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數千年來中國一向是農業立國的國家,春種秋收是中華民族得以生息繁衍,而中華文化得以世代相傳的主旋律。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無論出現了多少聚散分合,興衰成敗的家事、國事、天下事,都似春種一般有前因,如秋收一般有後果。而秋天的收穫又是來年春種的種子,如此循環往複,生生不息。
這天地間的每一件事,無論多大,也無論多小,都有始必有終,猶如有春必有秋。所以春秋就是歷史。讀懂了春秋,也就讀懂了天地間萬事萬物的前因後果,讀懂了這一整部歷史,也讀懂了歷史中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
中國人所熟知的春秋是一個時代,是從西周結束,東周開始到韓、趙、魏三家分晉的這大約三百年的時間。而關雲長所讀之《春秋》是孔子根據春秋時代魯國的國史而整理改編的,被後世奉為儒家的五經之一。孔子曾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見這部歷史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春秋這段歷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為何如此特殊,如此重要?因為它是整部中國歷史的濃縮,最精華的思想,最優秀的人物,最精彩的故事,最感人的事迹,都集中在這段歷史裡湧現出來了。同時,春秋也是中國從「鬱郁乎文哉」的周朝太平盛世到「殺人盈野復盈城」的戰國血腥亂世之間的這麼一個過渡時期。在王綱解紐,禮崩樂壞的時代洪流中,在貴族社會仁義禮樂的遺風尚在,而動蕩亂世的權謀暴力愈演愈烈的夾縫中,我們看到每個人或出於主動,或出於無奈地選擇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春五行屬木,代表仁;而秋五行屬金,代表義。春榮秋殺,代表著天地對萬物的生助與刑克,由此而保持著陰陽生克的平衡。所謂的春秋筆法,也是以刀筆之褒貶而行陰陽生克之事。所以這春秋二字,內涵博大精深,於天命則為生克,於人道則為仁義。後人讀春秋,著眼於生克興衰則可知天命,著眼於仁義道德則可通人道。中國儒家傳統重人道,無論忠奸善惡之人,也無論興衰成敗之事,春秋所演繹的無非就是仁義二字。
在春秋時代,周王室已經衰微,淪為配角了。春秋五霸成了這個時代的主角。尤其是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在賢相管仲的輔佐下開創了霸主政治,也就等於開創了春秋這個時代。在此之前,天下興亡繫於周王室,華夏文明也繫於周天子。可是當王室衰微,天子已無力維護華夏文明,而蠻夷卻依仗武力頻頻侵犯中國的時候,就需要有強有力的人站出來,要麼取代天子,改朝換代,要麼扶持天子,抵禦蠻夷對華夏的侵略,行尊王攘夷之事。
當時的形勢就如《春秋公羊傳》所說的「南夷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南方有奉行武力擴張主義的楚國,北方有少數民族狄人,共同擠壓中原華夏民族的生存空間,中國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齊桓公不計一箭之仇,破格重用奇才管仲,對內行富國強兵之政,對外奉尊王攘夷之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春秋公羊傳》曰: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國。
春秋五霸之所謂的霸,其實為諸侯之長,是在周天子無力擔負起維護華夏文明,抵禦異族侵略的情況下,既保留天子的王位,又以天子的名義統領諸侯,維護華夏文明,抵禦蠻夷侵略的這樣一種政治體制的主導者。尊王,扶助天子為仁;攘夷,剋制夷狄為義。齊桓公的尊王攘夷,歸根結底還是行仁義於天下,這就是春秋。
真正的春秋之世,是以齊桓公尊王攘夷為開端,以孔夫子作《春秋》為終結的。
魯哀公十四年春,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孫氏的僕從鉏商,在曲阜西打獵,捕獲了一隻怪獸,孔子看了說:「這是麟啊!它為什麼來啊!為什麼來啊!」邊說邊掩面大哭,涕淚沾襟。孔子這時正在寫《春秋》,他認為麟是「仁獸」,太平盛世才出現,現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時而被獵獲,因而傷感。於是寫下「西狩獲麟」這句話之後,就不再寫了。這就是孔子寫《春秋》「絕筆於獲麟」的往事。
孔子在五十以後就是「知天命」的人了。他為什麼要寫《春秋》留給後人?因為他知道這是自己的天命,也就是上天賦予自己的使命。後來之所以「絕筆於獲麟」,是因為他從麟的被捕獲,知道自己應該寫到這裡為止了,就止筆了。
孔子作《春秋》是對春秋這段歷史做一個結尾。齊桓公播下春種,孔子收穫秋實。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春秋並沒有終結,因為春秋是周而復始的。歷史也是如此。孔子所收穫的,又將是下一個春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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