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成書的來源

在秦始皇焚書時，司馬遷說了這些話：　　臣（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史記·秦始皇本紀》。　 　首先是秦火併未將《詩》、《書》、百家語全部燒去，秦朝的博士官所職的一些書仍然保留了下來。民間則不免，而且肯定在官吏的嚴格執行下將書獻出而燒毀， 那些不獻書而毀的人將墨刑而築城（長城？）。根據歷史的經驗，這種命令雖不能說絕對被遵但應該百分之九十幾有效，除非是天高皇帝遠的一些有權勢的人， 「守」、「尉」不得搜查之家，或在守尉之上的大官的藏書得以倖免，但也必須深藏之不得為官府所知，否則一狀上告，官再大也會被懲罰，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一切 古書都被燒掉。　　除了詔免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那些博士的書，皇帝自己的藏書樓，李斯自己的藏書，再加上應毀而不毀的書應該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只是民間看不到了。　 　秦朝末又來了第二次的焚書，那次卻不是皇室之令大規模的焚書，但焚的書的重要性恐怕不亞於第一次。我們這裡要注意的是，在這次焚書的過程中，它是項羽 「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史記·秦始皇本紀》。在「項羽本紀」中這一次的燒說得比較清楚：「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史 記·項羽本紀》。今人近來有說，秦宮室並未有火燒三月不滅的遺迹。我們以為司馬遷這段記載的是真情：如果說項羽真的要燒怕是三日也會結束，燒起來當然不會 從一頭燒到另一頭讓它慢慢燒，而是四處放火燒，不然，燒的人的心理是說不過去的。火也可能三月才燒盡，那便是只有燒盡宮內皇家圖書館的大量竹簡。我們知 道，在第一次秦火燔書之後，這一圖書館保存的全中國的簡帛是最全的，肯定是將自古以來所能收集，及攻破諸國統一後將其圖書掠奪一空後的集書所致。雖然史無 明言；相信李斯會做這種工作，但李斯也可說是那時代的一大學問家，對這些書他肯定是樂於為己、為皇室收藏的。堆滿了竹簡的圖書館燒起來氧氣並不像宮闈那麼 暢通，只能慢慢地從下至上這麼燒，這樣才會燒上三個月吧！在革命戰爭中，除了幾個喜歡書的帝王、大將之外，書的命運大約無什麼人過問的吧！這次焚的書全是 些孤本、善本的簡帛！　　這個結果在《前漢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核實，班固寫道：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 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者，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前140—前135）。《前漢書·楚元王傳》。　　 劉邦的革命是以反抗暴秦開始的。經過多年的征戰，無數的百姓的死亡，和項羽的爭權，他終於建立了漢朝。人們以為漢朝會完全推翻秦朝的惡律，其實不然，漢朝 是因襲了秦律的。這似乎為了安定人心，新律還未出現之前因襲秦律是情有可原的，但為什麼還保持著秦朝的「挾書令」，一直保持到孝惠帝（前194—前 187）？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前漢書·藝文志》。　　除「挾書令」和廣開獻書之路應該是同 時的吧！要求一切人把書獻出來。班固並未寫到獻書的結果。我們推想其結果並不妙。到了武帝，已經經歷了六十多年，大約因為集書遠不如理想，一些應有的沒 有，不應有的倒有一點，也可說是微乎其微的吧！又許是那時最禁的《詩》、《書》、百家語者都收不齊，所以才有武帝時的再次收集。班固繼續寫道，「迄孝武世 （前140—前87），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 使謁者（陳）農（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杖。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旨意，錄而奏之。」同上。　　漢武帝時又來了第二次集書。這一次比第一次規模大得多，不僅是要求獻書，而是實行了許多存書的政策。但那 「書缺簡脫」的問題如何解決？即便有藏書之策，有寫書之官，缺的還是缺，脫的還是脫。漢武帝於是將它們集中在秘府，同時又進行了校對的工作，有劉向、任 宏、尹咸、李柱國四人分門去做，而劉向又在整理每一部書後，「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劉向成了古代以來最重要的全國書籍整理者。感謝班固， 《漢書·藝文志》所列的、至少古代書目和篇幅多少都記錄了下來。漢成帝建始三年（前30）集書，劉向做這一工作是河平三年（前26）。　 　在兩次國家大規模的集書中，也出現了一些非國家的集書努力，首先是司馬遷自己寫：「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史記·太史公自序》。這 句話似應這麼理解，即漢興百年之間，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收集了天下遺文古事。即秦火未焚之書以及古人或口傳、或筆傳的一些遺文，該收集的都收集了，這種行 動是半官方、半私人的，它也肯定是有著官府為後台的，但究竟具體到什麼「靡不畢集」的程度我們還是不清楚。最可惜的是司馬遷沒有寫藝文志一類的整理，但是 雖然司馬遷沒有寫，班固去司馬遷不遠，通過劉歆的《七略》還能儘力羅列，使我們對於古代的遺文有了較廣的認識，劉氏父子功不可滅。　　在官方的努力之下，民間也有一些個別的藏書和書的消息，班固寫道：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8）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 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 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傳》、《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前漢書·荊燕吳傳》。　　這裡我們注意到，《孟子》的書初見，《論語》尚未被提及；可能尚未成書。——我們暫時不說其他和《春秋》沒有關係的書。又寫到魯恭王的《古文經傳》：　　「魯恭王於孝景前二年（前159）立為淮陽王……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同上。　 　河間獻王的書班固列出的、重要的有《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這句話頗費周詳。 即這些書如周朝官方的《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是傳說的，經過七十子之徒所論的呢，還是有文本在？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七十子之徒是 一個傳古書的，也許是疏散的團體，是他們保存了古代的書和傳說。在這些七十子之徒中，比較突出的是孟子、荀子、韓非等人。這也是第一次提到了《禮記》，而 《孟子》、《老子》作為另一家之言的文本或口傳。班固接著寫到河間獻王的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傳、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 東諸儒多從而游。」這一段的敘述使我們了解到《毛氏傳》是劉德立的，《左氏春秋》也是他立的，並且還將這二書以博士職規範化。博如獻王，未見班固提起他收 藏中有《公羊》和《穀梁》。董仲舒的《春秋》毋寧偏重於《公羊》。　　最使人不懂的是太史公並未提到《左氏春秋》，只提到《國語》，那麼 是不是劉德將左丘明的《國語》編成「立」為《春秋》的呢？正因為這種「立」是一個私人的行為，也許並不流傳，最知道的莫過於山東諸儒，因為他們「多從而 游」，也極可能這些書是「山東諸儒」保存的或七十子口傳而保留下來的。從《禮記》、《左傳》的行文來看，它們更近於西漢。　　劉德私人得 到的書「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而且「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書的數量、質量；這麼說來對於朝廷的藏書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書到哪裡去了？ 史無記載，是不是後來由劉向集中了呢，還是流到了私人手中？如果說，劉向集中了朝廷的書，似乎也不該除去民間有的書，以為朝廷的是書的唯一來源。就是說山 東諸儒對於中國古書的知識和官方的一些儒家的古書的知識是並行的。至此，古書的源流有二：朝廷和河間獻王。　　第三個書源是魯恭王，班固寫道：　 　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 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入學官。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 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燒古文讀，應爾雅，（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前漢書·藝文志》。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書數十篇，皆古字也，而「獻王所得書皆古文」，這兩種不同的書都提到了「故」或「古字」，它們是否同源？似乎有這個可能。而且魯恭王的書經過了孔子孫輩的孔安國的手，劉向更以它們來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並且找出脫簡脫字，應該說是相同的版本。　 　值得提出的是這次獲書中也提到《尚書》，而且是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有別，還有《禮記》、《論語》、《孝經》。《論語》的存在是為大家接受的， 但《論語》之成書卻是第一次，即它的出現約在公元前88~前87年之間，那時劉向還未生，所以如果說向、歆父子偽竄古文，這個罪名未免太大了些，但是兩千 多年的研究卻都指向古文的偽竄，這又怎麼說呢？　　今古文之事一直可以說到今天，往後似乎還會出現，這不是個很怪的現象么？執今文的人能 指出許多古文偽竄的文來，但它是噎，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古文本無法全部打倒，擁護古文的人是不會同意的。古文本是存在的，是部分被偽竄的，這是事實。關於 文本的釐清學者做了許多工作，這些工作肯定是站得住的；是否古文能和這些校讎、訓詁、考訂同樣站得住呢？也許不盡然。上述的文本研究工作還要繼續，也無法 建立一種正確的文本，這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只有由這兩種現象同時存在，而希望通過研究日進一尺、更為確切地指出文本的內容和性質來。　　我們希望從邏輯的角度，參考古今經學學者的貢獻，能澄清一些偽竄的問題來，但首先是要將劉歆與假經的關係略為澄清，也只能「略為」而已。　　1孔子寫了《春秋》么？　 　《論語》中只說到過一次。但《論語》中，孔子的、較為熟悉、更近的一些重要門徒中，如有子、曾子、子夏、子張、子貢、冉有、宰我、子游、子思都未曾在討 論中提到過《春秋》。如果說《春秋》在孔子時代和弟子時代分量有在西漢的十分之一，門徒中肯定是至少會提出討論的吧？但沒有。故此我們懷疑孔子是否真寫過 這本書。　　孔子死後，「子路居衛，子張居陳，譫檯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 之倫，為王者師，是時唯魏文侯好學。」《史記·儒林列傳》。太史公並沒有說子貢在齊，子貢的弟子傳給在齊魯的胡毋生《春秋》什麼的。唯一影響比較大的子 夏，通過魏文侯的好學將孔子之學傳給不少出名的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等，也未見傳什麼《春秋》的。　　這部書想來是存在的，但什麼時代開 始在孔子的近隨者手中流傳，而因為認為是孔子寫的，受到青睞，就不得而知了。我們相信它出得很晚，至多出在孟子時代稍後。孟子書中提起《春秋》兩次，我們 對這件事很覺奇怪，以後還要提到。但無論如何，孟子時代如果有《春秋》，也對它絕對不像西漢那麼地重視，因為終孟子之書除了提起《春秋》的兩點之外，沒有 任何提及《春秋》內容的事，這不是很奇怪么？　　孟子時代儒學並不昌明：「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但是稍後一 點，呂不韋就說到了一個不同的影響，「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呂氏春秋·當染》。呂不韋的這句話表明，戰國時候，儒家的活動是很頻繁的。他並 沒有提到孟子。我們以為孟子的影響肯定是很大的，但孟子是子思門徒那一支，還有許多非子思門徒的那些儒家的門徒，大儒如荀子，都在發展自己的儒學。孟子對 荀子就似乎沒有什麼影響，而荀子也沒有怎麼提《春秋》或受到如西漢那麼重視《春秋》的影響。如果說荀子和呂不韋都對於《春秋》只是略略提過，我們肯定直到 公元前三世紀末《春秋》還未成為一部重要的書。如果《春秋》是孔子寫的，七十徒傳下來的，不至於會那麼的被冷落吧！　　戰國末期的戰亂頻繁，一直到秦並六國，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國本身是在商鞅變法的影響下生活的，何論儒學？而其他六國也在忙於合縱、連橫、兼并的爭奪中，儒術也就更不能和政治發生較密切的關係。但這個世紀（前三世紀），儒學在發展，只是不見《春秋》的發展。　　秦始皇焚書只提及了焚的《詩》、《書》，不見《春秋》。　 　所謂的西漢的「春秋」的中心思想是大一統思想，而大一統思想在春秋、戰國的三四百年之間愈為模糊，因為周室已經是完全在苟延殘喘，七國之間只有秦國的統 一的野心昭著，秦國是不重儒學的，那麼這大一統的思想要到漢初才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說「春秋」的大一統思想是漢初的思想是絕不為過的。　 　漢初，《春秋》這本書突然地冒了出來，都說是孔子寫的。證據：《論語》中說到《春秋》，孟子、荀子、呂氏春秋說到了《春秋》，這麼一本從董仲舒開始認為 是「孔子之志」的書（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在歷史中竟然是像湖上的漣漪二百多年中只泛了兩三圈，何其怪哉！我們可以這麼提出：《春秋》不是孔子 寫的，而是漢初在第一輪集書「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時出現的，或者是公元前三世紀末、公元前二世紀初由魯國人帶來、到了董仲舒師輩手 中的。　　2西漢一些和古書有關的人　　伏生，史稱濟南伏生，他是秦朝的博士，《尚書》專家，漢文帝（前179—前 157）曾派晁錯學於伏生，伏生的年紀那時候已經九十歲了。太史公說這句話時伏生最遲是生於前240年，最早當生於前280年，與荀子幾乎同時。伏生只傳 了今文《尚書》，不見任何傳《春秋》的跡象。還有：　　轅固生（齊人），言《詩》。　　韓大傅（燕人），言《詩》。　　高堂生（魯人），言《禮》。　　田生（菑州），言《易》。　　胡毋生（齊人），言《春秋》（公羊）。　　董仲舒（於趙），言《春秋》（公羊）。　　公孫弘（白衣），言《春秋》（公羊）。　　申公（魯人），言《詩》，授《春秋》（穀梁），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弟子自遠方受益者百餘人，景帝（前156—前141）問治時，申公已八十餘。申公最早生於公元前230年，最遲公元前220年，離荀子不太遠。　 　瑕丘江公（魯人），言《春秋》（穀梁）。《史記·儒林列傳》。「瑕丘江公授（應為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前漢書·儒林傳》。班固的資料 和司馬遷的上述資料不同如下：「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同上。班固更進一步說，「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同上。　　徐彥疏引戴宏序《四庫全書·經部·春秋公羊傳註疏》。曰：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何休之《注》亦同。　 　……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於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 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並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並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 之舊本並署高名，蓋未審也。《四庫全書·經部·春秋公羊傳註疏》。　　……《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同上。　　應劭：「子夏傳穀梁赤，一傳而為荀卿，荀卿傳申公。」應劭《風俗通》。　 　在這許多《春秋》始於何人的敘述中，最早的，可能也是最可信的，至少是傳統中最有力的，還是司馬遷所說起的「（孔子）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雖然說孔子著《春秋》，但有一條消息是「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表明《春秋》這回事子夏之徒是最熟悉的，而「不能贊一辭」這句話肯 定是子夏之徒傳下來的，那麼就接上了。最要緊的還是後來應劭說的「子夏傳穀梁赤……」，一直連到申公。但是司馬遷離孔子三百餘年，他這條消息極可能是子夏 傳下來的，是不是子夏是《春秋》的作者而謙虛地將著作讓給孔子，認為既是承孔子之意就應予以宣揚為孔子所寫，子夏門人以訛傳訛？正因為子夏一支的儒者並不 見經傳，《春秋》一書並未得到孔子主義者的重視，一直到西漢才在神化孔子的運動中受到重視？　　在上述這群人中與《春秋》赫然有關的是三 個人，胡毋生、董仲舒和公孫弘。胡毋生是齊人，治春秋《公羊》傳，景帝時立為博士，「以老歸，放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胡毋生的 年紀可能要比公孫弘大些，公孫弘（前200—前121）在年紀四十歲（前160）時治「春秋《公羊》」，而董仲舒治的也是春秋《公羊》，是不是董、公孫同 樣師事胡毋生這就不好說了，看來似乎未必，如果是，他倆是師兄弟的關係，而公孫弘的年齡肯定要比董仲舒大些。董仲舒似乎是在春秋之外另有學之淵源：他對於 五行、律歷很有專長，儒學在董仲舒之前或在他的時代匯合了五行的學說，將天文、天象與自然、與皇室的行為那麼合而言的；董仲舒之前並不見，而在墨子、孟 子、荀子中也見不到影子。它是受到了什麼傳統的影響而成的呢？什麼過程才會使鄒衍（前305—前240）的五行學大行其道，成為董仲舒的學術源流之一了？ 鄒衍曾游於稷下，受到燕、衛、趙諸王的禮遇，他的學術在戰國是風行的。我們相信在公元前三世紀戰國最為血腥時代是不會出現這類大一統、宇宙、天地合一的思 想，而要到了秦漢交替的時代、漢朝建立了統一的局面後才會出現的。在它出現以後必定會將古代歷史的變化重新作一合乎當前政治勢力的認識和解釋。而真正到了 出台的時候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其集大成的人便是董仲舒。董仲舒是藉著「春秋《公羊》傳」總結出的大一統的思想系統。　　董仲舒並無明師， 但他與胡毋生相善：「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也，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 弘亦頗受焉。」《前漢書·儒林傳》。但董仲舒除了與胡毋生交善之外，並無受業於他的痕迹，那麼《公羊》春秋系統那時代已多少存在了。春秋《公羊》、《穀 梁》的成書和推行當是公元前二世紀的事了。　　應該指出的是，《春秋》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已有的簡本現在已經變成了《公羊》春秋和《穀 梁》春秋，舍此而無「春秋」了！正如一切古書的本子一樣，原本究竟是什麼，何人所寫的問題已經無人再問了。問也不可能有任何回答；除非是地下的、穴洞的， 甚至是海底發現的。我們知道的三傳只是冠以何人之名，即便知道是假的，也只好順著傳統而說《春秋》了！　　3《春秋》的寫作　 　《春秋》有三個本子：《穀梁》、《公羊》、《左傳》的出現，如果依照我們「愈古愈簡」的方法，那麼其次序是《穀梁》、《公羊》、《左傳》。《穀梁》和 《公羊》有極相似的地方，《穀梁》比《公羊》更簡單。這裡的簡單是說，《穀梁》中的對「春秋」為經的解釋或演繹較《公羊》為少。「愈古愈簡」似不能在《穀 梁》和《公羊》的分量比較上應用，但《公羊》和《穀梁》的簡是絕對可以用在和《左傳》的比較上的。　　至於《公羊》和《穀梁》孰先孰後我 們只能推測，也許《穀梁》較前。因為江生是魯人，孔子起於魯，卒後其門弟子也多在魯，近水樓台；而且《春秋》是魯史。但是魯的學術氣氛卻沒有齊國濃，孔子 毋寧是個例外。齊國在齊桓公（前375—前357）、齊威王（前356—前320）時對學者都很重視，到了齊宣王時（前320—前283），出現了時稱稷 下學，有數以千計的學者，一些歷史上出名的哲學家都列其門。其中最出名的有荀子、鄒衍、淳于髡、田駢、慎到、尹文等。孟子曾游稷下與齊宣王對話。到了齊襄 王時（前283—前264）及以後，稷下之學式微，但是它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儒學在稷下並不勝於黃老之學，但從呂氏春秋的話看來也並不遜 色：「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呂氏春秋·有度》。又說「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呂氏春秋·當染》。這句話當然也可能有問題，即 它的來源如果是儒家的傳人則有膨脹孔門的嫌疑，但如果出自其他學派的傳人，真實性就比較可靠了。　　《春秋》另一文本最有可能的是源自子 夏。魏文侯二十五年（前221），「文侯受子夏經藝」。子夏出生於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向子夏學經藝時子夏已經七十六歲了，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孔子死的 時候子夏才28歲，曾為宮父宰；他是屬於孔子七十二徒的內圈的人，同顏回、子路、子貢、子張等。《論語》上多次載有他，「子夏曰：豎豎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為之學矣」。《論語·學而7》。子夏的話完全合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還引入了母親和朋友，除了 夫婦兄弟家庭中之必然敬悌之外，什麼都全了。子夏在門徒中是佼佼者，《論語》是這麼給孔子弟子排行的：德行顏回、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2》。　　子夏曾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矣，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矣。《論語·八佾8》。這一段話的內容很豐富，我們不能一一分析，我們只是注意子夏先問《詩經》上描寫一美女的意義，他當 然知道孔子在這方面是個泛道德主義者，或者是將一切納入人的整體意義中的人，他的問題是如何從這一觀點來看美女子。孔子的回答是曖昧的，或是雙關的，首先 他將美女說成繪畫，將一活生生的使男子動心的窈窕淑女說成一幅圖畫未竟之功，提出繪事以後應於著素，深入淡出；這毋寧是對美術的一種見解。但孔子有一層深 意是怕這種天然美如果再加以濃妝艷抹就會過分了，反而遮掩了自然，因此提出淡出，似乎更能襯托美麗，而不失之於假。也許是因為孔子在封建歷史中被給予的重 要地位而影響了中國畫家的傳統，而且在這一傳統中代有人出，特別是中國的水墨畫可說到了繪素的極致；這一審美觀還是可以爭論的。誰知子夏在孔子的道德主義 或人生整體觀中表現得比孔子還要出色，頗有青出於藍的勢頭。子夏比孔子更進多少步，由「素以為絢」聯想到禮，他理解的「繪事後素」的道理同「曰禮後乎」一 樣。我們當然可以遵守孔子主義，對於看到美女的性激動後應該是「發乎情，止乎禮」，但「繪事後素」和禮又有什麼關係？而子夏竟然將它們聯繫起來，無怪孔子 在大為感動後說：「起予者商也。」這句話充分表現了子夏的泛道德主義的潛能，它感動了我們的大師孔子。孔子接著說：「始可與言詩已矣。」我們可以看出孔子 主義將一切納入泛道德的方向了。　　由此，我們可以相信，在一切孔子的門徒中，對於一部純歷史《春秋》的演繹成《穀梁》、《公羊》甚至 《左傳》，子夏是最理想的發動人；我們希望讀者注意到，在孟子和他的門徒心目中，子夏的地位最高，《論語》中說起幾大門徒，子夏（可能因為年紀最輕）排在 最後，但在孟子提他時，他排在第一：「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孟子·公孫丑上）。也只有將封建政治這麼處理的才有《穀梁》、 《公羊》傳出現的可能。它們的出現絕不是胡毋生、董仲舒的主動，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到了公羊穀梁身上已變成了規律化的系統。它在戰國的烽火中一傳再傳， 傳到了濟南伏生那一代人；到了胡毋生、董仲舒時已是完全成型了。然後再加上董仲舒的大手腕的歸納，成為漢代今文的、漢代政治的理論基礎。董仲舒的言行很像 子夏的言行，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9》。董仲舒有過之而無不及：「下帷設講，三年不得窺其容。」董仲舒 是子夏的子夏。孔子自孔子始的禮容，到了董仲舒，以後的朱熹，一代勝一代，將宗師孔子愈神秘化，神化了，完全超出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矣」的 範疇，那時還可以看看美女，為之所動，而現已演變成「非禮勿視」，如果不進入到禮，看都不能看，或看不見美女，只見一個人影晃動，俯首低眉，不復知美女為 何物矣。事物不是總在變化，而是總是遵循著一定的、甚至是預定的過程發展著，就像青出於藍那麼的一再稠密化、深刻化的。子夏的學生中有段干木，後為莊子的 老師；禽滑厘為墨子派；田子方也是走黃老道路的。大概子夏較出名的弟子都是不贊成孔子那一套的東西，只有一些老實的門徒服膺而實行。　　 《論語》中特別指出文學子游、子夏。「文學」這兩個字並不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文藝，或寫作或搞文學評論、文學理論，那時候的文學只是《詩》，而《詩》是已 經道德化、王道化的《詩》。子夏的「文學」也可能是文獻學、文本學，如果是，那麼對《春秋》的釐定和傳述是可能的，雖然《春秋》是一部言簡意賅的魯史，以 魏文侯的好學、力量，收集書簡而收集到魯史春秋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4寫《春秋》最多的是孟子　　《春秋》的另外一 個源流是孟子。兩千多年以來，《孟子》一書中言及《春秋》成了國人信仰董仲舒的《春秋》存在和解釋的依據，沒有人會作其他的想法。首先我們認為《孟子》一 書似乎不是劉歆作假的對象。但在董仲舒時代，《孟子》還未成書，即還未成為我們今天知道的書。按《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但現僅存七篇，漢趙岐 （108—201）注，宋孫奭（962—1033）疏，現在我們用的本子是趙岐注孫奭疏本。《孟子》一書經歷了什麼變化不可得知。　　上面我們已經引證了孟子突然對《春秋》說的話。孟子在說了那些話之後又給我們提供了有關《春秋》的消息。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突然的將《詩》和《春秋》等而觀之，這是一種發明。孟子當然有權這麼發明，但那是孔子的意思么？恐怕從孔子的為人看，不至於如此吧！何況，詩不僅未亡， 還是孔子在取捨後編纂的。《詩》唯一的亡是亡於秦火，那麼《詩》亡的話是秦火以後說的！我們可以看到說這話的人是要把孔子建立的《詩》的權威和《春秋》放 在同一地位，孔子而在世是不會贊同的，那麼孟子豈不冒了大不韙么？孟子不會這麼冒失吧！　　《春秋》是魯史，但有的人把它作為一個時代，即東周，兩種意義有時混淆不清。上述的「春秋無義戰」，毋寧是指一個時代，但讀者有可能誤會為孔子之《春秋》。　 　學者們因為孟子說到了《春秋》，都予以接受。但仔細看來，孟子說的《春秋》的一些話有很大的矛盾，首先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我們沒有見到過已失的「晉之《乘》」、「楚之《檮杌》」，但從孟子的話「魯之《春秋》一也」可以知道其義例是不相違背的。單從現在的魯之《春秋》看 來，大約《乘》和《檮杌》也是一些簡單的政治歷史的大事，如問卜、天象、災難等記錄。而且那時候的中國文化也不允許楚、晉的文化會有什麼更多的與魯文化的 距離，而且楚國還被認作是蠻夷呢，如後來的《公羊》：「孔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公十四年》。　　 孟子是這麼想的，晉之《乘》，楚之《檮杌》也和魯之《春秋》相提並論嗎？至少孟子說孔子是這麼想的，義是有的，是歷史的意義，是同一歷史的意義，它是歷 史，並不是什麼《詩》亡然後《春秋》作的素王之作。其實《詩》里雜有許多如大雅中的頌諛皇室文，真正為詩的倒是絕大部分的「風」和「小雅」；「大雅」有些 像《尚書》的紀事，不過用另一種文體的方式而已。在《詩》中，我們通過《論語》的確見到孔子道德的努力，而最近出土的楚竹帛中孔子與子羔論「詩」也說明孔 子的道德化努力，但是《論語》中並不見把這一努力化成《春秋》的說法，到了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的孟子說《春秋》，其可信度是不大的。　　孟子又說：「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盡心下》。　 　「春秋無義戰」一語首先見於墨子，但為孟子、董仲舒重複，抑其源自孔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義戰」顧名思義是出於正義而戰，那麼什麼是正義？按當時的 通行的道德標準，湯武革命為義戰，武王革命為義戰，那麼「春秋」即無革命也就無「義戰」？另一種「義戰」的意義是諸侯背棄王道，周王征伐之。但春秋的時候 王室卑微，遑論征伐？那麼「義戰」是沒有的了。但從孔子的言行來看，義戰還是存在的，即為了道理，甚至於正義而戰，春秋時代還是有的，齊桓、晉文就有過這 種戰爭。墨子、孟子如何說「春秋無義戰」呢？墨子較清楚，他主張非攻，孟子並不主張非攻，而孔子主張過伐蒲和墮三都，他是贊成戰事的，甚至不需因義而戰。　　「春秋無義戰」的說法是一廂情願的說法，站不住的；從伐蒲事上看來，連孔子也會認為是迂腐的。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似乎孔子對齊桓晉文之治是很尊重的，不像 董仲舒所說「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那麼絕對。看來《孟子》一書中的《春秋》是為後人偽篡的。口氣像西漢董仲舒中的《春秋》那一流的左派。它是絕對理 想主義者，沒有什麼歷史觀念，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　　我們認為孟子所提到《春秋》和他所說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矛盾的，孔子如果寫了魯《春秋》，它也只是史，不是什麼大一統哲學中的政治學，更不是「天子之事」。最使人不解的是孟子說孔子說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書中對《春秋》的這幾種說法首先是因為它的曖昧和權威使人目不暇接而不想它的意義，就不去計較話的歷史性，從而更容易以為這肯定是孔子說的。如果它 真是孔子說的，孔子到底是什麼意思？孟子又是怎麼懂的？這麼大的一件事，孟子竟沒有任何解釋。知《春秋》又怎麼和知孔子連上的？罪孔子又是怎麼個罪法呢？ 《春秋》如果說成是權威性之事，那麼晉《乘》、楚《檮杌》也不都是權威性之事了么？把孔子作為有素王權威的是西漢的事，這些話很可能便是西漢的話，哪有以 為做素王之事的孔子那麼的汲汲於諸國之間以求一聞的呢？萬一哪一位君王聽行他的話，他便會鞠躬盡瘁的呢？哪一個素王會對那些糊塗諸侯那麼執臣下的禮呢？西 漢將孔子無限膨脹後便使孔子到了「素王」的地位了，孟子對孔子再五體投地也不會將孔子推上素王的寶座吧？佩服孔子也是有底線的。　　上述 中，「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上》）一語頗為突兀，終孔子之世，七十二徒這種說法是沒有的，而「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臣弒 君，子弒父」這個說法見於《史記》、《漢書》的《董仲舒傳》，這種說法與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語相似，我們以為它們同出一源，來自西 漢，是西漢將孔子的《春秋》作為至高的政治典範而產生的，和春秋、戰國時代對孔子的看法絕不相配。這兩句話的分量是重的，因為是孔子的，也就是西漢時要將 孔子作為素王的根據。最奇怪的是這兩句話出於董仲舒向皇帝進言時說，並沒有說那是孔子說的，班固也沒有說它是司馬遷說的，而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中也沒有說 是孔子說的，而是「余聞董生曰」。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兩句話是那些將《春秋》背得滾瓜爛熟後才將弒君事、亡國事逐一數出，而以之為「亂臣賊子」的事，並 且使亂臣賊子「懼」的作品。子思、曾子未有關於《春秋》的言論，孟子也就不會有。孟子的時代也不會產生絕對君權西漢的「亂臣賊子」那麼的思想，因為春秋、 戰國時代是個群雄並起爭霸的時代，王道的實踐在幾百年中已無此事，像西漢那種「王道」的實踐是無意義的幻想。將王道作為理想是不要本錢的，也只有儒家這麼 做。它對於在諸國供職的大臣也是沒有意義的，是好心人的夢囈！從這個觀點看來，這兩句話也是後人，即西漢的人添入的。它們是在董仲舒及其門人極大的影響 下，西漢君權向絕對發展時的產物，因此是後人將它添入《孟子》，包括添入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以孟子的哲學權威，以司馬遷的史學權威，以董仲舒的講學權 威，以及他後來弟子遍及天下的影響，《春秋》權威的建立就堅如磐石了。　　有關《春秋》的問題首先是歷史文本的問題，它的作者、著作年 代、內容的翔實、寫作的範圍、史料的採集、作者的學識、時代的影響、作者的立場等，牽涉到許多問題都或多或少地超出了歷史的範圍，但它終是歷史，不是政治 學，不是哲學。而即便是歷史的文本，它也有限制，後代的人可以通過歷史的進步對它加以補充、解釋，加以評論的。歷史文本的讀者各異、興趣各異，對於歷史文 本認識因而有異是不足為怪的。《春秋》是歷史簡本，而到了西漢，距孔子三百餘年，突然就變成了哲學、絕對的政治學、神學（董仲舒在他的時代是最堅決、最博 大精深的儒學神學家），是很令人奇怪的，西漢的《春秋》研究已由朝廷特設博士學科，使一些學者皓首窮經、代代相授相傳，這是世界一大奇觀，只有西方的聖經 可與之相埒。我們為了使這一現象清晰起見，不妨呼之為「封建神學」。它之從歷史變為神學使人忘記它原來的面目。但歷史終是歷史，一個歷史家要探本求源問一 些歷史的最基本的文本和歷史問題。這也就是雖然在封建時代中，大量神學經師的傳統影響下，還是不時有個別的歷史家通過對文本、歷史的研究、文字訓詁的工 作，提出一些與傳統不合的設想；甚至於在封建傳統中，僅從思想、邏輯中就可對於一神學化的歷史文本如《春秋》質疑，顧頡剛提起朱熹對《春秋》和經學的疑 問：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語否。　　學 《春秋》多鑿說。《後漢書·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時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 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好，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朱子語類·卷八十三》。見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國書 局，2002，117頁。　　退一萬步，孔子的儒學而沒有《春秋》有什麼關係么？只知《論語》而不知《春秋》對了解孔子的儒學有缺陷么？我們相信絕大部分的學者會說沒有——《春秋》只是個歷史文本，如果是孔子寫的，也只是個文本而已。而我們以為它並不是孔子寫的，對在認識孔子上沒有什麼缺陷可言。　　5關於《左傳》　 　《左傳》從劉歆開始知名，一直被今文家排斥但為古文家推崇。今文家排斥《左傳》的原因是懷疑它是由劉歆偽篡的，甚至於是劉歆偽作的。經過那麼多的重要今 文家的排斥，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但是竟有古文家護之唯恐不及，今文家不能解決的問題不少，那正是古文家維護《左傳》的根據，請試言之。　 　我們或多或少都是歷史哲學家，也有一些專門以歷史的寫作作為理論研究的學者。在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直到梁啟超、劉節，寫歷史哲學的只有兩個人：劉知 幾、章學誠。劉的這方面著作是《史通》，章是《文史通義》，他們的著作可以說是在孔子主義的歷史哲學下提出歷史寫作的理論，讀者不必是孔子主義者，但對他 們兩人以人的觀點和實踐認識歷史的寫作與意義是件快事，這也是孔子主義優勢的一面，我們之所以提到這兩人，是因為他們對《左傳》的推許給予了《左傳》強有 力的支持。　　首先是兩人都認為左丘明是孔子的同時代人物，特別是《論語》的「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24》。一直到清朝，很少人敢懷疑左丘明其人的存在和他與孔子同時的問題，更不敢懷疑《論語》的真實性，於是 便有以下的邏輯：孔子在《論語》中提到過左丘明，他與孔子同時；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因此《左傳》是有價值的。即便是代有人出懷疑到《左傳》的內容， 即便承認《左傳》可能有人偽篡，但《左傳》與左丘明的存在的價值是不容懷疑的。劉知幾、章學誠的接受《左傳》是由於《論語》和孔子的權威，再加上《左傳》 本身的歷史價值。　　但兩位對《左傳》的認同卻還有別的原因：《左傳》是一本前無古人的歷史書。　　論者認為《穀梁》是 戰國時代的作品，言簡意賅；《公羊》則可能是初漢的作品，也是循著《穀梁》的方式寫的，從董仲舒等人對《穀梁》微言大義式的研究可以略知它最早不會是戰國 末年的作品，且出自儒家嫡傳。《左傳》雖然也遵循了《公羊》、《穀梁》的史例，卻收集了許多史料，且是第一部那麼娓娓寫出的東周史。論者以為作者採納了 《國語》編成，我們相信它是採納了各國的史料、傳說而成。它的材料有一部分來自漢興以後的幾次大規模的收集遺書，比起司馬父子收集的還要豐富，因為司馬父 子的「遍覽遺書」的特權究竟只到漢武帝收書的時代，較之後來連著兩次的皇朝大量收集就要遜色了。而劉氏父子卻恭逢其盛，因此劉向，特別是劉歆，可以說對中 國古代書籍的認識遠遠要超過歷史上任何人了。劉歆對《左傳》的認識是第一手的。它在劉歆以前已經是存在的，只是不甚出名。董仲舒及他的入室弟子都沒有提到 它。這並不等於《左傳》不存在，只是說明當時人們注意的、甚至存在較《左傳》早的是《公羊》，後來是《穀梁》。《左傳》是在劉歆的大力宣傳後才受到注意 的。崔適的《春秋夏始》中提到梅福（與匡衡同時）上書，引「《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曰，其不稱名字，以其在祖位尊之也」。錢穆：《西漢經學今古文 評論》，商務印書館，2003，61頁。但《穀梁》早在西漢就出現了。而《左傳》的存在也是遠在劉歆引《左傳》之前，如張敞（宣帝時人）、路溫舒（昭帝、 宣帝時人）等也引過《左傳》，可見《左傳》最遲也是在漢武帝末年時存在的了。但張敞、路溫舒見到的《左傳》是不是劉歆大力提倡的《左傳》則又當別論了。 《左傳》之被偽篡是不成問題的，它之為劉歆偽篡也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說劉歆撰或大量地改《左傳》，就不見得，劉歆並不需要這麼做，也不大可能。劉歆的確有 偽篡《左傳》的需要，因他據要津，助王莽，但在此同時如果他整理了《左傳》，也不能不說他手中的材料超過一切人可能想望的材料，包括司馬遷。他且是個非常 有才幹、有鑒別力、有能力的大學者，是通過他我們才有了這一本可貴的東周史，他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雖然《左傳》中的史料在《史記》、《國語》中已多見， 但還是填補了很多歷史的空白。　　劉歆又利用了他可以通覽漢廷藏書的無比優勢和可以啟動一批博士的有利條件，將《左傳》推上信史的高位， 只是應政治的需要加入了、改動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東西，它在《史記》後不失是一部極好的史書。它不但沒有減低《春秋》神學化的運動，而且通過它對政治的細 節的紀錄與神話，反而給予它一種動力。它會使忠於史實的歷史家感到頭痛，但它對五行、王德的解釋，起了中國封建政治中人民、政府與絕對皇室勢力的槓桿作 用，在封建歷史中是不能少的。《公羊》、《穀梁》的學者對天象、自然、災害僅是天意的解釋，《左傳》卻做出了實際故事的描寫，它的地位不是《公羊》、《穀 梁》能代替的，這就要歸功於劉歆和他領導下的學者對《左傳》的整理工作。　　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攻擊劉歆的今文學家一直到清末還是生活在 受《左傳》影響的《春秋》的神學中，劉歆僅花了一點時間、竄入有數的警句就使《春秋》不朽。西漢時，推動儒學最為有力的人是董仲舒，但是支持儒學發展的、 在政治上起絕對作用的卻是劉歆整理的《左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很快就成為哲學的一頁，但《左傳》的影響卻因其「經」的地位歷兩千年不衰。正像大部分 的中國人，包括極高層的知識精英，對於三國的認識和感情更受《三國演義》而非《三國志》的影響一般。歷史並非只是嚴正歷史家的歷史，它也是一部神學史。這 大概是些哲人，包括孔子始料不及的。孔子的七十二徒哪裡會知道，《論語》在漢朝靠邊，而被認為孔子著的乾燥的《春秋》卻經歷漢朝統治了中國人民二十個世 紀。《春秋》就因孟子那四段話，《論語》中兩段話，經過公羊、穀梁兩經師的猜道式努力成為一部打不倒、搥不爛的中國封建神學？董仲舒、劉歆對封建主義的貢 獻也太大了！　　五行神學在西方的科學、民主的衝擊下倒了，康有為首先發難，總括了古文經學的偽篡，顧頡剛等古史辨學派，特別是顧頡剛逾六十年的努力，為古史清理出眉目，中國的上古史神學在歷史中的真面目清晰起來，便於我們對孔子哲學作一番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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