是人類語言無所不在的原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隱喻,我們的口頭交際中平均每三句話中就會出現一個隱喻。Ortony(1979)認為:所有語言都具有隱喻性質。Derrida (1982)指出:哪裡有文字,哪裡就有隱喻。而所有隱喻都是有理據的,例如attraction, electricity, magnetism等詞能用在「love」的隱喻中,絕不是任意的,它們起因於「物理力」這個始源域中詞的意義和一般概念隱喻「Love Is A Physical Force」。

3)語言中絕大部分詞是多義的,其中心意義可能是任意的,而非中心意義則是有理據的(主要是通過隱喻延伸而來),但不一定都能被預測出來。

4)語言符號的順序與實際動作的順序在很多語言中都有對應關係,如漢語句子「他走進來笑著對我說了聲謝謝」,則是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組合而成。Lakoff &Johnson (1999: 465)認為:根據距離象似性原理,越是本質性的形容詞越是靠近被其修飾的中心名詞,如英語中:the beautiful big old red wooden house,由於wooden對於house來說是最本質的,因此最靠近中心名詞house。而beautiful純粹是主觀性的,因此置於該名詞片語的最前面。Old對於房子來說既不是本質的(因為房子不可能一開始就是old的),也不是純粹主觀的(因為它與某一時間標準相關),因此比beautiful更靠近中心名詞,比wooden更遠離中心名詞。Red不完全是本質性的(因為你可以將房子重新油漆成其它顏色),但比old更加本質,因為old純粹取決於相對於建房時間的講話時間。至於物理特性「big」比beautiful的主觀性要小,但比old主觀性要大,因為big的標準比old的標準更加主觀。

5)語言中還存在許多擬聲詞,聯覺系列詞(phonaesthetic series);語氣、語速、語調等都與一定的意義相關。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中的象似性十分普遍;句法中除上述所說的距離象似性,還有數量象似性、順序象似性、標記象似性、話題象似性、句式象似性等現象(參見Haiman1980, 1985;沈家煊1993;王寅1999)。象似性與任意性既互相對立,也互有聯繫,是一個對立統一體,這對矛盾伴隨在整個語言發展過程之中。處於兩極的語言不存在,一定是位於兩者之間,因此語言符號既有象似的一有任意的一面。有的語言象似性程度高一點,有的低一點;有的在某一層面上象似度比另一語言要高。語言象似性程度也是隨著不同歷史階段在不斷發生變化。當今認知語言學者一般認為:就整體而言,語言符號的象似性是主要現象。

語言符號象似性對流行了近一個世紀的「任意說」既是最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有力的補充。說是「挑戰」,是因為索緒爾過分強調任意性,將其視為「頭等重要的」「第一個原則」,「支配著整個語言的語言學」;說是「補充」,是因為索緒爾也承認語言不是完全任意的,「符號可能是相對可以論證的」。象似性的研究和發展是對一些傳統語言觀的有力批判,為語言學開闢了一個新領域。體驗哲學、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促使我們重新認識語言符號任意性問題。

（三）認知語言學的語言觀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人的智能活動之一，是人類認知的一個組成部分，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

1.認知是語言的基礎，語言是認知的窗口。

認知發展先於語言，並決定語言的發展，語言是認知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只有認識了的事物才能用語言表達。而且，從個系和種系認知能力發展的觀點看，認知具有前語言階段，即認識了的事物還尚未發展到具有外在語言符號的階段。就此而言，認知是決定性的。

2.語言能促進認知的發展

皮亞傑曾經說過，語言不能包括全部的認知能力，也不能決定認知能力的發展，但能促進認知能力的發展。(桂詩春，1985)語言的產生對認知能力的發展起很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語言能幫助人們更好地思維和認知新事物。而且，人們可以藉助於己有的語言更好地認識具有一定關聯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有了語言，人們才可以交流思想，交換信息，增加經驗，從而互相溝通認識，互相調整、適應、趨同，促進種系和個體認知的發展。

3.語言是鞏固和記載認知成果的工具

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全部過程有兩個:一是通過直接經驗，二是通過間接經驗。對一個人來說是間接經驗的東西，其實是他人或前人的直接經驗。人的直接經驗和認知只有通過語言(口頭或文字的)才能表達、交流、記載、保存，從而傳給下一代，成為後人間接的認知成果。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也只有依靠語言才能變個人的為集體的，變集體的為社會的、全人類的，形成全人類共同的認知成果，一代一代傳下去，不斷積累，不斷鞏固。就語言本身而言，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不完全是形式的東西，不是一套規則系統，不能用生成和轉換以及對形式描述的方法來對語言共性進行解釋。語言的辭彙和語法結構都是不同層次的語言單位，是形式與意義相結合構成的具有內在結構的象徵符號，具有真實的認知地位。句法的不同形式來自並反映不同的語義。語義不是基於客觀的真值條件，而是對應於認知結構，表層形構又直接對應於語義結構，所以，認知語言學認為語義結構才是語言研究的重點。語言的意義不限於語言內部，而是植根於人與客觀世界的互動的認知，植根於使用者對世界的理解和信念。因此，語義知識和語用知識是不可分的，而語言形式是認識、語義、語用等形式之外的因素促動的結果。

總之，認知語言學在對認知科學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後而形成的新的認知觀基礎上建立的，是批判地繼承和創新的結果。認知語言學的認知結構完形的組織原則來源於格式塔心理學，它的主客觀互動的信念顯然來自皮亞傑的心理發展的相互作用論。認知語言學也接受了認知心理學中關於原型和範疇的研究。意象、圖式和掃描的觀念直接受到認知心理學關於表象和知覺研究的啟發。

（四）認知語言學是對喬姆斯基革命的一場革命

轉換生成學派在50年代為語言描寫轉向語言解釋邁出了劃時代的一步,從而導致了語言學界的一場革命。當代語言學研究從此進入了「認知時代」,「心智研究」漸成主流。認知語言學與轉換生成語言學都反對「物理主義一行為主義」的語言觀,主張研究人的心智,研究人的思維過程和認知策略,都認為可通過研究語言來了解人類的心智,但對於心智的來源、表徵的方法、研究的內容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兩者的哲學基礎、心理學基礎也不同。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流行於當時知識界的英美分析哲學,主要觀點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邏輯實證主義;心理學基礎是行為主義。以喬姆斯基為首的轉換生成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基於笛卡兒哲學(主要是二元論、天賦論)和形式主義哲學之上的一種混合哲學,心理學基礎是心智主義。結構主義語言學和喬氏語言理論還都堅持客觀主義認知觀(objective cognition)。這兩大學派的基本觀點與第一代認知科學大致相通。

而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其心理學基礎是基於身體經驗的心智主義和建構論,神經學基礎是連通論。認知語言學不是反對喬姆斯基的心智主義,而是反對把語言視為自治的系統,天賦的能力。認知語言學家認為語言不是一個自治的系統,它是客觀現實、身體經驗、人類認知、生理基礎等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對語言的描寫必須參照人的一般認知規律,才具有較大的解釋力和說服力。他們還強調意義的重要性,並認為語言的意義不限於語言內容,而來源於人與客觀世界互動的認知,來源於使用者對世界的理解。認知語言學家與轉換生成語言學家儘管都研究心智,但與喬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與第二代認知科學相通。現將以喬氏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與認知語言學派之間的主要分歧列表小結如下:

五、認知語言學的局限性

認知語言學也有它的局限性。認知語言學是傳統結構主義、特別是形式主義語言學的反動，它彌補了這些學派的一些缺點，同時它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拋棄了其他學派的合理的地方。根據我們的研究體驗，認知語言學存在著以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一）、認識論的局限

1. 對經驗主義與心理學的片面繼承

認知語言學對經驗主義與心理學的繼承是不全面的。它閹割了洛克的先驗論思想，掏空了格式塔心理學的「構成」，忽略了維果斯基和皮亞傑關於思維的客體性的一面。種植，它背棄了先驗性內因的解釋方案，而走上了所謂的經驗主義的解釋道路。

2. 對先驗與經驗關係的忽略

認知語言學否認先驗，從古希臘一直到啟蒙時代，關於語言學的立場要麼是自然論，要麼是規約論，要麼是似是而非的玄學，但從沒把語言看做完全脫離先驗因素的後天習得機制。認知語言學把經驗論巨頭洛克奉為認識倫的鼻祖，但洛克經驗論與笛卡爾唯理論的尖銳對立體現於「天賦印象」而非「天賦能力」, 表現於語言也只局限於詞語（包括詞語的濫用）和語言學習這類表層問題上，因為洛克的白板說針對的是通過經驗而獲得的知識，它並沒有否認語言機制的先驗性，也就是說寫在白板上的東西來自經驗，而白板則是上帝賦予的。

兩千多年的語言探索給我們的啟示是：語言的哲學理論或語言學本身的理論，都需要關照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經驗與先驗。經驗與先驗在不同的層面上起作用，而不互相否定。

（二）、理論取向的偏頗

1. 認知語言學，一方面排斥有悖於自己研究取向的東西，另一方面博採相關學科之精華，為我所用。其形成和發展的直接動力還是來自語言學內部，特別是從語言哲學中分化出來的語用學和以Lakoff，McCawley和Rosch等為領軍人物的生成語義學。

他們本屬Chomsky的生成語言學陣營。他們以語言所傳達的語義為起點，並以語義貫穿始終——在他們看來，所謂的語義實質上是語用或廣義的包容語用的語義，不同於Chomsky僅限於與句法介面的語義。他們認為語義部分才是句法生成的基礎，這就導致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轉，與Chomsky的理論假設針鋒相對。

2. 認知語言學關於隱喻的研究，似乎凸顯了亞里士多德的「狹隘」與「片面」，刷新了我們關於隱喻的認識。其實亞里士多德對於隱喻的論述並不像認知語言學家所論述的那樣，他對隱喻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對其認知功能的研究，包括交際和辭彙化這兩個重要方面。

認知語言學關於隱喻的論述，加深了我們對人類語言的認識。但是，它一方面像閹割洛克一樣閹割了亞里士多德，另一方面也使隱喻的研究泛化乃至神秘化了，似乎一切都是隱喻，似乎隱喻就是語言。隱喻的認知結構雖與語言密不可分，但並不等於語言結構本身，而且如果沒有語言就沒有隱喻賴以成立的喻體，可見隱喻還不足以說明語言的本質。

（三）、學科內涵上的局限——認知語言學的經驗觀和凸顯觀的解釋力和局限性

認知語言學當然屬於語言學，但更確切的說，它是認知科學語言學結合起來而形成的交叉學科，或乾脆說它是語言問題的認知綜觀，是語言表徵所依託的東西。認知語言學的理論解釋，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1）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成果研究語言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2）通過觀察語言現象的規則和普遍性，來說明人類認知能力以及發展的規律性和共同性。

認知語言學以體驗哲學為理論基礎，既已採取以語義為中心的視角，便不可能接受生成語言學以句法結構關係為基礎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了。

凸顯觀與經驗觀緊密相關。它認為：每個事件都是由連續的動作組成，而人對它的識解和語言描述確不可能是連續的，只能選擇重要的相關點，加以凸顯。凸顯的食物較之不凸顯的事物更容易激活相關的認知域。不同的凸顯表現於語言的運用，就導致了結構不一的句式。凸顯觀對於人類認識世界的識解規律具有普遍的解釋力，對與醫學的機制分析也很有建樹。但凸顯本身也有其局限性

認知語言學基於體驗哲學的認知在概念的形成和擴展,以及以概念為基礎的推理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除此之外便難以避開其理論上的最大局限:語義雖與句法相關,但兩者並不相等,更不是同一體。對語義的理解,乃至語言的學習、使用就預設了語言的先在性,即語言先於這些行為而存在。所以,認知語言學對人類語言現象的解釋從外部著眼,恐怕也只能局限於外部,與喬姆斯基的內在論不在同一層面,從根本上說也就難以對生成語言學的理論體系構成真正意義的挑戰。另一方面,以經驗作為起點和標準,那就意味著語言的考察是自下而上的歸納———從自身擴展到環境,從具體上升到抽象。這自然是一種可能的解釋方案,但僅限於此,在我們有限的經驗與語言幾近神秘的複雜而有序之間,恐怕就難以找到足夠的妥協空間,理論的設定難免會削足適履。

我們思考了認知語言學的經驗觀和凸顯觀之後,再具體看看它對語言的認知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一般說來包括兩大內容: (1)語言概念形成中的認知,即人是怎樣運用語言符號對事物進行概念化的,這涉及基本範疇與認知圖式、意象與隱喻認知模式,等等; (2)語言使用和理解的認知過程,即人是怎樣運用語言結構實現其交際功能的,主要表現為語義結構中的凸顯與選擇。這兩方面的研究對語義的理解都很有解釋力,對語言學習和應用也很有借鑒價值。比如,我們可以通過認知詞典學對它進行整理,形成系統的編纂模式。不過,再進一步語言認知研究的局限性就顯露出來了,因為這兩方面的內容都預設了以下問題:(1)預設語言符號的先在性——認知語言學只能解釋新概念是如何派生的,而不能說明原始概念的根本動因; (2)預設語言系統的先在性——認知語言學主要涉及語言的功能和功用,對語言的動因及機制很難給出自圓其說的解釋。就(2)而言,克羅夫特和克魯斯「語言知識來自語言使用」的論斷是循環論式的自相矛盾——語言使用決定語言知識,可是沒有語言知識又如何會有語言的使用更重要的是, (1)和(2)這兩方面的研究僅涉及語言表徵系統中具體的符號範疇,而不涉及語言的語法機制本身。至於後來認知語言學對語法機制的解釋,由於它堅持原型範疇理論,即原型理論以及以語義為核心的基本觀點,模糊了語言的邏輯結構和類與類的差別,其結果就連最基本的詞類都解構了。如果這能夠給出合理而經濟的解釋,便具有積極的革命意義。可是,這種解釋帶來的後果必然是:其一,不顧邏輯、解構詞類,使語言系統陷入混沌狀態;其二,對語言的解釋難免皮相而瑣細,而且還會以偏概全,矛盾叢叢。

如果我們再具體而系統一點,會發現認知語言學波及面甚廣,形成了從深層理論到偶然屬性的大構架,主要包括: (1)範疇化和原型理論——這是涉及邏輯即人類思維規律的問題; (2)隱喻概念和意象圖式——這是涉及概念形成的問題;(3)象似性和語法化——這是涉及辭彙理據和辭彙表徵問題; (4)認知語用推理——這是人類的概念形成及推理和語言的語用闡釋問題; (5)認知語法——這可以看作以上4點對語言本身進行的解釋。

以上5點構成了認知語言學的新視點,其於語言學習自有可供挖掘的功用價值,但就理論系統而言,任何語言學理論都應把握表面現象與深層規律上的平衡,否則將失之彌散,也必然會影響其功用價值的充分利用。當然,這5點匯聚了認知語言學的強項和弱點,而且是對比突出的強項和弱點。根據經驗觀和凸顯觀的解釋力和局限性,大家不難作出自己的深層分析。

六、認知語言學在中國

（一）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國際和國內語言學思潮的發展速度幾乎是同步的。認知語言學一產生就被介紹到國內來，它迅速在中國這塊土壤里生根、發芽、結果。與此相比，喬姆斯基學派傳入中國的時間要早得多，也有學者嘗試來分析漢語現象，但是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成規模的學術隊伍，很多原來追隨喬姆斯基的中國學者後來棄而轉入認知語言學領域。

我們認為認知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首先，認知語言學的興起正逢中國語言學的關鍵變革時期。中國的語言學，主要是句法學，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占統治地位的主要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該學派講究分類和結構的歸納。進入80年代後，運用這種方法對漢語的分析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使得我們對漢語法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解，然而漢語語法學也只在表面現象描寫上徘徊，無法深入下去，對很多問題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語言學界的很多人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語言學應該何去何從？那麼，認知語言學在這個時候的出現很自然地受到人們的歡迎。

其次，認知語言學的很多學術主張與中國語言學的長期學術傳統具有很高的親和性。長期以來，中國語言學界在分析語法問題時，都特彆強調語義和語法的相互印證，主張語法分析離不開語義的研究。認知語言學認為，語義問題本質上是一個認知問題，語義和語法之間形成一個連續，語法和語義是不可分割的，語法和形式之間形成了一對一的映射關係，重視研究各種語法標記的表達功能。認知語言學的這些學術主張都很自然為中國的學者所接受。

再次，認知語言學注重對自然語言現象的分析，從各種具體的認知能力力求對語法現象作出解釋。這正好符合中國語言學者對語言學研究從描寫走向解釋的追求。最後，認知語言學跟其他語言學流派相比，沒有那麼玄奧，很容易運用到漢語的研究之中。中國學者在吸收外來理論的時候，對比較實用的科學具有更大的興趣，而不太習慣那些純理論思辨的東西，這跟我們長期的學術傳統和哲學思想有關。

（二）、認知語言學在中國的興起與以往的理論引進並不完全相同，這次學術思潮帶著我們自己學者的創新烙印。以前的幾次語言學理論的引進，基本上是吸收、消化和引進人家的東西，我們的學者卻較少參與理論的建設和發展。而認知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不光是被動的借鑒和吸收，還有我們自己學者的創新。認知語言學在中國從一開始就被運用於漢語語言現象的研究，並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沈家煊的《不對稱和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石毓智的《語法的認知語義基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張伯江的《現代漢語雙及物句式》(《中國語文》1999年第3期)

張敏的《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片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王寅的《認知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等

這方面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石毓智先生，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根據對結構主義語言學利弊的思考，基於對漢語事實的調查，借鑒認知心理學和數學的知識，提出了自己系統的語言學思想。他的很多觀點與當時國際語言學界剛剛興起的認知語言學不謀而合，比如明確提出語義是一種認知現象，語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語法，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石先生的認知語言學思想具有自己的鮮明個性，比如認為語法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獨立系統，語法現象是由大腦、現實和業已存在的語言系統三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提出「語法規則是現實規則在語言中的投影」的論斷。他的研究領域也有自己鮮明的個性，諸如從現實規則中尋找語法規律的理據，系統地探討了各種數量語義特徵對語法的影響，如此等等。石先生的研究與以往的漢語研究不同的一點是，他往往能夠站在理論的高度，從跨語言的視野選擇課題，因此他的研究往往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應用到英語等語言的分析中。他在通過漢語揭示英語規律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並已得到國內外語學界的廣泛認同。

（三）中國認知語言學會的成立

2001年第一屆全國認知語言學研討會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召開

網站鏈接：http://www.ccla2006.com/index.asp

英文參考書目：

[1]蘭艾克,羅納德?蘭艾克認知語法十講[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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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

[7]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8]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Vol.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9]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second edition) [M]. OUP. 1995.

中文參考書目：

[1]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2]束定芳，語言的認知研究：認知語言學論文精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3]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4]石毓智《語法的認知語義基礎》，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5]張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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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毓智，認知語言學的「功」與「過」[J].外國語，2004.2

[8]趙彥春，先驗與本質的缺失——認知語言學學理反思之一[J].外語學刊，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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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寅，認知語言學與兩代認知科學[J].外語學刊，2002.1

[12]沈家煊，句法象似性問題[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1

[13]傅玉，L&J認知語言理論與喬姆斯基語言理論的哲學衝突[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14]牛立偉, 認知語言學在中國——中國認知語言學研究十年調查與分析[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