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從「百家爭鳴」到「兩家論」和「一家論」

王蒙：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

遠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早在1951年已經提出，是針對戲曲工作而言；而「百家爭鳴、厚今薄古」，提出於1953年，是針對於史學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正式的發展文化藝術學術的「雙百」方針來宣傳，則是1956年了，到現在60年，但有關問題和歧義，似乎還沒有梳理好。

「雙百」這個說法，既形象，又中國，又民主，又聚人氣，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好方針。歷任領導人都不斷提起，知識界文化界無人不擁護，已經成為一個是否發揚學術民主的試金石。但是貫徹過程中，出現過不少問題，還有人認為是直接導致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乃至認為這只是一個釣魚、引蛇出洞的陰謀或者說陽謀。想與你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王蒙：1956年，「雙百」作為比較成熟的文化藝術學術方針剛一提出，就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欣喜若狂。

當時的情況似與蘇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錯誤有關。當時毛主席等領導人面對蘇聯的麻煩，是比較有信心的，提出「雙百」方針的時機，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精神與寬闊包容的胸懷。毛主席強調，真理是在齊放與爭鳴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是在鬥爭中發展的，如果只剩下唯唯諾諾，歌頌擁戴，馬克思主義就無法得到發展與創造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毛主席提「雙百」方針的同時，他還強調要搞「小民主」，「小小民主」，這和他當時正在形成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理論有關。他認為「大民主」（指罷工示威、街頭鬧事等）是對付階級敵人的，「小民主」是用在人民內部的。他在1956年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這個思想。他說要搞和風細雨，不要搞暴風驟雨，暴風驟雨就是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大民主」是成千上萬人上街遊行，動搖了社會主義根基，「小民主」是開會提意見，是學術藝術爭鳴。這些話毛主席有言在先，所以簡單說毛主席釣了你的魚，未必能講得通。

遠方：當時的意思很清楚，但一進入執行層面，分寸就掌握不好。本來是自家人，卻對立起來了，往往弄到不知道人民內部矛盾的容忍度如何界定了。

王蒙：說得好！所以我們要研究，為什麼一提倡「雙百」方針，「大民主」就出來了，那種情況下，一些領導人就會對「雙百」加以警惕與折扣，客觀上鬧成「引蛇出洞」，以「雙百」始，以打右派終，這是「雙百」方針提出後碰到的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百家」還是「兩家」。後來毛主席又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實無非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在鬥爭尖銳的國家命運關頭，我黨歷來否定第三條路線，否定中間狀態。可以說，由「百家」進入「兩家」，是有它的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背景的，也與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尚同」、「尚一」有關。「天下定於一」，戰國時期的孟子，面對四分五裂、血腥廝殺、民不聊生的局面，認為只有「定於一」才有希望。「兩家論」的結論當然只能是正義消滅邪惡，當然也就成了「一家論」，「雙百」當然落實不好。

遠方：所以改革開放前，遇到強調階級鬥爭了就沒有人講「雙百」了，遇到政策調整了，例如1961年末與1962年初，又談起「雙百」來了。之後再一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又不怎麼提「雙百」了。

除了「兩家論」，還有過一些說法，說「雙百」方針是「階級鬥爭」的方針，或者認為是一種策略，是「釣魚」。

圖：1960年，毛澤東接見文藝工作者

王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真是談何容易啊！

第三個問題是，「雙百」一提，會出現什麼樣的文化藝術學術生態呢？誰能保證「雙百」之後作品的質量呢？當時的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說，「雙百」就是「有話就說，有屁就放」，這很現實，也代表了人們對於「雙百」「鳴放」的印象。不是說一提百家爭鳴就出來一百家真理了，反過來可能出的是80家直到98家含有某種胡說八道、片面極端、嘩眾取寵、大言欺世、投機取巧、迎合民粹或者市場的言論。如果認為一「百家爭鳴」就到處是真理，都是思想家，孔子孟子都出來了，如果以為一「百花齊放」，到處都是國色天香，個個都是魯迅巴金，那就錯了，根本不可能。肯定是上來許多低級趣味、毒花野草、抄襲模仿、趨時附勢，這種情況，很容易令人對「雙百」方針失望與否定。

遠方：你認為你的花要放要爭艷，他提出你的某某作品根本不是鮮花，也不是香花，而是毒草。周揚講過，毒草多了，工人階級的鋤草隊就要上陣了。

王蒙：這也如老子所說：「世人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你要開花怒放，他就有了鋤草的必要與理由；你要鳴夜鶯，他就有了獵夜貓子的理由與必要。開了鋤，放了收，就會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

遠方：一直到改革開放後，80年代，還不斷有「收了」，「寒流來了」，「下凍雨了」，這樣的說法。為此你還寫過關於「放與收」的文章。

王蒙：對呀！還有第四個問題，「雙百」方針極大程度上解放了知識分子的口與筆，解放了民眾的議論紛紛。民眾、知識分子，本身就不可能是思想一致、完全統一、個個顧大局、人人識大體的。不用他人，民眾內部、知識分子內部先互相鬥爭起來了，告狀信、告急信、請求行政措施的狀子一份又一份，危言聳聽、亂象叢生、互扣帽子。如毛主席喜歡引用的李賀詩句：「黑雲壓城城欲摧」，如何是好？

第五個問題，你一「雙百」，境外的輿論、人員也都要參與介入，這個說你「解凍」了，那個說你「自由化」了，然後說反映了你內部的權力鬥爭了，就更鬧心了。你可能踏踏實實地搞你的「雙百」嗎？

遠方：那就是說，「雙百」方針實行起來出現不力的現象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啦？而只有到了今天，互聯網時代，才能真正實現？

王蒙：現在網上的互罵互誣的情況，也不是省心而是操心得很。這說明，言路是應該開放的，言論質量的提高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如何依法規範百家爭鳴是非常重要的。清規戒律太多了不如取消，不規範又可能產生破壞性的、顛覆性的、公害性的言論和作品。依法，既是不允許這種言論撕裂社會，又是保護髮言人的合法權益。當年韓少功文友說，參加百家爭鳴是可以的，但起碼你得夠了60分。馬上有人說，誰來判定夠不夠60分？你想判定某個人的論點不足60分，他還想剝奪你的那個自以為是的80分呢！這裡就不僅是一個法治問題，還有一個水準與經驗問題。尤其是學術民主，沒有起碼的學術辨析能力，能使「雙百」生態健康地存在與發育嗎？

說「雙百」方針，沒有一個人說不好，都擁護。但怎麼堅定穩步地實行，確實需要摸索。

遠方：照你這樣說，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似乎還要費不少勁，你是不是太悲觀了呢？

我的感覺是，不論講不講「雙百」，實際是我們現在的文化學術空間，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充與開拓了。

王蒙：回顧「雙百」方針的提出與它的起起伏伏過程，是為了以史為鑒。我們發現，美好的「雙百」方針，實行起來不無問題與歧義，關鍵在於，有些時候「雙百」方針與文化生態、社會生態出現互相制約的情況。我們希望看到「雙百」方針與文化生態能夠產生良性的互動、互促、互補，我們希望看到文化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廣度、深度。那時，我們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願望，我們實現中華文化繼承、弘揚、創造性的發展與轉變的心愿，我們為人類作出新的文化貢獻的願望將得以實現！

你說的完全正確。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化藝術學術生活已經大大擴容。我多次回憶過，30多年前，能不能出版胡適的著作？音樂劇《貓》能不能在中國上演，會不會被批為牛鬼蛇神、群魔亂舞？尤其是中國能不能正面看待選美？能不能允許跳搖擺舞？能不能聽鄧麗君的歌？都有過嚴重的分歧。連李谷一唱的《鄉戀》也被大批過，如今想起來恍如隔世。雙百方針，已經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上下左右，沒有誰敢於公開否定這一正確的方針了。

執行「雙百」方針，離不開整個國家的民主法治的完善與成熟，離不開公眾的認知水平，離不開人們在文化、藝術、學術生態問題上起碼必要的共識。

遠方：現在有一種說法，上世紀80年代是文化藝術學術的最好時期，也是「雙百」方針執行得最好時期，你怎麼看？

王蒙：是的，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提倡的是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人們比較盡情地批判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化專制主義，是有它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太天真，以文革結束後的三五年為文化生活常態，那樣未免一廂情願了。歷史的進程告訴我們，「雙百」的方向是正確的，道路是曲折的，挑戰是鋪天蓋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在長篇小說《青狐》里有過這方面的描述，大家可以看看。現在關於80年代的許多說法，不無夢幻曲的性質。

遠方：以談「雙百」始，以促銷自己的書終，你太會利用機會了吧？

王蒙：很簡單，沒有「雙百」方針的提出、恢復與執行，就沒有王蒙的1900萬字的作品，我是「雙百」的過來人、受益者。毫無疑義，我擁護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時對之不做不切實際的延伸發揮。想當年，在討論拙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時，就有英國記者諷刺，這篇小說成了「第一百零一朵花」即不受保護的百花之外的倒霉花朵了。現在這樣的問題已經早就大步跨越過去了。現在我更是對「雙百」充滿信心。我希望「雙百」方針與「二為」方向、與對於創造創新的提倡、與繁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總體目標，綜合配套、一步一個腳印地落到實處。建國已經67年，我們理應擁有更加偉大輝煌的文化藝術成果，我們理應擁有更加無愧於祖宗先輩與人類期望的文化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