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本輪經濟周期的頂峰或在2019年
「從2013年開始之後的十年時間裡,中國經濟將實現有質量、平穩地中高速增長。 」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1月11日在 「第五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表示,在這一時期中,經濟波動較小,GDP增速將會在7%到9%之間。
成思危說,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三個經濟周期:第一個經濟周期是從 1983年到 1991年,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發展還在摸索中國特色的道路;第二個經濟周期是從1992年到2001年,這是中國經濟的中高速發展時期,但波動相對比較大;第三個經濟周期是從2002年到2012年,經濟處於高速增長狀態。儘管在這個經濟周期里發生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但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還是達到了10%。
現在,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第四個經濟周期,也就是從2013年開始之後的十年時間。 「在這個周期里,中國經濟將是有質量、平穩地中高速增長。」成思危說,所謂強調質量,就是強調不要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要追求增長質量。
成思危判斷,在這十年中,經濟波動較小,GDP增速會在7%到9%之間,個別年份增速可能會稍低一些,但總體上是平穩、緩慢、有質量地增長。
另外,從經濟周期的規律來看,2019年將可能是本輪經濟周期的頂峰,原因有兩個:第一,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措施將逐漸發揮效應,新一屆領導集體取得了更高的治國理政的經驗,群眾也更加深入理解了中央的發展政策。 到2019年時,新一批換屆產生的幹部也都希望在任內有所作為。「所以我分析,到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達到9%,甚至更高一點,但是總體增速平穩。 」
成思危說,在經濟中速增長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率可能不會太高,預計通脹率將控制在5%以下。當然,上述目標的實現,前提是國際上沒有出現新的危機;同時,國內的各項改革措施逐步地落實。
在本屆論壇上,成思危還分析了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
「首先要擔心的問題是地方債務。 」成思危說,雖然當前地方債務是可控的,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要想按照原來的約定按期還款,可能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做不到。一旦地方政府的還款能力受到影響,可能會造成債務延期或者借新債還老債等問題。
其次是環境問題。在成思危看來,當前的環境問題已經威脅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因此,要改善當前的環境問題,必須要有壯士斷腕的精神。現在雖然提出了要改善,但從措施上來看,可能還需要再加強。比如在出行中多使用電動車、公交車;在能源使用上多推廣太陽能等。中央以及各地要下大決心,減少污染排放。
再次是擔心投資依賴症能否得到改變。成思危說,在2002年到2012年的第三個經濟周期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過大。這些問題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因此,成思危提出,要保持投資的適度增長。
「當然,經濟的發展也迎來了利好因素。 」成思危說,第一個利好因素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可以說這是改革開放的再出發,其中充滿了制度創新。成思危說,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而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之源。
第二個利好因素是新型城鎮化。成思危認為,新型城鎮化有四個特點:首先,以人為基礎,以人為核心,真正地使進城的農民都市民化,而且市民化以後,還要解決就業、社保、住房、子女上學等問題。
其次,土地要合理、集約使用。之前很多城鎮化過程中,土地的擴張速度超過了人口的擴張速度。有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後,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但土地卻增加了八倍,也就是說,城市土地攤大餅式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城市化率。所以,新型城鎮化一定要集約、合理地使用土地。
此外,要用信息技術來促進城市的發展。現在無論是城市的管理,還是城市的建設,信息技術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電子政務、綠色發展、遠程教育、智能交通、和諧社區等,都可以通過信息化的手段來改善。
與此同時,資金主要靠市場,而不是靠政府。新型城鎮化的資本要靠市場,要靠城市本身來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而不是一味地靠政府投資。
第三個利好是賦予農民財產權。「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 」成思危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農村的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農民的經營承包權確權後,可以出租、轉讓;農村集體的事業農民享有股份;農民的宅基地有用地股權。農民有了財產權,就會有財產性收益。另外,農業生產也可以適度規模經營,這無論是對城市化的發展,還是對新農村建設,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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