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台灣，沒有這麼老的詩人了

上個月，鄭愁予從台灣來到廣州，參加第五屆珠江詩歌節。鄭愁予原名鄭文韜，1933年生於山東濟南軍人家庭，1949年隨家人遷往台灣，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後供職於基隆港務局。20歲時，與詩人紀弦等結識，參與創立台灣現代派詩社。21歲寫下《錯誤》，即成名篇，尤其是最後一句「我達達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只是個過客」，令整個台灣島一時間「處處傳送馬蹄之聲」。1968年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之邀赴美進修，1970年後先後任教於愛荷華大學與耶魯大學東亞文學系，2004年自耶魯大學退休。　　一本舊書躺在76歲的鄭愁予眼前，紙張已泛黃。鄭愁予眯起眼睛看了看，露出笑：「就是它。」書不薄，316頁，定價0.82元。這是流沙河編著的《台灣詩人十二家》，1983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在詩歌盛行的八十年代，這本書曾一度紅遍大江南北，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瘂弦、楊牧……這些後來耳熟能詳的台島詩人姓名，絕大多數大陸讀者都是在這本書里與之第一次相遇。而台灣詩人們後來流傳最廣的篇章，一是余光中的《鄉愁》，二便是鄭愁予的《錯誤》。「我達達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我不是浪漫主義者鄭愁予21歲寫《錯誤》，「達達的馬蹄」已響徹半個世紀。台灣評選「30年來影響台灣的30本書」，他的詩選榮膺其中且是唯一詩集。台島人民最歡迎作家，電腦票選，他得第一。他笑說都是「錯誤」：人們公認這是情詩，他一再解釋：「達達的馬蹄」意象來自抗戰期間在祖國各地顛沛流離，一日身後傳來轟轟聲響，他與母親慌忙回頭，只見戰馬拉著炮車飛奔而來即刻又不知所蹤，烽火連天永久地儲存在了少年的記憶里，成為日後寫詩時自動湧上心頭的句子。人們還公認這便是鄭愁予最好的詩句，他也另有心水，20多歲寫的那批詩里，他最珍愛《邊界酒店》—「他打遠道來，清醒喝著酒，窗外是異國，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為鄉愁」。「愁予」二字是自己改的，寫詩用的筆名，父親給他的名字原叫鄭文韜。文韜武略，鄭家一向是軍人出身，鄭成功正是他家祖上。祖父輩是清朝世襲的官吏，二伯父做過慈禧太后的御林軍，這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是項榮譽：不但要文武兼備，還必須相貌堂堂。父親鄭曉嵐則是前三軍參謀大學的教育長，後來參加了國民革命，做一個職業軍人是他一生的事業。鄭文韜生長於這樣的家庭，卻長成了詩人。鄭愁予：我想這是天性的東西，天性是很難說得清的。比如徐志摩，他家裡是做銀行業的，父親是銀行家，他到美國念碩士也都念的是銀行，從來沒讀過文學。然而他的天性擺在那兒，他最終要走上這條路。我小時候，家父隨軍出征，我被寄養在伯父家，也是顛沛流離，輾轉了很多地方，山東、河北、湖北，讀過很多所小學。但我的文學啟蒙是我伯父家的堂哥。堂哥練小楷，手抄了很多三十年代名作家們的散文詩詞，我就天天捧著堂哥的手抄本讀，新詩最早就是那裡看來的。李金髮、馮廢名、戴望舒，都寫得極好。相比前兩個戴望舒要遜色一點，他有點功利，不像馮廢名那麼流暢自然。馮就是可惜寫得太少了。還有艾青，那是真的愛國、也是真的詩啊，一讀就知道是付出了真感情的。古典也讀。少年時我不愛《紅樓》，單愛《水滸》。在我的閱讀經驗里，最享受的就是《水滸》。其他武俠小說也看，像還珠樓主，李安後來拍的那部《卧虎藏龍》就是他寫的。中國傳統文化里，一個是任俠精神，還有一個是「無常觀」，這兩個都很深地影響了我的創作。我的名字是從辛棄疾的詩改的，「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也可以說是從《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辛棄疾、《九歌》，都是我的最喜歡、最感動的。對李後主我一直都不感冒，所以人家說我是婉約派、浪漫派，我不承認。我不是浪漫主義者，我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少年不識愁滋味，才敢用愁字。那時不懂珍惜，也不曉得離別。15歲念初中，讀的是英國聖公會辦的崇德學校。課餘，鄭愁予和同學去門頭溝參觀煤礦，回來他寫下第一首詩，就叫《礦工》，「當你一出身，上帝就在你手上划下了十字架」。「我像個普羅詩人出身，」鄭愁予說，老師稱讚他富有人道主義精神，並把詩推薦到北大校刊上發表。鄭愁予：我有一種能力，富節奏、也能製造意象，老師大為驚奇。受到鼓勵之後我一度專找這種題材寫，礦工寫完寫清道夫，清道夫寫完寫娼妓、水手。但這些詩後來大部分我都丟棄了，只留了幾首，不能為寫弱勢群體而寫。和一般人寫作的路徑相反，我不是從個人化走向公眾，而是從公眾走向自身。「黑名單」詩人1949年，16歲的鄭愁予隨家人來到台灣，念新竹中學。當時的台灣正在「白色恐怖」中，政治壓力相當大，鄭愁予甚至燒掉了之前的詩作，直到兩年後才在《野風》上發表來台後第一首詩《老水手》。1952年，剛剛20出頭的鄭愁予結識了台灣著名詩人紀弦。紀弦之前看過鄭愁予的詩，覺得筆名老氣橫秋，想像應該是個老前輩。第一次見面，鄭愁予頂著學校軍訓時剃的光頭到場，紀弦驚問：「鄭愁予，你還是個中學生？」五十年代初，台島政治陰雲一片，詩壇卻一片生機。1953年春天，紀弦召集鄭愁予、商禽、林亨泰等一批詩人創辦《現代詩》詩刊，宣布成立台灣詩壇現代派。紀弦提出「六大信條」，主旨即「發揚波德萊爾以降」的新詩精神，提倡「橫的移植」(指「移植」歐美現代詩風)，反對「縱的繼承」，欲寫「純詩」，以知性、純粹性作為詩的唯一追求。鄭愁予：我到今天還是完全支持紀弦的。（有人說紀弦是浪漫派向現代派轉型的詩人，他希望創造超越時空、歷史、意識形態的純詩，但他骨子裡還是獨善其身又忍不住要兼濟天下的傳統人格，令他的詩不可能恪守在他想要的真空之內？）紀弦的這個追求沒有錯。詩人很複雜，一般他有一種主張，但他會寫很多類型的詩。除非像濟慈，太年輕就死了，只出一本詩集。但鄭愁予和紀弦又不一樣。要論詩承，如他們自己所言，紀弦承波德萊爾等人，是洋派，鄭愁予卻懷有古典的趣味和古典的無常觀。「談到藝術、人生，我心裡根本是『空』，沒有成見，什麼都可以進來。有些詩人自有主張，頗具『偉大感』，我是每一種風格都能喜歡。有些詩談不上什麼風格，即使是亂搞，搞得好我也喜歡。」與其說支持六大信條，不如說支持紀弦這個人。《現代詩》第一次出詩集，印了1600本，全部賣完，幾個人喝酒慶功，紀弦開心地說你看台灣居然有1600個人讀詩。鄭愁予說：「詩歌就是這樣子的，全世界哪裡都一樣，永遠只有一小撮人讀詩。但讀詩的人也是死不了（die hard）的。」1968年，35歲的鄭愁予接到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赴美進修。鄭愁予：我去那年這個計劃已經做了很多年了，就是聶華苓和她的先生、詩人安格爾辦的，台灣很多作家都去讀了學位，余光中、葉維廉、楊牧、白先勇，等等，都從那兒讀了碩士再去教書，葉維廉和楊牧還讀了博士。我在愛荷華呆了五年多，碩士念藝術，博士新聞班，做畢業論文時去了耶魯，那是1973年，後來就在耶魯任教了，東亞文學系，一教教了三十年。耶魯最好的就是圖書館，我太太就在圖書館工作，我倆上下班都是一起。她年輕時候也寫詩，嫁給我之後，就沒再寫了(笑)。我出國時，陳映真本來應該和我一起去的，他沒去成。那年邀請的人有兩個沒來，一個是捷克的哈維爾，他逃到地下去了，一個就是陳映真，發邀請時他還沒被抓，但到我出發時他已經被抓起來了。我寫了一首詩給他，叫《贈一位同年游美的舊友》。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我始終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個立場永遠不會改變。但是後來，台灣也吊銷了我的護照，因為保釣事件。我是愛荷華的保釣會主席。那是1970年左右，美國要把琉球群島送給日本，釣魚島也一起送，我們在美的留學生都很憤怒。到了71年初，美國的台灣、香港留學生聯合起來遊行，呼籲台灣政府保衛釣魚島列島。結果政府那邊避重就輕，禁止學生遊行運動，把很多人打上了黑名單，我的護照也被吊銷了。有十年我沒發表過詩，就是從去美國直到1979年。不是不寫，而是沒寄東西去發表。發生了釣魚島事件，內心引起了很大的矛盾、衝激，到底國家應該怎樣，文學應該怎樣，怎樣才符合全中國人的利益？詩可以不發表，但不能停止寫。我隨時寫，先放一邊也好。隨身攜帶的故鄉退休之後，鄭愁予夫婦回到台灣，還把戶籍落到了金門。小島金門街巷淳樸，四季花木扶疏。從金門坐船到廈門只要50分鐘，之後飛哪都可以，香港、北京、西安、青海，這樣方便夫婦倆去各地參加一些詩歌活動和講學。幾年來老詩人走了不少地方。耶魯仍保留著他一間小小的辦公室。三十多年寧靜的教書生活，鄭愁予在東亞系講魯迅小說，上課認真負責。課餘愛好登山，精通擊劍，開一輛廂型車。「耶魯已經是我們的精神家園了。」耶魯，也是他們小小的寂寞城。詩人很少在故鄉寫詩，鄭愁予說：「我的故鄉是protable（可攜帶的）。」他很同意楊牧的說法，即有張桌子的地方就可以寫詩。文化在血液中流淌，跟著人走。「我是個完完整整的中國人，完全地融入中華的文化。儘管寫出來有西方的技巧、潮流的考慮，但對中國文字一定是不放鬆的。」同在耶魯，他和傅漢斯、張充和夫婦非常接近，說到張充和唱崑曲，感嘆現在如她這般修養的人越來越少。余英時也曾在耶魯教書，鄭愁予認為余「研究的是儒家思想，但本人是道家的性情」，無意於仕途，寫舊體詩、練書法、下圍棋、喝茶、唱戲。鄭愁予：80年代開始和大陸的交往就比較多了。那時大陸剛剛開放，也是通過愛荷華計劃，一批批作家、詩人來到美國。艾青、王蒙、卞之琳、徐遲都到我家做過客的，沈從文到耶魯來，我還對他做過錄音訪問。81年我們在美國教書的有幾個人，好像是8個，收到邀請回了一趟大陸。那是1949年之後我第一次回去。今非昔比。不是現代化不現代化的問題，整個生活態度、人情都不一樣了。49年前我也住北京，那時的老北平，居民生活在天子腳下，但對外面來的人，都抱著一種特別尊敬的感情，同時呢，又非常有幽默感，那種溫暖的民風讓人懷念。81年我回去的時候，北京不是這樣的了，現在當然就更不是了，北京已變成了一個國際大都市，大家越來越有競爭性，過去的悠閑不見了，這也是普遍現象，但是這樣的北京和紐約有什麼區別呢。我最喜歡的北京的城牆也快被拆光了。小時候，我們在城牆上散步，從北塔那兒往城裡看下去，整個城在中軸線上，滿城都是樹，鴨子在護城河裡戲水，那番美景。81年那趟在大陸一共走了兩個禮拜，去了11個城市。臨走的時候在北京機場我痛哭出聲，不僅是因為童年的記憶不在了。知道北京城牆被拆，我們在海外的人都非常傷感。它不僅是一個古物沒保存下來這樣一件事，它是被自己人摧毀了，這太叫人難過了。我後來為此寫了一組詩，叫《煙雲題》，寫了十多個版，但發表時已經刪成短詩了。現在我詩還是寫得不少的，但基本上不發了。台灣現在的報紙上發的詩啊，我不想自己的詩和他們放一起。汶川地震我寫了很長的詩，唐山、台灣、汶川，三場大地震，我放在一起寫了，地球也要成長，人類要經歷磨難。後來汶川地震在北京有個募捐會，我把台灣部分拿掉上去朗誦了。余光中說，我們這輩的詩人啊都還在持續創作，其他地方都沒有這麼多老人晃來晃去了。是啊，除了台灣，沒有這麼老的詩人了。我把老年詩人都統計過，美國寫最久的是羅伯特·弗羅斯特，79歲，跟我現在差不多，余光中現在的年齡都比他大了。中國最老的詩人是陸遊，活到了86歲，臨終還寫了「家祭無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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