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演講稿連載：文學寫作的精神通孔（二）

文學是兩難的，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惡是非的

　　　　已經有了結論的地方，是不需要作家的；那些沒有結論、具有無窮可能的精神領域，才需要作家去探求。中國由於是儒家思想一度做主導的國度，現世層面的關懷，一直是文學的主流，尤其小說，是很少對一些深遠的問題作出思索的。包括魯迅的作品，很多也是面對現世問題發言的。這種關懷現實的傳統，使得中國作家身上有著很深的責任感，這是好事，同時，你又不得不承認，過度受制於實感層面的現實，經常會阻礙作家往靈魂的深處走。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很看重魯迅的小說《祝福》。這篇小說，直接寫到一個被生活舔幹了生氣的人，卻追問起靈魂的有無來，這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小說里寫到，「我」回到魯鎮見到祥林嫂，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人死後究竟有沒有靈魂？這個問題令我悚然。魯迅是這樣寫的：

　 「你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採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著。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一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虹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者，「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裡很覺得不安逸。

　　祥林嫂問的問題，是說不清的，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只要是人，就會思考這個問題。這樣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由祥林嫂問出來，她的精神空間一下就變得開闊了，她就不僅是一個平面的被壓迫、被損害者了。她問了，但「我」回答不了。如果「我」說，這個世界沒有靈魂，大家都吃吃喝喝吧，死了就灰飛煙滅了，這樣回答，人的精神探索就停止了。文學要追問的是：人的靈魂是否存在？以怎樣的方式存在？人的靈魂永恆嗎？其實祥林嫂會有這麼一問，根源在柳媽那裡：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柳媽詭秘的說。「再一強，或者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裡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裡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被柳媽嚇懷了，她才會來問「我」。她的問題，豐富了她靈魂里那複雜的側面。魯迅在這部小說中，對祥林嫂的命運，以及究竟有沒有靈魂問題，也是存著複雜的感受的。他不簡單地作出抉擇。因此，魯迅的小說，有著豐富的闡釋空間。從這個問題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自我審視了。自我審視的時候，兩難的、超越善惡的事物，就會更加迫切地來拷問一個人的內心。魯迅的《野草》，就寫到了這些更深的疑問。　　文學就是處理這種兩難的、無法抉擇的精神經驗的，同時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惡是非的。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面臨許多抉擇，有時卻又難以抉擇，這是人生的實質。而更多的時候，甚至連善惡都很難簡單地區分。一個人殺了人，這應該是一個惡人了吧，可是他在法庭上說出的理由，實在又值得同情；一個人為了孩子讀好書，天天嚴格教育他，這是善良的願望吧？可他過於嚴格，孩子受不了，自殺了，這又成了惡了。其實人生就是這樣複雜。但是，再難區分的善和惡，背後還是有是非標準的，假如都是善的，都是好人，可是造成了悲劇，你怎麼看待這個悲劇？沒有壞人，沒有惡勢力，可是悲劇還是發生了，這樣的悲劇，就是文學的悲劇，也是深刻的悲劇。　　《紅樓夢》就是這樣的悲劇。造成這個偉大悲劇的原因是什麼？是封建禮教嗎？太簡單了；造成林黛玉傷心至死的兇手是誰？沒有兇手。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都愛林黛玉。《紅樓夢》里沒有極惡之人，沒有蛇蠍之人，誰都不想林黛玉死，他們都希望她幸福，寶玉這樣希望，賈母更是這樣希望。一旦這個悲劇演成，才發現這是一個沒有兇手、但每個人都有責任的悲劇。這個悲劇的內涵，比過往的中國小說、中國戲劇都要來得深邃，原因就在於曹雪芹看到了一種時代性的錯誤，是人力無法解決的錯誤——在這個錯誤的時代里，哪怕是最平常的人情、最平常的道德，都會造成一個情感悲劇的演成。王國維看到了這一點，為此寫了一篇很有名的《紅樓夢》評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研究《紅樓夢》精神空間的發端之作。曹雪芹的偉大，不單在於他看到一種無錯之錯，還在於他沒有把自己置身事外，他認為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也是有責任的。賈寶玉算是作者的投射，在寶玉身上，這種自我悔悟的精神非常明顯，最後，他甚至要離開家，離開那個傷心地。他這樣想，表明他沒有推卸自己的罪責，這也是曹雪芹在小說一開頭就點名出來的，他說「我之罪固不免」，他的寫作是在贖罪，是在還情感和精神的債。　　說到還債，巴金的《隨想錄》也是還債，他對「文革」有反思，覺得自己欠了歷史的，欠了別人的，也欠了自己的。這種自我反省，無論他的反省得是否夠深，但很寶貴。那個荒唐歲月，有那麼多人都經歷過了，可真正站出來反思的人，有幾個呢？中國作家在寫人類的惡和絕望的時候，往往是把自己摘除出來的，好像這個惡和絕望，和自己沒有關係。巴金的意義在於，他承認自己也在惡和黑暗裡有份，承認自己也曾經是蒙昧的、甚至作惡的勢力中的一員。這令人想起魯迅。魯迅的深刻在於，他不僅寫黑暗，寫絕望，他還帶著這種黑暗和絕望生活，因為在他看來，他身上也有黑暗，也有精神的陰影。魯迅對世界存著大悲憫，他雖以冷眼看世界，卻從來不是一個旁觀者。當他說「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時，不忘強調，「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恆先生》）。也就是說，魯迅的思想並沒有停留於對「吃人」文化的批判上，他承認自己也是這「吃人」文化的「幫手」，是共謀。他的文化批判，沒有把自己摘除出去，相反，他看到自己也是這「吃人」傳統中的一部分，認定自己對一切「吃人」悲劇的發生也應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充當的不僅是靈魂的審判官，他更是將自己也當作了被審判的犯人——他的雙重身份，使他的批判更具力度，在他身上，自審往往和審判同時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具有這種自審意識的人極為稀少，魯迅是其中最為堅決的一個。如他自己所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這樣的自我解剖，迫使魯迅不再從世俗的善惡、是非之中尋求人性的答案，而是轉向內心，挖掘靈魂的黑暗和光亮。沒有這一點，魯迅也不可能這麼深刻地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說：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樣，魯迅也是能寫出「靈魂的深「的作家。他同樣兼具「偉大的審問者」和「偉大的犯人」這雙重身份，不僅超越了善惡，而且因為深入到了「甚深的靈魂中」，達到「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的境界——這遠比一般的社會批判要廣闊、深邃得多。然而，在如今的魯迅研究中，總是過分強調他作為社會批判家的身份，恰恰遺忘了魯迅身上那自審、悔悟、超越善惡的更深一層的靈魂景象。這或許正是魯迅精神失傳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完待續）

註：二○○五年五月在廣東省作家協會「小說講習班」上的演講，根據錄音整理而成，並經作者審訂。

（選自《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人文講演錄）一書，該書由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