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黨內核心領導地位的確立與鞏固

毛澤東在黨內核心領導地位的確立與鞏固

王春明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從遵義會議確立到六屆六中間，毛澤東以自己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卓越的軍事理論和作戰指揮才能、非凡的理論創新成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最終贏得了全黨的信任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本文就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由確立到鞏固的歷史過程進行一些探討。

一、毛澤東以卓越的軍事理論和作戰指揮才能，使自己在紅軍中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確立和鞏固

1．面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長征以來的巨大損失，毛澤東經過艱苦努力，終於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

1934年10月，毛澤東隨中央紅軍開始了艱難的長征。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開始後不斷遭受的巨大損失，特別是湘江之戰的失利，引起了廣大紅軍將士對臨時中央和軍事決策者的懷疑和不滿，更不斷地震撼著毛澤東的心靈。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毛澤東再也無法沉默了。他和王稼祥、張聞天(洛甫)一起行軍途中，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先後得到他們的支持，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錯誤方面的鬥爭。隨後，毛澤東又經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取得了周恩來、朱德等同志的支持。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上，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被採納，使紅軍從此變被動挨打為主動進擊。在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場會議上，毛澤東力主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同志的支持，被會議以《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確定下來。

2．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會議圍繞軍事指揮問題，作出了調整黨和軍隊領導的幾項重要決定：「(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査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陳雲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43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層，成為了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這次會議解決了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面臨的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端危急的緊要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也挽救了中國革命。

2月5日，在川、滇、黔邊境的雞鳴三省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進行常委重新分工時，大家都希望毛澤東來主持工作，但毛澤東力薦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自己來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並「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0頁。】這是遵義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一個重大變動。從此，毛澤東就對紅軍有了直接的領導權和指揮權。

3．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的地位得到鞏固。

但是，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這時還並不鞏固。3月10日，張聞天在鴨溪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是否攻打鼓新場。與會的大多數同志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堅持不打。儘管毛澤東反覆闡述自己的觀點，但還是未能說服大家。處於孤立地位的毛澤東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主持會議的張聞天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了攻打鼓新場的決定：同時，毛澤東剛擔任6天的前敵政治委員也被撤銷了。當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緩發作戰命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1頁。】，並再次充分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周恩來經過深思熟慮，果斷地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終於說服與會者，使紅軍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隨後，根據毛澤東的建議，3月12日，「在渡烏江之前，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1頁。】全權指揮軍事行動。而新三人團的團長是周恩來。但是，周恩來由於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的軍事失利負有一定責任，而且隨著對毛澤東軍事指揮才能認識的逐步提高，他便自覺地將軍事指揮權轉移給毛澤東。毛澤東事實上成為新三人團的核心。

在確立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的過程中，會理會議也是重要的一環。鴨溪會議之後，不少高層領導人對毛澤東運籌帷幄、神機妙算的戰法不理解，產生了不滿情緒。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召開了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會議的任務是「統一對遵義會議以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戰術的認識，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會議批評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的錯誤意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5頁。】林彪的真正意圖就是要求撤換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林彪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麼？」【《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52-353頁。東的軍事指揮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稱讚毛澤東在危急的情況下，採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所取得的重大勝利。會理會議對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的團結，為統一全黨全軍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認識，對維護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後，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被越來越多的將士所信服所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聲東擊西，艱難征戰，不僅衝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黨和紅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而且還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長征，開創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局面。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12月7日，中革軍委在陝北保安對領導人進行了重大調整，組成了「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七人組成主席團，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周恩來傳》(1)，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97頁。】的新的中革軍委。至此，毛澤東擔任了中革軍委主席，才從職務上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的軍事領導人，中國工農紅軍的真正統帥。

二、毛澤東通過艱辛的理論創新，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並從思想理論

上解決了黨所面臨的各項重大原則問題，對取得反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鬥爭和延安整風運動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1．毛澤東發奮讀書和著述，取得了豐碩的理論創新成果。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勢和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毛澤東開始思考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來，黨內存在的種種和理論概括。

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所面臨是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局面，迫切需要對新的形勢、新的變化作出科學的分析判斷，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而黨內的思想並不一致，存在著很大分歧。「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35頁。】

於是，毛澤東便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解決這些事關中國革命重大原則問題的歷史使命。他不但大量收集和潛心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論著作，而且投入巨大的精力，發奮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以驚人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創新精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開始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思考和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經驗教訓。

2．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以前的幾篇重要著作，對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軍事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起了重要作用，為全党進入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作了極為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從1935年底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先後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實踐論》和《矛盾論》(1937年七八月間)、《論新階段》(1938年11月)等著作。這些重要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科學地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剖析了主觀主義尤其是以教條主義為主要特徵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表現、危害及其產生的思想根源，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戰爭觀和方法論，揭示了指導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基本戰略和策略，這些都為全党進入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作了極為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毛澤東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他指出「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黨的基本的策略」「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黨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戰爭，並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論述。毛澤東系統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他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戰爭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著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黨內在革命戰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多問題。

毛澤東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他對中國革命經驗教訓作了深刻而系統的哲學總結，對曾經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者進行了有力的批判。科學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為後來系統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延安整風，特別是批判教條主義作了重要準備。

毛澤東還第一次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著名論斷，這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相持階段，指出在這個新階段中，我們必須要有新姿態，「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提出「今後抗戰的總方針」就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17頁。】要求全黨切實擔當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並且號召全黨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民族的歷史和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

3．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幾篇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為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針對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甚囂塵上的對日妥協投降的空氣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等反共論調，同時也為了啟迪和幫助王明等人逐漸認識自己的右傾主張和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囯革命實踐相統一的原則，於1939年1940年之交，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9日)等幾篇重要著作。毛澤東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和系統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第一次深刻地提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6頁。】，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系統地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它不僅回答了當時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這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一次飛躍，是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它不僅為全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日漸成熟。

毛澤東在理論創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越建樹，不僅解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諸多實際問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以實際行動為全黨樹立了理論創新的光輝典範，也無情地駁斥了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教條主義者們在中央蘇區時提出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和「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高論，為後來最終戰勝王明右傾機會主義、取得延安整風的勝利從理論上和思想上作了充分的準備。

三、毛澤東以非凡的政治智慧，戰勝了王明右傾主張的嚴重挑戰，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

1．在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決策，顯示出卓越的領導才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上，根據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圓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這是以毛澤東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北洛川縣馮家村召開的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上，正確地制定了一條與國民黨片面抗戰針鋒相對的全面抗戰路線，規定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綱領、基本任務和各項政策，從而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鬥爭方向，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些充分顯示了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也證明了毛澤東在歷史轉折關頭能夠把握時機、駕馭全局的卓越領導才能。

但是，隨著王明的回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2．面對王明右傾主張的嚴重挑戰，毛澤東鎮定自若，巧妙應對，同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進行了頑強的鬥爭。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人乘坐的蘇聯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在王明的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王明在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和另一個口頭報告中，多次不點名地嚴厲指責和批評毛澤東。

由於王明當時還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他又善於利用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崇敬和信賴的心理，打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作報告、發表演說，並極盡賣弄、煽動之技能，加上這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地區進行了三個月的抵抗，會議期間正值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南京、正面戰場的戰局處於危急階段。所以，他的報告、演說及其教條主義的右傾思想，對與會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產生了動搖，還對自己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在這次會議上和會議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王明的右傾主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佔了上風，對毛澤東形成了嚴重挑戰。同時，也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當時，他就對前去看望他的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李維漢：《回憶與思考》(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43頁。】後來，在延安整風時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到這次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09頁。】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25頁。】由此可見，王明的右傾主張給毛澤東造成多麼大的壓力，對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造成多麼嚴重的威脅。

但是，由於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同志的抵制，十二月會議沒有使王明的右傾主張形成決議。但王明同康生、陳雲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還決定召開黨的七大，並決定由王明作七大政治報告、毛澤東作中央工作報告。這一決定顯示，此時毛澤東在同王明右傾錯誤主張的鬥爭中已處於劣勢地位。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王明應蔣介石之邀去了武漢。黨中央要求他見過蔣後，立即返回延安在黨中央工作。但在莫斯科時就把國民黨看得比共產黨更重要的王明，到了生活條件比延安不知優越多少倍的武漢後，就擅自留在了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而且，更加肆無忌憚地發表文章、作演講，到處鼓吹他的右傾主張。

隨著國民黨中右翼勢力反共活動的抬頭、反共事件的增多，王明的右傾主張到處碰壁。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三月會議)。王明在會上還是堅持自己的錯誤主張，認為「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進一步提出「確定和普適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12頁。】

對於王明的這些錯誤主張，毛澤東還是採取了同十二月會議基本相同的策略，進行了抵制和鬥爭。他進一步闡述和強調了戰爭的長期性，「中國抗戰最後是必然勝利的，但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我同意爭取外援，但主要是要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要堅決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毛澤東還提出七大召開的時間「須看戰爭的形勢來決定」，還強調了大力發展黨員的重要性，「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幹部」。【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12、513頁。】

王明回到武漢後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做了許多違背中央指示和決定的事，給華中地區的新四軍工作帶來很大困難。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急劇變化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中央政治局的許多同志開始意識到王明右傾錯誤主張的危害性，並逐步信服和接受了毛澤東的已經實踐檢驗的正確主張。

3．由於在軍事、政治、理論諸方面所展現出來的無與倫比的卓越才華，毛澤東終於贏得了共產國際的信任和支持。

就在三月會議上，中共中央接受王明的提議，決定派任弼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全面工作彙報。明眼人都清楚，在同毛澤東的較量中，王明既想拉攏也曾經在蘇聯學習過的任弼時，又想通過任弼時向共產國際的彙報，取得共產國際對自己的支持，從而徹底擠垮和壓倒毛澤東，使自己成為中共中央的真正領袖。

然而，王明萬萬沒有想到，具有高度政治原則性的任弼時，堅決支持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戰略方針。他在1938年4月14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書面報告，並在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同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94頁。】

隨後，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登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向世人清楚地表明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

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和接替王稼祥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任弼時談話時明確地指出：「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徐則浩：《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0頁。】

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在9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以下簡稱《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這些指示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15頁。】毛澤東也充分肯定這次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

4．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得到鞏固。

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1938年9月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王稼祥在會上再次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這對全會克服王明的右傾主張起了決定作用。毛澤東在10月12日至14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中全會所作《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發表時改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2頁。】毛澤東在11月5日所作題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的結論報告中，著重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

在結論報告中，毛澤東對王明採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希望他能改正錯誤。王明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也公開承認了毛澤東的「領袖的作用」，表示要「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如北辰而群星拱之」。

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被稱為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就是因為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充分肯定了獨立自主放手發動人民抗日武裝的方針，從而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全面發展，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從此，毛澤東真正負起黨的全面領導責任。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張聞天這時在黨中央名義上還是負總責，但此後，他「就主動地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了」，將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自己「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毛主席決定……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27頁。】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可以說是繼遵義會議之後，我們黨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折點。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毛澤東，經過三年多革命戰爭實踐的歷練和考驗，不僅得到了全黨的公認和擁戴，而且贏得了共產國際的信任和支持。經過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終於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開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所以，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曾高度地評價了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他說：「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24、425頁。】

四、幾點啟示

毛澤東從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到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正是這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過程，鍛煉和造就了偉人毛澤東。這既是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毛澤東自己努力和奮鬥的結果。

從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到鞏固的艱難過程中，我認為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1．中國革命鬥爭的偉大實線造就了毛澤東。

豐富的革命鬥爭實踐和堅持不懈的艱難探索，使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鬥爭的策略、方法比其他領導人有更深刻更透徹的理解、認識。同時，在同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外形形色色的錯誤傾向進行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實踐中，毛澤東也養成了不計個人榮辱得失、堅韌不拔、愈挫愈勇、永不服輸的領袖氣質和銳不可當的進取精神。毛澤東善於向實踐學習、向書本學習、向群眾學習，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善於集中大家智慧的從善如流、虛懷若谷的精神，也是他能夠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統籌全局的領袖素質之一。領導秋收起義如此；領導三次反「圍剿」如此；從1931年贛南會議至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3年身處逆境如此；在受到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嚴重挑戰時，也是如此。正如1962年毛澤東在談到自己在中央蘇區的艱難經歷時所說的：「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査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頁。】

2．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戰勝教條主義、機會主義的重要因素。

對待馬克思主義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一種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從中國革命曲折和失敗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他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同中國革命實踐的客觀要求結合在一起。他的普遍原理，並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非凡的理論創新精神，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1937年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繼續深化了對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途徑的探索；1938年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報告中，毛澤東首次同時使用了「實事求是」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它標誌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過程中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和實踐高度。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戰勝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武器。

3．毛澤東成長為全黨領袖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成熟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人在成功與失敗的比較中，認識了毛澤東，選擇了毛澤東，而且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充滿鬥爭和艱難曲折的過程中，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更是功不可沒。

張聞天是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陣營中轉向支持毛澤東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所作的反報告，對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共產國際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此時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隨後，張聞天以黨中央「負總責」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積極支持和配合毛澤東，為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作出了突出貢獻。所以，毛澤東曾多次稱讚張聞天「是明君」、「不爭權」。「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25頁。】

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應該說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幾個人中間，最早受毛主席思想感化或者叫思想影響的，還是稼祥同志。」【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3頁。】毛澤東對王稼祥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蘇聯養病後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25頁。】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選舉時，為王稼祥「競選」中央委員所做的工作，曾被傳為佳話。

周恩來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遵義會議上，不計較個人得失，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毛澤東參與領導中央紅軍，「這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會後所說的那樣『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40頁。】而且，也就是從遵義會議開始，周恩來就把自己置於甘當毛澤東的「配角」的地位，全心全意地輔助全黨領袖毛澤模。

(作者王春明，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二部主任，副編審)

（來源：《毛澤東與當代中國》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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