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柏拉圖理想秩序觀差異性比較

　　華夏地區與古希臘特定的地理經濟形態、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形態等基本要素，本文擬對孔子與柏拉圖的秩序觀進行差異性比較，以期較為系統清晰地展現出文明發端時中西文化差異的某些印跡。

　　一、大陸農耕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態

　　長期以來，華夏地區與古希臘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分別形成了農耕與商業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並呈現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陸農耕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

　　華夏地區以陸地為主，依託土地而發展的農業為其主要經濟形態，農耕文明即為華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發展農業而強盛的氏族，他們認了農神后稷為始祖。從國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這樣才得滅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國後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由於土地的固定性，大量從事農耕的農民就被牢牢束縛到土地上，以家族為單位長期在一個地區繁衍生息，除非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或戰爭，一般不會有太大變動，農業的屬性決定了華夏人思想上保守、仁愛、安天命的特性。相應，華夏地區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親血緣為中心來判定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親，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分封制即是這種文化在政治上的體現。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沿岸，以半島、海洋為主，依託海洋而發展的商業貿易為其主要經濟形態，故商業文明構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臘城邦內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從事海上經濟貿易，人口流動較大，商業的屬性決定了希臘人思想上冒險、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較華夏地區的「家文化」，可以說古希臘所形成的是一種「海洋文化」，重個人權利，追求平等與自由，政體的選擇上亦旨在實現公民的良好發展和城邦正義，顯得靈活多樣。柏拉圖所在的雅典，為古希臘典型的海上強國，商業貿易發達，並曾以其強大的海軍實力城邦希臘，造就了希臘史上最輝煌的時刻。

　　可以說，彼時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經濟形態及文化特性直接影響了孔子與柏拉圖對其理想社會秩序的構建。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而孔子與柏拉圖恰如其中的「仁者」與「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經濟背景下，各自設計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預示著今後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二、家庭性與理性：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邏輯起點

　　孔子與柏拉圖對人性的假設不同，分別側重於人性「家庭性」與「理性」兩個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觀以「家庭性」為邏輯起點。孔子視血親倫理為人與生俱來的最重要情感，為人性之本，故尤為注重人的家庭屬性，往往把人首先置於一家之中予以考慮。正如趙汀陽所述「傳統中國意義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條件下是被認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傳統而言，家庭性幾乎構成了對人性的完全充分論證。」由於孝、悌為家庭倫理的核心內容，孔子亦把孝悌視為個人修養之根本，並主張予以推而廣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只有這樣才會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猶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來理解社會、國家、乃至天下，認為只有良好的倫理修養，和睦的家庭關係，國家才會安定有序，天下才會太平。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設作為邏輯起點。柏拉圖重理性，認為宇宙、國家、個人皆天然被賦予了理性，「理想國」即是基於靈魂三分（理智、激情、慾望）及其理性假設而層層構建起來的。柏拉圖認為，個人的靈魂只有「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慾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時，人的心靈才會實現理性和諧；城邦中三個階層的公民只有「在國家裡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且「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二為一」，這樣城邦才會實現正義和理性之治；希臘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國家約制惡劣國家，希臘世界才會實現理性和諧。因而，可以說是理性支撐起了柏拉圖理性世界的大廈。

　　從中西方政治發展的脈絡來看，「家庭性」與「理性」可謂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著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來，中國政治越來越走向與倫理相結合的道路，倫理政治成為古代中國的主要特色；相較，西方自古希臘即注重節制與理性，輕倫理，而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則標誌著西方倫理與政治的徹底分離，現實政治則成為其主要特色。而這種趨向從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邏輯起點就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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