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毛澤東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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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新舊中國在這裡交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完全背棄人民意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完全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在這個時期開啟。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由於國民黨武裝集團退踞台灣，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統一進程，因此，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成為毛澤東和黨中央反覆思考和慎重決策的一個重大問題，並為此進行了一年多的精心準備。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與二戰後的世界冷戰局勢緊密相關，美國和蘇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影響著毛澤東解決台灣問題決策的展開。

一、渡江戰役發起前，解決台灣問題開始進入決策視野，毛澤東做出前瞻性預判

　　1949年初，黨中央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程做出初步判斷。毛澤東在1949年1月6—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決議中明確指出：「輕敵的觀念無論何時是不應該有的，我們決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們應當爭取佔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在這個決議中，中央預計1949年新的解放區僅可能擴展到華東、中南和西北的一部，不僅不包括台灣，而且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青海、新疆等省也不包括在內。這個決議所提出的任務在事後看來是稍顯保守的。

　　解放台灣，雖然不是黨在當時的首要任務，但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對這一問題沒有考慮。1949年2月，毛澤東在與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的會談中談及台灣問題時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比較麻煩的有兩處：台灣和西藏……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裡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基於此，毛澤東做了兩點預判：首先，他提出了中國領土解放的先後順序，即按照先易後難的原則，第一步解放大陸上的全部領土，第二步才是台灣的解放;其次，他認為台灣問題的解決較為複雜，需要有較長的準備時間，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可能要進行干涉。也就是說，只有在大體上排除美國因素之後，台灣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徹底解決。從其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毛澤東的預判無疑是準確的。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沒有提出請求蘇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援助的問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毛澤東那裡，解決台灣問題還沒有上升為1949年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此後毛澤東對於這個任務的承擔者做了一個初步的考慮，傾向於由華東局承擔。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華東局管轄範圍時，毛澤東提出：「還要加上台灣……這地方很應該注意，有海軍、空軍及其他軍隊，有資材，很有生意做。」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但文中沒有明確提出解放台灣的大致時間。這說明，解決台灣問題已進入毛澤東的決策視野，只是還沒有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在這一時期，美國和蘇聯在對華政策上不約而同地實行了觀望政策，他們都避免深深地捲入中國內戰中，刺激彼此。蘇聯此時是靜觀其變、樂觀其成;而美國認識到不付出高昂的代價，「將不能阻止共產黨的推進，遠遠不能改變內戰的進程」。為了維護「美國的聲譽和資源」，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34號文件決定將對華政策的目標設定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開始謀劃在大陸的「脫身」之策。但對於台灣，美國則考慮以非軍事手段將其與大陸分割開來，防止中國共產黨佔領。1948年1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如果能採用外交和經濟措施阻止共產黨佔領福摩薩，以便恰當地保證有一個對美國友好的福摩薩政權，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十分重要。」這一方案表明：美國軍方一方面考慮到台灣軍事上的巨大價值，不願台灣為中國共產黨佔領;另一方面從離間中蘇關係出發，認為採取外交和經濟干預措施是防止台灣「陷落」的合適手段。1949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確認：在使台灣從中國大陸脫離的過程中，美國不應「為其承擔任何公開的責任或掌握權力」。為此，美國加緊了外交與經濟層面的暗中運作，企圖扶植台灣當地非共產黨的中國人政權，但因為找不到可以依賴的人物，加之國民黨當局的強烈反對，無果而終。

二、1949年10月（金門戰役發起）前，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進入準備階段，毛澤東開始具體籌劃

　　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戰役發起，戰局的進展出乎意料。以華東解放軍為例，5月初，華東解放軍僅用了半個多月時間就完成了預定的追擊任務，追擊最遠的地方到了福建的北部、江西的東北部，前進1500里。也就是說，中央所設想的華東野戰軍1949年全年工作任務近乎完成。這樣的戰局發展，是難以預料的。

　　面對新的形勢，毛澤東和中央迅速調整了1949年我軍作戰任務。5月23日，毛澤東致電各野戰軍：「三野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佔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四野年底前「佔領兩廣」;一野年底前「佔領蘭州、寧夏、青海」，「明春開始經營新疆」。電報從保證人民解放戰爭主動性這一原則出發，對美國可能的軍事干涉進行了充分考慮，專門留下一個野戰軍的力量作為機動。電報指出：「二野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他特彆強調這一準備是必需的，指出：「有此準備即可制止美國的干涉野心，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關於二野向西南進軍經營川、黔、康的時機，電報認為應選擇「在上海、福州、青島等地迅速順利解決，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業已消失後」。在這份毛澤東制定的全國解放進度表中，相比1月的部署，多出了寧夏、青海、四川、貴州、西康、廣東、廣西等7個省份，但解放台灣的任務仍不在其中。「先大陸後台灣」的解放順序在這一電報中體現得很清楚。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美軍自青島撤離後，青島解放。這些情況表明，美國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毛澤東和黨中央迅速做出反應，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進入具體籌劃階段。6月2日，毛澤東起草中央軍委致粟裕等電要求：「以葉飛三個軍入閩，行動時間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14日，毛澤東再電華東局、粟裕等，要求研究解放台灣的具體問題。電報說：「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台灣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里外結合，請著手研究，並以初步意見電告。」一個星期後，毛澤東再次致電華東局、粟裕等，明確將準備佔領台灣的任務交給華東野戰軍。電報說：「在你們面前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的工作：(一)經營以上海為中心的蘇、浙、皖、贛新占城鄉廣大地區;(二)佔領福建及廈門;(三)幫助二野西進;(四)準備佔領台灣。」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裡，發出3份解放台灣工作部署的電報，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積極心態。

　　解放台灣離不開海、空軍的配合。這時人民海軍尚在初創時期，缺乏專門的海軍人才，主力艦隻多為國民黨海軍起義時過來的艦船。所以在海軍建設方面，毛澤東很注意對原國民黨海軍官兵加以爭取和幫助。2月，國民黨軍艦「重慶」號起義。3月4日，毛澤東將電報轉發東北局，批示：「請東北局立即通知駐葫蘆島部隊準備迎接重慶號及應付空襲。」20日，重慶號在轉移過程中被國民黨空軍炸沉。24日，毛澤東、朱德給「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及全體官兵去電錶示慰問。電報說：「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5月18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原國民黨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官林遵等，對他們在南京江面上的壯舉表示祝賀，希望他們「團結一致，學習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思想和工作制度，並繼續學習海軍技術，為中國人民海軍的光明前途而奮鬥」。為了進一步團結原國民黨海軍官兵，8月28日，毛澤東專門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他們中的一些代表，並為中國人民海軍題詞：「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地防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

　　在空軍建設方面，1949年3月8日，毛澤東約見東北航校副校長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員王弼，聽取他們關於培養航空技術人才情況的彙報，醞釀創建人民空軍。17日，中央軍委成立航空局，負責領導中國人民的航空事業。7月10日，毛澤東根據朱德建議，致信周恩來，指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學習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信中還同時要求周恩來召集有關同志商酌在閩、浙兩省建立飛機隱蔽庫等項事宜。16日，中央軍委決定派劉亞樓等赴蘇具體商談購買飛機，聘請專家、顧問以及幫助開辦航校等事宜。在劉亞樓赴蘇前，毛澤東於31日在中南海專門聽取籌建空軍情況的彙報。

　　在這一時期，我們黨和蘇共的關係日益緊密，蘇聯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參與到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來，並予以各種方式的援助。6月21日，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斯大林建議中國共產黨「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表示願意提供殲擊機，幫助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擊潰馬步芳的騎兵。斯大林的積極態度給毛澤東以鼓舞，於7月25日致電劉少奇，要他向斯大林商談為解放軍培訓飛行員事宜及蘇聯是否可能參加攻台作戰問題。劉少奇向斯大林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但斯大林僅同意幫助中國購買飛機和培訓飛行員，婉拒蘇聯參與攻打台灣的軍事行動。可以看出，蘇聯此時對待中國內戰的原則仍然是極力避免由此可能引起的同美國之間的正面衝突。

　　中國的「丟失」讓美國政府面臨著強大的公眾壓力，在這種情況下，1949年8月，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於1844年至1949年時期》白皮書，為自己的失敗政策辯護。事與願違，白皮書的發表不僅在美國國內受到強烈的批評，而且白皮書中公開的美國支持蔣介石內戰的資料，激起了毛澤東的強烈憤慨。毛澤東先後撰寫了《丟掉幻想，做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等文章，對美國政府的政策進行了辛辣諷刺，中美之間的緩和在短時期內已不可能。8月17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台灣問題做出的報告認為，「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的軍事重要性還並不足以讓美國派遣軍隊予以佔領」，佔領台灣會加劇美國軍事力量與在全球所承擔義務的不平衡，「會令美國無法應付在世界其他地區可能出現的更為重要的緊急事件」。這份文件表明，美國試圖實現與國民黨政府的切割，開始考慮放棄對解放台灣行動的軍事干涉。

三、朝鮮戰爭爆發前，毛澤東總結渡海作戰經驗，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逐漸展開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軍三野第十兵團發起金門戰役，遭遇嚴重挫折。毛澤東於29日致電各野戰軍前委：「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對於尚在作戰的兵團進行教育，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毛澤東在電報中對第十兵團要求：「希鼓勵士氣，繼續努力，充分準備，周密部署，須有絕對把握時，再行發起攻擊。」11月3日，三野第七兵團在浙江定海發起登步島戰役，因後援不繼，被迫於6日主動撤出戰鬥。

　　兩次登島戰役的失利讓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渡海作戰的艱巨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強調渡海作戰要在有完全把握時方能進行。登步島戰役失利後，前線將士頗有些急躁，他們擬定了11月20日前完成準備工作，再行發動攻擊的計劃。14日，毛澤東致電粟裕等指出：「舟山群島共有敵軍五萬人，並有頗強的戰鬥力，你們以兩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鑒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島作戰的失利，你們須嚴重注視對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為了保證舟山群島登陸作戰能夠一舉成功，此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四次修改了戰役發起時間，從1950年的一二月間推延至7月，將參加登陸作戰的部隊由一個兵團兩個半軍增加為兩個兵團六個軍。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渡海作戰的謹慎在解放海南島戰役中也有所體現，先後兩次推遲解放海南島時間。12月18日，毛澤東就四野即將發動的海南島戰役致電林彪，提醒他要注意潮水與風向，保證第一梯隊船隻與兵力的充足等問題，並希望他「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12月31日，他致電林彪，將進攻海南島時間推遲至舊曆年前，並要求：「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為原則，避免倉卒莽撞造成過失。為此，鄧、賴、洪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線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等到前線了解情況後，向軍委報告：現有船隻很少，必須將一部帆船改裝機器，以使操縱。部隊無渡海作戰經驗，北方人不慣乘船，只經過短時間教育訓練，難收實效。因此，他們建議向後推遲。1950年1月10日，毛澤東致電林彪，再次推遲進攻時間，指出：「既然在舊曆年前準備工作來不及，則不要勉強，請令鄧、賴、洪不依靠北風而依靠改裝機器的船這個方向去準備……爭取於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不打無把握之仗」，這是毛澤東對我軍渡海作戰的原則性要求。

　　完成解放台灣任務的軍事步驟有兩種：一種是採取「擒賊先擒王」的策略，以福建為基地，置其他敵人於不顧，集中重兵直取台灣本島;一種是逐島攻擊，先拿下海南、舟山、金門等處敵人，斬其手足，消滅其有生力量，最後解放台灣。在當時的條件下，我軍渡海船隻嚴重不足，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選擇第二種方式無疑是現實的。1949年11月14日，粟裕曾在給軍委的電報中提出：「如我能在舟山群島及沿海各小島上全殲敵人主力，則造成攻佔台灣之更有利條件。」經過權衡，1950年3月28日，毛澤東致電粟裕：「先打定海、再打金門的方針應加確定，待定海攻克後撥船撥兵去福建打金門。」這表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從我軍客觀條件出發，實事求是地選擇了逐島攻擊、最後佔領台灣的戰略步驟。

　　毛澤東注意總結渡海作戰經驗，提出我軍當時狀況下渡海作戰應注意的若干問題。他了解到金門島和登步島戰役受風向、潮水、船隻等客觀條件的影響很大，指出：「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於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立攻進而不要依靠後援。因為潮水需十二小時後第一次載運船隻方能返回運第二次，而敵可用海空軍切斷我之運輸，故非選擇時機一次載運一個軍渡海登陸，並能獨立攻進，建立基地，取得糧食，便有後援不繼，遭受重大損失之危險。」毛澤東所提出的渡海作戰必須在適當的潮水與風向條件下才能進行，要準備足夠的船隻運送足夠兵力登陸等項要求，對如何開展解放台灣的軍事準備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我軍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漸次展開。在陸軍兵力的配備上，中央最初決定由第9兵團4個軍約16萬人進行攻台準備。但1950年5月海南島、舟山群島兩地國民黨守備部隊大部撤往台灣後，台灣守島兵力增加到了40萬人左右。面對形勢的發展，為了保證實現一舉攻台，1950年6月，中央軍委確定不僅三野主力12個軍約50萬人參加，而且還計劃從其他野戰軍中抽出3—4個軍作為第二梯隊或預備隊，第一梯隊的兵力也由4個軍增加到6個軍。

　　在海軍建設上，海軍組織建設逐步完備。1950年1月，海軍司令部成立，蕭勁光被任命為海軍司令員，具體負責海軍各項建設工作。海軍武器裝備得到進一步改善。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期間與蘇方簽訂了價值1.5億美元的海軍裝備訂貨協定，佔蘇聯給予我們3億美元貸款的一半。同時，我國開始尋求向英國商人訂購巡洋艦、驅逐艦、掃雷艦。

　　在空軍建設上，1949年10月，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並批准創辦7所航校培養航空人才。1950年3月，毛澤東為《人民空軍》雜誌題寫了刊名，並題詞：「創造強大的人民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6月，人民空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4混成旅計劃在南京成立，下轄2個殲擊機團、1個強擊機團、1個轟炸機團。修建機場是攻台準備的重要一環，1949年11月26日，毛澤東就各地大修大建機場問題批示：「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錢，不能隨意開大預算。」12月5日，毛澤東同意了劉亞樓等提出的首先修復華東與執行的戰鬥任務有關聯機場的意見，批示中財委：「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經費而拒絕支付一切可以減省的經費。」在毛澤東的關心下，人民空軍的空降部隊也開始組建。1950年2月4日，毛澤東致電粟裕：「(一)前起義過來的傘兵第三團，現在還有多少人，跳傘技術程度如何，他們中間的政治工作進行得怎樣，有無黨員的發展，一般的政治情緒如何，望電告。(二)這批傘兵盼加強對他們的政治訓練，我們需要以這批傘兵作基礎訓練一個傘兵部隊，作為台灣登陸作戰之用。」同日，他與劉亞樓談話時指出：起義的傘兵第三團，將來要歸空軍建制。

　　按照中國當時的工業技術條件，在短時期內建立一支有相當戰鬥力的海空軍力量是極為困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把目光轉向了蘇聯。1949年底，毛澤東出訪蘇聯。12月16日，他在與斯大林的會見中委婉提出請蘇聯以派遣志願飛行人員或秘密部隊的方式，助我儘快攻取台灣。經過反覆協商爭取，特別是毛澤東訪蘇，極大地提升了中蘇兩國關係，最終斯大林同意派蘇聯空軍人員協助中方保衛上海。毛澤東對此是滿意的。1950年2月15日，他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說：蘇方「已決定派空軍保衛上海，並且不久可到，其數為一個空軍旅」。這就使台灣空軍不敢再輕易襲擊內地，為人民解放軍集結渡海船隻、進行渡海演練提供了極大便利。但蘇聯空軍奉命只守不攻，不參與解放軍進攻沿海諸島的行動。

　　這一時期美國的對華、對台政策卻發生了戲劇性轉變。美國主要戰略利益在歐洲，並不願將有限的力量投入中國，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是避免過分刺激中國，使中國倒向蘇聯。毛澤東出訪蘇聯，引起了美國的極大關注。為了拉攏中國，離間中蘇，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稱：「美國對福摩薩和其他任何中國領土沒有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福摩薩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捲入中國內爭的方針。」12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進一步在演講中指出，台灣不在美國的西太平洋防衛線中。

　　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美國認識到此前制訂的對華戰略徹底失敗，開始將中國視為共產主義擴張的新進成員加以遏制。此時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盛行，「恐紅症」泛濫，美國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對台政策出現了戲劇性的轉向，傾向於提供軍事援助幫助國民黨守住台灣。6月14日，美國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提交的備忘錄在評估台灣軍事價值時認為：「福摩薩一旦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就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的供給艦，它所處的位置十分理想，可以使蘇聯實現其攻擊戰略，同時，還可以挫敗美國在沖繩和菲律賓的反攻擊戰略……如果我們允許福摩薩由一個對美國充滿敵意的強國控制，美國的戰略利益將受到嚴重的威脅……應該主動採取措施，阻止共產黨國家佔領福摩薩。」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最終促使美國的對台政策逐步由棄台轉向保台。美國從暗中保台轉向公開軍事干涉，所欠缺的只是一個借口。

四、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從實際情況出發，暫時擱置攻台有關準備工作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工作總任務。他在會議期間專門聽取粟裕關於解放台灣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的彙報，對粟裕建議由劉伯承或林彪主持台灣戰役一事作出決定：解放台灣之戰仍由粟裕指揮。此時，參加攻台戰役的三野重新調整攻台部署，將作戰重心轉向台灣方向。可以說解放台灣戰役已箭在弦上，只待時機了。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內戰。聲明還說：「共產黨軍隊佔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福摩薩地位的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美國把朝鮮和台灣聯繫起來，對我國內政進行直接軍事干涉，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2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那是假的，而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的一切國際協議……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決的反對。」

　　美國直接出兵台灣海峽，給中國解放台灣造成極大的困難。一方面，中國此時在台灣海峽並不具備與美國較量的能力，貿然發動台灣戰役，難有勝算;另一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進行了軍事干涉，而中國的重工業很大一部分在東北，這給中國這一方向的戰略安全帶來很大隱患。經過認真思考，毛澤東於7月6日致電粟裕：「現有重要任務委託粟裕同志執行，請粟於七月十六日前將三野事務處理完畢，於七月十八日來到北京接受任務。」電報中所提「重要任務」就是由粟裕組建東北邊防軍並任司令員兼政委。攻台主將調離的實際情況表明，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攻台準備，將主要戰略方向由東南轉向東北。主將調離後，中央軍委攻台的任務並沒有撤銷，參戰部隊每天仍進行著各項準備工作，耗費甚巨。在這種情況下，8月8日，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致電毛澤東，請求變更作戰任務。毛澤東11日複電陳毅：「台灣決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況再作決定。金門島可決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後待命再打。」電報同時撤銷三野前委，三野所屬各軍併入華東軍區序列。這標誌著毛澤東和黨中央精心策劃一年多的解放台灣準備工作擱置起來。

五、當時影響解決台灣問題的主要因素

　　1949—1950年間，毛澤東和黨中央面對國民黨敗退台灣的形勢，決定採取軍事行動解放台灣，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渡海作戰的準備工作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在當時情況下，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行動受國內經濟、軍事實力和國際軍事實力超強國家干預等諸多因素制約，這些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物質技術條件是影響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內部因素

　　物質技術條件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攻台的「根據地」條件並不具備。予取台灣，必先拿下福建。福建多山，交通不便。由於是新解放區，其黨、政、民組織機構不全，力量不足，缺少支援大軍作戰的經驗，而且當地群眾對黨的認識還遠沒有到位，組織支前尚存在很多困難。1949年8月6日，十兵團張鼎丞在給華東局並轉中央的電報中很詳細地談及了面臨的一些實際困難。電報說：「當前的困難是嚴重的，主要是群眾尚未發動，缺乏支前力量，糧食非常困難，工商業停滯，物資十分少……有崇山峻岭，交通運輸又十分不便，因此部隊一個月未吃到肉，甚至吃不到菜，吃鹽水湯，以至不少士兵晚上眼盲看不見道路。」為解決困難，第十兵團不得不在戰區自己籌糧，把部隊的生活保持在最低標準。參加入閩作戰的僅一個兵團就遇到如此大的困難，可見此時在福建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不現實。

　　二是我軍對渡海作戰所需的潮汐、風向等條件了解得還很不夠。三野10月15日發起解放廈門戰役，攻擊鼓浪嶼的兩個梯隊是此戰主力，但皆因風向原因先後受挫。只是因為此時攻擊廈門北部的部隊順利登陸，才最終取得了解放廈門戰役的勝利。10月24日發起的金門島戰役因潮汐原因，致第一梯隊船隻全部擱淺被敵所毀，無法增援而失利。11月3日發起的登步島戰役因風向問題，攻擊部隊未能全數到達，4日增援部隊因潮汐問題也未能全數到達，最後被迫撤出戰鬥。從上述有限的幾次渡海作戰可以看出，在渡海作戰中，我軍對潮汐和風向條件的重要影響還不夠了解。同時，由於潮汐、風向條件的限制，渡海作戰很難達到隱蔽性、突然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軍渡海作戰的困難。

　　三是渡海船隻條件並不具備。解放台灣作戰不同於渡江戰役，一方面，台灣距大陸最近處也有80多公里，平均在100多公里以上，這與長江僅幾公里的江面寬度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江船不能入海作戰，為了渡過台灣海峽，必須準備大量的海船，而且必須是機器船才有可能，這一條件在當時很難實現。據葉飛回憶，在發起廈門、金門戰役前，十兵團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徵集船隻，並因為船隻問題不得不把攻擊廈門、金門的時間推延了3次。原定方案為對廈門、金門同時發起攻擊，終因船隻不足，被迫確定了先廈後金的攻擊次序。華東局致葉飛並報中央的電報中對金門島戰役的教訓是這樣總結的：金門失利證明「船隻準備、船夫爭取、部隊航海習慣訓練等，帶決定性的作用」。船隻不足，使我軍解放台灣作戰陷入有力無處使的境地。

　　四是海空軍力量還很薄弱。以空軍為例，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力量比較弱小，不能有效地完成大陸防空的任務。我軍艦艇不僅不能出海作戰，而且還要分散隱蔽，防止敵人的突襲。起義過來的「重慶」號巡洋艦、「長冶」號護衛艦先後被國民黨空軍重創，不得不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軍海軍艦隊在1950年1月25日的一次轟炸中就有26艘艦船被炸傷或擊沉，不得不轉移至武漢隱蔽起來。但國民黨空軍緊追不捨，又擊沉了原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9艘艦艇中的6艘。空軍、海軍力量的薄弱，使得我軍甚至無法經由水路籌集渡海船隻，不得不從山東經陸路調集所需。1950年2月1日，粟裕等致電中央軍委：「為使山東海船能迅速南來參加打定海，因海路多海匪及敵艦巡梭不安全，內河千餘里航程需時一月以上，故擬將山東三四百海船從青島、連雲港用火車直運至杭州下錢塘江……為求迅速試運成功，避免損失(船離水後超過六至十天即乾裂，損壞修補困難)」，請中央軍委著鐵道部以特快速度運送。可見，物質條件的不足，是導致解放台灣工作一再推遲的決定性因素。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審慎全面地安排了解放全國的先後順序。事後看來，在解放台灣物質條件短期內不可能完全具備時，調動二野以西南等地為主要攻取目標，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自然減輕了攻台的阻力，為解放台灣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是積極、正確的戰略。相反的例子是1950年5月海南島、舟山群島先後解放，我們雖然「得地」但「失人」，蔣介石果斷將駐守海南島和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撤到台灣，使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外圍全殲國民黨精銳的計劃落空，極大地增加了我軍攻取台灣的難度。

　　(二)美國因素是影響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外部因素

　　1949—1950年，毛澤東在籌劃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中，美國因素始終是他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準確地預見到解決台灣問題可能面臨的複雜局勢，並在具體工作安排上做了妥善安排。尤其在有效應對美國對中國內政可能的軍事干涉方面，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有力地保證了我軍解放全國戰略的主動性。1950年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把中蘇之間的合作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得到根本改善。毛澤東談到這一條約的意義時指出：條約的簽訂「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使中國「可以放手做別的事」，「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減少了戰爭的可能性」。條約的簽訂對於加快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準備工作有較大幫助。但同時，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也客觀上刺激了美國，加速了其對台政策的轉變。美國因素成為中國此後解決台灣問題時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在國內物質技術條件逐步完備後，美國因素日益成為解決台灣問題最嚴重的障礙。

　　【單勁松，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助理研究員。本文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經授權察網發布。】

（2018-06-10 來源：紅歌會網-《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作者：單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