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矛盾獎：史詩情結的陰魂不散

07-06

　　茅盾文學獎無疑已成為今日中國最重大最受關注的文學獎。像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國家會有一種「諾貝爾獎焦慮症」一樣，尚未得過矛盾文學獎的省份，也難免有一種「矛盾獎焦慮症」。但影響茅盾獎的正常和不正常、文學和非文學的因素，實在不少：關於這個獎的可說和不可說的話，也就實在太多。這裡，只談談史詩情結對這個獎的影響。

　　從五十年代開始，史詩成為衡量長篇小說藝術價值的最高標準。是否具備了史詩的品格，是否符合了史詩的要求，是評論家觀察一部長篇小說的最根本的視角，甚至是唯一的視角。讀五六十年代評說長篇小說的文章，會發現「史詩」是使用率極高的兩個字，是許多文章共有的「關鍵詞」。說一部長篇小說是「史與詩的結合」，那是對它最大的肯定。認為一部長篇小說「尚未達到史詩的標準」，那也就等於說它的價值是可疑的。寫作史詩的目的是要「揭示歷史的本質」，但「歷史的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來體現。「正確的歷史觀」，當然是「重中之重」；其次，便是「反映生活」的寬廣度了。一個作家要以小說的方式「揭示歷史的本質」從而光榮地抵達史詩的境界，就是要在「正確的歷史觀」的指導下，對一段時期的社會生活進行「全景式」的表現。這樣，小說里時間的跨度和空間的廣度，就成為一部長篇小說是否具備史詩品格的最外在也最起碼的標誌。當然，漫長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還只是保證了框架的巨大，倘若往這個框架里填充的東西太單一和太尋常，那仍然是不配稱作史詩的。這段時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必須得到正面的和儘可能充分的反映：這段時期的「時代風雲」，必須得到正面的和儘可能細緻的描繪；這段時期幾大主要社會階層的政治態度和現實行為，都要根據「正確的理論」予以說明和解釋；這段時期幾類主要社會成員的形象，都要在矛盾衝突中加以塑造。總之是，要從城市寫到農村，從工廠寫到校園，從毫宅廣廈寫到草棚茅舍。舉凡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會名流、學者教授、工人農民、和尚道士、娼妓乞丐，各色人等，都要在小說中登場。

　　既然史詩是長篇小說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也就成為有雄心的小說家所能具有的最高追求了。在五六十年代，一個小說家要證明自己有一流的才華，一流的成就，唯一的辦法，就是寫出被認為是史詩的作品。不少作家都熱衷於制訂一個寫作多卷本的、系列式長篇的計劃，都熱衷於對一個時代進行「全景式」的把握。史詩倒不一定非要寫過去時代不可，對當代社會的反映，也可成為史詩。關鍵是要做到「全景」。但一個作家要做到對一個時代有「全景」式的深入了解，談何容易。於是就只能依賴查資料或一段時間的「深入生活」，完成對那些自己所不熟悉的社會生活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評論中，經常可以看到將某一部分的生活寫得相對差些作為一種不足予以指出，批評家並且強調這是作者對這一部分的生活「不夠熟悉」所致，如果有人問：既然作者對這一部分生活「不夠熟悉」，為什麼還要寫它呢？為什麼不明智地「藏拙」卻反而去「硬寫」呢？作家和批評家都會回答說：寫這一部分生活是成為史詩所必須的，放棄對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反映」，就等於放棄對史詩的追求。

　　在五六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都有著強烈的史詩情結。批評家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史詩，作家則一年又一年、搭積木般地拼湊著史詩。原本籠罩著文壇的這種史詩情結，在八九十年代，當然淡薄了許多。不少作家和批評家已不認可將是否達到所謂史詩境界作為衡量長篇小說的最高尺度。然而，在另一部分作家和批評家心中，史詩情結仍明顯存在著。要在作家中舉例的話，我覺得舉陝西作家群為例，就很能說明問題。路遙、陳忠實，甚至包括賈平凹，都是有著史詩情結的。是從五十年代延續下來的那種史詩情結，使路遙寫出了三卷本、「全景式」地表現十多年間城鄉生活的《平凡的世界》（我甚至想說，某種意義上，也是這種對史詩的宏偉追求，使路遙英年早逝）；也是從五十年代延續下來的史詩情緒，使陳忠實寫出了五十多萬字、試圖表現清末以降五十多年歷史風雲的《白鹿原》。路遙和陳忠實，都是有著明確的史詩追求的。至於陝西作家為何史詩情結特彆強烈，我想，原因之一，是受了柳青的強大影響。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原計劃寫四部）在當年獲得極高的評價，被認為是傑出的史詩。這使得陝西作家至今走不出柳青的陰影。陝西作家的史詩情結，某種意義上就體現為柳青情結。路遙為創作《平凡的世界》做準備時，列有一個龐大的讀書計劃，其中包括一百部長篇小說，在中國的長篇小說中，重點研讀的是《紅樓夢》和《創業史》，而這是他「第七次讀《創業史》」——《創業史》這樣一部令我根本無法卒讀的書，路遙竟能讀七遍之多，並且將其作為創作的範本，真讓人感嘆不已。《白鹿原》出版後，在評論界頗為轟動，獲得許多人的熱烈稱頌。也有人很自然地由《白鹿原》而想到柳青，想到柳青的《創業史》。對《平凡的世界》，評論家也稱其為「史與詩的恢宏畫卷」，亦即達到了史詩的標準。而眾多稱頌《白鹿原》的文章，幾乎都運用了史詩這個標準，少有例外。有的文章，對《白鹿原》與五十年代被稱作史詩的《紅旗譜》進行比較研究，也的確是看出了陳忠實對五十年代史詩觀念的繼承。

　　要在評論界舉出史詩情結仍很濃重的例子，那就不妨以茅盾文學獎的評委為例了。從首屆的《東方》，到《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再到最近一次的《塵埃落定》，這些作品之所以能獲獎，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就因為評委們的史詩情結在作怪。《東方》大約早已被人們忘記了，我相信一般讀者中已很少有人知道《東方》是一部什麼樣的東西，所以不說也罷。《平凡的世界》好像也正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出，也姑且不論。《白鹿原》的轟動效應還未完全退潮，不妨說說。這部作品，我以很大的耐性認真讀到一半時，實在堅持不下去，後一半便一目十行，快速翻完。合上書，我總算明白了它為什麼獲茅盾獎了，就因為它合乎史詩的標準呀！《白鹿原》可謂是按照史詩的配方配製而成。宏觀與微觀、國事與家事、政治與文化、民族與階級、革命與反革命，等等，都按一定的比例搭配。當《白鹿原》好評如潮時，朱偉發表過《史詩的空洞》（《文藝爭鳴》1993年第6期）一文，對《白鹿原》有這樣的評說：「（陳忠實）在創作之前已經形成了史詩的姿態，創作就變成了對史詩的填空，而不是對史詩的創造」；「陳忠實其實在還沒進入創造之前，就同時面臨著成功與失敗，對於一個構架的史詩而言，它一開始就預示著成功，因為這個宏偉的構架保證著其歷史畫卷的幅度、深度以及容量。而對於一個藝術品而言，它則一開始就預示著失敗。因為這個宏大的已經確定好的構架，只可能裝上別人的內容，靠陳忠實自身的能力並不能成功地駕馭它……」，「從閱讀的角度，這部五十萬字的作品，我只感到澀，因為它是一個一個局部形態的拼湊……有許多局部都是僵死狀態」；「在《白鹿原》中，我們感覺到的是陳忠實的生命形態被他所要尋找的形式與框架不斷的阻隔。這種阻隔的結果，使他的生命形態在其中越來越稀薄，最後就只剩下一大堆材料艱苦拼湊而成的那麼一個『對一個歷史時期社會風貌全面反映』的史詩框架，這個框架裝潢了人物和故事，但並沒有用鮮血打上的印記，在我看來，它是空洞的一個軀殼。」朱偉對《白鹿原》的評說，頗能引起我的共鳴。朱偉之所以能對《白鹿原》做出這種評價，是因為他忠實於自己的藝術感受。他非但沒有依據五十年代確立的那種史詩標準，相反，倒是對那種標準發出了質疑。而茅盾獎的評委們之所以投《白鹿原》的票，就因為他們不是依據自己的內在感受，而是忠實於那種史詩標準。他們心中有著一張史詩的配方單。當他們在《白鹿原》中看到配方單所需要的東西應有盡有並且搭配合理時，他們興奮不已。說他們不忠實於自己內在的藝術感受，其實也冤枉了他們。因為發現史詩的興奮，實際上根本抑制了他們內在感受的萌生。說得直白些，史詩情結使得他們只會手持外在的史詩標準去衡量一部長篇，而不能夠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一部長篇。

　　可以說，也還是評委們的史詩情結，把阿來推上了這一次的領獎台。阿來的《塵埃落定》我是硬著頭皮一字一句地讀完了的。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曾被一個細節所感動。那是說一個領地的人要到另一個領地去偷罌粟種子，而那裡防守極嚴，來者必死，且將頭顱送還，以示儆戒。在死了幾批人後，偷盜者終於想出絕招，即一潛入罌粟地，便往兩耳里塞種子，待頭顱被送回時，種子也跟著過來了。而主人就將種子連著頭顱種下，於是罌粟就從頭顱里生長出來。這個細節真是很感人。但可惜書中這樣感人的東西實在太少，少到我僅只發現這一處。總體上，這部長篇給我的感覺是沉悶、生澀。而評委們之所以投它的票，我想，也可能是因為從它身上看到了史詩品格吧。

　　衡量長篇小說的那種史詩標準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得以確立，自有複雜的原因，在此不做深究。我只想說，這樣一種衡量長篇小說的標準，實在到了應該徹底拋棄的時候了。從五十年代開始，多少作家將自己的精力、才華，甚至生命，葬送在這種荒謬的史詩框架里，這種悲劇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倘若五六十年代有茅盾文學獎，《紅旗譜》、《創業史》這類作品無疑會獲獎。——這也提醒我們，寫出真正的好作品，比獲茅盾獎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