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驄：何為中國人？

編者按：7月24日，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主辦的「何為中國人」主題演講於北京大學第三教學樓舉行。本次活動由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兼任教授，資深評論家秦家驄（Frank Ching）擔任演講嘉賓。秦家驄教授結合自身對於家族淵源的探索，提出了「何為中國人」這一問題。他從對於蒙古人和滿人的歸屬判斷引申出對於中國擴張性的探討，且進一步討論了中國的國籍問題以及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態度。以下為演講實錄：杜維明：我自北大高研院2010年9月正式成立起擔任院長。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有三個研究教學方向：一是文化中國。文化中國的廣義範圍包括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主要是由海內外華人所組成的，包括散布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或中國社會、華人社會，還包括和中國無血緣、婚姻關係，但和中國文化結了不解之緣的世界各階層人士，包括科學家、金融經濟學家、媒體、企業家，他們對於中國的關懷是長期的。比如在波士頓有上千家美國家庭領養了中國的孩子，在領養之前他們跟文化中國的關係不太大，但領養了孩子到家裡，文化生態就有所改變。二是文明對話。文明對話是以軸心文明作為對象。從世界文明來看，有基督教的世界、伊斯蘭的世界、猶太教的世界，當然也有佛教的世界、道家和儒家的世界。現代人類和平文化的建構必須通過對話，所以我們對文明對話非常關懷。三是世界宗教與普世倫理。最近我們得到了德國的一筆資助，來做世界倫理研究，特別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世界秩序重組，有很多非常深刻的價值問題和道德問題。在文化中國領域裡，特別重視identity問題。大家可能不知道，「認同」這個觀念在60年代才開始第一次成為學術界所用的「認同」，以前是邏輯問題，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艾爾森第一次提出「identity」。我在哈佛念書時把「identity」翻譯成「認同」。1966年我回到台灣，到母校東海大學第一次教的課就是「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集中討論中國現代轉化和儒家的命運問題。台灣地區三、四十年以前的心態為「我是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可是隨著台灣獨立運動的進行，黨外勢力和民進黨開始有影響，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但不知道我是中國人」。於是在台灣逐漸形成一種共識，70%以上的人認為「我是台灣人，我肯定不是中國人」。這對我們從事文化研究、中國研究和儒學研究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你不是中國人，那你是不是華人？當然是華人。華人逐漸取代了「中國人」，成為文化和族群的代表，所以所有新加坡的中國人都不說「我是中國人」，而是「華人」，是多元的「Chinese」。中國人翻譯他們是「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如此，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情況。這次非常榮幸能夠請到香港資深新聞評論員及作家秦家驄先生，他的報道對塑造中國的世界形象做了極大的貢獻，難得他對中國的認同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更重要的是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這次他來和大家探討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即「何為中國人」的問題。秦家驄：大家好！非常感謝杜維明教授今天請我來跟大家見面和交換意見。在座的你們應該是90後、80後，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後誕生的一代中國人，你們是見證權力從一個領導人轉交到另一個領導人手中、沒有發生死亡或流血事件的一代中國人——這是中國的一個大變化，你們也是成長於相對於和平穩定的環境的一代中國人。你們可以去思考研究現在中國所做出的決策決定，當然你們也可以成為未來的領導人。我覺得許多華人，這裡指在國外出生長大的漢族，經常有一種無根的感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以及他們的家族背景。我就屬於這一類的華人：生在香港，不僅與祖先的土地相分離，也與大陸的很多親人分離；成長於二戰以後的香港，與祖先的土地天各一方，與大多數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家庭關係，比如祖父母、叔父、姑媽、表兄弟分離。事實上一開始我不知道我的父親在前一次婚姻中有多少兒女，直到後來才知道。這就是為什麼在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我作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代表被派到中國，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尋找失散多年的親人，並努力搜集自己的家族史料。我找到父親的總部記錄，父親1912年在上海做律師，距現在一百年。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找到父親的資料，總部的資料是在北京的民進檔案里找到的。事實上，這一番尋根將我帶回了宋朝，宋朝詞人秦觀（字少游，寫了《鵲橋仙》）是我的祖先，1982年我在無錫的一座山上找到他的墓碑。後來我完成了有關家族史的著作，名為《秦氏千載史》。我對自己家族淵源的興趣將我帶入了基因地理工程的研究隊伍。基因地理工程是《國家地理雜誌》做的一個研究項目，這個工程的目的是為了分析人類的DNA樣本，繪製出人類在世界的繁衍和族譜。我把自己的DNA給他們，交了幾百美元，發現我的始祖大約在五萬年前出生於非洲，生活在現在的衣索比亞（現場笑）。後來我的祖先離開非洲來到中東地區，一些留在了中東，其他去了伊朗或亞洲、中美地區。大約35000年前，始祖中的一支出現於中亞地區，他們的後代也就是我的先輩從非洲來到中國。當時做DNA測試時，他們說只能做一方，於是我要求做父親那一邊，我姐姐要求做母親那一邊。我的直系祖先主要生活在江蘇一代，大約在700年前聚集在無錫，1937年由於日本侵華，我的父母離開上海，於是我們來到了香港。現在回到關於中國這一話題。第一代中國人如何感到他們是中國人？這種中國意識在幾個世紀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這種中國意識在現代還有多少現實意義？中國的自我意識和他人眼中的中國有什麼不同？我再加一個問題：第一代中國人是於什麼時候出現的？我們可以確定第一代美國人出現在世界上的時間，即1776年美國成立時，但中國是什麼時候產生的？許多中國人常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什麼時候才有了「中國人」？中國什麼時候成為「中國」？「中國」被認為產生於第一個皇帝，他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朝，也就是秦始皇。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此後雖有多次分分合合，但中國在之後的兩千兩百年間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西方人眼中秦朝就是中國，那中國人是否就是在公元前221年出現在世界舞台上的？秦始皇是第一個中國人嗎？第一個中國人是從哪裡來的？在1648年的西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被認為是一個主權國家產生的標誌，這一標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前面我說到「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在我上學時，「中國人」與「漢人」是同一概念。我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學校是否還講忠臣岳飛和姦人秦檜的故事，秦檜在南宋時害死了岳飛，顯然岳飛和秦檜都是中國人，不過一個是愛國者，一個是叛國者，現在大陸的學校還這樣講嗎？（現場聽眾：是的）你們肯定比我更清楚中國的歷史，不過還是請大家原諒我花幾分鐘時間講中國的歷史。南宋被元朝所取代，元朝的開國皇帝為忽必烈，是第一個蒙古人皇帝，在我看來，這時「中國」的概念變得有點複雜了。忽必烈推翻宋朝，建立蒙古人的王朝，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元朝，這是第一次由「外國人」統治中國，直到1368年。但蒙古人真的是外國人嗎？既然忽必烈是中國的皇帝，從概念上講他也是中國人，除非他這個皇帝跟維多利亞女皇是一個概念：印度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維多利亞就成為了印度的女皇，印度人都變成了英國的臣民，但維多利亞女皇不是印度人（現場笑）。說到維多利亞女皇，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時，維多利亞女皇在位，她也成了香港的女皇。但忽必烈的情況有點不同，他統治時不是中國人成為蒙古人的臣民，而是蒙古人變成了中國國民。當然這個觀點是現在中國政府的觀點。我參加過香港中文大學一位學者的講座，他聲稱中國從來沒有被征服或佔領過，那時我才意識到這是當代的政治歷史觀。他說蒙古人沒有征服中國，滿人也沒有征服中國，那不是一場「征服之戰」，而是「內部戰爭」，蒙古人和滿人都是中國人，雖然當時的他們可能不知道（現場笑）。因此在當今的中國，人們普遍認為蒙古人和滿人不但沒有征服中國，就連他們征服的土地也被視作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的版圖上。當然維多利亞女皇與蒙古皇帝、滿人皇帝形式上的不同在於，維多利亞女皇沒有將自己的首都遷到北京（現場笑），蒙古人和滿族都將首都建在了北京。如果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佔領中國大部分土地之後將都城從東京遷到北京，很多中國人回頭看時可能會說，「日本在40年代也曾是中國的一部分，事實上日本佔領的所有土地，包括東南亞所有地區，都曾是中國的領土。」（現場笑）大家都知道蒙古人統治不到一個世紀，漢族政權明朝建立。明朝持續了幾百年，滿人來了，建立了又一個外族王朝——清朝。清朝初期「反清復明」的呼聲很高，即使到孫中山革命時期還有「驅除韃虜」的口號。有趣的是，清朝一滅亡，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決定接受滿清人為中國人，並選擇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面旗幟。五色旗的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代表了中國的五大民族：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箇中原因很簡單：如果滿人不是中國人，那麼他們佔領的土地也不應該是中國的。清朝時中國領土遼闊，西藏、新疆、蒙古、滿洲里都是中國的領土，如果中國只承認漢族，就會失去幾乎一半的領土。因此民國政權宣布中國人不僅僅包括漢人，還包括其他民族。中華民國以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承認非漢族人也是中國人，以此將清朝版圖中的領土保護住。但對比起來重新解讀會產生問題：這些非漢族人是什麼時候成為中國人的？或者他們一直都是中國人？如果忽必烈是中國人，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也是中國人嗎？成吉思汗建立了歷史上最大的王朝，包括中國的一部分以及中亞大部分，事實上蒙古王朝佔領了歐亞大部分地區，但現在的中國能把這些地方看作是中國的嗎？而若蒙古人向來是中國人，現在的蒙古國怎麼看？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其國民也是中國人嗎？一方面一些中國人願意看到蒙古國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一些蒙古國民卻覺得內蒙古是他們的領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三十年河西，隨著歷史變遷，漢人不再是外族人的臣民，實際上成為了西藏和新疆人的殖民者。西藏和新疆人有很多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是當今中國政府繼承和造成的歷史包袱。當中國的崛起引起周邊國家擔憂時，中國官員又安撫說：「中國從來不是擴張主義的國家」。若是如此，為何中國疆界與第一個王朝如此不同？中國是怎樣變得如此之大？一種解釋是漢民族不是擴張主義者，而蒙古族和滿族人是，但若蒙古人和滿族人也是中國人，那剛才的解釋就不成立；若蒙古人和滿族人向來都是中國人，那中國在大部分歷史時期是具有攻擊性且擴張力很強的國家。現在我們看一個相關的問題，即關於中國國籍。第一部《國籍法》頒佈於清王朝衰落時期，法律承認所有男性公民的後代都具有中國國籍。據此，幾代生活在國外的華人，仍被視為中國公民，中華民國延續了這一做法。事實上，沒有政府允許，改變國籍是不行的，中國國籍成為一個傷腦筋的問題。直到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訂第一部《國籍法》，這個做法才得以改變。在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規定：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很少人知道中國《國籍法》在大陸和香港說法不一樣，1996年5月15日，在香港移交給中國前一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根據此解釋，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和香港的，以及其它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公民。因此若有人在國外自願加入外國國籍，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外國公民，但在香港則被視為中國公民。我覺得這個很奇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可中國的《國籍法》在香港不適用。如果有人在國外自願加入外國國籍，在中國大陸被視為外國公民，在香港可以被視為中國公民。這種情況很奇怪，因為一個人在香港或大陸，其國籍會發生變化。通過這個例子我想表明，我對今天討論的話題感興趣，不光出於理論和學術的原因，還有個人原因，因為我加入了美國國籍。從1979年到1983年，我作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在中國工作四年，中國外交部每年都要給我頒發一個記者證，正面印有我的名字和國籍，每次在中國國內旅行時他們也會給我發一個旅行證，上面註明我美國公民的身份。因此我生活在香港，但我認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不適用於我。最後我想說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態度。根據中國的政治考慮，海外華人就是生活在國外的中國公民，可人們普遍認為海外華人包括世界各地所有中國人的後代。去年10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一篇英語文章，題目是《海外華人參政，路漫漫其修遠兮》，文章提到美國、南非和澳大利亞政治家的例子，稱他們為參與外國政治事務的海外華人。當然以這些政治家個人而言，他們參與的不是外國政治，而是本國政治。文章說為了加強與中國的交流合作，這些國家需要越來越多的華人參與當地的政治生活。從《人民日報》的角度，這些華人政治家參政好像是為了服務於中國的國家需要，雖然他們是在其他國家當選。這種心理對海外華人充滿了危險，1999年的李文和事件表明在美華人很容易被懷疑為間諜，海外華人很容易被看作是「第五縱隊」的成員，不忠於自己國籍所在的國家，反而忠於中國政權。其他國家似乎不大承認移居國外的本國人後代仍然是本國公民。例如許多美國人追溯他們的祖先都是英國人，但英國人不會宣稱喬治?布希和他的家人是英國人，他們自然被認為是美國人。不過中國似乎堅持認為凡有中國血統的都不是外國人，而僅僅是一個具有外國國籍的中國人。這種心理使得訪問中國的美國大使駱家輝陷入非常奇怪的境地（現場笑），同樣也使得整個新加坡的國民雖在自己的國家，卻有身在異鄉的感覺（現場笑）。 （本文依據講者現場錄音編輯整理，未經講者訂正。歡迎完整轉載，並務必註明來源：騰訊文化思想報道）更多精彩敬請關注燕山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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