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巨匠陳介祺的收藏故事
金石學自宋發軔興起 ,於今千餘年,名家輩出,著述汗牛充棟,而其中清季陳介祺獨樹一幟,為金石學史上劃時代人物,翹楚大家。一百多年來,中國學界藏界對古器物的價值認定仍然與陳介祺的識古理念同出一脈 。
陳介祺(1813~1884),中國清代金石學家。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人。出生書香門第,仕宦之家。深受其父陳官俊言傳身教。青少年時隨父在京求學,19歲即「以詩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居京時即廢寢忘食,沉身典籍。對於經史、義理、訓詁、辭章、音韻等學問,無不精研,公務之餘,嗜好金石文字的搜藏與考釋。著述等身。精於鑒賞,尤擅墨拓技藝。道光十九年(1839),陳介祺得曾伯簠,此器為東周初年青銅器,故顏其居為「寶簠齋」,並以簠齋為號。在金石文字考證及器物辨偽方面,取得了極高的成就。《清史稿》稱譽他「所藏鍾彝金石為近代之冠」。
收藏
毛公鼎為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置於商周青銅展廳最顯著的位置,是台北故宮博物院中永不更換的展品。1948年遷運台灣。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時期之物。對研究西周時期歷史有重要的文史價值。
毛公鼎於清道光末年在陝西省岐山縣出土。文字共有四百九十九字,保存基本完好。迄今為止,毛公鼎是銘文最多的商周青銅器,不愧為吉金之冠,國之重寶。郭沫若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毛公鼎於咸豐二年(1852年)被陝西古董商蘇億年運到北京,當時陳介祺以三年俸銀購藏。此鼎藏於陳氏三十餘載。陳氏所藏古器,均付拓工拓制,或題跋,或成冊,多與當時金石家交流探討。唯有對毛公鼎,深鎖密藏,絕不示人。在家與拓工密制拓片。流傳至今,已是拍場奢侈品。
陳介祺對於鑒古識古,因其用功於斯,慧眼獨具。旁人以為是塊「頑鐵」,經他鑒別,竟是秦代「鐵權」(砝碼),其上銘文多為:「二十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至此後,金石家,好古者均以藏一秦權為榮。
陳介祺藏有商、周古鐘11件,取其整數,書齋名為「十鐘山房」。計有井仁汝鍾、兮仲鍾、紀侯鍾、楚公鍾(1-3)、虔秉鍾、虢叔旅鍾、許倪編鐘等,多為禮器。體量最大者是井仁汝鍾,最著名的是虢叔旅鍾和楚公鍾,「陳氏十鍾」現收藏於日本泉屋博物館。
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漢印約7000餘方,名其樓曰「萬印樓」。此外,還有商周銅器235件,秦漢器物80餘種,以及秦漢刻石、各種古泉、古兵,瓷,銅器、璽印、封泥、石刻、磚瓦、秦詔版、陶器、碑碣、造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堪稱海內之冠。
其中,陳介祺收藏的青銅名器還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兮甲盤,陳侯因資敦等。王國維在《兮甲盤跋》言:「此種重器,其足羽翼經史,更在毛公諸鼎之上。」曾伯簠是東周初年青銅器,為陳介祺早期所藏,陳介祺自號簠齋,即此淵源。曾伯簠計有銘文90字(共兩器,另一器當時為著名文人阮元收藏,計92字),為青銅簠中銘文最多者,是研究東周史的重要文物。
陳侯因資敦是東周晚期青銅器,上面共有銘文8行80字。第一次在青銅器銘文中出現了「高祖黃帝」一詞。是有關黃帝記載最早的文字證據。鑄器人是齊威王田因齊,在位時間公元前356-前320年。田齊因祖上來自陳國,故稱陳侯。陳為舜後,黃帝為舜祖,故稱高祖黃帝。歲月流轉,是敦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陳介祺鑒精藏富,治學嚴謹,頗有獨見。其一生所藏數萬古器物 ,竟無一偽品。收藏宏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傳拓
陳介祺尤擅墨拓技藝,其手拓鐘鼎彝器、權量、陶文、封泥、古泉、瓦當、漢磚、石刻造像等拓片,當時即享有盛名。更為後世海內外藏家學者所重。
全形拓
容庚《殷周青銅器通論》:「彝器全形拓始於嘉慶年間馬起鳳所拓得漢洗」。馬起鳳及弟子六舟有周魯侯角及焦山鼎全形拓傳世。但囿於時代限制,最初的全形拓比例失真,透視細節皆有問題。
簠齋所處道光時代,西洋文化已入中土,簠齋亦非泥古之人,對於西洋文化,持欣賞和實用的態度。製作青銅器全形拓,簠齋首先繪畫取形,參考西洋透視法,完成準確的圖稿。摹形於圖稿上,再在器物上依形分別拓制各部,最後據圖紙嚴合而成,稱分紙法全形拓。由於所繪圖稿準確,用墨濃淡適宜,又有西洋透視基礎,所制全形拓造型準確,效果逼真,令人賞心悅目,別具韻味,至今被拓者視為圭臬。《陳簠齋文筆記附手札》中云:「作圖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為主。以細竹筋絲或銅細絲穿於木片中,使其絲端抵器,則其尺寸可准……他人則以意繪,以紙背剪擬而已。」
人面淡墨拓
簠齋曾藏北魏曹望憘造像。有精拓本傳世,其人面用蟬翼拓,面部的五官細節清晰可辯,服飾及車馬部分則用烏金拓,產生了層次不同的墨色效果,可謂墨分五色,增加了拓片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
咸豐四年(1854),四十一歲的陳介祺乞假歸里,潛心研究金石之道。回到濰坊老家後,精力幾乎全部投入到藏古,鑒古,傳古之中。陳介祺常與拓工徹夜制拓,共同研究實踐傳拓之法, 樂此不疲,沉迷其間,傳拓之聲經夜不息。著有《簋齋傳古別錄》載其傳拓之法。
古器物因時代變化,多毀損而不易保存。簠齋在濰縣老家時,長期雇請多名拓工,為其傳拓。所以簠齋所制拓本,流傳甚廣。很多古器物已湮沒無蹤,全賴拓本留存,給後世以學習研究之機會,其傳拓之功。善莫大焉。
交流
陳介祺家學淵源,又受前輩的影響,青年時期即喜歡古物,並從收藏金石中自得其樂。清代金石學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收藏與研究進入了興盛時期。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視文物典籍的收藏與整理,敕命將內府珍藏的鼎、尊、彝等青銅器歸檔分類,仿效《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體例,輯成《西清古鑒》等書刊行,愈加推動了民間金石研究的興起。陳介祺在京期間,公務之餘,多用於金石收藏研究,並得到了京城金石界的認可。陳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飽讀詩書的鴻儒,也有古物收藏家、鑒賞家。對陳介祺金石研藏至關重要和影響的人物,有阮元、李璋煜等。
阮元(1764—1849),為清代前中期一代學宗。他竭力倡導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學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圍聚集了一個以官員和學者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寫《山左金石志》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的金石學興盛貢獻頗巨。阮元提督山東學政之時,收陳官俊為門生。陳介祺得以此機緣求教阮元,阮元贊其「天機清妙」,並給予諸多指教。陳介祺在數十年後給友朋信中時不時提及阮元的教誨,其金石緣師生情分非比一般。
李璋煜(1784—1857),陳介祺的岳父。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江蘇布政使等職。他是京城金石學界活躍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李璋煜與陳介祺父子同為京官又是同鄉。李璋煜非常賞識陳介祺的才學,對其酷愛金石尤為讚賞。後來,李璋煜將女兒許配給陳介祺。對於陳介祺,李璋煜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多個層面都為這位女婿幫助極大。
陳介祺二十二歲便隨從著名古物鑒賞家、金石學家吳式芬遊學,考證金石研究古文字,並開始收藏金石古物 。陳介祺當時收藏了古璽印2503方,並在金石好友許瀚、吳式芬、何紹基等人的幫助下拓印了《簠齋印集》十二冊。 吳式芬去世後,陳介祺敦促其長子吳重周邀請他的老師許瀚,整理校勘吳式芬遺著,將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陳介祺將吳式芬所藏封泥考釋稿《漢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併入該書合編並考校,於光緒三十年刊印成書《封泥考略》。
王懿榮比陳介祺小32歲,他是經鮑康和潘祖蔭介紹,於同治十二年才開始與陳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後陳、王頻頻傳書探討金石文物,交流鑒賞心得,兩人遂成忘年之交。兩人往複信函,互贈搨本達240多封,可見情誼之深。光緒七年(1881)二月,王懿榮由故里返京途中經濰縣,特意拜訪陳介祺,在陳家住宿三日,盡賞簠齋金石巨藏,與陳介祺交流請益。這都為王懿榮日後發現殷商甲骨文,多有益處。
吳大徵,字清卿,官至河東河道總督、湖南巡撫等職。清晚著名金石家。撰有《說文古籀補》。陳介祺和吳大澂的外祖父韓崇是至交,故此影響吳大澂對金石的喜好。後來與陳介祺成為至交。兩人僅以書信進行交流,生前並未蒙面。兩人互贈古器物的文字拓片,互為欣賞。有時一月之中就有數信往來,多至萬言。古陶文也成為二人研討的重點。吳大徵曾說:「海內真知真好,唯長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長者一人。」可見兩人金石緣分深厚。陳介祺寄贈吳大徵的三代古陶文達八百餘種,後吳大徵將這些古陶文拓片編著成《古陶文考釋》,並給予高度評價。「足補說文之缺,與鼎彝並重乎……」,將中國文字源流加以梳理,增加了重要的學術價值。吳大澂於陝西訪古的行跡,記為《石門訪碑記》,傳書寄示陳介祺。陳氏早年有完成《陝西碑目》的宏願。聽聞吳大澂正在著手《陝西碑目》的編篡,為此,陳介祺將其所著的《陝西碑目》、《藏古目》等手稿,寄予吳氏,傾力相助其完成。
陳介祺與許瀚,鮑康,吳雲,潘祖蔭,何紹基,劉喜海等諸多金石家,文人交流亦頻繁。探究古物,各有建樹,推動和引領了當時研究收藏金石之風氣。
陳介祺為人謙和大度。從前輩師長,京官友人,金石同好,到為他搜買古物的商賈,以及所雇拓工,均相處融洽。此種胸襟,為後來成為一代金石大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結語
縱觀陳介祺一生,實為中國金石第一人。
金石學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前身。陳介祺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間古器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時期中國最傑出的金石學家和傳拓大家。陳介祺對現代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博物學、印學等多學科的形成,都有極大的影響。
魯迅先生指出:「論收藏,莫過於濰縣的陳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先生則認為陳介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宗師。金石圈中,昔有「南潘北陳」之說,但著名考古學家王獻唐卻認為:「此老精鑒,當時潘王二吳諸公,皆出其下。」「心細如髮,眼明如炬」,遑論簠齋的收藏鑒賞研究著作,多達三四十種,在當時學者中無人出其右。
陳介祺金石一生,對後世的考古,藏古,識古影響巨大。陳介祺以拓本、考釋、專著、書札等形式把金石之學廣為流傳,如甘霖普降,潤物無聲。其學術精神,發微真知,影響和促進了清末民國金石學之昌盛繁榮,致學人名家輩出,開一代風氣之先。以現在的角度視之仍具有重要的學習研究價值。百年來一直受到學界的高度讚賞,史學界、考古界、金石學界、古文字學界、書法界、收藏界、無不服膺,皆尊其為翹楚。以其畢生心血,為傳承弘揚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的歷史功績。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種種原因,加之西方考古學東漸。中國金石學逐漸式微。進入新世紀後,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甦,金石復興是眾多學人的願望。誠祈通過此文對簠齋先生的略述,能起到萬一之力,則幸甚矣 。
作者:王映輝
——選自《湖上》第三期金石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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