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為何竟拿儒家特權說教忽悠當今民眾?

07-06

于丹為何竟拿儒家特權說教忽悠當今民眾?

近讀楊恆均等先生關於于丹女士對於儒家文化的演講述評，感慨良多。早些時候，對於于丹和她的儒家文化講座，我是聽過幾次的；後來由講座稿編印出的書籍也站在書攤旁偶爾翻過。總覺得她把當時儒家言論的對象和宗旨的基本點搞錯，比如孔子的那些話是對誰講的，為什麼講，似乎未弄明白。很想寫點什麼，說說自已的讀後感受。但那時因為別的書稿要寫，的確無暇他顧，加以還不會電腦，也就作罷。

要寫，還是可以湊合的。因為我小時候生長在偏僻的鄉村，那裡的公立小學信譽不高，文化教育落後，家長多邀請私塾先生開館，讓孩子上私塾，我也有幸體驗到舊學的滋味。到1949年，我讀完了一整套孔孟之書——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且能熟練背誦。四書，其中的《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老祖宗的原著，算是儒家學說的原始著作。當然，這幾本書，無疑是經過漢代董仲舒，宋代程朱以及清代焦循等人，根據時政之需編纂、注釋或正義過的，已非原汁原味。不過，當時作為讀本，和現在研究儒家學說，只能以此為基本資料。其實，孔孟之書只是這兩人在各自那個時代的一些言論記錄，也就是一段一段的語錄。作為兒童是很難理解的。不過經過老師的點讀講解，讀多了也大體能悟出些道理。加以後來的零星研讀，基本要領還是懂得的。

五十年代中學語文課本文漢分家，在文學課本里也入選了一些孔孟的言論。如果說就此能讓不少人知道一點相關的常識，那麼到了文革中的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孫的言論，中國人誰不知其一二。不要說像咱們這類靠筆杆子吃飯的人，就連握槍杆子、拿鐵鎚子、捏鋤把子的人，也知道孔老二「學而優則仕」和他「克己復禮」之類的名言。

孔子是春秋時代末期魯國人，基本靠自學成才；孟子是戰國時代鄒國人，受業於儒生子思的門人。他們所在的時代，是周王朝名存實亡，列國分爭，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的時期。但同時又是百家爭鳴，諸子盛出的時代。在諸子百家中，孔孟只不過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根據筆者讀孔孟之書所知，這兩位中國古代學者，被譽為至聖先師的孔子，儒家學說的創始者，不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思家和政治家。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並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但他所宣揚的「仁」的學說，說「克己復禮為仁」，主張「仁」要以「禮」為規範。他說的「仁」實際是以維護貴族等級制度為目的，「禮」則是指一整套實現「仁」的等級制度。從整書來看，孔子的那些話，都是對他接觸到的君王、大臣和他需要培養為上層社會效勞的門徒們講的。他的所謂禮儀、規矩、修養，並不是面對平民百姓說的。孔子的言論宗旨，歸結起來，就是希望上層社會得以恢復以周禮為標誌的初期封建（亦說晚期奴隸制社會）社會制度，希望他的學生們成為上層社會的特權人士和怎樣成為上層社會的特權人士或為特權階級效勞的上層人仕。他的教育宗旨「學而優則仕」便是服務於此的主張。

相比之下，有亞聖之稱的孟子就有所不同。孟子「民貴君輕」說，勸告統治者重視人民，認定殘暴之君是「獨夫」，人民可以推翻他。並講了許多有哲理的話語和非常有意義的寓言故事。但孟子提出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論點，也未能脫離儒家的基本框架。

于丹教授對於儒家文化這一基本點，不知是未搞懂，還是有意模糊。於是，就出現拿儒家特權倫理道德來開導民眾為基調的學術現象。

和其他諸子一樣，作為至聖和亞聖的孔孟二人，仍不失為歷史偉人。他們的學說仍有存在和借鑒利用的價值。後人只能是擇其可用之精華而用之。

中國自清代後期，1903年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教育史稱「癸卯學制」），開辦新學以來，學校就開始以新教科書為教材取代四書五經。「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後，除鄉村個別地方私塾採用儒家之書，城市和發達地區鄉村學校均用新教科書，儒家著作基本退出教壇。直至解放以後，對於儒家著作及其學說，只是專家學者研讀或教材節選少量。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之後，除了批判，孔子及其學說極少為人們所提及。這樣，孔夫子其人其書，難免孤寂冷寞。而近些年突然請出孔老夫子，提倡儒家文化，對於多數人來說，大體也只是知其有與無，抑或知其好與壞，這就難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敢斷言，儒學到底為何物，不少當權者和社會名流怕也只是一知半解。至於外國人就更不用說了。這樣于丹們，只要有個好口才，隨便忽悠，也就可以敷衍，甚而至於讓聽眾拍手叫好，使自己成為名星。

這次，于丹廣東講學，故伎重演，要不是一位有點見識的好事者楊恆均先生在場，聽出了些破綻，並為文評說，怕也仍不為外界所知曉，讓人永遠蒙受欺瞞。雖然于丹從前那些關於儒家及文化的著述或所謂心得體會，本人瀏覽過一些頁碼，心情激動，本想寫點什麼，幸好終未動筆墨。現在想來，讀也只是瞬間即過，全無印象，仍然只是覺得好與不好，不敢妄加評論；而此次楊恆均、許錫良兩位先生和其他幾位博友的大作算是拜讀，但未親臨現場聆聽，儘管言之有理，哪敢就此說三道四。如果再寫，未必能有所突破，於是對於于丹的述評，也就只好斷然作罷。不寫了。

不過，這裡有一個感覺，那就是：無論楊恆均、許錫良先生，其他各位對於丹講演為文說事諸君，還是于丹在英國為其翻譯的那位先生的《于丹倫敦街頭撒潑記》的披露，到底有何作用？不就說說而已嗎？于丹會因此提高學術水平和道德修養，再也不嘩眾取寵了嗎？細想起來，咱們文人除了多事，也真有些無賴了。不過若要捍衛學術，也就另當別論。

於是，就想到，如果國人和別的聽眾文化水和聽講水平稍高些，是不是也會能像聽講演的楊恆均先生那樣，當場就臉紅呢？從楊、許二君的大作里似乎看不出有紅臉的。誠如許君所透露，有的明知不對也不臉紅，那就不好了。相反，當于丹把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當成中國文化，並以「三八二十三」指鹿為馬的特權邏輯宣揚時，聽眾還為其喝彩。這就是聽眾的悲哀了。再則，如果中國的主管領導人，能像毛澤東那樣懂一點儒家，于丹也不至於如此放肆。領導們也難免悲哀。不過社會名流和領導各有專攻，不全懂也無大礙。如果能有一批有水平的文化裁判，就像體育競技、歌詠比賽那樣，對文化產品和文化行為作出客觀判斷，于丹們還能隨心所欲地混下去嗎？這也未必，因為水平雖有，能否說真話公正裁決，那又是另外的規則了。這可能就是于丹為何得以拿儒家特權倫理教導當今民眾，又一客觀原因。

當然還可以從於丹主觀方面去諒解。會不會是于丹備課、寫書時，忽略孔孟說話時的語境，孔孟的那些話是在什麼背景下說的，對誰說的，目的是什麼，或者缺做學的基本常識，壓根就不知道。例如，孔老夫子平時都沉默寡言，只有對著王公大臣等特權階層和他所希望成為上等人的學生們，才會滔滔不絕地說話。而他說的那些話，都是為了教導特權者「克己復禮」，初衷並非為了教導民眾怎樣生存。對此于丹是否懂得，不能不讓人生出懷疑。從對這些基本點的忽略來看，于丹做學問的態度和學術水平便可由此見其一斑。這裡，不排除于丹有可能明知故講，這就是一個學者立足點的問題了。

話得說回來，當前學術界華而不實，夸夸其談，嘩眾取寵，豈止於丹一人。怎樣才能避免于丹們為所欲為地忽悠聽眾，糟踏學問呢？恐怕還是只有（包括于丹在內的）學者們端正學術態度，克服虛榮心，自尊自重，認認真真地做學問，大家共同自覺樹立良好的學術空氣，才能有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