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的病根，是制度，還是文化？

07-06

中國問題的病根，是制度，還是文化？ 黎鳴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稱：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專制制度。秦暉先生作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論的影響巨大，然而他的上述錯誤觀點的影響，則更是巨大。我今天即來專門指出「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專制制度」的嚴重錯誤。

我認為，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秦暉先生，為了捍衛孔儒文化傳統，竟然說出如此經不起哲學推敲的話來，實在是令人感到悲哀。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類似秦暉先生如此「歷史學家」的觀點，在中國還可能有一大片，甚至也包括最有名的美國教授余英時先生，由於他們同都是孔儒文人，為了維護孔儒文化傳統，他們的基本觀點，實際上全都只能是非常錯誤的東西。今天我只談秦暉先生的錯誤命題：「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專制制度」。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專門談到過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文化決定論」的問題。「文化決定論」絕對是正確的，而且是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真正最重要的歷史規律。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明，必須運用到老子的全息邏輯的理論，僅僅利用西方哲學的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的二元理論，是不可能獲得正確答案的，將發生「雞生蛋，蛋生雞」之類循環論證的困境。對於全息邏輯來說，這樣的「循環論證」問題可以避免。

秦暉先生是一個標準的中國儒家文人式的學者，顯然缺乏最起碼的哲學思辨能力。正是因此，他所提出的命題本身，也是不合規範的。就拿「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專制制度」來說，嚴格地講，文化與專制制度，並不是並列概念關係，而是交叉種、屬概念的關係，真正規範的提法也只能是：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或許秦暉先生的原意也可能是如此；他所提出的專制制度，實際上也應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告訴大家，「中國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的命題，也仍然是錯誤的。對於「文化決定論」來說，應該是相反：「中國病根不在政治，而在文化」。或者說得更清楚一點，中國問題的全部病根，正就在中國傳統的孔儒文化。只要中國繼續堅持這個壞文化，中國問題就絕對好不了。

在進行理論的辨析之前，我們不妨先談一談人類的歷史實踐，例如西方的歷史實踐就明顯證實了「文化決定論」歷史規律的正確性。很顯然，西方封建社會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過程之中，就確實遵循了「文化決定論」，而不是「政治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規律。眾所周知，西方歷史在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最關鍵的文化歷史現象，即是預先經過了幾乎是連續的三場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三場「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即分別被稱作「文藝復興運動」、「新教改革運動」和「啟蒙運動」。尤其是著名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他還專門寫作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來闡釋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精神興起所必然具有的最關鍵的價值和意義。很顯然，如果沒有這三場「文化大革命」，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和興起，就將會是很難理解的。關於其中的更詳細的歷史問題，本文不討論。我只用它來證明「文化決定論」的規律確實是重要的人類歷史規律。說白了，西方人用他們的歷史實踐，早就已經充分地證實了這條規律。下面，我們再來進行全息邏輯理論的證明。

按照老子的全息邏輯理論，關於人類社會，包括歷史的「一、二、三」問題是什麼？一是政治，二是經濟，三是文化。按照老子的自然生成規律：道生政治，政治生經濟，經濟生文化，文化生萬物。具體的結論則是：好政治，才可能產生好經濟，才可能產生好文化。注意：這裡只是「可能」，但：壞政治，必然產生壞經濟，必然產生壞文化，這裡才是「必然」。很顯然，好政治是產生好經濟、好文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

按照老子的社會認識論規律：新生萬物法文化，文化法經濟，經濟法政治，政治法道，道法自然。具體的結論則是：好文化，必然會有好經濟，必然會有好政治。注意：這裡是「必然」，而：壞文化，則經濟的好壞不可分辨，同樣政治的好壞也不可分辨。這裡的「不可分辨」，其實更大的可能是「胡來」，這正是中國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胡來」的證明。正是在這裡顯示出了社會、歷史「文化決定論」的規律性的結論：好文化決定好經濟，決定好政治；壞文化則帶來亂經濟、亂政治。好文化是好經濟和好政治的充要條件。

自然生成論是不必考慮人類意識的完全客觀的社會、歷史規律；但社會認識論則是必須考慮人類意識的同樣客觀的社會、歷史規律。對於人類自身來說，他們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看到認識論的結論，人類的認識論也稱作方法論，是蘊涵人類主觀能動性作用的重要的方法論。上述的「文化決定論」正是在上述的「社會認識論」的基礎上獲得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自然生成論是自然規律、社會認識論是社會規律，包括歷史規律。

按照老子的一、二、三和三、二、一的全息邏輯的理論：文化蘊涵經濟和政治，正是因此，文化必然決定了經濟、政治的重要的精神內涵。正是在上述的推理判斷之中，我們看到了，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是政治決定論，也不是經濟決定論，而只應該是文化決定論。也即：不是一決定二、決定三；而是三決定二、決定一。正是因此：前面談到的「中國的病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的說法是錯誤的。然後，我們再來具體討論「中國的病根，不是文化，而在專制制度」的錯誤。

首先必須懂得，專制制度是屬於什麼範疇？如果是屬於政治範疇，那麼，上面的結論已經非常清楚了。病根表面上似乎在政治，而本質上不是，是在文化。為什麼？文化的本質是什麼？是社會中人類的價值觀，更是人類的信仰、知識、智慧。然而，更具體地說，專制制度是什麼？是社會控制的文本性的規定，是人類行為的具象法則，是屬於經驗層次的不變的「偶像」；它本質上受到信仰、知識、智慧的支配，而不是相反，它能夠支配信仰、知識和智慧。說得更深入一點，文化蘊涵專制制度，而不是相反，專制制度蘊涵文化。前面曾經談到，如果說文化與政治是並列的概念，而專制制度屬於政治，在文化與專制制度之間進行問題的選擇，是不規範的說法。很顯然，秦暉先生在這裡也犯了用詞不當的邏輯錯誤。

再具體到經驗知識的意義上來進行討論，則更能夠清楚地看到，真正人類社會歷史的病根，只能在空間、時間、意間的第三者；更只能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第三者；更只能在言、行、思的第三者。政治是社會整體之言，經濟是社會整體之行，文化是社會整體之思。全部中國問題的根，就只能發生在中國孔儒完全「不合理」的極有害的傳統文化之中。

中國孔儒的傳統文化，是嚴重不合理的文化，所以，中國的政治、中國的經濟，也就全都只能是嚴重不合理的政治、嚴重不合理的經濟。我想，我的論證，已經非常地清楚了。中國人的歷史，兩千多年來，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對於孔儒文化的「革命」，惟一近代發生的「革命」是1919年「五四」運動中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藉助於這種「革命」的文化形勢所進行的政治的、經濟的「革命」的努力。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只能說明中國的文人們嚴重匱乏最起碼的哲學修養，看不到問題真正的本質。西方人顯然不是如此，西方人的三次「文化大革命」連綿進行了近六百年，所以才終於具有了推進社會歷史前進的偉大的文明動力。中國現代也發生了一場「文化大革命」，只可惜它不是真的，而是假的。能夠證明這一點的一個非常顯然的事實，即中國人不僅沒有徹底摧毀「孔家店」，而是完全相反，「孔家店」反而變本加厲地在今天的中國「復辟」了。就連秦暉先生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在拚命地為中國的「文化」叫冤，認為它不是中國問題的「病根」。秦暉先生是一個絕對的現象主義者，他只看到了專制制度之害，卻沒有看到這個專制制度之害是怎麼發生的。我來告訴秦暉先生，中國人的永遠存在專制制度之害的根源，即在它是孔儒永遠「親、尊、長」文化價值觀的必然產物。只要中國人繼續頑固地堅持這種非人的文化價值觀，那麼專制制度的非人的政治之害就將永遠都會在中國存在下去。

按照中國文人們的說法，中國文化是最好的，而中國政治是最不好的。這叫做什麼？這叫做「自欺欺人」，明顯的極端無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中國的政治是不好的，就因為中國的文化是不好的。我們必須向西方人學習，應該立即開展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和實質性的歷史工作，進行到底。（2016,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